作者： 毛 芃
新西兰总理John Key 昨天宣布了令人震惊的辞职决定。他在辞职声明中说，想辞职有不少元素，想回归家庭是因素之一，另一原因是他不想久居高位。
“这些年来，我观察过许多领袖人物，他们同我处在类似的职位，他们没有走这一步（辞职），我明白为什么 – 急流勇退是非常难做到的。”
另外，他认为国家党政府的内阁团队很能干，他现在离去，能给国家党核心层和新的领导足够的时间准备明年的大选。
不过，《新西兰先驱报》的漫画师另有解读。这是刊登在今天NZ Herald的漫画。
在新西兰这样的民选国家，领袖人物不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有上就有下，有当选的兴奋，就有落选的失落。
John Key在民意支持率还很高的时候辞职，是为了避免最终面对大选失利、大权旁落的伤感？
不留恋权力，急流勇退，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勇气的。
好在新西兰，不当官也有很多很好的生活选择。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16年11月25日晚间逝世，享年90岁。在退出古巴政治生活近十年之后，卡斯特罗又重回国际舆论前台。但在铁腕统治古巴、并持续挑战美国半个世纪之后，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象征性地翻过了冷战历史的又一页。
菲德尔•卡斯特罗被看作是古巴革命之父。自1959年夺取政权之后，他铁腕统治古巴近半个世纪，直到2006年因为健康原因而将手中权力托付给其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并自2011年起不再担任任何公共职务。但是半个世纪的统治几乎使他成为这个加勒比海小国一道不变的风景线。尽管他生前反对个人崇拜，在古巴街头看不到他的肖像或雕塑，但在古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他几乎无所不在，各种卡斯特罗语录和口号张贴在大街小巷，频繁引用于大小媒体。
崇敬也好，畏惧也罢，近80%的古巴人只经历过这一位领导人。古巴政治学者、《主题》期刊的主編拉斐尔•埃尔南德斯向法新社表示，支持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包括一些将古巴一切困难与灾难归咎于他的人，绝大多数古巴人都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一种个人关系。
如果说卡斯特罗半个世纪统治让古巴经济在封锁之中濒临崩溃的话，这个祖籍西班牙的大地产主的儿子也在美苏两大国交恶对峙的年代，一度将这个加勒比海小国推向了冷战的核心，1962年的导弹危机险些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间，卡斯特罗政权始终挑战美国，并将他的共产革命向拉美、向非洲等地输出。
半个世纪间美国经历了11位总统，而卡斯特罗依旧。美国自导弹危机后开始对古巴的封锁至今没有全部解除，但如此长久的封锁虽然让古巴经济困难重重，却并没有拖垮卡斯特罗政权。如果说卡斯特罗模式的一党专制和对一切自由声音的压制被自由世界视作威胁的话，在非洲，在拉美，左翼阵营从活动人士到领导人，不少人都对这位始终挑战强大的美国邻邦的古巴领导人多有崇敬。
不过，卡斯特罗也许从未向美国低头，但他并没能挡住历史前进的脚步。2006年起开始接替他执掌古巴政务的劳尔•卡斯特罗虽然不忘强调但凡大事，必定咨询菲德尔•卡斯特罗，但改革的步伐也悄然起步。面对经济的困境以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迁，比菲德尔年轻五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开始谨慎地部署经济的开放，逐步淡化其兄长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虽然有限，但劳尔•卡斯特罗最终松缓了古巴与美国的对立，2014年底美古关系开始解冻，2016年3月，奥巴马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总统对哈瓦那的首次访问。
可以说在卡斯特罗去世之前，美古关系的解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宣告卡斯特罗时代进入尾声。
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古巴社会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紧张与动荡。不少古巴民众对这一消息颇有感伤，但一名曾多年在古巴工作的外交官私下向法新社表示，古巴人早已经埋葬了卡斯特罗。对于很多人来讲，卡斯特罗只剩下一段光荣的历史记忆。还有观察人士认为，卡斯特罗的离去也许让古巴摆脱一个掣肘，古巴社会也许可以更轻松地迈向开放。
不过，古巴政权也许随劳尔•卡斯特罗接班实现了某种权力的平稳过渡，但古巴社会并没有真正走出卡斯特罗时代和卡斯特罗模式。面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环境，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将面对严峻挑战，更何况劳尔•卡斯特罗已经85岁，并已宣布将在2018年时交出权力，让位给新一代领导人。
有学者认为，古巴人对变革的期待与日俱增。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去世注定会导致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劳尔•卡斯特罗也许因此而拥有更大空间，但他的政治对手也是如此。
（源自法广）
“这些爱国瞎话其实很诚实，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中国意识：咱中国人就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最自私的一群。这种编瞎话给民族主义励志的，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辱华”。 –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
作者： 毛 芃
西方国家讲究政治正确，其要义就是任何言论不得冒犯社会中的任何族群、特别是边缘弱势群体。然而海外一些华文媒体，虽身在西方国家，却完全不理这个岔。他们也讲政治正确，但这个政治正确是中国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近日，一些海外自媒体在新西兰凯库拉7.8级大地震后有关中国游客救援的报道上，热腾腾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直往外冒，到了罔顾事实、令人震惊的地步。
然而这种爱国瞎话，最终让谁尴尬、让谁蒙羞呢？
11月14日凌晨，南岛旅游景点凯库拉一带发生大地震，地震造成两人死亡，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导致铁路和公路被切断。地震发生后，约1200多名外国游客被困于此，其中包括约125名中国游客。
11月14日早上，新西兰华人的微信朋友圈就流传被困中国游客的求救信息。到了下午，从社交媒体获知基督城中国领事馆已安排直升机营救了部分被困中国游客。到了第二天下午，英文媒体刊发所有中国游客被营救的消息。
15日下午，新西兰newshub 网站报道说，中国领事馆租了两架直升机将100多名中国游客撤出灾区。文章说，中国政府支付这些飞行营救费用。
16日，中国的China Daily网站转发新华社的一篇英文报道。报道说，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14日安排两架直升机解救了41名中国游客。周二，又安排了5架飞机撤离了其他中国游客。
这是发表在RadioNZ网站上的一张图，图文介绍说这是一对来新西兰度蜜月的中国夫妇等待离开凯库拉。
不论是新西兰媒体的文章还是新华社有关中国游客的撤离灾区文章，都没有说中国方面租下所有飞机来营救中国游客，更没有提到倒霉的英国游客Scott 和Selene Papworth一家。
