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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父母团聚移民政策，是华人社区比较关注的移民政策。这些年来，华社不少长者通过父母团聚签证来到新西兰，同已经成功移民新西兰并在此有了工作或是成家立业的儿女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从2011年到2016年，新西兰移民局批准了将近11000名5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到新西兰家庭团聚。 这五年中所有被批准来新西兰的50岁以上人士中，来自中国的超过了半数。

父母团聚类别签证是为了让那些已经移民到新西兰的成年人把他们的父母申请到新西兰，以便团聚在一起。 

不过，父母团聚移民签证2016年10月被当时的国家党政府移民部长Michael Woodhouse暂时叫停，原本预计会在2018年6月重新开启，不过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 最新消息是，工党政府内阁将在今年上半年对是否重新开放父母团聚签证做出决定。

父母团聚移民政策为何搁置了这么久？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其中可能蕴含的各种因素。

一、 申请积压太多

首先，父母团聚移民政策太受欢迎了。申请的人过多，每年团聚移民名额有限，2016年移民局已经积压了太多的申请有待处理，这是当时的移民部长Michael Woodhouse不得不暂时叫停父母团聚签证的主要原因。

移民局今年1月17日表示，目前积压的父母团聚申请人数有5730。

如果今年上半年政府能决定重新开放父母团聚类别的签证，那么这些等候数年的申请人也就有了盼头。

二、 伴侣团聚子女团聚更重要

团聚移民签证共分三个类别 – 父母团聚、伴侣团聚和未成年子女团聚（parent, partnership and dependent child visa）。

父母团聚，顾名思义是指那些已经成功移民到新西兰的成年人把他们的父母申请到新西兰。

百伦移民留学公司的持牌移民顾问Nick Hao对毛传媒说，这三个类别中，伴侣团聚和子女团聚的重要性要高过父母团聚；移民局官员在处理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伴侣团聚和子女团聚类别。

2016年被移民局暂时叫停的只有父母团聚签证。

 

三、被指增加纳税人负担

通过父母团聚签证类别进入新西兰的移民大都上了一定年龄，这个岁数的很多人身体状况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离不开吃药、看医生，这自然会加重新西兰已经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负担，增加社会福利的开支。

前国家党移民部长 Michael Woodhouse说，很多前来团聚的父母事先申明可以独立生活、不需要国家资助；但事实上，这些人会到政府社会发展部申领紧急福利援助。

Woodhouse希望政府能趁着父母团聚签证被暂停的当儿，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原有政策进行重新审核，以决定是否应对原有标准进行修订、对担保人的要求需要更改。

 四、优先党态度消极

前移民部长Woodhouse 认为，新西兰优先党对父母团聚签证迟迟没有重启有很大影响。

他说，新西兰优先党领袖Winston Peters一直对父母团聚政策持批评态度，他指这一政策给他人享用新西兰的医疗服务和养老金提供了便利的路子。

2016年5月，NZ Herald 发表文章说，一些来新西兰同儿女团聚的中国老人最终不得不独自生活，因为他们的儿女又去了其他国家。这篇文章发表后，Winston Peters要求移民局改变家庭团聚政策。

Peters说，这些中国老人的孩子自己又去到澳洲或是其他国家，让新西兰来照顾他们的父母。

移民局披露给NZ Herald的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有11000名50岁以上的移民来自中国，超过了被批准总数（21742人）的一半，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大约四倍。 

2016年NZ Herald 的这篇文章说， 不清楚共有多少父母被留在新西兰，但媒体根据《新西兰官方信息法》得到的信息，在3000位把父母申请到新西兰团聚自己却奔向他国的申请人中，华人占据31%。 

Winston Peters 说：“结果是新西兰纳税人为这些前来团聚的老人支付开支；新西兰被认为是个退休者的天堂，我们正在被剥削。” 

一名不肯透露姓名的的华人社工说，许多子女担保上年纪的中国父母来新西兰是为了照料他们的孩子；当这些子女不再需要老人照顾孩子或是他们自己离开新西兰后，这些老人家就独自生活。

一个关照老年人的奥克兰机构Age Concern Auckland的总裁 Kevin Lamb 说，65岁以上人士中有10%生活在孤独寂寞中，而孤独寂寞会伤害人体健康。

他说，随着奥克兰的中国老人人数的增加，这个问题也日益令人关注。

五、 父母团聚签证数量下降

近年来，获批的父母团聚类别签证数量呈下降趋势。

2015年之前，每两年获批的人数上限是11000人。

2016年10月父母团聚签证被暂停前，每两年获批的父母团聚类别的申请是4000人，平均一年2000人。

据报，新西兰政府商业、创新和就业部（MBIE）曾经就团聚移民的三个类别 – 父母团聚、伴侣团聚和子女团聚的签证情况做过审核。2017年12月20日，新西兰移民局官员同移民部长Lees-Galloway举行会面，讨论家庭团聚类别的签证问题。

