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克兰）Yeehah
“诗人之死”
诗人顾城祭日，挺贬两派打得不可开交，
屈原的死是伟大的不幸，司马迁的忍辱、李煜的国殇是伟大的不幸，
换句话说，诗人之死是伟大的不幸，因为没有折磨和不幸，
拜伦放荡不羁，惠特曼生前曾一度臭名昭著，罗丹逼疯女友，
分类： 观点与评论
作者：（奥克兰）大洋
近几日由于一群中老年妇女在北岸图书馆附近跳广场舞从而引发了非议，
反对跳红色元素广场舞者首先对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和广场舞的来龙去
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广场舞是红色的，由于是红色的传承，
现在我来具体分析一下。
红色广场舞说到底也还是广场舞，其基本功能不是为了文宣，
相反的，
您们如此不喜欢红色，是想洗去您们来自红色中国的原罪感么？
说到您们的堂而皇之的反对的理由和借口-扰民，
我们从故乡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要融入主流，
参考阅读：
昨天，《毛传媒》发表了本地作者大卫王先生评论广场舞的文章。曾经在新西兰生活过现已返回国内的网友杜木桥先生在大卫王后面发表了三段跟帖。现将这三段跟帖集成一篇文章。看看强烈反对广场舞的网友如何对广场舞从文化角度提出的批评。欢迎持不同观点的读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者：杜木桥
广场舞是一群无德无才、无艺术修养无运动天赋的乌合之众，纠集在广场、公园和小区空地等公共场所，以健身为借口、以扰民为途径、以吸引他人眼球，刷存在感为宗旨，在背景噪声高达100分贝以上的环境中做出的舞蹈不舞蹈、体操不体操的类似老母鸡洗澡的一致动作；其行为方式和动机目的与一般的健美操、健身舞蹈等有着本质的区别。
广场舞健身娱乐不过是个借口，他们更在意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得瑟，用大声响刷存在感，并引来更多人的驻足、围观，他们才兴奋、才有高潮，这才是他们深层的心理需求；其行为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广场舞归根结蒂是与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垃圾同等级别的反社会行为。
如今广场舞的泛滥已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噪声扰民问题，而是人们缺乏公德的一个缩影，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民族道德水准之低下、艺术审美之沦丧、法治观念之淡漠。如果把街头张贴的野广告比做是都市的牛皮癣、烟熏火燎的街头烧烤比做难闻的狐臭，那么广场舞堪称是红斑狼疮，它不是皮肤病，而是丧尽公德的城市免疫系统重症。
作者：大卫王
最近“中国大妈”很疯狂，中国大妈的广场舞跳得更疯狂，家里跳，屋外跳，广场跳，街道跳，甚至旅途上堵车了，车缝里也跳。连白宫，罗浮宫，莫斯科红场也不时有舞胳膊炸腿的中国大妈。
其舞姿，其音响，其声势，跳响了大江南北不说，还跳出了国界跳向了世界，大有红色风暴席卷全球之势。
有人见势说好：这才是中国雄风，这才是中国崛起，这才是中国真正走向了世界！
有人把嘴一瞥：这都是个甚？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蹦蹦跶跶的满世界丢人现眼！
中国大妈在卢浮宫跳广场舞
列位看官请悄声言语，且听俺细细分析个中缘由。
“中国大妈”是近年来才在中国网络叫起来的新词儿。但中国广场舞那源头可真是有些年头了。
话说那时红军被国军打得好容易找着了北，窝在了延安城。延安地处陕北边塞，黄土高原上沟沟畔畔的没啥热闹，大伙儿都窝得蛋疼。和国军和日本皇军要不和汉奸皇协军有点过节有点摩擦，于是乎打个胜仗占了便宜总想庆祝庆祝，鼓舞一下士气也兼带着宣传一下自己。军队里的文艺小青年便发挥其长处，时不时组织个军民联欢活动的。联欢活动肯定要找个地儿大的地方闹腾才有声势不是。好在陕北坡多地大，陕北秧歌这一聚众歌舞的形式很快便被大伙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这歌舞简单易学上手就会，一歌一舞一退一进间，男扭屁股女扭腰肢的煞是热闹！
想想看：一片黄土地上，一拨拨手舞足蹈蹦蹦跶跶的人群，一时间群情激昂，大伙儿跳的尘土飞扬烟尘蔽日，男男女女的好不尽兴！
所以说陕北秧歌是广场舞的祖宗。
但你若问这祖宗岁数，说出来吓死你！
那陕北秧歌据说其起源于周朝*。那时天降大旱，许是哪位巫师求雨做法时觉着自己身形单薄，为邀神仙欢娱降下甘霖，遂吆喝徒子徒孙，大巫师小巫师的一统乱舞，结果找着了感觉，还延伸出一个成语——群魔乱舞。
秧歌这一舞蹈形式就这样延续下来并流传至陕北民间。渐渐演变成逢年过节的大众娱乐形式。
陕北乃红军壮大地，等到共产党翅膀硬了得了天下，那秧歌舞便从陕北走向了全国。随着共军大踏步前进，国军大踏步败退，最后蒋委员长逃到了台湾孤岛。华夏大地民众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形式就逐渐固定了下来。那就是每下一城，民众便以陕北大秧歌且歌且舞，以迎王师。以至于这种形式成就了今天中华大地满世界的广场舞。
要说这广场舞的后来光大者，有个人其功具伟！那就是现今个在秦城监狱里正闭关思过的薄熙来薄大人。此人红二代，骨子里流淌着红色血脉。随风起浪，薄大人势力渐大成了薄西王爷，镇守着山城重庆间，成了呼风唤雨的一方大员，为其后主政华夏而早早的起用了早前毛老人家的做派，唱红歌跳红舞蔚然成为风气。
