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穆迅

和往常一样，珂珂又住院了。这回有点不同的是她要我们去看她。    

这是个单间的病房，珂珂盘腿坐在床上，招呼我们落座后便开门见山：“医生已经做了结论，我得的病是癌症并已扩散。医生说我的存活期为‘monthly’，也就是说只能活几个月了。”

我的视线一下定格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慌恐，也没有一毫的悲凄，有的是镇定与从容。她在说谁？说她自己吗？几个月？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几个月就没了？不可能吧？瞧她那直白的样子连我们都淡定了：医生在吓唬人。

但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输了，几个月确实能抢走大家希望留下的人。这是一种无奈，上帝和我们都惜才如命，而上帝比我们更强大。

珂珂走了，一个本不该走的人走了。突然留下的空白，一个嬉笑私语推心置腹中的空白，一时间真不知如何填补它。

缅怀吧，追忆吧，也许它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充实。

理事会常在珂珂家开，她捧着个电脑笔记本记录大家的讨论，一项、二项、三项······七嘴八舌中逐条已成型。“还有什么意见？”珂珂盯着电脑再问大家：“没有什么就这么定了。”她的眼睛仍没有离开电脑屏幕。“第二项能否这样写……。” 我建议说。“哎呀，我已经把决议发到群里了。”做过老板助理的她吐了吐舌头。我的天，这也太快了吧，真是个急性子。我忽然想起珂珂到我那里学画画，她说是医生建议的，可以磨去急脾气。看来效果不大。尽管大家都承认画画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差事。

珂珂原是北京姑娘，香港打拼很多年练就了超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五天的翻译工作她三天完成；飞机上与人一面相识便结成挚友，结果作协的年会开到了人家望不到边的农场。作家协会的刊物“新西兰文学”出了八期，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期刊能顺利出版，珂珂默默垫了零零碎碎的额外经费，估计有千把元纽币。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群中不起眼也不张扬，却能干出令人刮目的成绩来。她外表柔弱看似逆来顺受，可骨子里永不放弃的劲头教男儿都汗颜。她家境富裕却从不显山露水，久战商场却仍情真意浓。她像一个邻家大姐和你细数家常，扳着指头计划着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大后天什么要完成。可谁曾想她肚子里只有一米短的小肠，脾脏已割去，全身缺乏免疫力，随时有并发症的威胁。

她是个病人，可我们从没见过她躺在沙发上发呆。永远是一个眼里全是活儿的大姐。有时我们甚至忘了她不是个正常人。

我们也为难，在休闲与忙碌之间拿不定主意哪个更有利于她的生活。现在看来，也许充实的日日夜夜更适合她。

实际上，她已看到了自己路的尽头，却从不提起，而是开开心心过着每一天。在她的意识里，长和短都没有意义。“尽情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才会简单快乐。”她在书里这样说，这即是她的箴言，也是她的实践。

仅以此文纪念冯蕴珂女士。

2019/3/6 于奥克兰

陈烛律师是商业、家庭及民事诉讼方面的专家，她同时在奥克兰大学兼职教授公司法课程。K3律师所曾参与Zagga公司P2P平台经营牌照的申请过程。

作者： 墙头草

最近关于Kiwibuild的新闻很多，最有趣的是国家党关于KiwiBuild的电视广告。在这个广告中，一名金发女郎问一名男子是否知道工党打算建10万套可供房屋以解决住房危机。

同这名女子一起BBQ吃烧烤的男子说知道啊，这相当于未来十年每天造33套房屋。然后男子告诉金发女郎说，工党政府上台400多天了，总共才建了33套房，然后镜头是女方女郎目瞪口呆的样子。