移民部长 Lees-Galloway的发言人说，去年年底，部长已经收到很多对于家庭团聚政策的建议，这些建议需要拿到内阁进行讨论。

六、 医疗资源是否足够成隐忧

新西兰南岛《奥塔哥每日时报》网站刊登了政府将对是否重新开启父母团聚签证做决定的报道后，有读者在文章后提出了批评意见，一位名为LouLou的读者说：

新西兰公共健康系统处于令人震惊的状况， 因为缺乏资源、医务人员工作过量、人手不足和医院体系混乱，本该接受医疗的弱势者正在死亡。 

允许人们通过父母团聚类别进入新西兰，结果是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的人在等待治疗名单上要排队等候更长的时间、遭受更多的疾病折磨，在他们不该死去的时候过早离世。

让这么多的移民父母来新西兰是一种“疯狂” 行为，因为这会蚕食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医疗系统，他们这辈子没有给新西兰纳过税，也没有为我们的社会做过贡献。

我希望父母团聚政策会永久取消。 

这位读者表达的是他个人看法，或许有些极端，但他的看法可能代表了不少新西兰人的看法，那就是大量老年人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移民新西兰会增加医疗系统的负担。

无独有偶，90年代担任过移民部长的Tuariki Delamere 先生也发表了类似意见。他认为原有的父母团聚政策太浪费纳税人的钱，并占用新西兰的医疗资源。Delamere 先生认为应该要求父母团聚申请人的身体条件必须达到“可接受的标准”，同时要买预先支付的医疗保险；他还建议前来团聚的父母只能获得为期5年的签证，到期后再重新申请。 

展望：对担保人经济要求会提高

百伦持牌移民顾问 Nick Hao认为，如果今年能够重新开启父母团聚移民政策，他相信新政策会大大提高对担保人的经济要求。

Nick Hao说，2018年5月30日，新西兰父母团聚移民政策就出现了新变动，内容是从2018年7月1日起，“第一类申请人（Tier one）中不常用的“父母的终身收入”标准小幅提高，单人是$28,166；如果夫妻两人申请，合计为$41,494”。

他认为即便移民团聚政策今年能重新实施，移民局的管控也会更加严格。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 特鲁多本周一呼吁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  谴责中国，作为对加拿大的支持。

众所周知，中国和加拿大目前外交关系非常紧张，这是因为去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并将对她是否被引渡到美国进行法庭聆讯。中国随后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為由羁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 今年1月14日本周一，中国大连法院对涉嫌毒品走私案的加拿大男子谢伦伯格定罪并判处死刑。

36岁的谢伦伯格（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2018年11月一审被判15年徒刑，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没有想到这当儿遇到了孟晚舟事件。

谢伦伯格被判死刑消息传出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此表示“极度关切”，他指责中国的作法“任意”和“专横”。

特鲁多试图得到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同他一道谴责中国。 本周一，他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

据报，两国总理电话上讨论了几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在法律上的麻烦，也谈到了华为副董事长、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

特鲁多总理认为中国是在使用司法手段给加拿大施压。

新西兰总理Ardern没有就她同特鲁多通话一事公开发表评论。

Ardern 同特鲁多总理一个是80后，一个是70后，都是年纪轻轻就升到国家总理宝座，两人所领导的都是中间偏左的政党。 从过去的媒体报道来看，两个人关系似乎相当不错，2017年新西兰大选结果公布后，特鲁多通过Skype电话连线Ardern，恭贺她担任新西兰总理。

政府的一名女发言人证实Ardern总理同特鲁多有过“简短”通话。

女发言人说，华为公司孟晚舟的引渡案所涉及的原则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

女发言人说，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关注是否对新西兰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目前，新西兰对本国人去中国的旅行安全建议没有变化。

政府女发言人说，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关注是否对新西兰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但对新西兰人去中国旅行的安全建议并没有变化。

新西兰的中国问题专家Anne-Marie Brady 表示，新西兰政府必须同加拿大站在一起，我们需要支持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我们要坚守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政策。

Brady教授还说，中国应当尊重其他国家的司法程序和法律，它不应使用外国公民作为棋子。

特鲁多本周还同阿根廷总理Mauricio Macri 通话，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特鲁多目前已经得到包括美国，欧盟、法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的支持。

（毛传媒编译）

作者： 毛 芃

电信运营商Spark NZ原计划请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新西兰第五代通讯网络的建设。然而，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部门（GCSB）经评估，于2018年11月宣布禁止华为向新西兰供应5G通信设备，理由是使用华为5G设备将会“引发重大国家安全风险”。

新西兰华为公司副董事总经理Andrew Bowater 说，他一直在请求同政府部长和官员会晤，但是没有成功。

Bowater 先生表示，新西兰政府官员同华为没有任何联系，也不解释使用华为5G网络通讯技术究竟会带来什么风险。 

新西兰对华为的态度显然同美国和澳洲对华为的态度分不开。长期以来，美国把华为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指华为公司的技术能够被北京用来监视其他国家， 华为公司对此一直坚决否认。2018年8月，澳洲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澳洲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近日，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国华为再次登上国际媒体的版面，这次是因为该公司一名中国籍主管在波兰被捕，被控间谍罪名。不过，华为公司1月12日宣布解雇这名在波兰涉间谍案被捕的中国籍雇员王伟晶；华为称王伟晶系个人原因涉嫌犯罪，同公司无关。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有文件显示华为公司被怀疑同叙利亚和伊朗两家公司有业务往来。 

