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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宣言》中部分内容

•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图片版权NADIA AKINGBULE/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否正在解体？

 

天赋人权，人权是个什么权？它有多虚？多实？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问世，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官方和民间的庆祝活动之外，本国或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案例会更显著地见诸媒体，但如果拿着纸上30条权利对照现实，差距不言自明。

那么，人权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在过去70年来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人类对这个天赋之权的认识和尊重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们回顾历史，审视当下 。

图片版权UN

无知和藐视

对人权的无知和藐视，是导致人类遭受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苦难、人权受到各种形式侵犯的根本原因之一。

《世界人权宣言》草案第一稿如此开篇。写下这句话的是法国律师勒内•卡森（René Cassin）。他是犹太人，有很多亲人在纳粹集中营里丧生，战后受命牵头起草这份具有奠基石性质的文件。

1941年，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和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在一艘停泊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的军舰上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声明》），就战后共建新世界订立了一套共同遵守的原则，涉及治国纲领和政策。

《宪章》逐条写明的新世界基本原则包括杜绝战争，除非是自卫或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还有各国独立自治自决，倡导和促进自由贸易，还有保护人权。最后这一点写在宪章第六条中。

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制定并发布了《联合国宪章》，又提到了人权。不过，《联合国宪章》草案的第一稿中，人权只露了一面。

1948年，全世界仍在努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现站起来，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正在成型。是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在巴黎夏乐宫发布。

从《大西洋宪章》到《世界人权宣言》，再到1993年联合国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近80年的世界风云，潮起潮落，国际时政的语言体系中始终有人权的位置。

战后前几年，人们对血与火的残酷记忆犹新，致力于保护未来的和平与美好是一个共识。随着时间流逝，关于战争和死亡的记忆在和平岁月中逐渐淡化，当年拟定宣言时对人权及其意义的认识和解读，也逐渐虚入背景。

图片版权EPA

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说：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活得自在安心。

 

人权？什么人权？

人类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基本权利是否还会继续得到尊重和保护，却并不清楚。

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说，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活在世上无需担惊受怕；要避免两次世界大战那种全人类的悲剧，就必须对人权这个理念和保护人权的信念有极其深切的关注。他是联合国第六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18年8月卸任。

他说：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的：比如你的邻居、政敌、生意对手或者某个不喜欢你长相的人到警察局告发你说过什么不许说的话，然后你就在深更半夜被抓走，关进牢房，没有公平的或者大体上透明的听证，或者不明不白地在牢里被关了很多年也没有被正式控罪，更糟糕的是还受到酷刑折磨，被失踪。谁都不想活在那种境地。“

即使是今天，对照《世界人权宣言》白纸黑字的30条权利，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依然不言自明。

哈佛大学教授凯瑟琳·希钦克（Kathryn Sikkink）研究人权政策。她提醒大家，回头看1945年，那时英国当然还是大英帝国，它担心保障人权的国际法规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用来批评英国。美国当时也有种族隔离的麻烦，尤其是南方，也担心国际人权法会被用来终结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苏联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当年主宰世界的大国其实并不希望人权受到国际保障。

后来，在一些争取独立、摆脱殖民的小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之下，人权才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对于人权而言，时间似乎静止在那个点，钟摆一停就是20年。那段时间内确实也有些进展，比如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后来又改为人权公署），但真正的”大跃进“发生在1966年。

那一年，中国的文革十年浩劫开始，联合国在起草两部纲领性的国际文件：《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盟约》。两部盟约1967年1月发表。

它们具有法律约束力。

国际人权政治

又过了大约10年，人权运动开始在世界范围兴起。

耶鲁大学法律和历史教授山缪尔·莫因（Samuel Moyn）认为，这跟人权这个概念的性质有关。

他说，人权不是新的概念，但人权政治，尤其是国际人权政治，却是很新的概念，而大部分人迟迟不愿承认这一点。 应该说，1970年代中期，那些相对较新的非政府组织兴起，较显著的如国际特赦，真正使得人权理念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无与伦比的知名度。

莫因曾撰文指出，人权在国际上人气高涨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现状的沮丧和失望。

在许多国家，包括自称民主政体的国家，人权已经列在日常用语词汇表，相关联的领域包括性别、种族、性倾向、言论自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然后宣布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还要在美墨边境筑墙拦截偷渡客。

他的言谈偏离的所谓的人权话语体系，在许多人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有大量铁杆拥趸。

扎伊德·侯赛因说：”这是巨大的威胁，巨大的威胁。“一旦开始相信由于肤色、宗教信仰或其他什么标准，所以有些人比你低贱，不配享受同等的权利，而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优越，那战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体系将面临散架。

图片版权REUTERS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杜绝美墨边境的偷渡人流，但现实是禁而不止。

 

人权和民生

哥伦比亚人权律师塞萨尔·罗德里格-加拉维托（Cesar Rodriguez-Garavito）指出，西方正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削弱了人权运动的一项关键策略——公开点名，批评羞辱：”现在发达国家对世界上许多极其恶劣的侵犯人权的案例都不会点名批评，更别说发达国家政府本身也在做侵犯人权的事。“

莫因指出，民粹主义在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权理念基础的地方很容易深入普及，因此民粹主义对人权的威胁极大。