Papworth夫妇的故事是11月15日的 《新西兰先驱报》报道的。这篇名为Trip of a lifetime turns to misery for British family 的文章说，这对夫妇看到中国游客被一架架中国政府安排的飞机接走，而他们给英国使馆打电话求救却没得到回音，这让他们心里很生气。
文章说，他们一家四口最终被South Pacific 直升飞机公司的老板兼飞行员Dan Stevenson 接走，他们的几个大行李也都被拉走了。
无论哪个国家，地震救援工作都是政府的责任。大地震面前，新西兰官方和民间一齐想办法来帮助被困的凯库拉居民。
地震第二天11月15日，新西兰总理John Key（上图右一）飞到凯库拉上空视察灾情，深受新西兰人爱戴的前全黑橄榄球队队长Richie McCaw（下图中）也参加了飞行救援行动。
最出人意料的是，一名有亲戚在凯库拉的男子自行驾小飞机前来救灾。他的营救计划还包括将三头被困的牛接走。下图是该男子将飞机停泊在公路上。
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二大游客来源国，凯库拉被困的中国游客较多，中国领事馆关心同胞安危，一早参与营救行动，无疑值得夸赞。可到了一些为吸引眼球什么话都敢说的自媒体那里，味道就变了。看看某篇流传甚广的自媒体的雄文吧：
这篇标题为“新西兰地震后，一对被遗弃的英国夫妇，看着天空中全是被中国承包的救援飞机，懵逼了…中国护照，每次灾难都能体现你的价值！”的公众号文章还说这对英国夫妇一家“蹭”了中国领馆租用的飞机才得以离开灾区。
这篇雄文一出笼就被疯转，还有不知多少公众号发表了大同小异的类似文章。
中国有句老话叫“物极必反”，当事实被歪曲、被渲染，并散发出不健康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时，自然会驱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无怪11月17日，一名自称是惠灵顿一经旅游设备租赁的公司的老板在中国“之乎”网站唱反调的帖子在新西兰众多微信群被疯转，第二天还“被新西兰两个微信公众号转载，阅读量都达到10万以上。
《每日新西兰》编辑在转发此文后跟帖说：“这个事给大家提个醒，赞美的话别说过头，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让人心里添堵。”
另一个公众号《月野兔本人》的作者表示，她转发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那些跪舔的文章。”
月野兔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她那篇文章的阅读量被删前有十几万，“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前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都转发了”她的文章。
从前在国内做媒体的月野兔在回答“怎么看待转发未经证实的文章”这一问题时，她回答了三点。首先，她说她一直在写同新西兰生活有关的文章，凯库拉大地震这个题目“无法绕过去”。
第二，她认为“之乎”上那篇转发量很大的帖子的内容未必都是谣言。她说她曾试图联系作者本人，但没有成功。她说，她到现在都对此事存疑；到凯库拉参加救援的飞机很多，领馆救援只是整体救援的一小部分。
月野兔的第三条理由是：“信息传播理论并不排斥‘披露未经证实的观点或事情’，排斥的是‘信息和舆论的管制’，因为自由流动的信息是有自我进化和纠错能力的。以‘未经证实就不要发布’的理论来指导新闻内容生产的话，唯一的结局就是新闻和信息垄断，进而导致信息孤岛的大量产生。”
她说：“在没有新闻审查的美帝，阴谋论并不流行，我朝却盛行诸如‘赵薇被共济会控制，罗氏家族把持世界’之类的地摊故事会文学。”
或许是由于之乎那篇文章传播的范围太广，基督城中国领馆总领事、副总领事和发言人都分别接受几家华文媒体采访，进行“辟谣”。
领馆发言人刘炼否认领馆租下所有的直升飞机。
领馆李昕副总领说：“我也不知道南岛到底有多少架直升飞机，但我相信肯定不止五架。”
他还说，他看到那对英国夫妇的“两个小朋友上了直升飞机，但是那架飞机是谁雇来的我并不是十分清楚。”
对于传言的中国领馆租用的飞机只接中国人，不接其他国籍的游客，参与救援行动的基督城旅游行业的Vicky Wang女士说：“并不是5架包下来的飞机只接华人，飞机接所有游客。”
领馆方面的这些辟谣文传播也非常广泛。
新西兰空军参加了帮助灾区游客撤离的行动
原本一件值得称道的中国领馆救援中国游客行动成了一件有争议的、需要领馆出面解释的事情，让人感到遗憾。其实，争议的实质不在于领馆救援行动本身，而在于那些借领馆救助游客而大肆吹牛拍马、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自媒体舆论。
新西兰一位80后的叫“朱妈妈”的公号作者的一段话，恐怕说出许多新西兰华人的内心感受。
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留学生 LF 亲历了这次7.8级的大地震，她就近来她经历和看到的一切给我写来一封“读者来信”。
是的，爱国首先需要尊重事实，明辨是非。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所有人都是无助的、都是受难者，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被困灾区的人都值得深切同情。利用灾难嘲笑、贬低非我族类，通过不符合事实的渲染大肆吹捧政府，这种思维、这种逻辑，同现代文明的差距不是一点点。
知名学者、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就此事的评论也许最切中要害，这是他说的：
“这些爱国瞎话其实很诚实，给我们展示了一种中国意识：咱中国人就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最自私的一群。这种编瞎话给民族主义励志的，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辱华’”。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拉赫曼：肯尼迪那代人深知，让美国对外部世界不理不问，最终将导致经济和政治灾难。随着主打“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上台，美国已显现颓废和衰落的迹象。
一个打种族牌的煽动者赢得大选，代表着对美国民主体制威望的沉重打击，也是对世界各地民主事业的沉重打击——美国自1945年以来断断续续地捍卫着民主事业。
美国作出的最精辟也最令人感动的承诺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所说的：“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肯尼迪愿景的大气、广度和雄辩与特朗普那种小家子气的民族主义宣告构成了令人悲哀的对比——“我们的计划将首先考虑美国。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将是我们的信条”。这两种愿景之间的差异是深远和不祥的。促使美国战后一代人承诺保护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并不只是理想主义。正如肯尼迪所指出的，他们这代人“在战争中受过锻炼，在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受过陶冶”。他们与当今这一代把特朗普选上台的美国人（因吃多了快餐食品而变得肥胖，因看多了真人秀节目而变得幼稚）不可同日而语。
特朗普忘记了从上世纪30年代汲取的这些教训——如果他曾经明白过这些教训的话。在他眼里，国际机构似乎比美国自己的机构更值得蔑视。他拟议的政策可能砍掉美国几十年来支持和捍卫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尤其是，他挑战了支撑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跨党派原则：一是支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二是承诺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以支撑全球安全。