一时间深具红色情节，有红色背景，甚至难忘当年文革时一身戎装的老少爷们姐们儿，红色经典歌曲一响，便个个如鸡血上身着了魔怔般且歌且舞起来，其风渐靡全国。
为别于其它街舞形式，大家约定俗成广场舞。
舞者大多为中年以上妇女，且扎堆成群，以势压人，以势成势。这些孩儿娘或孩儿他奶奶他姥娘，全都经过文革历练，见过大世面。当年跟着毛大人造反过革命过威武过。忠字舞、秧歌舞跳过唱过，手熟腿熟耳熟能详。乐曲乍响，哪怕是世界名曲也能给它跳出个红色感觉来。
加之近些年来中国崛起，崛起了就老想在世界上扎扎势头，并得空老想在小日本的脑门上弹个烟袋锅啥的，于是乎这些老胳膊老腿的姐们哥们儿，便随国家大势，呼朋唤友，闻歌起舞，且声势越造越大，甚至造到了国外。
为造声势她们每每将音响开大，震耳欲聋中手舞足蹈。且有些舞者根本不顾及观者家居者的情绪，噪音扰民已成常态。以至于经常发生各种纠纷甚至被人施与报复。
但由于这些广场舞者精神特别强大，他们什么世面都见过，加之国家乃其势之根本，所歌所舞大多为歌颂态势，其歌舞形态又有强身锻炼之功能，故呈有恃无恐状发扬光大着，令支持者喊好，令反对者喊骂，令知其根源者心忧不已，还令……等等，有微信，俺看看。
怎么样，俺说得没错吧，朋友刚传来的图片，还有音响，这是北岸图书馆有群姐们广场舞正跳得欢啊。
网友提供图片
你看看，隔着个太平洋啊，这广场舞说舞它就能舞起来……你是高兴呢，还是担心？
*《周礼·春官》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雩（yú）是求雨之祭，是大巫率小巫们举行舞蹈方式的祭天仪式
84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暨医学奖后，除了获得不少中国人点赞之外，也触发了中国媒体及公众对于中国院士制度的检讨。
屠呦呦虽然因为领导研制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并屡获国内外奖项，但她先后多次被提名参选中医科学院院士却一直落选。
而且由于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因此又被称为是“三无科学家”。
党媒提出质问
为此，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质问《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
文章指出，“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文章同时表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人民网》的这篇文章明确提出，“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最后文章总结说，“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院士制度是利益制度”
与此同时，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教授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也批评说，中国的“院士制度目前还不是一个荣誉制度，更是一个利益制度”。
鲁教授进一步解释了目前中国院士制度的问题说，“目前虽然院士是选举出来的，但投票者选院士已经不再完全依靠科学成就了。关系、运作和好处成为了一些新的因素。有些人被选上去的时候，意味着有些人被选下来。选下来也是跟这个制度有关系的。”
鲁教授最后建议说，“院士应该回归到一个荣誉，表彰一个阶段性的工作，荣誉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有很多额外的利益。特别是那些理应通过学术竞争才能得到的利益，这个应该回归学术竞争，把院士制度去利益化。
中国网民评论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不少网民也纷纷发表评论，批评中国目前的院士制度。
其中一位网友表示，“屠老太太获诺奖，等于扇了中国院士制度一个大嘴巴！”
另一位网友也留言说，“尊敬留给屠教授，而膝盖献给两院院士的评选制度，就这个体制，谁不出国？”
更有一位网友更直言说，“中国的这个院士制度早该废除了，多年来就是腐败的温床，对中国的科学发展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作用，反而阻碍了科学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对此持不同意见，其中一位网友表示，“拿诺奖的不是院士引发了群众对院士制度的怀疑和批判，许多批判似是怀疑的惯性所致，充斥着不屈和愤慨。怀疑是很好的精神，但最好在做出探讨或者拿到证据后再来批判，这样的批判才会带来改革和进步。”
新闻人物：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
今年84岁的中国著名女药学家屠呦呦成为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她也是有史以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第13位女性。
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宁波市的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的精华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掘中药的活性成分，特别在疟疾及免疫疾病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研制开发新药。