他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政府对大批涌入的难民采取强硬堵截政策，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但布达佩斯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

匈牙利政府一位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斯说：”在我们看来，有些人想把移民作为人权，就是说某个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有个人早上醒来，决定要住到德国去，然后去那个国家申请政治避难；作出决定后就上路，穿过几个国家，也不遵守国际跨境旅行规则。这是不可接受的。“

莫因教授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部分应该归咎于人权运动，因为人权运动忽略了社会和经济权益，比如享受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权利。

他说：”这看上去似乎来得很突然，但其实种子早就播下，根子扎得很深。最重大的转折点是1989年。人权成了冷战博弈的战略目标，人权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挂上了钩，在世界范围推广政治权益和民权成为人权运动的首要目标，而经济层面的公平和权益则不加考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国际机构在世界各地推行的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招致人权运动的强烈批评。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倒退，其实根源还在1990年代。讽刺的是，那段时间还被认为是人权运动的兴盛时期。“

布隆迪的秘密刑场

理想和现实

纽约大学国际法教授菲利普·奥斯顿（Philip Alston）是最早撰文阐述发展与人权脱节问题的学者之一。

他指出，人权议题和人权辩护的范围窄得没有道理；要想赢得广泛的支持，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极小部分人身上，”至关重要的是，你制定的发展计划能包容吸纳少数群体，让他们相信，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跟他们的个人利益相关。“

按照哥伦比亚人权律师罗德里格-加拉维托的说法，人权运动重政治轻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现象，而欠发达国家，如南非、印度，还有南美洲国家，各级权益组织、法庭，甚至政府，都在具体实施经济文化与社会权益国际公约的条款，在温饱、健康和受教育权方面下功夫，而这些都是导致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维权组织在这方面的行动确实有成效，比如南非农村学校没有校舍，露天上课，经维权组织干预，政府拨款提供了移动校舍。

同样是突出温饱、健康和教育，南非的人权运动模式跟中国很不一样。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阎学通接受BBC采访时说：”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其次才是民权。民权很重要，但相对于生命处于第二位。“

中国批准了社会与经济权利盟约，但没有批准民权与政治权利盟约。阎学通的解释是：

“中国几十年前还是个极为贫穷的国家，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所谓的社会经济发展权是当务之急。我觉得随着千禧年一代和90后年龄增长，观念意识会改变，因为这代人在相对富裕的物质环境中成长，没有父母辈经历过的贫穷体验。我认为中国人对民权和人权的观念会逐渐改变。”

 

奥斯顿教授2016年曾作为联合国特使访问过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消除贫困问题上成绩突出，但在社会权益方面无法相提并论。

他认为，差异的根源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对权力的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的理解。在中国，共产党拥有无上的权力，而其他许多国家实行不同的民主体制，民众可以向统治者施加影响。

他说，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而像中国和俄罗斯那类威权政体模式的竞争力可能会提升，西方民粹主义阵营可能会以此为例提出背离正统的方案，比如说西方就需要一个像习近平那样的人，所有决策一个人定夺，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是最有效的出路，等等。

”我认为这会造成巨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显然与对人权的基本认识不符，“他补充道。

许多对中国和俄罗斯人权问题有观察、研究或亲身经历的人士赞同这个观点。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如果中国继续一党专政的体制，那么民众就无法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异议人士受迫害，宗教受打压，人们会以言获罪入狱。

人权和政治

《世界人权宣言》的文稿展示了完美的愿景，而现实则无时不在提醒人们美好愿望背后的政治。

那么，人权运动是不是需要对人权议题中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呢？

奥斯顿教授认为这显然是个财富再分配的议程。

他指出，人权运动内部倾向于不承认财富再分配这个问题，但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只是程度深浅的问题。一个首要的前提是，政府对全体公民承担义务和责任；这并不是全盘社会主义，也不是指所有财富必须全面再分配，但确实涉及通过合理的税赋标准来使得政府有能力为社会最底层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服务。

有些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如果公开谈论权益的再分配性质，可能会被视为在推动某项政治议程。

但奥斯顿教授认为，这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人权本来就很政治。任何人都不应该受折磨，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声明。同样，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肤色或族裔受到虐待，每个人、每个孩子都应该能够上学受教育，这些都是政治声明，都有政治价值。因此，人权运动正是在普世的基础上使得某种形式的政治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

氧气和生命

不过，对于专职从事国际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官员来说，这种情景无异于灾难。

扎伊德·侯赛因担心人权运动被沾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会使事情复杂化。

他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位子上曾受到来自许多政界要人的批评。从这个岗位离职后，他依然担忧人权运动的前途。

他说：”在传统上应该支持我们的国家，我们得不到政治支持；虽然北欧国家、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这些支持力量还在，但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如果这种支持渐次微弱甚至消失，那事关重大。在扎伊德·侯赛因看来，目前正是关键的转折时期。

有人把人权比作氧气，平时没人会在意，但没有空气就没有生命。

《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是这么说的: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BBC)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举行的华为CFO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暂时休庭，星期一将继续进行。加拿大检方周五表示，美国政府以欺诈罪为由，正寻求引渡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CFO孟晚舟。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出庭，法官将宣布是否允许将其保释。(2018年12月7日）

 