特朗普是自二战之前以来首个当选美国总统的公开的保护主义者。他承诺重新谈判美国“糟糕的”贸易协定，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威胁让美国退出世贸组织(WTO)。他还提议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如果特朗普真的兑现这些威胁，他将引发全球贸易战，很可能让世界陷入衰退，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场萧条因美国采取保护主义而严重加剧。
特朗普对全球安全体系的影响可能同样戏剧性。这位当选总统质疑美国是否会履行其对北约盟友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除非这些国家加大防务支出。美国对盟友“搭便车”的不满是两党都关注的问题。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特朗普公开质疑有关美国将协防盟友抵挡军事攻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个理念。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再加上特朗普公开钦佩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会让人们担心，美国将不会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或者东欧发起新的侵略行动。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和韩国）还担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延伸至接受中国在东亚确立一个势力范围。
对于一个厌倦了中东战争而且显然接受国内经济问题源于国际贸易这种说法的国家，“美国优先”政策的诱惑是可以理解的。美国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支撑其经济，它还有两个大洋作为安全屏障。然而，如果与全球其他国家脱离接触，美国迟早会变得更为贫穷和小家子气。就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最终也很可能受到国际贸易崩溃和威权侵略卷土重来的威胁。
然而，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事情，属于猜想范畴。就目前而言，美国乃至世界面临一个令人沮丧的简单真相。曾经由林肯(Lincoln)、罗斯福(Roosevelt)和肯尼迪等巨人担任过的美国总统，如今被一名浅薄的商贩占据。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这样的人竟然当选总统，其实是国家颓废和衰落的糟糕迹象。
（源自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毛 芃
2016年新西兰地方政府选举结果10月8日星期六揭晓了。当选奥克兰市长的是前工党领袖Phil Goff 先生。未来三年，预计奥克兰市政府仍将是中间偏左政府。
虽然亚裔人口约占奥克兰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全奥克兰市议会20名市议员中，仍无亚裔人士当选。今年，两位竞选市议员的华人参选人Paul Young和Julie Zhu双双落选。
在奥克兰各区区议员的竞选中，有5名华裔当选，4名落选。
不过，华社还是得感谢所有的华裔参选人，无论他们是当选还是落选。因为，他们是参与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因为他们的参选，华人社区对选举多了份关注，对投票多了份热情，对民主选举也多了份直观了解。
民主选举，胜出和落败都很正常。然而，对华人参选的胜败得失做番总结分析，还是有必要的。毕竟新西兰华人社区绝大多数是新移民，民主选举，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个新体验。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今后华人候选人的参选也会大有益处。
先看下这张图表，这是华裔区议员参选人的情况总结。这个图表，能让人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首先，可以明显看到五位成功当选奥克兰各区议员的华人里，有四个背靠党团；而四位落选者，都是独立候选人。
这五名成功当选的华人区议员中，唯一的独立候选人是Peter Chan。然而，他并非普通的独立候选人。早在2010年大奥克兰市合并之前，Peter Chan就担任过Waitekeri市Massey 区的区议员（(2001-2004)，还担任过Waitakere 市的市议员(2007-2010)。他在社区耕耘很久，早就同选民们熟头熟面。
奥克兰的地方政府选举有个惯例，那就是选民们习惯选老面孔，当选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当选。 拿奥克兰东区做例子，Sharon Stewart担任市议员18 年了，Dick Quax 担任市议员15年了。
再看看获胜的另外四名参选人中的Susan Zhu。Susan是第二次当选区议员。她的幸运之处在于有强大的工党团队可以依托，而她所在的Whau选区又是工党支持者的阵营。
Susan zhu 的两次胜选，除却她个人的努力，同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再看看第一次参选就旗开得胜的马来西亚华人Benjamin Lee，他来新西兰12年，9月份刚刚30岁。这位奥克兰大学的毕业生，在新西兰航空公司担任商业分析员，个人条件优秀。
Benjamin头一次参选就获胜，原因何在？他在回答我这个采访问题时说：“是团队的帮助”。
Benjamin Lee参加的C&R团队（Communities & Residents）在新西兰已经有79年的历史，是中间偏右的党团。Benjiamin选区的选民或许不知他是谁，但这不要紧，那些认同C&R理念的选民就算对他个人不了解，也会投票给他。
最后看下David Wong，这位本土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参加的也是 C&R 党团。David所在的Orakei选区属国家党阵营，这个选区所选出的7名区议员，都是清一色的C&R成员。
同样是在Orakei 这个选区，来自大陆的华裔候选人付小英博士虽然个人条件很好，英国的IT博士、多年的银行管理工作经验，还有市政府工作经验，但因为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她的票数比同一个选区的参加了C&R的David Wang 少了一半。
付小英博士的个人得票6793张 ，就绝对票数而言，还高过在另外两个区当选的Susan Zhu（5667）和 Benjamin Lee（5745），作为没有组织依托的独立候选人，这样的成绩相当不错。
如果付小英博士通过C&R党团来参选，获胜的机会可能非常大。
“总算找到组织了”，这是大陆华人爱说的一句玩笑话。从上述例子来看，华人候选人如果在竞选中依托一个党团、作为党团一员来参选，所拥有的资源要比独立候选人多得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大很多。
因此，华人如想从政、参加地方政府竞选并取得成功，加入一个符合自己理念的党团组织很重要。
从上面这个表格里，还可以看到选举获胜的五名华裔区议员中，来自大陆的只有Susan Zhu一人，来自香港的有两人。
在奥克兰华人社区，大陆移民占绝对多数，但在地方政治的参与度上，大陆移民并没有显示出人口的优势。
论实力，大陆移民无论是学术人才还是商业人才都很不少；但论到参选人数，还比不过数量不多的香港移民。
当然，大陆移民并不是没有参政热情，但这个热情主要体现政治捐款上。在竞选活动中，表现最积极、捐款最慷慨大方的恐怕非来自大陆的商人莫属。