KiwiBuild是工党2017年大选时推出的旗舰政策，即10年建10万套可负担住房。工党大选后组成了联合政府，拨款20亿新元来实施这一政策。

根据工党政府目标，第一年也就是2019年7月1日前要完成 1000套可供住房。

然而，据新西兰电台和其他媒体以及国家党有关KiwiBuild的电视广告，政府目前完成的可负担住宅只有33套。政府网站上登的是2月12日完成了62套，但这也大大低于既定的目标。

2019年1月23日，新西兰住房和交通部长Phil Twyford 不得不承认政府无法在7月1日完成KiwiBuild项目的第一年阶段性目标。当被问起会完成多少时，他都没有好意思直接回答。

政府的计划是到2020年6月底建成5000套，2021年底之前完成一万套。对此，国家党政府房屋事务发言人Judy Collins嗤之以鼻。她说，第一年如果完不成计划，以后年年都不可能完成。

当然，我们看一个10年计划，不能仅以第一年的结果做判断。根据政府网站信息，政府有10160 套已经签订合同，形势似乎不错。不过当进一步查看这10160套房屋的明细时（见下图），笔者发现虽然有些只有个位数的合同都被列出来了，比如 ”Mason Square, Otahuhu, Auckland – 9套“，但有9665套的房屋合同只是等待公布– “Yet to be accounced ”。

我又查看了一下正在建造的236套房屋明细列表（见下图），发现居然有156套是等待公布 – “Yet to be accounced”。要不是新西兰政府的廉洁度和公信力在世界名列前茅，我都会怀疑本届政府是否在弄虚作假了。

Kiwibuild 的问题远远不止是建筑进度拖期，执行长上任5个月就离职，盖出的房子没人买，购房规则朝令夕改等等都经常登上新闻版面。面对这样的困境，总理、副总理、财长和建筑部长面对媒体时，会给出各种不同的回答。这些答案中唯一的共同点是 – 不认错。

有关KiwiBuid的最新消息是KiwiBuild将同住宅建筑商Mike Greer Homes 合作，在奥克兰西北部和南岛坎特伯雷建104套房子。

这包括在Kaiapoi建11套两卧室标准住宅，售价只有$360,000，这是KiwiBuild项目开展以来价格最低廉的住宅。

另外，还将建造一系列价格在$360,000 – $650,000 的可负担房屋，有两卧室房、三卧室房、独立房和排屋。 这些房屋将在2020年中完成。

不知道这个计划是否能够按照预期实现。其实，Kiwibuild 进度拖延一下，不过是少盖出一些房子，已经盖好的房子还是可以卖的，卖不出去还可以租出去，总之是可以住。即使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财政损失。

真正令笔者担心的是同样由 Phil Twyford 负责的另一项10年计划，这就是预算高达280亿的奥克兰市中心到机场的轻轨项目。

轻轨工程是一个整体工程，任何一处的关键项目出问题都将导致整个工期的拖延，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如果半路下马，那前期投入基本上就会打了水漂。即使建好了，如果市民乘坐意愿不强，政府又需要大量补贴运营费用。

如果Phil Twyford 团队搞不定20亿的建筑工程项目，又怎能让人对他主管的这个280亿的轻轨工程有信心？！

作者： 毛 芃

澳洲媒体称，这是澳洲2018年6月通过限制外国干涉法后的第一综依法判决案例。

2018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2018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涉）法案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 ”，以及“外国力影响透明化法案（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 FITS）”。立法加强对间谍罪的惩罚措施， 禁止外国政府或个人影响或危害澳大利亚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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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5日农历年大年初一，澳洲传来一桩很特别的新闻 – 亿万中国富豪黄向墨入籍澳洲的申请被澳洲政府拒绝，不仅如此，他原本拥有的澳洲永久居留权也被剥夺。黄向墨得知这一决定的时候恰逢人在海外旅行，失去居留权的他因而无法返回悉尼同家人团聚了。