温哥华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左右，针对华为CFO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如期举行，孟晚舟身着绿色上衣和长裤出庭。这次听证会将决定孟晚舟是否能够获得保释。

加拿大检察官在法庭上表示，孟晚舟涉嫌欺诈罪，美国司法部在今年八月向她发出逮捕令。

检方称，从2009年到2014年，华为涉嫌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Skycom”在伊朗开展业务，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作为“Skycom”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并未如实说明“Skycom”和华为是同一家公司的事实，误导美国金融机构与“Skycom”进行生意往来，从事与对伊制裁相抵触的业务。

路透社在2012年首次报道称，华为的合作伙伴“Skycom”向伊朗一家手机通讯公司出售了至少130亿欧元的惠普电脑设备，此举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

“Skycom”的记录显示，孟晚舟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间担任公司董事。

检方表示，如果孟晚舟在美国被定罪，她每一项控罪的最高刑期是30年，这令她有动机逃离加拿大，回到中国。中国没有和美国签署引渡条约。

 

检方进一步指出，自“Skycom”2017年4月遭美国调查以来，孟晚舟就再没有去过美国。这意味着，孟晚舟意识到调查后，刻意避免前往美国。孟晚舟过去频繁赴美，并且她的儿子在波士顿上学。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表示，孟晚舟途经温哥华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并且她将不会违反法律的保释令，因为这会令他的父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以及整个中国难堪。律师还提出，可以接受电子监视作为保释条件。

马丁用幻灯片演示说，“Skycom”曾是华为的子公司，但后来被剥离，孟晚舟也离开了董事会。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很复杂，实际上受到美国制裁的是在石油和能源领域，以及可能干扰通讯的技术领域。但华为和“Skycom”一直专注于民用电信服务，而不是军事设备。

截至发稿，针对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仍在进行中，如果周五的听证会未能达成结果。下一次听证会将于周一（12月10日）继续进行。

 

此外，决定孟晚舟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的“引渡听证会”将与保释听证会分开举行。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美加引渡条约，被引渡者的罪行必须是两国都视为犯罪的行为。被诉人通常都会反抗引渡，理由是如果他们被交给提出引渡要求的国家去面对法律诉讼，那么他们在被拘捕国家的权利将被侵犯。此前有的抗争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孟晚舟被捕正处于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期，外界担心此事可能会破坏两国的贸易谈判计划。

白宫周四表示，在两国首脑会晤前，特朗普不知道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这一表态明显是不希望华为案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协商。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五对CNBC表示，近期围绕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争议不会影响美中贸易谈判。同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中国政府显然对孟晚舟被捕感到愤怒。虽然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成功，对在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但中国外交部同日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立即“纠正错误行为”，恢复她的“人身自由”。

（美国之音）

最近，一则官司在新西兰和澳洲都被广泛报道。一位曾在阿德莱德一家面包店工作的新西兰女子把面包店老板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老板总是喊她“Kiwi”。

这位名叫Julie Savage的新西兰女子显然很反感 “Kiwi” 这个称谓，她认为老板这么喊她是种族歧视。不过，南澳洲雇佣法庭（South Australian Employment Tribunal）驳回了Savage女士的指控，认为这只是“缺乏尊重”。

给新西兰人起“Kiwi”这样的绰号到底是不是种族歧视呢？ 咱们就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吧。

首先，从Kiwi是个什么东西说起。

Kiwi是什么东西

Kiwi原本是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鸟类，大小同鸡子差不多。说是鸟，但不会飞，而且只在夜间出没。

Kiwi鸟只在夜间活动

Kiwi鸟生的蛋个头特大, 大到同自己的身体不成比例。 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Kiwi鸟下的蛋相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说是最大个的。

Kiwi鸟下的蛋个头特别大

 

Kiwi鸟在新西兰受到很好的保护，它们栖身于保留地或是国家公园，但还是难免成为掠食的哺乳动物的腹中餐。

Kiwi 鸟肥硕呆萌，憨态可掬，很受人们的喜爱，在国际上有很高知名度。因为Kiwi鸟为新西兰独有，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人们就会联想到新西兰，就像看到熊猫，就会想到中国。

2015年，新西兰人就是否更换国旗进行全民公投，很多民间设计大师的国旗图案上都有一只Kiwi鸟，十分搞笑。

 

有Kiwi鸟的新西兰国旗设计图案

其实，Kiwi鸟早就被视为新西兰的标志，这个可以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战。说起来，还同澳洲人、同澳洲出产的名闻天下的一款鞋油有点关系。

 

 

名闻遐迩的Kiwi鞋油

Kiwi鞋油，听说过吗？这可是全球最著名的鞋油品牌之一。Kiwi牌鞋油创立于1906年，开创这一品牌的是苏格兰出生的澳大利人William Ramsay (1868 –1914) 先生。

一个澳洲人，为何用Kiwi一词来做自己的鞋油品牌呢？

1901年， Ramsay 先生去了一趟新西兰的Oamaru。在那里，他遇到了新西兰姑娘 Annie Elizabeth Meek，两人相爱并结婚。1906年，Ramsay 先生开始生产鞋油，品牌名就是“kiwi”。显然，Ramsay 先生是在讨好自己的新西兰妻子，或者说，他是向妻子故乡的 Kiwi鸟致敬哩。