创制青蒿素
上个世纪70年代，屠呦呦带领科研组创制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区的儿童。
2011年，屠呦呦曾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 (Lasker 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以表彰她在青蒿素 (artemisinin) 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年她也曾获得葛兰素史克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获得奖金人民币100万元
“三无教授”
她目前还担任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继续从事有关青蒿素的研究。
据网上资料显示，父亲给她起名“呦呦”，源自中国古籍《诗经》中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萍”。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并在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曾培训中医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前后分别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
不过，据媒体报道说，屠呦呦先后几次被提名参选中医科学院院士，但都没有被选上，一直是“三无教授”。
（源自BBC)
北京市一处正在建造的商贸与住宅大楼路透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开始的美国之行，经济被视为是重头戏，但访美启程之日传出的几条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很不乐观。欧美股市大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周二则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及其后果比之前预计的要更严重。当日稍早些时候，亚洲发展银行也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并指出受中国经济放缓冲击，整个亚洲经济被拖入慢行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首站抵达西雅图，此举用意明显，希望能够说服这里云集的美国企业领袖，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健康。也借此向他的国人显示，美国视中国为最严肃的经济合作者之一。
习近平需要通过此行为中国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经济目前放缓的程度已经超过此前的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刚刚在华盛顿表示：“我们对中国经济减缓已经做过预计，但是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产生的后果比预计的更要强烈”。从一个国际机构领袖嘴里作出如此表述，可见中国经济问题在外界看来非同一般。
拉加德对中国经济的诊断正巧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美国行程的时刻重叠，而习近平此行经济是重头戏。拉加德补充说，中国经济发展减缓已经导致原材料价格下跌，这对那些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冲击不小，尤其对这些国家的公共财政会有很大影响。
周二，亚洲开发银行也下调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该行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今年，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都将随着中国的减缓而减缓。亚洲发展银行把中国今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从三月份预估的7.2%下调到6.8%，低于中国政府年增长率7%的目标。对亚洲地区2015和2016年的经济预估也分别从之前的6.3%下调到5.8%和6%。
如果亚洲开发银行的预估准确，这将意味着这是自从1990年以来中国最低的经济增长率。1990年的情形是由于北京当局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而遭到国际社会制裁而造成的。
即使式中国官方的一家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预估。『上海证券报』周二公布的一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预估，中国经济的经济增长大约是6.9%.