黄向墨何许人也？何以让澳洲政府对他如此另眼相待？今天就来说说黄向墨同澳洲政坛的故事。

曾经很风光

黄向墨出生于1969年，广东省揭阳市玉湖镇人。少时家里贫穷，全家五个孩子，父亲早亡。他15岁就缀学挑起照顾家庭的重任。2001年，他在深圳创办了玉湖集团，成功靠房地产业发财致富。2011年，黄向墨一家人移民澳洲，把玉湖集团也办到了悉尼。不到几年功夫，他就在澳洲干得风生水起，成为澳洲著名商人、侨领和政坛金主。

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黄先生何以能在众多华人移民中迅速脱颖而出、名震澳洲？

首先，黄先生超级富有，作为地产开发商，黄先生的地产项目都做得很大。举个例子，2018年年初，他以11.3亿澳元收购了中国房地产巨头大连万达集团在悉尼和黄金海岸的大型建筑项目。

其次，黄先生热心社会事务，头衔要是印成名片一张肯定不够用。他是澳洲广东侨团联合总会主席、澳洲广东商会主席、澳中关系研究院创院主席、澳洲儿童医学研究院卓越科研基金董事会主席；他还是悉尼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文化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

不过，最能说明黄先生在澳洲华社地位的是他担任着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主席，他在2014年12月 – 2017年11月间还出任过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海外华人都知道，在海外当个社团头头不难，因为注册社团很容易；然而要做上和统会会长那可得有大本事，因为和统会是华人社区社团中的社团。这些年来在新西兰，总听得到有人为争做和统会的会长闹得不可开交。

不过，真正令黄向墨名闻天下的是他的大手笔捐赠。

2012年11月，黄先生到澳洲的第二年，就给澳洲工党捐款15万澳元。

2013年，黄向墨给澳洲儿童医疗研究院捐款100万澳元。

2014年，黄向墨给悉尼科技大学捐款180万澳元，成立澳中关系研究院（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2015年， 黄向墨以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身份向西悉尼大学捐赠100万澳元，用于创立澳大利亚-中国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他计划三年内为该研究院捐资350万澳币，帮助推动澳中两国艺术文化学习和交流。

黄先生财力雄厚，乐于做澳洲政治人物的金主，2012年以来，他给澳洲左右大政党共捐款270多万澳元。

对此，黄向墨有自己的解释，他说华人应该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政议政，而政治捐款是参与政治的一种主要途径。

黄先生有雄心大志、有社交才能，且长袖善舞；而推崇多元文化的澳洲也给了黄富商施展自己才能的天地，短短几年功夫，他在澳洲就成了大名鼎鼎的人物。

来看看黄先生这些年同澳洲政界人物往来的各种高大上场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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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被情报部门怀疑了

黄向墨先生的家位于悉尼Mosman的一所价值1300万的山顶豪宅，他功成名就、风光无限，大概想不到自己豪迈撒钱、四处捐赠、同澳洲一些高层政治人物过从甚密的举动引发澳洲情报机构的怀疑 – 他们疑心黄向墨是中国政府的说客。

早在2015年到2016年，澳洲安全与情报组织ASIO就私下警告澳洲两大党黄先生的捐款可能同中国政府有关。不过在ASIO发出警告后，澳洲工党和联合党仍接受了黄的数万捐款。

2017年，黄向墨的名字经常登上澳洲媒体版面，媒体披露的一些同他有关的事情在澳洲闹得沸沸扬扬。

这其中，有黄向墨给澳洲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的竞选活动捐助10万澳元的事情。捐款正好是在部长先生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时候，两人见过好几面，黄向墨还告诉他人他就澳中自贸谈判为部长先生提供了非正式建议。

罗布部长说黄先生是个“深思熟虑的人”、“一个多维度的人”，还说他们之间有过很多话题广泛的有趣谈话。

再有就是黄向墨捐巨资建立的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的亲中观点引发关注与批评。而这个研究院的院长是澳洲前外交部长和前新南威尔士州长鲍勃·卡尔（Bob Carr）先生。是黄向墨亲自要求他担任的。《悉尼先驱晨报》指科尔先生是黄先生的政坛上最密切的盟友之一。