Kiwi牌鞋油一诞生，就大受欢迎，结果一直畅销至今。2005年，全球有180个国家都在销售Kiwi鞋油。

Kiwi牌鞋油的成功主因有两点，一是鞋油里加了蜡，二是鞋油盒子的设计很特别 – 很容易就能打开。

一次世界大战中，kiwi 牌子鞋油成了澳纽军团的标配，不但参战的澳纽军人带着 kiwi 牌鞋油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战场，就连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也都用Kiwi牌鞋油。可以想见，一有时间，那些爱酷、注重仪表的年轻军人就坐下擦皮靴，把自己的皮靴擦得刷得锃光瓦亮。

Kiwi牌鞋油是澳洲生产的，澳洲人在介绍Kiwi牌鞋油时总不忘解释盒子上的那奇怪的鸟儿是新西兰的Kiwi鸟。久而久之，Kiwi就同新西兰联系在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一次大战的新西兰远征军的军人徽章上，就赫然有着Kiwi鸟的形象。不过，这是非正式的新西兰一战军人勋章，军人还得自己出钱订购。

一次大战时新西兰远征军徽章

 

一次世界大战，10万新西兰军人同澳洲军人一道为母国 -大英帝国 – 浴血奋战。新西兰士兵很多人都还是第一次出国，以为是去浪漫探险，战争的残酷和造成的巨大牺牲让新西兰军人始料未及，震惊和伤痛之余，他们思考自己是谁、来自何处、为何参战。一战让新西兰的民族意识觉醒，前线的新西兰士兵开始称自己是“kiwis”，以区别于友军。

 

“Kiwi”绰号非种族歧视

故事到此，您大概能理解为何南澳洲雇佣法庭驳回新西兰女子Julie Savage的指控、否认Kiwi这个绰号是种族歧视了吧。

其实，Julie Savage 女士一开始是到澳洲的平等机会（Equal Opportunity）专员那里投诉面包店老板的。

Julie Savage 说，她在澳洲阿德莱德一家叫做Vili’s Cakes 的面包店工作了9年。老板动不动就喊她“Kiwi”， 其他同事也跟风喊她“Kiwi”， 这让她很不开心，认为自己遭受到种族歧视。

Julie Savage 最后忍无可忍，辞去工作去打官司。

不过，面包店老板辩称说，用“Kiwi” 这个词称呼新西兰人并不算冒犯，因为新西兰政府都公开认可“Kiwi”这个词就是指新西兰人。

法官也赞同面包店老板的说法，认为用”kiwi“这个词称呼人不是冒犯。

Julie Savage 女士不服法官判决要继续投诉，这个案子于是被转到南澳洲雇佣法庭。然而，南澳雇佣法庭也不认为称呼一个人“Kiwi”就是种族歧视。

2018年11月30日，这场拖了18个月的官司前几日终于见了分晓。对官司的结果，澳洲和新西兰两国媒体都有不少报道。

阿德莱德面包店老板Vili Milisits 先生

 

18个月，对面包店老板 Vili Milisits 先生来说，真是太长了。 他对澳洲广播电台说，他不喜欢被人称为种族主义者（racist）。

这位1958年以难民身份从匈牙利到澳洲定居的面包店老板说，在澳大利亚已经居住了50多年，他有360多名雇员，来自世界各地。

他说，Julie Savage 女士从未要求就他称呼她“Kiwi”表示不满，也没有要求他道歉，如果她要求他道歉，他一定会做的 。

 

前 言

2018台湾选举民进党“惨败”，国民党赢得多个县市执政权。

台湾四年一度的“九合一选举”在民进党完全执政两年后格外受瞩目。民进党从四年前势如破竹到现在兵败山倒，不只丢失台中高雄，还让台湾的县市版图大洗牌。

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新西兰的华人朋友也很关注，毛传媒请到两位笔名为“阿里山”和“日月潭”的台湾移民和几位大陆移民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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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台湾移民）

这次选举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这个结果是对民进党政府权力傲慢的一个教训。

不过，国民党也不要高兴的太早，民进党这一次是自己打败自己，就像马英九当总统时的选举，国民党也是大败。这次是历史重演，角色对调而已。

对民进党来说，提前大败也好，要是到2020 年总统选举大败，对台湾负面作用可能更大。

 

蔡英文政府这次两大致命伤是“一例一休”政策和“年金改革”政策。蔡英文一上台，就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例一休”制度，这不仅得罪了劳工阶层，也得罪了老板阶层，当时就有很多人说要教训民进党。

“年金改革”政策是导致民进党失败的第二因素，不过我倒觉得这不是民进党政府自身的错误，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当年国民党为收买人心搞了一个公务人员18%优惠存款制度，这埋下很大的社会麻烦。

打个比方，在新西兰的台湾退休老师夫妇，每个月至少可以领到6000纽币，根本不需要工作。如果夫妻两个一个是退休公务员、一个是退休将官，每个月至少可领一万纽元。这样的开销，政府财政再好也搞不长久。

蔡英文上台之后，认为这种做法是社会不公，要改革，于是透过民进党在立法院的优势，立法让18%的年息逐年降低，一二十年以后降低到合理的大家可以接受的地步。

可是这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虽然四分之三的百姓很赞同。

这次选举，同时有16个案子的公投，除了选市长、议员之外，还要考虑16个案子的公投，太复杂了，民进党的选举安排很有问题。

 