9月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了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7.4%变为7.3%，这也就是24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率。该局之前公布的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与中国政府的预定目标相符，但许多经济界人士怀疑这一数字偏高。
（源自法广）
作者： Johnny Han
当今中国，价值标准混乱，实属罕见！假话、大话、套话、谎话成了某类人安身立命的言语特征。
从央视主播们离职的表现，就知道这些公众人物是如何失去公信力的。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个传声筒而已，在央视赚够了红利到社会套现，却非要打什么悲情牌，把自己搞得好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还”似的。
郎永淳对生病的妻子不离不弃，本是正常，怎么倒成了好男人的标志？难道他非要对自己的妻子不管不顾才正常吗？
在中国，有多少人能像郎那样可以让生病的妻子长期在美国治疗并让女儿在国外上学的？这难道还不够体面？
作为央视主播，肯定朗读过美国社会制度如何黑暗、校园枪击案如何凶残、美国存在怎样的种族歧视之类的新闻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老婆送到美国治病、把孩子送到美国校园读书呢？这至少说明，他们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为什么这些人总是糊弄老百姓，并坚决相信一定能糊弄的住呢？
中华民族一向把一个人的职业人格与自我人格混同，好像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就一定具有某种高尚的人格。这是非常危险的看法，这一方面会导致某种错误的社会期许，一方面会对个人心理造成一种道德逼迫，最终导致人性扭曲和双重人格。
这种混同的典型表现就是，一个权贵人物的失势，一定会伴随着个人道德的败坏。并且后者往往被视为与前者具有因果联系, 并因此忽略对制度的检讨和从制度防范方面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人物的人格毁灭，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一种社会认知的进步。尽管他们不是有意为之。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课堂上第一节课就告诉我的学生，作为教师，我的责任是传授知识，而不承担学生道德重构的任务。因为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从不预设自我具有某种道德优势。当然，我会非常注意教师职业人格的修养！
我常强调“制度比人强” 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作者为中国某大学教师）
《纽约时报》9月8日刊出题为“谁该为叙利亚难民危机埋单”的文章指出，谁与叙利亚灾难局面有牵连，谁就应该为叙利亚难民埋单，而与叙利亚境内混乱局面有关的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却没有接待叙利亚难民。文章认为，德国瑞典等国出于道德理念接收难民。而欧洲试图用把不同意见“非法化”潜藏着极右翼崛起的巨大危机。
罗斯-多塞特的文章从叙利亚3岁男童陈尸土耳其海岸在全球引发震撼思考说起，指出，那些与叙利亚的苦难有直接牵连的国家比没有直接牵连的国家有更多责任收纳这些难民。
而最大的责任要属于向叙利亚冲突方输出武器和资金的海湾国家和伊朗。但现实却是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基本上都没有接受难民。
文章说，美国承担全球维稳工作。但美国在叙利亚秘密或公开地援助叛乱分子，在发出空袭威胁后又按兵不动等作为都像是失败，所以美国对叙利亚持续的灾难有部分牵连。而美国却只接受了很少的叙利亚难民。
文章指出，许多人道主义干预是：挽救了某些人的性命，却让另一些人丧生；处理了一批暴徒，却让更糟糕的继任者上台。
文章说，而其他国家对叙利亚难民的义务要小得多，或根本没有。比如德国和瑞典出于道义原因对难民敞开大门…。但从长远来看，富国必须接纳难民的理论没有考虑文化现实和难民融入的挑战，必然出现的问题、带来危险。
文章说，在未来欧洲将有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尤其是来自非洲的移民。而欧洲却试图用把不同意见“非法化”来回避这一危机，直到不能再回避的那一天。文章说：今天，你有一个支持移民的“共识”，明天，具有法西斯主义根源的党派就会在瑞典的民意调查中占优势。
（源自法广）
9月8日的《新西兰先驱报漫画》
漫画批评阿拉伯海湾国家对难民问题袖手旁观。 左边的人说：“谈到羊群，我听到我们的新西兰朋友已经加入其他接收难民的国家，发自内心地为叙利亚难民提供避难之地，我对此很欣慰。”
右边的家伙则问：“好啊！什么是难民？”
叙利亚小男孩艾伦死在偷渡途中，被海水冲上土耳其沙滩的照片，最近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这幅悲惨场景给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不亚于十几年前非洲那个饿的皮包骨的小男孩被秃鹫虎视眈眈的画面。在社交媒体无限传播的当下，同情如同地中海的潮水一般，将全球舆论淹没，甚至连政客也抓住机会，以此来搏出位：选战正酣的加拿大被突如其来地“卷入”事件中，总理哈珀在擦干眼泪之余，发誓要彻查为何小男孩入加签证被拒。
在纷繁杂物的信息洪流中，正常思维的人们肯定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悲剧如何酿成?到底谁应该为此负责?