还有就是黄先生同华裔议员王国忠（Ernest Wong）的密切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黄向墨在王国忠在工党的奇迹般的蹿升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澳洲政治圈中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悉尼先驱晨报披露，黄向墨最早邀请王国忠担任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顾问。 而后，王国忠在2013年通过黄向墨和他的关系筹集到50万澳元的竞选资金，进而空降到新南威尔士省议会，接替有影响力的工党议员Eric Roozendaal离去的上议院席位；Roozendaal随后则进入黄向墨的玉湖集团工作。

《悉尼先驱晨报》的最新报道是王国忠将在今年3月离开国会，因为他同黄向墨的关系曝光后，工党已经把他当作政治上的累赘。

比较起来，黄先生同同澳洲工党、特别是前工党参议员邓森的交往更引人瞩目，也更有戏剧性。

2016年澳洲联邦大选年时，黄先生承诺给工党捐款40万澳元，但在资深工党议员、国防事务发言人Stephen Conroy公开批评中国南海政策之后，黄先生收回给工党的捐款承诺。

随后没多久，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同黄向墨并肩出现在悉尼的一个华人媒体新闻发布会上，为中国的南海政策辩护，邓森的这一态度同工党的立场相悖。

1983年出生邓森先生当时是澳洲政坛新星，是第一个进入澳洲国会的伊朗出生的人。

据邓森在《每日电讯报》回忆说，黄向墨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一个华人餐厅。为了同他共进晚餐，黄先生当晚包下了整个餐厅。

想象一下这个场面，是不是颇有电影画面感？邓森对此记忆犹新，想必这一豪华晚宴对他还是颇有冲击力的。黄先生也确实乐于帮助邓森，邓森因为被一家广告公司起诉，他旗下的玉湖集团为这名工党参议员支付了一笔$5,000澳元的法律费用。

邓森参议员对黄先生也是赤诚向报，他和他的办公室多次为黃向墨的入籍问题向移民局询问。光是2016年上半年，他们就给移民官打过四次电话。

令人乍舌的是，邓森在2016年10月居然到黄先生大豪宅的后院对黄通风报信说，他的电话已被情报机关窃听，邓森还告知黄反监听手段 – 讲话时不要靠近电话，也不要在自己房间讲话。

邓森的贴心建议和他同邓森的交往都被无所不能的澳洲情报安全机构察觉。可以想象得到此事曝光后在澳洲政坛引发的轩然大波。前澳洲总理托尼·艾伯特形容邓森的行为破坏澳洲情报部门的工作；时任外长毕晓普质疑邓森损害国家安全；总检察长 George Brandis  怀疑邓森是否忠诚于澳洲。

邓森先是在2016年9月被迫辞去工党前排议员职务，最终在2018年1月退出政坛。原本前途锦绣的他身败名裂。受这些事件的影响，这位前联邦参议员、前新南威尔士州工党秘书长的个人婚姻也破裂了。

澳洲的两家媒体 –The Age 和 SMH – 对黄的行动进行了两年的调查，他们认为黄向墨同悉尼中国领事馆关系密切，而他担任会长的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同中国政府统战部保持一致。

澳洲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对媒体披露的这些事件得出结论，说这都是中共尝试在澳洲用金钱换取影响力的例证。

澳洲情报部门一直担心北京通过政治捐款扩大在澳洲的影响力，干涉澳洲的内政外交。早在2015年，澳洲情报机构ASIO 负责人邓肯·刘易斯( Duncan Lewis) 就警告工党“他们的一些捐款人同中国政府有强大的联系”，澳洲媒体2017年9月把这一消息公布之后，更是把黄向墨推向了舆论的漩涡。