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部（GCSB）部长Andrew Little 2019年1月14日本周一在接受新西兰电台采访时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GCSB 同华为公司沟通都是不妥当的。 

Andrew Little部长说，眼下的程序是Spark公司同GCSB一道来考虑使用华为5G设备将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是否有所缓解；在这个当儿，不管是他本人还是GCSB部门的官员，都不适合同华为接触。

Andrew Little不肯说政府通讯安全部门究竟发现了什么特别风险，他只是说涉及一系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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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情报法》引担忧

不过，Andrew Little提到了中国的国家情报法，他说，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法律，因为根据中国2018年新修订的《国家情报法》，任何中国公民或是中国公司都必须支持和配合中国情报部门的工作。

他说，所有中国公民和中国公司都受这一法律的影响，不论他们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都得遵守这个法律。 

Andrew Little部长说，他没有就禁止华为公司参与新西兰5G网络建设一事同五眼情报联盟有任何联系。

Andrew Little说，五眼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华为的事情给他任何消息。

五眼情报联盟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他们之间相互分享情报。　

不过，新西兰华为公司副董事经理Bowatei先生说，他对问题的解决仍有信心。他说，华为公司愿意与官方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如果不方便让新西兰华为公司的中国籍雇员参与讨论，那可以由百分百新西兰本地的华为雇员参与。

新西兰电信公司Spark NZ 原计划在2021年美洲杯帆船赛开始之前推出5G移动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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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桥 人

 

民意调查是民主政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凡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都会有针对民意的定期调查。尤其是临近大选，各大政党、媒体机构、公关组织、利益集团都希望瞭解选民的选举意向，民意调查就会更频繁，甚至达到每週一次。

 

严谨的民意调查不是随便找几个人问问就行，也不是在网站上随便挂个小调查就可以实现的。它有几个基本要求。首先得有严格的随机抽样。随机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指定某些人来做调查，因为那样你便有机会操纵调查的结果。你需要把人口按照一些合理的统计指标（如收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分成类别，在抽样时儘量使得被抽到的人覆盖到所有这些类别——即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其次问题儘量不要带倾向性或引导性。比如“约翰·基不适合做下一任总理了，你同意吗”这样的问题就很有引导性，不如“下面几位候选人中你觉得谁最适合做下任总理”来得更合适些。在真正实施调查之前最好能有个预调查，在预调查中碰到的问题便可以在正式调查中被避免。

 

此外还得保证事后分析过程中统计结果的真实可靠，不能在输入结果的时候把被调查对象的否定答桉录成了肯定答桉，不能有选择地报导一部分结果而不报导另外一部分结果。选择性报导是很多党派媒体惯用的诡计，它们常常只说半句对己方阵营有利的真话，而不说对己不利的另半句，因此带有很大的误导性。比如调查结果出来后，你只报导“目前有52%的人认为约翰·基适合做下任总理”，而后半句“有65%的人认为大卫·康立夫更适合”却留住没有说。

 

好的民意调查的方法应该是公开的，而且允许评估或複製。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在乎自己的声誉，因此在做调查的时候会儘量遵守调查标准，客观呈现调查结果，以便在事情发生之前儘量成功预测事情的结果。如果一个调查机构能够在多数时候准确预测大选结果，毫无疑问它能累积出不错的口碑，它的民意调查可信度就会高些。

 

很多新闻机构为了增强自己大选报导的公正客观性，也会开展民意调查。但相对而言，由媒体自己操持的民意调查很多时候都带有媒体本身立场的印迹。尤其是一些网路媒体在网站上以不规范的（哪怕有时候看起来规范的）调查呈现的结果就更是如此。比如说亲国家党的媒体，它的受众也多是亲国家党的，你当然没法相信它的民意调查能够代表那部分支援工党的人的意见。

对于网路民意调查而言，就算是针对某网站自己的受众去做，以不太科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结果也需要批判地去看待。因为在网路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潜水”的沉默者，他们很少会出来“冒泡”发言。特别是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迫于舆论的压力（因为害怕自己的意见是少数派）而选择沉默不语。显现出来的意见因为没有足够的竞争者，往往会吸引更多与该意见相同的人去表达类似看法。这就使得一种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种意见（可能是更真实的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在政治传播中叫“沉默的螺旋效应”。网路民意调查常常会掉进这样的坑中去，因此往往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最接近真实的民意调查当然是民意普查，但那样需要调查整个范围内的所有符合要求的物件，耗时费力。抽样调查只要抽取部分人去调查就行了，相对省时省力。现实中的民意调查因此多数只是抽取部分样本的随机抽样调查。当然由抽样调查推论及整体时仍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抽样调查都会给出一个百分之几点几的误差区间，一般来说，这个百分比越小证明调查结果越接近整体的情况。