然而正如黄伟雄先生所言：“华商如果只满足于做政客的赞助商，这是远远不够的。”
10月8日选举结果公布当天，我采访了参加Howic区议员竞选的黄伟雄先生。黄伟雄在采访中表示，他对包括区议会和市议会在内的的奥克兰市政府中“没有亚裔商业精英的声音”感到忧虑。
10月8日选举结果公布当天，我采访了参加Howic区议员竞选的黄伟雄先生。他说，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包括区议会和市议会在内的的奥克兰市政府，“完全没有亚裔商业精英的声音”。
他说，奥克兰是新西兰亚裔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亚裔人口大多是新移民，经商者很多，华人占比例很高。而在华人的经商领域中，建筑业和餐饮业是两个最大行业，也是较容易出问题的行业。
黄伟雄先生说：“现在，奥克兰华人社区大陆移民最多，新移民最多，他们最需要了解各项政策法规，最需要得到帮助以融入社会，现在很多触犯红线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曾经担任过两届区议员的黄伟雄先生说，饮食业因为卫生问题被罚款、因为税务税出问题的大都是大陆移民经营的餐馆。
黄伟雄说， 在奥克兰，华商的经济贡献相当大，政治捐款最多，但可惜的是政治层面上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黄伟雄说，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华人投票率低。
他说：“你放弃你的话语权，放弃手中的选票，等同于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权益。你疏离政治，在社会政治的博弈中输掉的只能是你自己。民主政治下，不要指望有‘青天大老爷’自动为你出头说话，除非你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今次地方政府选举结束后，本记者还采访了其他几位参选的华人。
落选的Orakei区议员候选人付小英博士说，她觉得“让每个候选人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可能是更好的选举制度。”
不过，付博士表示现在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样，就得按人家的游戏规则行事。
付博士表示，通过这次参选，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新西兰的民主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思考。
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市议员选举的Paul Young 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很感谢支持他的选民。他说这次竞选没有投放广告牌，还获得七千多张选票，他对这样的成绩表示满意。
对于今后会怎么样做，Paul Young表示会先让自己沉淀一段时间。
记者还采访了当选Albert-Eden 选区的区议员Benjamin Lee。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表示，他对选举胜出很高兴，他的父母亲也都很为他高兴。
这名刚刚30岁的年轻人表示，新西兰给了他很多机会，他很热爱这个国家，希望能做些社区服务工作回馈社会。
他说，这几年亚裔移民增加很多，新移民来到一个国家在融入方面需要很多帮助，他愿意做帮助新移民的工作。
从美国民调来看，特朗普选情转强。不堪设想的事情已经变得看似可信。对此，我们应当感到异常担忧。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敬佩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这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这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有一种威权倾向。他们蔑视多边接触，喜欢原始的强权政治。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交易型的人。协议将受到狭隘定义的国家利益的影响，不受国际规则或公认价值观的制约。
普京想抹掉苏联垮台带来的屈辱感。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俄罗斯领导人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个人关系很差，因为美国总统拒绝让普京陶醉于两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的幻想，令他受伤。或许特朗普更懂得俄罗斯人的心理。他一直称赞普京是一个坚强果断的领导人。
向克里姆林宫示好的，并不只有这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整个欧洲的民粹主义者——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所属的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所属的英国独立党(UKIP)、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尤比克党(Jobbik)和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都向莫斯科方面表达过敬意。普京在左翼阵营也有支持者。英国工党(Labour)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更愿意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愿挑战俄罗斯的复仇主义。
直到不久以前，外交政策领域的体制内人士一直在悄悄地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总统做准备。特朗普成为候选人是一场噩梦，这场梦注定会在11月9日醒来。情绪已发生了变化。随着民调支持率差距的拉近，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开始想象特朗普成为总司令的情形。美国将军们当中的一个黑色俏皮话——他们在移交所谓“核足球”（美国总统授权发动核攻击所用的手提箱——译者注）之前会把电路板取下来——不再显得特别好笑了。
在世界其他地区看来，基本事实是美国是唯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重要性的国家。美国不再是1990年代那个超级强国，也失去了重塑世界的意愿，但如果一位易怒、做事鲁莽的总统上台，那么其造成破坏的能力是令人恐惧的。在华盛顿，很多人在努力劝服自己，美国体制中的制衡机制将对他构成约束。从我最近的谈话判断，他们在这项任务上没有成功。
人们显然担忧的是，气质上不稳定的特朗普总统在危机期间将会失控。共和党人、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简要地说，他“不适合担任总司令”。特朗普对不久前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的反应符合这个模式。美国必须“痛打他们……在那里认真地做些事”——“他们”不知道指谁，“在那里”指的是中东。
更大的危险在于特朗普做出的撤退承诺——撕毁北美自贸协定(NAFTA)等协议、建立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拒绝批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放弃保卫东亚与欧洲安全的责任。特朗普的政策相互矛盾，但一个不变的主题是他好战的孤立主义。美国将会单干。有些人称之为“超现实主义”。一个更确切的词是危险。