客观而言，此事并不是孤例。数十年来，有无数偷渡客命丧大海，如叙利亚小男孩一样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但是偷渡依然延绵不绝。西方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5年上半年，就有超过2600人从北非或阿拉伯地区渡海偷渡欧洲而丧生，其中今年4月利比亚一艘载有900多人的偷渡船倾覆，数百人至今下落不明。
偷渡客以非洲、中东人为主。大量所谓难民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欧洲，不仅影响到了所在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以至安全挑战。于是偷渡已然成为欧盟国家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经济课题。一些欧盟国家对接收难民的政策进行调整和限制。这被很多人视作是叙利亚男孩悲剧的肇因。
难民主要分为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经济难民主要是因为所在国经济环境不好，遇到重大经济问题影响到生存，或寻求更优质生活，要到其他国家接受救济;政治难民指政治环境变化或恶化，产生人道主义灾难，才到其他国家避难。
欧盟一些国家对政治难民的接收相对宽容，但对经济难民则保持警惕。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前几天就对议会提议，有效区分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对经济难民不再接收。作为欧盟最主要发动机的德国，预计今年收到的难民申请数将达80万之多!这种情况让几个月前访问北京的欧盟“外长”莫盖里尼女士将难民问题视作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尽管如此，欧盟对偷渡客的政策已经足够宽容。比如有规定称，难民向第一个抵达的欧洲国家提出庇护申请。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意大利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一个例子是希腊政府都破产好几年了，本国人屡次上街抗议紧缩政策。该国政府虽然多次抱怨，但面对抵达的难民，竟然还能履约给这些难民发申请。
欧盟的这种政策，也是偷渡客明知渡海死亡率奇高，但也要冒险一试的原因。在此背景下，欧盟已经对难民潮应接不暇，十分疲惫，不能将叙利亚男孩之死怪罪到欧盟头上，相反正由于欧盟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偷渡者们才敢于前仆后继。
那么谁应该为叙利亚男孩之死负责?
媒体披露的出事原因呈现碎片化，但几个基本的事实已经明晰。比如男孩是叙利亚人，父亲阿卜杜拉带着一家人从叙利亚越境来到土耳其，没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难民注册，因而没法获得土耳其政府颁给难民的出国签证。这样，合法出境的路行不通;他们也曾向加拿大提交过避难申请，因为有亲属在加拿大，但加拿大认为其不符合规定，驳回了请求。投亲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因而有舆论认为土耳其、加拿大方面该为此事负责。加拿大政党和媒体确实在进行反思，甚至有人呼吁应立即给叙利亚难民1万签证。不过这对此时的阿卜杜拉而言可能并非所需。他将男孩艾伦的尸体下葬后，表示要呆在原籍，“与家人在一起”。
阿卜杜拉早在5年前就从叙利亚来到了土耳其。英国媒体称，小男孩出生后他把一家人接到伊斯坦布尔，不过生活雪上加霜，阿卜杜拉便将家人又送回叙利亚家乡科巴尼。没想到遭到ISIS炮弹袭击，只能又逃回伊斯坦布尔，居无定所的他最终决定铤而走险。
既然合法去欧洲不行，去加拿大投亲也不行，阿卜杜拉就把一家人的身家性命“押给”了蛇头，交钱上了开往希腊的偷渡船。到希腊克斯岛只有10分钟的海路，然而航行了4分钟就遇险。
英国已经有政治家批评阿卜杜拉对家庭不负责任，盲目追求所谓的美好生活，而将幼小孩子的生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甚至使用了“贪婪”一词。
阿卜杜拉其实是成千上万个希望到欧洲安身立命的偷渡客之一。面对众多媒体，这位父亲从没提到过偷渡的非法和风险，只是强调他孩子的漂亮和无辜。
不少报道忽视一个细节，阿卜杜拉一家是库尔德人。这是一个相对悲剧性的民族，与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构成了中东4大种族，其他三族已经建国，库尔德人却分属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统治。他们在这些国家都是少数民族，除了在伊拉克有较好自治地位之外，在其他国家的库尔德人命运多舛。
阿拉伯之春后，民族自决意识随着民主化潮流而再次觉醒。库尔德武装力量与土耳其等国博弈，希望独立建国，此事一直成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多国的心病。而ISIS的崛起正好与库尔德人生存区域有交集，大批库尔德人成为难民，阿卜杜拉一家逃亡土耳其也有这种政治背景。
然而，将小男孩之死的悲剧认定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祸患也并非绝对合理解释。阿拉伯之春与ISIS的产生没有必然的逻辑链条，相反，阿拉伯之春推崇的是政治经济全球化、民主化，而ISIS是宗教保守化、极端化，两者本质是格格不入的。阿拉伯之春不会必然产生ISIS，此类原教旨主义的组织一定是需要数十年的宗教渗透与思想沉淀，才会发展得如此极端。
ISIS只是借助了阿拉伯之春后的乱局乘势做大，本质上是所在国政治一直缺乏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动能不济、小规模军事冲突不断导致的社会安全环境长期严峻所造成的。即使没有ISIS作乱影响库尔德地区，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当地人依然是联合国救助机构登记注册的“常客”;像阿卜杜拉孩子一样的可爱儿童也时常成为各种灾难的牺牲品。