 

民意调查本身也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因为它的结果具有某种示范效应。对政治中间派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本来就处于游疑不决的观望状态，当民意调查显示出一派处于舆论上风时，他们往往便易倒向这一派。这是为什麽许多政党都非常重视民意调查的原因。尤其是当调查结果对己方有利时，他们往往会竭力利用这种结果去影响中间派选民。

当然对具体的选民而言，真正决定投票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民意调查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2014年9月4日

（原文发表于2014年9月新西兰同人网，作者桥人当时是奥克兰大学传媒专业博士生）

1991年，虽然在多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叶利钦掌权的背景下，苏联早已名存实亡，但戈尔巴乔夫在12月25日圣诞节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才算是真正敲响了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丧钟”。德国之声带你去回顾那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夜晚。    

P2P, 您大概听说过这个名词， 前阵子火爆中文网络。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P2P是英文 peer to peer lending的缩写，意即个人对个人、又称点对点的网络借款，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以合规的网贷公司为中介，将投资人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借贷模式。

简单的来讲，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手里有很多闲钱没地方花，另外一种人很缺钱但又没处借钱，于是P2P公司诞生了。通过P2P平台，投资人可将手中闲钱出借给需要借钱的人，以获取合理的利息；而P2P平台在这中间起的作用是信息匹配、控制风险和贷款管理。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手里有很多闲钱的人

二是缺钱没处借的人

于是，P2P借贷网络平台诞生了

 

P2P的起源

2005年，英国人创办了全球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平台Zopa。

2006年10月，美国 Lendingclub成立，被认为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借贷公司之一。因为做得非常成功，很多国家引入这个模式，包括中国。

美国 Lendingclub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借贷公司之一。

 

在中国大陆，P2P借贷公司2015年时达到高峰，估计有3500家。然而，由于前期野蛮发展不合规，不断有跑路清盘的，但不断也有新公司开设。

在新西兰，金融市场监管局(FMA) 四年前发放了第一张P2P借贷牌照。不过，新西兰网贷行业没有出现中国式的爆发式增长，到目前为止也只有8家。大洋洲互联网金融平台Zagga智达公司是拿到牌照的第二家。

为何增长这么慢？这同新西兰严格的监管环境有关。

P2P网络借贷平台在新西兰诞生之初，金融市场监管局（FMA）就依据《2013年金融市场行为法》（Financial Markets Conduct Act 2013）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该法律的主旨是要促进一个公平、有效和透明的借贷市场体系。

 

新西兰对P2P的监管

新西兰K3律师事务所董事Helen Edwards曾参与Zagga智达公司对P2P平台经营牌照的申请过程。我们请她谈谈新西兰金融管理局（FMA）对P2P网络借贷平台有哪些监管措施。

Helen Edwards律师

 

四项监管措施

01、门槛高

在新西兰，任何个人或企业开展P2P借贷业务之前，都要依据《2013年金融市场行为法》向金融管理局（FMA）申请牌照许可，没有牌照是不能从事这方面业务的。

Helen Edwards 律师说，申请牌照时，平台方要向FMA展现出遵守法规的能力和方式，而这十分考验平台背后的运营团队。拿 Zagga/智达公司的申请举例，能获得许可牌照，与Zagga 智达律师+银行家的运营阵容有极大关系。Zagga 智达公司董事会主席Mark Kirkland 曾经在Westpac企业和财政部门任职法律顾问，后创办自己的律所，为众多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此外，FMA在审核P2P借贷平台的营业牌照申请时，会审查平台的详细运营框架，而衡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平台是否恰当地向投资人披露了投资机会的相关信息。

以Zagga 智达公司为例，当有符合投资人要求的贷款申请出现时，Zagga智达会以邮件等方式推送通知，提醒投资人及时关注契合的投资机会， 同时向投资人披露借款人相关的贷款申请材料和其它细节，以便其做投资决策。

Helen Edwards律师说，“《2013年金融市场行为法》的制定是为了确保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建立在知情和自愿的前提下。”

Edwards律师说，无论是新西兰的法律还是监管机构FMA，对P2P平台都有着较高的市场准入要求。因而，新西兰市场上的P2P平台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比较少，到目前也就八家。

不过，正因为新西兰政府有严格的法规，对P2P运营者有严格的监管，投资人才会有足够的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新西兰的P2P运营方必须加入一个争端解决方案的机制（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一旦出现纠纷，可通过这一专设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处理。

02、必须公布贷款违约率

新西兰金融市场监管局（FMA）规定，P2P网络借贷平台拿到牌照后，必须在运营过程中履行相应的职责。

对P2P平台的职责，FMA有详细的规定，其中一条最低标准是 P2P 借贷平台必须给投资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包括借款人的违约率。

公布违约率，是希望投资者能清楚地看到投资P2P贷款可能出现钱财损失的潜在风险。

2018年6月11日，FMA就P2P平台运营方公布违约率提供了指导性文件，并对P2P借款的违约情况做出界定。

FMA规定， P2P平台方首次拿到牌照后，至少要在第一个2年内公布贷款违约率的情况。

P2P经营牌照有时间限制，过期后需要重新申请。更新牌照后，运营方要在一年之内公布违约率。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监管局（FMA）在P2P营业执照申请阶段就要确认运营方是否能达到运营的最低标准。