蔡英文读书很好，但领导能力不行，不会用人。她不会掌握改革的步调和时机，很多做法很奇怪，她辞掉民进党主席是正确的选择。

她下台、她下一任不参选对台湾更好。

这一次，是标准的中央执政党无能害惨了民进党的地方选举，落选的陈其迈、林佳龙都是人才，被中央政府连累了。

 

国民党虽然在这次选举获胜，但本身也在闹分裂。台湾的其他在野势力会趁机壮大。

我认为国民党其实是game  over (玩到头）了。这次选举，台湾老百姓不过借着国民党来教训民进党。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在变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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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台湾移民）

 

说实在话，我对这次选举结果还是很高兴的。台湾人终于度过了一到选举社会就被撕裂的痛苦阶段。

过去每到选举， 选民都被政客“蓝”、“绿”阵营的划分所左右，平时相处很好的人都自动选边，帖个标签，水火不容，弄得大家心里都难过。

这次选举，这种手段玩不转了，选民选择的是肯把民众福祉放在首位的人，而不用去想他是哪个政党、那个派别。只要他能给社会发展带来好处，人们就去投票给他，这不是很好吗？

这次选举，那些搞阵营派别的，那些用低级手段造谣攻击对方的，都输掉了。这显示了台湾民主的进步，台湾选民的成熟。

 

台湾开放直选，已经走过二三十年的时光，台湾民众在付出很多代价之后，民主素养在提高。

民主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没有谁天生就会的。

我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看到立法院打架、摔茶杯，上演全武行。民进党成员在政见发表会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的下跪，有的剪头发以表决心。

那时候，这些煽情招数还真奏效，因为大家都是在民主的道路上初学走路。到了今天，这样的招数肯定不管用了。

 

有人说民进党玩民粹，假如一个政党能够通过玩民粹上台执政，它一定会玩，毕竟一个政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掌权。然而，如果玩弄民粹没有市场，如果使用各种不入流的手段会被选民唾弃，那政客们可能就会考虑改变做法了。这对整个社会不是很好吗？

民主选举，必须是平和、理性的，选完之后，大家还是一家人。这次选举，可以看出台湾人已经走过来那些乱七八糟的阶段，真的很令人欣慰。

国民党赢了这次选举，但反对党会监督它，没有民主监督机制，没有人看着它做什么，难保它不会腐败。

至于蓝绿阵营意识形态的影响，我相信大家在期待一个和平的、相互理解的局面。这就像让两兄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双方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如果把一个不情愿的打残了硬拉一起，那日子肯定过不好。

 

总之，这次台湾选举有指标性意义，不是因为选上了谁，而在于台湾的选民更加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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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大陆移民

B:  选谁上台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选上台。

T：现在台湾的民意基本上是以白色为主。老百姓已经厌倦了“台独”或“统一”的政治，而关心自己的经济和生活。选举得胜的国民党人基本是党内主张维持现状、发展民生的派别，如高雄的“韩流”。

 

L:  这次选举和公投确实是个标志性事件，让对民族性悲观的我又萌发了一丝希望：改制后的人民竟然能够快速进步！英国大宪章是1215 年制定的，折腾了几百年才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自由基因要迭代好多代才能稳定。不容易啊，东欧俄罗斯也是反反复复的。大局破来破去，然而个体意识演化进化的力量其实更顽强，看看西方要求平等自由的诉求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至今的。

这次选举体现出台湾人非蓝非绿的中间自由意识越来越强大，选人不选党，而且历史的悲情和债务基本去掉了。

民主在于去除极端，以前的选举让台湾去除了右的极端，这次选举和公投让台湾去除了左的极端。台湾人民很棒。台湾民主越来越成熟。台湾的选举和公投能够做成这样，为台湾人民点赞。

 

X：中国从专制官僚政体转型到现代民主国家，至今已用了一百年，仍然步履蹒跚。我形容她在走两步退一步的往前走。台湾走在前面，因为她没有文革之类的包袱。

作者： 毛芃

刘大妈（化名）把自己的中国住房卖掉，将卖房所得到的40万新元从中国寄给在新西兰的女儿女婿，帮他们在新西兰买房子。不料她的女儿今年六月离婚，而她的前女婿却有权得到这栋房子50%的产权。

刘大妈很焦虑，她只是出钱帮孩子买房，她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这40万新元可以说是她的全部身家，她去找律师求助，不甘心房产被前女婿分走一半。

类似刘大妈这样的遭遇，在新西兰的华人圈并不罕见。刘大妈的物业律师Penny Liu说，她至少每周都能听到一个类似刘大妈的故事。

新西兰的律师已经发出警告，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阻遏外来移民因为不了解法律而在财产纠纷案中损失巨额财产的现象。

 

你了解这条法律吗？

根据新西兰法律，一对伴侣如果共同生活三年，三年后所有财产都被视为婚姻关系财产。如两人在三年后分手，所有家产将一分为二，两人各得50%。

然而，新西兰移民中不少人并不清楚这个法律。那些身在中国、为在新西兰定居的儿女出钱买房子的华人家长对这一法律不知晓了的就更多了。

 