当前全球秩序——1945年建立并在冷战结束后扩大的自由主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全球化正在后退。在纽约一场由迪奇雷基金会(Ditchley Foundation)美国分会组织的会议上，我听到美国一位杰出的老年政治家表示，他从不知道有哪段时期，世界同时受到这么多巨变和危机的冲击。
这是一份大家熟悉的清单。普京正试图重画欧洲国家的边界，中东燃起战火，圣战恐怖主义行动在蔓延，多元主义遭到威权主义的挑战，中国正试图改变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现状，促使邻国开始重新武装自己，民粹主义者们在各个发达民主国家冲击要塞。
对特朗普而言，答案就是美国撤退。他想建造高墙。他质疑美国在太平洋的安全保护伞——或许日本和韩国应当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他削弱了北约(Nato)保卫欧洲的可信度——如果俄罗斯军队长驱直入波罗的海国家，美国或许会袖手旁观。美国国家安全靠联盟和国际秩序来保障的理念，对特朗普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民调结果可以相信，那么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已夺走了希拉里的势头。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在11月8日获胜。选举人团的构成，只给他留了一条通往白宫的窄路。前面还有几场辩论。但是，不堪设想的事情已变得看似可信。
我们应当感到异常担忧。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都承担不起陷入特朗普式孤立主义的后果。
从2004年开始就报道地方政府选举，文章写过不少。对于华人如何参与民主政治、民主选举，想再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本地华人对民主政治的参与既冷淡，又热情，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冷淡的一面表现在华人投票率较低，热情的一面表现在参选的华人候选人不少、捐款更是超级踊跃。
新西兰地方政府选举投票率一向比较低，奥克兰市选民似乎对地方政府选举兴趣不大。2007年市长选举，奥克兰人投票率38%；2010 市第一次大奥克兰市议会选举，奥克兰人投票率51%；到了2013年上一届地方政府选举，奥克兰选民的投票率为34.72%。
华人选民投票率呢，据说低于平均值。
这也不奇怪，华人大多数是新移民，许多人可能因为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关系，对选举系统不了解、对候选人不熟悉；有的可能是一忙没顾上，有的可能是没兴趣，认为谁当选同自己没关系，也不差自己这一票。
可是不要忘记，民主选举，说到底就是数字游戏。西方民主国家选举时，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every vote counts。那意思是，每一选票都算数。
所以，别小看你、我手中这张选票，或许，这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投票率低，选举结果有可能会被一部分有明确政治目的选民操纵。一个说烂的例子就是2007年地方政府选举，不喜欢前任市长John Banks建设东区走廊的选民一股脑投票支持Banks的竞选对手，于是，那个如今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早餐麦片生产商当上了市长。这个笑容可掬的市长比较弱势，反而是副市长更强势。记得那届奥克兰市议会因为自来水涨价的事情引起市民强烈不满，我为这事去市议会大楼采访，见的就是副市长。
2010年首次大奥克兰市长选举，原Manukau市长Len Brown 获胜，主要是源于奥克兰南区的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投票支持。
许多不高兴布朗先生当市长的选民抱怨民意被“劫持”了。但是，当您不满某个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时，当初投票时您投了吗？投了谁？ 城市的未来在你手上，这话可不仅仅是句动听的口号。
有人以为地方政府选举意思不大。但其实，正是地方政府决定着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事情，从公园到停车场收费、从修路到建桥，从图书馆到社区活动。最为重要的是，您的水费、地税，收多少也是市议会决定的。
记得几年前为了奥克兰东区能有一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东区华人协会的洪老师同Howick区议会的不少成员交流过，我也去区议会听证会上帮助做过陈述。结果区议员中，一半支持、一半反对，建立文化剧场的事情只好泡汤。
话说回来，华人虽然投票率低于平均值，但捐款热情那是高的冲天，远远高过平均值。
2010年奥克兰市长选举时，我作为记者参加过Len Brown先生的一个华人筹款晚会。记得与会者捐款踊跃，一瓶酒能拍卖到6，000元，把喜欢唱歌的布朗先生乐得一晚上个唱了好几首歌。
到了2016年，华人的政治捐款热情比起过去，那是翻了好多倍。
上周六Phil Goff的竞选筹款，已经成为新闻上了主流媒体的电台和报纸了。
一本中国国家主席签名的书，被神秘的中国富豪15万拿下。
NZ Herald 报道，华社在给Phil Goff的捐款晚会上，除了拍卖还卖桌，每桌 $1680，现场共35桌。还说当晚共筹集捐款25万。
估计这消息能把洋人看的目瞪口呆。
习近平主席签名的这本书，以15万新币拍卖（网络图片）
我曾经参加过洋人的政治捐款活动，多数人也就是几十的捐，一下掏出一、二百已经算高了。
到了我们华人这里的筹款晚会，几千的捐、几万的捐，玩什么，华人都能玩出自己的特色。
按照新西兰选举法，奥克兰市长候选人在今年10月9日之前的竞选期间最高花费限额是$621,504 （包括GST)， 因为据报这是Phil Goff第二次在华社筹款，说华社给他贡献了至少一半的竞选经费恐怕不会错。
华人捐款积极，这是好事。但是要想形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选票比钞票更重要。
有华人政治人物私下告诉我，华人的民主政治意识远不如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
这我相信，因为从华人对官员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奥克兰的少数族裔社区，恐怕没有哪个族群像华裔族群那样热衷于用美酒佳肴招待达官显贵、热衷于请他们在各种社区活动上露面。
你几时见或听说过岛人、毛利人大摆酒席款待政府高官、几时见过他们踊跃给政治人物捐款？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Len Brown 先生在庆祝他当选首届大奥克兰市长的活动上，请了不少岛人、毛利人，而被邀请的华人屈指可数。
所以，真正能让政府高官当回事的，是你手中的选票，不是钞票，更不是山珍海味。
除了选票，还要有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理念。
华人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吗？当然有，例如，安全、社区安全。
华人给Phil Goff 先生捐钱很多，是冲着Goff先生的政治理念吗？
NZ Herald9月19日文章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说，之所以那么多人出席竞选晚宴并参加竞拍捐款，是因为他们相信Goff 会成为下届市长”。
这可真是打华人社区的脸啊！
今天，新西兰先驱报（NZ Herald) 的漫画主角是金正恩先生。
漫画离不开讽刺挖苦，Herald漫画版上，被讽刺挖苦的人物通常是权势人物，新西兰的的政治人物经常是漫画主角。不过，今天漫画的主人公换成了北朝鲜最高统帅 – 被人俗称金三胖的那个金正恩。
画面上，发型很酷的金正恩很酷地宣布：北朝鲜禁止讽刺挖苦！
右边，他的三个部下随声附和： “这是您最好的主意”， “这太管用了”，“反正看不出有任何不好的一面。”