03、以信托形式托管资金  

通常，投资者投下资金后，一定想知道自己的投资资金是被如何持有和管理的。

新西兰金融管理局（FMA）在P2P牌照申请指引中明确指出，新西兰P2P平台方必须把投资人的资金放在信托里。

Helen Edwards 律师举例说， Zagga 智达互联网金融平台以信托的形式托管所有的投资资金，每个项目都会成立独立的信托账户。

Zagga 智达的受托人Magna Company Trust Ltd 已 获得FMA批准，处理所有的信托账户资金往来事宜。受托人有一个特殊的银行账号，用于接受和支付信托资金。当每个贷款项目全额认投后，一个对应的独立信托将会自动成立。

这意味着新西兰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没有资金池，每个信托中持有的资金互不影响。如果某一个贷款逾期或需要清盘，不会对平台其他的贷款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Edwards律师说：“虽然多个信托的资金由同一个受托人持有，但每个信托的条款不允许信托之间的资金合并或汇集。”

Helen进一步解释说，新西兰有相关法律监管受托人，相关的法律十分齐全；这些法律的原则之一，是要求受托人必须遵守信托设立的条款，不得为其他目的谋利，包括任何有利于受托人自身利益的目的。

04、房产作为抵押物更安全  

新西兰P2P平台的模式不一，既有无抵押贷款，也有抵押贷款。

Helen Edwards 律师建议，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要调查和了解运营方的业务框架。

以Zagga 智达公司为例，投资者投资的贷款多数有新西兰本地的房产作为抵押。这意味着如果贷款无法偿还，或是投资者无法支付利息，抵押的房产就会被出售以偿还投资者的损失。

Helen Edwards 律师分析说：“对于投资者，有抵押的贷款投资通常比无抵押贷款更安全。” 她说，例如Zagga智达所接受抵押贷款申请通常是第一债权抵押；如果借款人违约，在出现破产的情况下，Zagga 智达平台有优先权从抵押物的变卖中受偿。

相反，如果投资人选择的平台所提供的贷款项目不要求借款人抵押，一旦发生违约，投资人就要和其他债权人排队等待还款。

Helen Edwards 律师评论说，虽然“抵押贷款不能保障100%收回欠款，但比起无抵押贷款，以新西兰房产为抵押的贷款投资有更大的可能收回更高额的还款。”

换言之，在抵押贷款投资中，选择以房产为抵押物的项目，相当于又多了一重保障。不过，Helen Edwards 律师提醒说：“投资的安全性还取决于借款人的实力和抵押资产的价值。每个投资者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投资偏好进行自我评估。”

 

总 结

在P2P网络借贷平台上投资，回报比银行高，但当中的风险也高于银行存款。P2P平台需向投资者恰当地揭示风险。在运营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否则难以续到下一次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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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宏志

【前言】 今年12月1日，华为副董事长、财务长、创办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逮捕。12月11日，加拿大卑诗省高级法院法官批准孟晚舟保释，保释金1000万加元（约合5100万人民币）。 2019年2月6日，加拿大法庭将就孟晚舟被引渡美国进行司法聆讯，孟女士届时将再度出庭。

近日，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高宏志博士就孟晚舟案对毛传媒发表了看法，他是从企业层面来分析这一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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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果不纯粹，政治风险难避免

（惠灵顿）高宏志博士

说实在话，华为是中国企业里走市场路线最彻底的。华为的企业文化、任正非的创业精神、华为的创新能力，都已经跃入了世界级领先企业的行列。

从理论上讲，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是最注意遵纪守法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是靠产品和服务来发展竞争优势的。

一、资本国际化很重要

华为的市场国际化做得很好，比其资本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做的好得多。国际化的核心是资本国际化，华为最大的战略错误就是没有资本国际化。

华为近些年来的国际化步伐是在加快，但他们的国际投资策略还是很保守。华为的资本结果还是中国资本，他们的竞争优势还是“中国品牌”定位为主，他们的研发队伍还是以大量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中国技术队伍为依托。这些中国元素是华为发展的关键，但要支撑华为的长期发展就不够了。

华为的长期国际发展还是要靠资本国际化（阿里巴巴是个例子），人力资源和市场也要以国际化为主。这样的结果是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失去一定的“民族品牌”优势，但在国际市场上就会少一些政治壁垒。

目前，华为还是给人以一个“中国企业”的感觉而不是“跨国企业”，这在全球化越来越收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挑战，也就是越来越政治化的今天，跨国企业的太多突出单一国的背景很难不被卷入国际争端中。

真正国际化（资本、人力和市场）对华为有什么好处呢？融合中国人的勤劳基因和国际治理结构，能抵挡例如像中美贸易战之类的政治事件对企业的负面冲击。至少，不会卷入伊朗门事件之中。

 