奥塔哥大学新近的一个调查发现，新西兰出生的居民有84%的人知道这一法律，那些海外出生的新西兰居民中，知道上述法律条文的有67%。

调查还显示，有四分之三的新西兰人知道这条法律适用于已经结婚和未婚同居伴侣， 而移民中只有50%知道这条法律适用于结婚或是未婚同居伴侣。

 

刘大妈的困境

刘大妈说，她最初的目的是帮女儿女婿摆脱困境， 有个像样的房子。但麻烦在于，刘大妈同女儿女婿之间没有正式文书和证据说明刘大妈当初是把这笔钱作为贷款借给女儿女婿的，是需要他们偿还的。

刘大妈的律师说， 大妈在中国给女儿女婿寄钱买房子前，没有人给她提供法律建议，而她也没有想到要找新西兰的律师做咨询，她可能也不知道有这个必要性。

儿女要钱买房，中国父母通常是竭尽全力帮助孩子的。然而，当儿女同伴侣生活在一起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当子女的婚姻 / 伴侣关系突然结束， 一些家长才意识到，他们给孩子的钱财，50%已经转到一个陌生人的名下。

处理离婚案的律师Jeremy Sutton说，牵涉到移民的离婚案在各种婚姻关系纠纷案中占四分之一。

他说：“离婚案中有20%到25%同移民有关。”

Sutton律师支持对《财产关系法》（Property Relationship Act）进行改革，主要是改变现行的对半分割婚前财产的法律条文。

 

对《财产关系法》的修改提议

新西兰法律委员会已对《财产关系法》提出了八项修改建议，这个法律过去40多年都没有过任何变化。 而四十年来，新西兰社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同40年前也有了很大不同。

 

法律委员会的修改内容包括，如果配偶中的一方在婚前就拥有一所房屋，配偶双方离婚的时候，只能平分这个房屋增值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平分整个房屋的价值。

Jeremy Sutton律师说，《财产关系法》的修改方案提出婚前财产不属于对半分割范围，这会大大减少伴侣因为离婚在财产分割方面出现的法律纠纷。

新西兰法律协会（The Law Society）表示，《财产关系法》的修改建议让离婚时的财产分配 – 谁得到什么 – 变得清晰和确定。

新西兰法律委员对《财产关系法》提出内容上的修改，是想使这一法律更加公平和更容易理解， 但这离生效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律师的建议

Jeremy Sutton 律师对那些帮助成年孩子入市买房的家长们提出了警示性建议：做父母的如果为孩子买房付首付款，这是给孩子的礼物呢还是借钱给孩子，这个事先一定要说清楚。

Jeremy Sutton 律师

 

另一名在悉尼执业的专门处理离婚案的律师说，如果你和你的伴侣关系破裂，不要相信你的伴侣会“做正确的事情”或是“公平”处理问题。 当一段婚姻关系出现变化的时候，人也会随之变化。

Sutton律师认为法律教育即让购房者了解相关法律是避免日后纠纷的较好办法。

Shutton 律师说，在买家购房过程中，房地产中介，银行、贷款中介和律师都有机会对买家讲述相关的法律条款。

新西兰法律协会表示，如果人们想建立伴侣关系，在开初的时候就应该寻求独立的法律建议；在关系破裂时也应该寻求法律建议。

图/文： 燕子

 

都说新西兰是一片净土，我来到新西兰这片净土与女儿团聚，屈指算来已有半年多了。

每日里，我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居民们一起头顶着透明蔚蓝的天空，呼吸着新鲜清爽的空气，感受着净土之上田园生活的舒适与惬意。

11月5日我的一段经历，让我对“净土”的涵义有了更真实、深刻的理解。

 

一、

这天下午，我要去学校上英语课，还计划放学后赶往毛毛姐家，取回我头天拉在她家的手机充电多口插座。

还没出门，我接到毛毛姐丈夫的电话。他告我毛毛姐已乘坐公交车专程给我送插座了，让我在上课路上必经的公交车中转站Manukua车站等候即可。

顿时，我的心房被一股暖流充溢。毛毛姐是我到新西兰后结交的好朋友。她遇事总为别人着想，不久前她才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可她不顾术后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忍受着颠簸专门给我送插座来了。

 

我立即乘公交车赶到会合地点，见到了在长椅上等候我的毛毛姐。姐妹相见，分外亲热。毛毛姐看到电子公告屏显示我乘坐的去学校的353路公交车还有十五分钟启动，就提议到旁边的咖啡店喝杯咖啡。

咖啡店里，虽然我抢先付了款，可毛毛姐叽里咕噜对前台小伙子说了几句英语后，那小伙子就把钱退给我，接受了毛毛姐刷卡支付。

喝完咖啡，毛毛姐说：“反正下午没什么事，就陪你一块儿去学校吧。一路上还可以多聊会儿……”。

毛毛姐已经过了65岁，享受着新西兰老人免费乘车待遇。我们说说笑笑地上了车。半小时后，汽车到了Botany站，我上课的学校就在这里。

Botany 购物中心

下车后，我送毛毛姐搭乘她返家的公交车，一阵冷风吹来，我想把双肩包里的坎肩拿出来披上，可一摸肩头——空空如也!