独裁国家，不能有批评，讽刺挖苦都不行。这种做法，自然导致献媚者横行。
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可独裁者如金正恩才不care呢！他如今手里握着核武器，从2006年到现在核试验5次，简直玩上了瘾！
不过，俨然掌握着地球人命运的他自己，不知今后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杭州在中国外交史上的象征意义令人玩味。从 1949 到重返国际舞台，到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决策者，这座城市所勾起的联系，都象征著中国政府的外交胜利。
然而，“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在一次次的外交会议中，不过是一个空旷的舞台，承载著上演时代剧目的人们。
空城杭州与国家的面子
在舞台幕后，国家层面的历史叙述之外，值得注意政府如何治理杭州社会，为这次会议做准备。这些准备值得被记录下来，而其意义并不亚于 G20 峰会本身──非常事件突出展现了政府权力在中国社会中如何运作、民众和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展开。
早几个月前，杭州主城区的街道就开始整顿，两边的房屋重新粉饰，路面全部施工都在9月前停止；杭州周边工厂停工以预防污染，为 G20 创造蓝天；浙江省内的快递早在8月以来就被严格控制，给杭州的电子商务和快递业造成严重影响与限制；事业单位于9月初放假，各大高校推迟开学； G20 期间，杭州市民在浙江省内旅游景点免费或打折，远至安徽黄山和贵州的部分景区也有相应折扣。
在杭州，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被遣返，出租房空置；会议封锁区附近的小型店铺全部关门，只形式性发放少量补偿。这一切都以 G20 峰会安保为由，要求市民无条件执行。政府虽然没有强制所有市民离开，但用尽各种手段使作为东道主的杭州人不要待在这里。9月初的杭州仿佛一座空城。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这些遣返和限制，并没有明文规定或依法可循，但人们在遭遇暴力机关的要求时，只有顺从。
这一切的面子工程究竟为了什么，其实很难说清。是为了取悦领导？是为了体现杭州的美好？还是害怕人们的骚乱？杭州市民们猜不透。这些行政手段，体现了威权政府的国家主义──维护国家颜面而牺牲社会利益以及公民的私人权利。许多弱势群体，如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无人去保护，只能为了一场盛会的表演，被迫牺牲。更有来自新疆和西藏的人，由于他们的出身而被严格管控，他们开的餐厅被关门。
G20 开幕前后，杭州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警察。火车站，公交车和大型公共场所的安保极为严格。大量装甲车出现在杭州的主要街道，一片草木皆兵之势，如临大敌。这一切仿佛使杭州来到戒严时期。谁又能把这样的情形，和满大街的标语“杭州欢迎你”，以及那些温柔优美的杭州宣传片联系在一起？在西湖景区附近的居民，在家不能用明火煮食，公安局统一按身分证配送三餐，而外面却是荷枪实弹的警察，遥远地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封建专制相呼应。
在一个思维本位不在社会的国家，此番作为似乎情理之中。然而，杭州的社会却则出人意料地不介意牺牲，反而看似一片欢乐景象。
封锁的西湖，狂欢的杭州人
G20 对绝大多数杭州人而言，就是一场“杭儿风”。这是杭州话的一句俗语，指在杭州刮起的潮流，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事件。如某一家新开的餐厅好吃，流行开来，大家跟风去吃，便是典型的“杭儿风”。这个词早已存在，而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广泛使用之后就愈演愈烈，象征著一场又一场的集体狂欢。
最近的一场“杭儿风”狂欢，源自西湖8月20日到9月1日部分封闭，和9月1日至7日的全面封锁。杭州市民们趁封锁前，感受没有机动车的西湖周边，在马路上“凹造型”并拍照留念，疯传微信朋友圈。
另外一件“杭儿风”则是大量警察出现在主要街口站岗。其阵势不禁让我联想起电影中民国时期的租界。但杭州人并没有在意这点。很多“颜值高”（长相英俊）的年轻男警察被拍，女巡警也被媒体大肆报道。人们把照片传到微信上，疯狂转发并持续关注 。大家在朋友圈里愉快地消费著 G20 的种种周边。而在这欢乐之中，却可看到一种恐怖。
这些充满活力的市民活动，掩盖了许多人的不满。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那些外来务工人员、那些小摊贩的损失，也在欢声笑语中被漠视。微信上、公共场域里，人们看不到不满，只有众人跟风拍照；没有批评政府的声音，只有抒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歌功颂德和哀声载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哪种声音更为真实和响亮，都难以辨认。由于公共平台中言论不能自由表达，社会也难以接受多样看法的共存。反感 G20 者斥其为一场面子工程，于民无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切都于己相关而愿意奉献。前者斥责后者虚伪盲目爱国，后者则批评前者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社会的丰富在舆论中并没有被包容，而是极力抗衡并强调己方的观点正确而彼者错误。各式各样的意见都在断裂，彼此排斥，难以和平共处。
多样的社会声音在公共场域中被选择性表达或漠视的同时，政府在 G20 的作为也极具戏剧性。党组织在杭州全市范围内组织党员去填充那些封锁的区域，比如让他们去逛西湖，去准备回答外国记者的问题，不让杭州看起来空荡。党员被训练成演员。
这样一来，封锁西湖的安保因素倒是其次，重点在于把设计好的中国展示给世界，把中国社会藏起来。西湖倒是在这一刻，应了鲁迅 1925 年写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话：它“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这些做法一经揭示，便看似闹剧。无论它多荒诞，却是许多杭州人的亲身体会。但又有多少人会觉得这理所当然，又有多少人觉得这是悲哀呢？G20 的召开，对许多受影响的人无疑是个悲剧，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或许是一出不意外的喜剧。那些无价值的面子工程，已经为许多人所习惯，不愿把它撕破──因为他们也沉醉在这些虚荣里面，不以为这是假象。
社会消失，雷峰塔重建
不从国家的角度，也不从经济的角度看到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G20 峰会给不了人们答案。我们从杭州准备 G20 的种种情形就可见一斑：这场“盛会”背后，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它的语言，依附于国家。
国家的盛世以压制著社会为代价，仿佛西湖边上镇压著白娘子的雷峰塔。
雷峰塔是杭州西湖的一座古塔，1924年倒塌。鲁迅在1924和25年连写两篇杂文，评论这一事件。第一篇讲述雷峰塔倒掉的象征意义：强权的压迫（雷峰塔压迫白娘子的爱情）终有一日要倒掉的，自由美好的白娘子将得到解放。
而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说，很多人觉得“西湖十景”中少了一景，不够圆满了。他批评说，中国人都有“十景病”──好面子，好大喜功。
杭州市政府在1999年重建雷峰塔，要是鲁迅知道，一定会觉得不出意料之外。因为塔的倒塌不代表旧思想消亡，更不代表压迫结束。人们只想有更好的塔去代替，为了补全“西湖十景”的虚荣。
如今的中国社会，仿佛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更有甚者，社会接受这样的囚禁，并不以此为不幸，在盛世中，自己都忘却了那些无处诉说，被迫付出的代价。