二、无辜假设和声称无辜不同

孟晚舟案已进入了司法层序，在没有被判有罪之前，我们都可以假设或者希望孟是无辜的。

目前，华为的反应很低调，基本上是说相信孟没有做出违法违规行为，希望得到法律的公正判决。也就是说，华为并没有把事件政治化。

然而，有些媒体和机构急于表态，声称孟是无辜的，欲施加舆论和政治等压力来影响孟的司法程序。应该指出，无辜假设和声称无辜是不一样的态度和认识。舆论和中方应该督促美方尽快拿出证据，监督美加的法律执行过程。中方应该尽快驱动司法质询程序，理性对待孟的事件。

华为的破局只需要从对美国法律的理解来做回应。如果违法了，承认就好，接受处罚也是应该的。对华为最好的结果就是此事不要政治化。现在，孟的辩护团队在加拿大法官眼里，比来自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压力会更有影响力，因为辩护律师使用的是法官熟悉的语言。

任何企业都可能犯错误，关键在于是不是承认这是个错误。现在孟女事件的焦点就在于华为是否要承认犯过错。

 

三、政商关系需考量

这次孟女事件，如果处理的好（也就是说孟不说谎或者少隐瞒），应会减少对她个人的犯罪指控。其结果必然是华为作为企业被推上风口浪尖，华为可能会遭巨额罚款，国际化发展会受挫（现在已经被美国为主的西方市场以安全原因而排斥）。如果处理不好，华为很可能会被美国全面制裁。

孟晚舟女士

 

在这个案子里，华为与Skycom的关系是重点。子公司要从财务和实际控制权两方面来共同定义；还有就是华为是否对Skycome与伊朗做生意知情，这些都涉及到经济情报。法庭肯定需要明确的证据才能判罪，情报肯定要被拿出来做证据。

政商关系在这个案子中是很需要思考的。如果美国指控是真，那么华为为什么在美国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还要卖通信设备给伊朗？这纯粹是商业利益驱动吗？如果华为参与对伊朗出售设备的企业行为通过孟女事件做实，那华为参与对伊销售设备的背后是否有政治势力参与？

一个企业一旦涉及到了政治交易的敏感领域，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企业，政治风险也就不可避免了。马云前一段时间斡旋于中美之间很高调，其实也很危险，他可能忘记了一个商业企业能够生存的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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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华为事件应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是促进中国企业重新审视政商关系（政府在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中所起的政治作用有限）；二是企业的保密意识会更强，企业管理也会更不透明。

然而，一个管理和决策不透明的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拿大单子会越来越难，华为可能正处在痛苦的反思和挣扎中。

华为是个了不起的企业。这次它面临的挑战与它所处的国家和国际环境有关。

 

五、中美交恶，中国损失更大

中美之间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对抗和相互拆台估计会是今后国际关系的主调。中国政府恐怕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

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方向的重要性。中国对美的强势会让民粹和粉红们鸡血沸腾。但是中国也需要建制派才能维护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靠民粹和粉红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还是需要能够融入国际秩序的建制派。但是这些建制派的发声可能在当前的中美对抗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个人政治风险。没有建制派，中国会回到文革时代和大跃进时代，这是历史的倒退和悲哀！

美国的强大并不在其政府，而是其政治体制和社会和经济组织。我最近在海外旅行，一直在用Uber和Air Bnb。美国的创新，尤其是颠覆性的创新绝对是世界领先的。美国的竞争里就在于它文化的包容性和崇尚创新。

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次上是体制冲突，说到底还是经济和科技霸权上的较量。中国现在最理智的应对方案就是学习世界体制上先进国家的经验，例如学习明治时期的日本。如果中国决策者看不到这一点，结局很容易预测。我们都是能够见证历史的人。

中美交恶，损失最大的是中国。没有良好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中国这只大船已经失去了锚，会走向何方呢？当然可以回到历史长河里继续寻找方向，通向何处，历史已经在不断给出答案了。

留学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不少，陪读母亲也有一些，但母子俩一起读书的还不多见。今天，就给大家说说Jennifer 张和她儿子Jeremy 迟一同留学新西兰的故事。

Jennifer张和儿子Jeremy迟

 

我是2017年中秋节前第一次见到Jennifer母子的，老友方华带他们来参加毛传媒主办的桃源诗社诗会，Jennifer母子合演了一个节目。16岁的Jeremy 用陶笛吹奏起《但愿人长久》，Jennifer 在笛声的伴奏下唱起这首歌。记得全场诗友也跟着一起哼唱，场面甚为温馨。演唱前， Jennifer和Jeremy 两人落落大方说了一席话。我才得知16岁的Jeremy 在奥克兰名校奥克兰男子文法学校读书，母亲Jennifer 才读完语言学校。

Jennifer和Jeremy 在2017年桃源诗会上（桃源诗社图）

 