“哎呀！我的书包忘在公交车上了!” 可是，刚刚乘坐过的353路公交车早已不见了踪影。

没有课本我可怎么上课呀! 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我让毛毛姐先回家，自己飞一样地跑进学校，连呼带喘地登上了教学楼……。

 

 二、 

 满脸通红的我在大厅里见到了任课老师瑞玛（Reema），连说带比划地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

瑞玛老师是一位来自印度的性格开朗、待人和蔼的中年女性。她从我的焦虑表情和bus、bag、book、stop、friend等几个单词以及夸张的肢体语言中，判断是我丢了书包。

她拍拍我的肩头，找来一位华人老师与我核实了具体车次与发车时间，返回办公室在电脑上查找公交服务系统的电话号码，拨通号码后用英语与对方交谈起来……。

作者和瑞玛老师

通过华人老师的翻译，我得知瑞玛老师已把我丢书包的情况反映给了公交车总站，并将她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对方，目前我能做的事只有静静地等候消息。

 

突然，手机响了，是毛毛姐打来的。原来她并没有回家，而是一直在教学楼里寻找我，她还给她丈夫打了电话请其帮助联系公交车服务系统。我的鼻尖儿又酸了……。

毛毛姐说，她清楚地记得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辆公交车司机的模样，是个肤色黝黑的小伙子。

公交车的线路是固定的，司机一天总要多次往返其间。该路线三十分钟发一趟车，往返需要一个小时，学校所在地是终点站，如果我们就在车站蹲守，不是就可以找到那辆车了吗？

于是，我和毛毛姐匆匆返回了353路公交站台。由于是总站，整个停车场人来车往，一片繁忙。我和毛毛姐四目圆睁，盯着每一部驶入的车辆。

Botany公交车站

又有一辆353路车靠站了，车还没有停稳，毛毛姐就指着车上的司机连连喊道：”就是他……!”

车门一打开，毛毛姐就高兴地大声说：”包!包!包!” 原来，我的双肩包就在驾驶员座位后边的台面上。

三、

乘客们都下了车，我们俩兴高采烈冲上去就要拿包，被司机小伙子拦住了。

毛毛姐听懂了对方的意思，他让我们提供个人电话号码。原来，瑞玛老师打电话后，公交总站服务系统已经通知了司机有关失主的信息，司机需要核实我们的身份。但是，瑞玛老师留的是她自己的电话号码，而我的电话号码不能证明书包是我的。

司机小伙儿说，可以留下个人证件以登记备查。毛毛姐拍拍胸脯表示可以用她的个人证件，她边说边打开了自己的挎包。可是，毛毛姐挎包里的钱包不翼而飞了!

毛毛姐的脸色煞白，司机小伙子也楞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矗立了起来。

钱包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呢？我们俩急速回忆，毛毛姐想到了咖啡店，她是在那里用钱包里的银行卡买了咖啡。

我们决定立即返回咖啡店。我拿出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护照，请司机登记备案把书包还给我。司机小伙儿将护照拍了照片，将书包归还给了我。

捡到书包的公共汽车司机

书包虽然失而复得，但刚才的兴奋感已荡然无存。我和毛毛姐急急火火登上一辆公交车，恨不得插翅飞到咖啡店。

半个小时的车程里，我始终用臂膀搂着毛毛姐，用话语安慰着她，生怕体质虚弱的她因急火攻心引发血压升高而发生意外。

四、

终于到了Manukau公交车站。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进了咖啡店，却发现站在前台服务的小伙子不见了，换成了一位年轻姑娘。

毛毛姐向姑娘询问先前值班小伙儿的下落，女孩好像回答说他已经下班了。突然间，我听到女孩说了一句我能听懂的英文：”What’s your name? ”

一阵惊喜掠过我的心扉。啊！她肯定是知道钱包的下落，不然怎么会问毛毛姐的名字？

当那个姑娘又说了句什么话后，我一直用臂膀挽着的毛毛姐，突然软软地蹲在了地板上。

钱包果然还在。

这时，一位体态丰满头戴红花的斐济裔女性进了店门，将我们带到了办公室。一位高大健壮的中年男子，礼貌地对毛毛姐的姓名和钱包内的钱款物品进行了核实，履行了相关登记手续，郑重地把钱包递给了毛毛姐。

我们俩不约而同紧紧握住对方的大手，反复地说着” Thank you very much！”

由紧张变轻松的我，提议和他拍一张照片，他欣然同意。我又拉着毛毛姐返回咖啡店，与那位带给我们好消息的女孩也合了影。

咖啡馆的姑娘告诉毛毛姐钱包找到了     

这时，我撇了一眼电子钟，已是下午三点半了。也就是说，从我和毛毛姐会面拿到多口插座到现在，正好是三个小时——180分钟。

这180分钟，是我终生难忘的。

 

五、

我把毛毛姐送上回家的公车，自己又乘上去学校的353路车。望着窗外碧空如洗、白云飘逸、绿茵如毯、道路洁净的怡人景色，我真的是心潮起伏，感慨不已。

我忘不了专程给我送插座的中国同胞毛毛姐、忘不了咖啡店拾金不昧的前台小伙子；忘不了给公交车总站打电话的印度裔瑞玛老师；忘不了353路公交车认真负责的巴基斯坦裔年轻司机；忘不了从始至终关心我并鼓励我把故事写出来的爱尔兰裔语言学校达琳校长……。