果然，雷峰塔在倒塌78年后重建，西湖十景又圆满了，并在老十景之上创制了新十景。“十景病”在如今经济繁荣的时代更为猖獗，依然是好大喜功和追逐表面的繁华。G20 也是如此。
为了迎接 G20 的到来，西湖风景区在夜晚采用了全新的照明设备。雷峰塔的灯光映照著盛世的昌明。但只有国家层面的中国，在聚光灯下被表现、被评判、被称赞。而这个国家之下由每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并没有得到关注。当 G20 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杭州这座城市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听起来更像是嘲讽。如果天堂真是如此，这天堂也是被锁起来的，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去。而为了这天堂，人间却只能承受。
G20 在杭州的悲哀在于：盛世的代价被遗忘。雷峰塔倒了一次，又建了起来，建得比过去更大更辉煌。仿佛过去的破烂是一种耻辱，雪耻的方式是更强大的塔。只是没人清楚，为何还有建立的必要，为何继续压著白娘子？“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作者徐大山，生于杭州，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源自端传媒）
针对不同的观点，人们如何回应？
可以从杨绛先生和吴建民先生过世，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反应，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讨论官方的反应）。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几乎会写几个字的人都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假设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两位先生，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新闻媒体报道等“认识”他们。甚至很多人连他们的作品都没有看过，而跟随别人作评论。
从民意的角度，这个群体也很重要，但从知识的角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如果意识到大多作比较严肃的评论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中看出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重要的政治人物，如秦始皇帝、朱元璋、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等。当然，政治人物和杨、吴两位先生不同，前者是决策者，可以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因此人们对他们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更情绪化，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学术界称之为“社会事物”的东西，例如社团、企业、政党、宗教等等。社会事物本身并不产生观点，但因为它们原先是观点的产物，因此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反应，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杨、吴两位都是社会名人，去世之后，有积极评价的，也有负面批评的；有歌颂的，也有诅咒的。不管怎样的评价，大都可以置于两个非理性的极端。大多数人只是想表达情绪，都会尽力罗列各种证据来支持其情绪。“情绪性反应”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他人、不同的观点、社会事物的主要特征。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的知识；为什么知识进步很慢，甚至没有进步。知识（这里不涉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知识，例如宗教）是因为观察社会而产生，因为批评而进步、增加和发展。中西方对人和事物有不同态度和反应。
法国从拿破仑时代始就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从高中开始进行“三段论”教育方式，学生不能对人和社会事物只表达接受还是反对，更不是歌颂或者诅咒，而是要提出正题和反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新论题。这个传统在古希腊就有了，到今天仍然是西方（至少是学术界）对人和事物反应的最起码的态度和方法。
中国的理性思维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理性思维传统。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派都是理性的，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基于这些现象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来生产知识，并和其他学派交流和争论。汉代的《盐铁论》还能看出法家和儒家之间的理性论辩。但是之后理性论说越来越衰微，情绪论说越来越张扬，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字不能表述理性思维，而是表达情绪的最有效言语。（这种现象有人关注过，但没有人深入研究。）
近代以来，情绪论说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堕落到互相怒骂、人身攻击、戴帽子、比谁的声音大甚至暴力。今天因为社交媒体使用等因素，似乎又一个高峰到来了。
情绪不可避免，但没有理性的运用，情绪转化不了知识。数千年了，对人和事物的看法仍然停留在情绪，没有知识的增加和进步，更没有新知识的产生。至少对那些想追求知识的人们来说，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为例，他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大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发明了很多思想性概念，例如“退出、发声和忠诚”“激情和利益”“不均衡发展”等等，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试以他在1991年的《反动修辞学：悖谬、无效、有害论》（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所概念化的“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为例，来讨论西方学者如何面对不同观点去生产和增加知识。
根据他的观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着竞争和斗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也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发生大变革，不断出现很多社会事物，例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和从前的社会事物大不相同，甚至是前所未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面对巨大变革的理念，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运动所揭示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关切的是保守主义者用什么方法来为其“反动思想”辩护。