再见Jennifer母子，是2018年11月的桃源诗会。此时，Jennifer已经完成了她在AUT的学业，在百伦留学移民公司全职做市场工作。 这次诗会上，母子俩合作朗诵了美国诗人诗人Robert Frost 的诗歌 《刈草》（Mowing），儿子朗诵英文，母亲朗诵中文。 朗诵前，母亲开玩笑说，今天没有人把他们当作姐弟俩；儿子说，他母亲将在冰点剧社的新剧《配．爱》中演“八号女主角”，欢迎大家去观看。

Jennifer和Jeremy 在2018年桃源诗会上（桃源诗社图）

 

看得出，他们母子关系很是亲密、融洽。

没多久，就在奥克兰北岸Pumphouse剧院上演的《配．爱》中，我看到了Jennifer饰演的喜欢八卦的中年妇女，戏份不多，但颇有特色。

看完演出，我决定采访Jennifer。

Jennifer （前排左一）在话剧《配·爱》中饰演一名爱八卦的中年妇女

 

母子一起留学

这是一次电话采访，第一个问题是为何母子俩一起留学新西兰。

Jennifer说，其实是她儿子先来的。原来，Jeremy 2016年7月15岁时，就独自从北京来到新西兰读高中，住在寄宿家庭。

Jennifer说，孩子留学后，每天都同父母亲视频。她发现寄宿家庭条件很不错，孩子吃的好，过的正是他想要的生活。因为孩子在新西兰，Jennifer几次来看孩子，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国家，喜欢这里美丽的风景和down to earth (朴实、务实) 的文化。于是，她决定在新西兰读书，一方面陪伴孩子的成长，一方面更新提升自己的知识。

2017年，Jennifer四十多岁的年龄上再度背起了书包。她说，她想给自己开启新的人生的可能性。

Jennifer 是个一直不停在学习的人。她16岁考上了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外贸部门工作。工作之余，她拿到了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科的学位学士；后来又攻读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心理学课程。Jennifer说，做市场工作同客户打交道，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有助于沟通；另外，对孩子教育也会有帮助。

英文雅思成绩考核通过了，Jennifer 因为“越学越喜欢”，就报读了奥克兰理工大学（AUT）的市场学研究生课程 。

Jennifer 从AUT毕业，同儿子合影

 

AUT读书收获大

刚到AUT读书的时候，Jennifer并不自信，虽然同学中什么年龄段的都有，四十多的还是少数。她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上半年学得挺吃力。可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成绩考核结果还不错，最差的也是B+，Jennifer感觉自己“还不算差”。

熟悉了教学体系、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后，Jennifer下半年的学习驾轻就熟了些。留学生每周可以有20小时的打工时间，Jennifer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打工赚钱、融入社会的机会。同时，她学习也没有耽误，最后的考核成绩全是A和A+ 。

Jennifer说，这是因为她工作多年后回到校园，特别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谈起在AUT的学习，Jennifer对学校的课程设计赞不绝口，她特别提到Digital Marketing（数字市场营销）这门课。

Jennifer说，现在是online marketing （网络市场）爆发的时代，经济实用的推广方式对小公司来说很重要，这在新西兰尤其适合，因为这里小公司多。

Jennifer说，老师专门请来一些公司负责人 – 都是做市场的顶尖人才人 – 来同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这种设计对学生学以致用特别有帮助，还有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找到了工作。

Jennifer告诉我，今年10月份，她的一位老师请她做为毕业生代表给新生讲学习体会。她说不少学生听完她的演讲都主动联系她，说她讲的很实用，他们很有收获。

Jennifer 同新生分享学习心得

 

留学两年孩子更自立

Jennifer的儿子Jeremy 是2016年7月来到新西兰的。留学两年来，孩子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Jennifer 说：“孩子的独立性更强了。这么说吧，现在我们一家都在新西兰生活，什么事情搞不定就靠他了。”

其实，Jeremy 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就挺独立了。他那时担任学校“金帆管乐团”担任长号部的部长，乐团经常要排练、去外地演出包括去日本演出，他已经习惯自己规划安排好学业和演出排练等各种事情。中学时Jeremy担任副班长，也需要和老师同学一起组织各种活动。

不过，那时毕竟是在父母身边。经过两年海外的留学生活，高中生Jeremy已经像个成年人那样，有了对家庭的责任感，知道为父母操心。

全家就他英文好，他陪妈妈练口语、准备雅思考试；看到妈妈写论文很吃力，Jeremy 就给妈妈各种写作上的帮助。Jennifer说，儿子都成她的Tutor (学习辅导)了。

看妈妈又学习又打工有时忙到崩溃，Jeremy不但给予妈妈精神鼓励，还去买菜、做饭，而且是“变着花样做中西式餐，色香味俱全，做得特别好”。

Jeremy很喜欢视觉艺术，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知识。Jennifer出门，他会对妈妈的衣帽色彩的搭配提出建议。

Jeremy 的厨艺

 

不仅仅是“学霸”