新西兰真是一片净土，这里到处都有真诚善良、平等互助、乐观宽容、心灵美好的人，但愿这样的净土越来越广阔！

作者同咖啡店前台捡到钱包的小伙子

作者同爱尔兰裔语言学校达琳校长

作者： 毛 芃

见面11天就结婚，男方Y先生（化名）事先还给了女方X女士（化名）一万新币。新西兰移民局不相信60岁的Y先生和79岁的X女士是一见钟情，认为Y先生是出于居留目的才同Y女士结婚，因而拒绝了男方在新西兰定居的申请，还要将其递解出境。不过，新西兰移民和保护特别法庭（Immigration and Protection Tribunal）推翻了新西兰移民局要将其递解出境的决定。

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撮合本故事男、女主人公的是Y先生的儿子小Y。也就是说，34岁的小Y是自己老爹的媒人。

小Y是2008年通过技术移民申请成为新西兰居民的。他同 X老太在同一间华人教堂，两人都是基督徒，在2013年就相识了。

男主角Y 先生是2013年同前妻离婚的，他们另一个儿子小小Y目前也在新西兰，年仅13岁。小小Y 2016年2月开始在新西兰读书，孩子的母亲持监护人陪读签证在新西兰做陪读母亲。

Y先生第一次踏足新西兰是在2016年2月23日，他那次在新西兰逗留了一个月。他持有两年多次往返签证，每次来新西兰可以呆上一个月。

2016年5月28日，Y先生再次来到新西兰。 到了6月8日，他就同本故事女主角 – 中国出生的新西兰公民X女士结婚了。

X 女士是1999年同前夫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双双移民新西兰的。她的前夫2007年去世，她和前夫的两个孩子在新西兰生活，还有一个孩子在澳洲生活。女主角和男主角在新西兰见面前，通过社交媒体微信交流了六个星期。见面之后第11天，两人便结为夫妻，虽然年龄相差比较大。

 

结婚当月 – 2016年6月下旬，Y先生向新西兰移民局提出配偶工作签证（partnership-based work visa）申请，移民局在2016年12月20日批给他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

2017年1月25日，Y先生以婚姻关系为由提出定居申请。 6月12日，移民官同这对夫妻进行了面谈。

2017年7月17日，新西兰移民局给男主角Y先生写信，对他同妻子的伴侣关系表示质疑。

移民局的疑点包括：两人见面不到两周就结婚；男方在到新西兰同女方见面之前给女方汇款一万新元；能证明两人同居和经济上有相互依存关系的证据有限。

此外，Y先生没有将自己再婚的事实告诉自己的小儿子，而他的小儿子也没有见过他的妻子，虽然他们都在同一个城市。还有就是Y先生没有将自己的再婚情况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兄妹，他也没有见过妻子的任何家人。

Y先生和X女士居住在女方租住的新西兰公屋，房租等费用不是从两人的联合银行账户上支付，因为X女士喜欢每周取现金。

因为不相信两人婚姻关系的真实性和稳定性，新西兰移民局在2018年4月23日拒绝了Y 先生的配偶工签申请。

由于配偶工签申请被拒，Y先生的临时签证2018年4月25日失效，他在新西兰的居住就成为非法。因为没有合法签证，移民局也就停止了他申请居留新西兰的程序。而且，移民局要将Y先生递解出境。

Y先生和X女士于是向新西兰的移民和保护特别法庭 （Immigration and Protection Tribunal ）求助。

他们说，他们婚前是通过社交媒体交流的，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知道婚姻关系能给他们带来什么。

Y先生说，他支付女方的一万新币是用于婚礼和生活开销，还包括向移民局办理移民申请的费用。

他们解释说，X老太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神经痛和关节炎，她已经在新西兰生活多年，如果同男方一起回中国，医疗、福利各方面都无法得到保障。如果男方被递解回中国，他们夫妻就得天各一方。况且，Y先生的小儿子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他的成长阶段需要父亲经常在身边给予帮助。

 

新西兰的移民和保护特别法庭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推翻了新西兰移民局要将Y先生遣返回国的决定。

特别法庭说，Y先生和X女士在微信上交流没多久就结婚是很不寻常，但从翻译的两人通话记录来看，他们是真的互相尊重和体贴对方的。

这对夫妻的法律顾问对特别法庭说，先结婚再开始共同生活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观念上比较保守和传统。

另外，两人间的微信交流看不出男方给女方一万新币是出于商婚的安排。

 

特别法庭说，这对夫妻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多，而且两人在2017年年底一起返回过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们见了Y先生的母亲和兄妹。

特别法庭最终准许男方获得12个月的工作签证，以便他能在这段时间继续申请在新西兰居留。

11月9日星期五下午，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中心Bourke 街发生恐袭伤人事件，一男子被刺身亡，另有两人被刺伤。

被警方称为“独狼式”恐袭的男子被警方当场用枪射伤，被送往医院急救不治，死在手术台上。

这名恐怖分子来自当地索马里社区，他在市中心商业区先是放火烧了自己的车子，然后向行人行刺。

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这名索马里男子还疯狂地刺向赶到现场的警员，他随后被警员当场开枪射伤倒地。

 

（图文编译自澳洲墨尔本报纸 The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