在赫希曼那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反动派”或者“反动思想”都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客观中性的概念，就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种力量一样。“Reaction”实际上是“反应”的意思。中文普遍翻译成“反动”也恰如其分，因为人们总是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称为“反动派”。“反动派”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无法用来理解赫希曼。强调这一点对知识生产非常重要。
对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生产首先不是道德问题。一旦具有了道德的预设，就会对知识生产构成制约。德国社会学者韦伯说社会科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价值中立”。不过，在知识产生之后，知识对社会发生影响，那时再给知识“道德判断”，那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知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历史上这些反进步的“反动思想”所攻击的目标，虽然有些是针对民主政治，有些是针对社会福利，但就思维结构来说，它们都包含着共同三种论证结构，即“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悖谬论”的逻辑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或者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即知识的边界），改革只会带来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恶果。“无效论”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自有其逻辑，人类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有害论”的逻辑是：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会摧毁其它更重要的价值。
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
赫希曼以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为例做说明。“悖谬论”认为，社会福利只会带来更多的穷人和更大的贫困；“无效论”认为，社会福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因为贫困是人类社会必有的现象，无法以人为的努力消除；“有害论”则认为，社会福利摧毁了其它更重要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同样，“反动思想”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也包含着类似的三种观点。
赫希曼发现，尽管“反动论述”都同时包含这些共同主题，但是针对不同的进步运动，在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主题受到特别的关注。例如针对法国大革命，“反动运动”的主题主要是“悖谬论”，即认为，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带来的不是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残酷的政治压迫。
针对普及公民权的运动，“反动论”者最常用的论点是“有害论”和“无效论”，前者论证大众民主和自由的不相容性，后者相信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少数精英统治，民主化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针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悖谬论”重新获得重视，即认为，为了消除贫穷，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贫穷；政府的救济措施取代了传统家庭制度，导致对政府的更大依赖。
赫希曼在书中并非只讨论“反动”论述的基本思维结构，也讨论了进步思潮的类似错误。例如，当“反动派”的“有害论”认为，人类的某些价值是不相容时，进步派则认为，所有好的价值都能相辅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实现；当“反动派”的“无效论”认为，人不能改革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进步派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毫无疑问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掌握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
作者不是在形而上学层面来讨论问题，而是考察进步和反动双方如何发展他们各自的论题（知识体系或思想）。作者所做的不是价值和道德评判，而是在形而下层面所做的经验分析。西方自近代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基本并没摆脱这些思路。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或者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自由派），尽管他们所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价值观，但双方都是从经验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自文艺复兴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少人会诉诸于宗教、道德或者其他形而上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经验理论。即使是规范性理论，如果没有经验证据支撑，就没有合法性和说服力。理论和思想的经验性至为关键。经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各派建构理论和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派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各派理论和思想不会走得太远，从而实现讨论和争论过程中的理性对话；并且理论和思想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促成理论和思想的进步与和现实的继续相关性。
反观中国，遇到“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情况，中国学者会像赫西曼所讨论的那样，去做严谨的逻辑思维吗？大多反应都会落入本文开头所讨论的情况。人们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情绪反应，很能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的缺失的状况。如何克服情绪思维而确立理性思维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