Jeremy 读的是奥克兰名校 – 奥克兰男子文法学校，是新西兰公立学校中少有的按成绩分班的学校。

Jeremy15岁刚入学的时候是10年级，根据成绩分在D班。 半年后升级到C班；11年级的时候就升到A班。据说，国际生能升到A班的并不多。

2016年7月留学新西兰，两年时间，Jeremy的英文和西班牙语成绩都考到全班第一，好几篇英文作文被老师作为范文推荐给其他学生阅读。

Jeremy认为多元文化背景对孩子理解问题和看问题很大帮助。例如英文写作，从单词量和阅读速度，Jeremy不见得比Kiwi学生好，但他的文章可能有独特的视角，有思考、有内容。

别以为Jeremy是个天天埋头于书本和作业的书虫，这名高中生的生活可是相当丰富多彩呢。

Jeremy喜欢音乐，从小学习钢琴、长号。在奥克兰男子文法学校，他参加了Big Band和 Concert Band 两个乐队。

Jeremy（戴眼镜者）同乐队演出

 

除此之外，Jeremy还参加了学校的媒体社团  Media Group。Jeremy对视频制作很感兴趣，他拍的宣传奥克兰唐人街多美路的视频，还在当地商业协会的活动上播放，本地中文电视台也播放了。

Jeremy 为百伦移民留学公司组织的2018年澳新大学见面会拍摄和制作了视频，视频也让很多人了解了百伦每年定期组织的这个使广大海外留学生受益的活动。

长按绿色小程序码，可进入”哔哩哔哩“小程序观看视频。

 

Jeremy喜欢同文艺有关的一切，他同三名同学在学校编排了一个戏剧，这是一个改编自微电影的戏剧，反应的是盲人的生活感悟。这个戏剧的海报设计，前期的市场宣传、摄影和录制，都是Jeremy一手操办。

Jennifer说，她儿子做的一件事情让她格外高兴，那就是他同另一个留学生牵头搞了一个针对低年级中国留学生的讲座，为他们做选课辅导，告诉他们如何结合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来选课。Jeremy 知道自己当年才入校后面临选课时的纠结和无助，也知道一些低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进校不久，英文不怎么好，不知道选课是怎么回事。

讲座受到小留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次讲座还被学校国际部记录在校历上。

如果不选择海外留学，Jeremy的成长会很不同吗？

出国前，Jeremy已经被人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录取。如果在北京读高中，考取北京一流大学估计不成问题。然而在新西兰读高中，他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能及早定下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进行系统学习。他不用为备战高考整日刷题，还有很多参与社区生活实践的机会，例如参加桃源诗社的诗会、为冰点剧社的演出做技术服务、奥克兰读书文化节上采访工党国会议员，参加本地中文电视台的节目……，Jennifer说，如果在国内读高中，肯定没有这样的机会。

Jeremy采访工党国会议员

 

母子沟通无障碍

孩子到了十几岁的年龄上，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有了对自我的发现，这个自我意识成长的阶段中，很多孩子不太情愿同父母分享自己的想法。父母同孩子的沟通有了问题。

Jennifer是如何同自己的孩子沟通呢？

Jennifer说，很多父母同孩子沟通有问题，帮不到孩子，孩子一听父母的话就烦。我的做法是愿意同孩子敞开心扉，同孩子平等交流，同孩子分享对生活的感受，我也愿意向孩子请教，我们经常一起去AUT做功课。我们的人生经历不一样，我的很多看法 儿子是认可的。他认为我能提供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也愿意同我交流、分享他的经验、他的看法。

“每个孩子都有优点和缺点，如果同孩子的沟通没有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

Jennifer学过新心理学，她说这让她获益不少。

“我相信身教胜过言教，孩子看到 爸爸妈妈这个年龄上还这么用心学习新东西，这对孩子是有影响的。”

Jennifer和Jeremy在AUT一起做功课

 

同百伦的缘分

Jennifer和她儿子Jeremy留学新西兰，都是通过百伦移民留学公司办的手续。如今，Jennifer 已经在百伦做了一份全职工作。Jennifer母子同百伦公司缘分可谓不浅。

Jennifer 说，她是经朋友推荐联系百伦的。百伦为Jeremy推荐了三个学校，介绍了各自的特点，他们从中选了有历史传承的百年名校 – 奥克兰男子文法学校，因为百伦告诉他们，这所学校不仅能在学术上提升孩子，更能提供男孩子成长所需要的精神上的东西，课程设计、环境设计都更适合男孩特点。

Jennifer说，她一家都是百伦的客户，当初接触百伦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如实告诉风险点，感觉比较实在、让人放心。” 接触多了，Jennifer很认同百伦替客户着想、不忽悠的工作态度，感觉在这里工作很安心。

Jennifer的工作照

 

Jennifer说，她过去做外贸，现在做移民留学，这两个行业都是同人打交道，有共性；国际贸易有它的规则，留学移民市场也有它的规则，对她来说，这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而她也能把过去的工作经验带到新的工作中。

她说，好的移民留学公司的市场人员要能为客户量身定制，尽最大可能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优化方案，避免客户因信息缺失或是错误信息的干扰而走弯路。

Jennifer虽然很忙碌，但她很享受现在这份工作，因为“能够帮助他人实现人生梦想。 ”

Jennifer(左一）和同事们在公司一起为老板倪靖武 /Jim Ni（左四）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