说到底，叙利亚小男孩遗体冲上海滩的照片成了灾难定格的永久之痛，背后折射的是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一念之差的人性伦理。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能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时候，人民肯定会弃它而去;当一种诱惑在向一群人招手的时候，成功的成本可能要用几个悲剧去偿还。
(源自《大公报》）
9月3日上午参加观礼活动的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与中国佛协会长学诚法师在登上观礼台前合影
最近，在几个外交或学术场合，总有外国的朋友和我谈起今天的大阅兵，其中不乏猜疑和忧虑者。
这也难怪，作为经济上的大国，中国已具备了世界级的政治影响力，阅兵一事难免引发各种解读。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亚洲尚存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对于中国阅兵存在不当解读、过度解读和阴谋论解读三种类型。
不当解读，是把中国阅兵当做秀肌肉。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中国在咄咄逼人地展示武力。其实，这样说显然是对中国认知不足。阅兵，与其说是对外秀肌肉，不如说是对内示团结。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阅兵，今日中国军队在反腐后面貌一新，以昂扬的姿态接受领导人的检阅，所展示的是积极、团结、进取的新一代中国军人气象，这种形式上的展示也是东方传统政治文化的一贯做法，并非简单地秀肌肉。中国近年饱受中国威胁论之苦，无意借阅兵展示力量。
过度解读，是把中国阅兵当做对付日本的牌。从表面看似乎有道理，因为这是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基调的阅兵，难免给人针对日本的感觉。其实不然，中国这次纪念，是为了纪念胜利，以胜利精神昭示国人。过去的中国因落后失去自信，对胜利精神的宣扬大为不足。中国这么做，是以自我意识为立足点，而不是为了仇日或反日，否则，中国也不会向安倍首相发出邀请。当然，安倍不能出现在观礼台上，日本失去了一次真诚面对历史的机会，这实为日本的遗憾。
阴谋论解读则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对抗，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要独霸亚洲的体现，总之，这种观点继承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充满了“国强必霸”的刻板思维方式，不够客观也不够理性。
与上述战争、武力、仇恨、霸权的论调相反，中国阅兵，一切是为了和平。
从历史的角度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基因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对于富国强兵的追求是每一届政府的目标，通过阅兵检阅部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也是必要的做法。经历过一战和二战梦魇的欧美国家，大可以站在所谓“民主国家不阅兵”的道德高地上批评中国，然而，他们应该尊重一个国家适度发展自身力量的正当需求。阅兵以及部队的发展，就是在历史教训下的反应，是对自身强大才可以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深刻认知。
从现实的角度看，落后就压挨打不等于强大就要打人。当今世界，美国军事力量一家独大，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和对安保法案的修改，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军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当然需要与之配套的军事力量。但中国各界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和美国、日本开战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国不会重复以往霸权国家的路径，中国陆军任务是保家卫国，维护核心利益，海军执行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策略。邓小平曾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两大主题，中国人至今还坚守并深信，只有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才能促进发展，通过发展让民众有更幸福的生活才是根本所在，军队是这一目标的守护者，阅兵则是检阅部队守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从理论和文化的角度讲，中国是受儒家思想浸淫数千年的国度，中国文化讲究和为贵，讲究君子和而不同，即便是军事层面，也讲究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不是像美国一样的“先发制人”。中国汉字里面的“武”，由戈和止组成，乃制止兵戈之意。制止兵戈，当然不能靠乞求，不能靠纳贡，而是要靠自身的实力。阅兵，则是对部队实力的检阅。
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和中国并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和传统，也没有主动武力威胁邻居的过往不良记录。今天的中国军队只是这个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维护者，是和平的守护者，而这次阅兵正是对中国军队维护和平能力的检阅。坐在观礼台上，此刻笔者最大的感受是：这不过是一场胜利日的纪念活动，真的没必要对此做出过度的解读。大阅兵绝不是耀武扬威。
（作者是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