面对诸多的负面报道 ，黄向墨没有选择沉默，他状告《先驱太阳报》 （Herald Sunday） 刊文诋毁和诽谤他。当年11月，《先驱太阳报》在报纸上刊登和解声明，说其先前刊登的文章并无暗示黄先生试图干涉澳洲政府政策以支持中国政府。

无论如何，澳洲媒体的一系列相关报道，让大名鼎鼎的黄先生成了一个很有争议的人。2018年起，澳洲的政治人物不再接听他的电话，也不参加他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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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澳洲很难

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早在2016年，澳洲情报安全机构就对黄的入籍申请进行审核 。情报人员和移民局官员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分析黄向墨的商人背景、他同中共的关系和他对澳洲情报官员问话时的回答。

结果是，澳洲民政事务总署(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认为黄向墨不适合持澳洲护照，也不适合再呆在澳洲，原因包括个人品行问题等。据媒体从澳洲政府高层获得的信息，澳洲政府数月前就决定拒绝黄向墨的入籍申请，同时取消他的入境许可。黄向墨身上月初离开澳洲，在海外期间准备乘机返回悉尼家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无法返回澳洲。

澳洲媒体称，这是澳洲2018年6月通过限制外国政府干涉法案之后的第一综依法判决案例。

2018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涉）法案”，以及“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立法加强对间谍罪的惩罚措施， 禁止外国政府或个人影响或危害澳大利亚内政。该立法在2018年年底实施。

当时的澳洲总理藤博说，新法案将会更好地监督外国政治献金及间谍活动。这一政策在2018年年底实施。

藤博总理当时发表了针对中国的罕有强硬言论，他甚至用中文说：“澳洲人民站起来了。 ”

据报，澳洲官方的决定让黄先生感到震惊，他正在想办法通过法律手段返回澳洲家中。他可能会通过律师到行政上诉法庭对民政事务总署的决定进行上诉，或是要求对进行内部重审。不过一名澳洲官员说，任何法律挑战都会耗费“很长的时间”。该官员还证实即便黄先生能返回澳大利亚，也可能面临被遣返。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黃向墨上個月前往泰國，目前人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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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捐款是否得还

黄向墨想成为澳洲公民的梦想看来是破灭了，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澳洲政府认为黄先生是中共影响力的代理人，那澳洲政党过去接受的来自黄向墨的约270万澳元政治献金是否应该返还？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此前的政治捐款是根据当时得知的信息被“真诚地”接受。 澳洲广播公司认为，这番话是在暗示莫里斯总理所在的自由党不会归还黄向墨的捐款。

澳洲《时代报》指出，多位澳大利亚政治人物曾在竞选期间接受过黄向墨的捐款，但大部分接受捐款的政客都没有公开承认或表示会退还捐款。

不过在2018年，自由党议员和国会负责情报和安全的专责委员会主席Andrew Hastie 主动退还了其在2016年收到的黄先生的一万澳元的竞选活动捐款，这一捐款是前总理托尼·艾伯特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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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向墨：应当退款给我

2月8日，一直保持沉默的黄向墨先生在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对澳洲政府拒绝他的入籍申请和取消他的永久居留权“十分遗憾、也十分失望”。他说：“吊销签证的理由依据 ‘莫须有’的某种猜测，充满偏见、毫无依据。”

黄向墨说，他“没有任何触犯澳大利亚法律法规的情形”， 澳洲情报安全组织ASIO的相关文件也“确认”这一点。

他说，ASIO质疑他担任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主席和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然而，“承认一个中国、希望台海和平，是澳大利亚自1972 年以来的外交政策。”

黄向墨在声明中还谈到政治献金。他说他所有政治捐款“都是应相关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恳求而捐赠的”， 并非主动要捐，且“都完全符合澳大利亚法律”。

他说他自2016 年7 月1 日后“已经拒绝了所有政治捐款请求，停止任何政治捐款。”

黄向墨在声明中说：“相关政党及政治人物若真认为他们主动索要的捐款是不合适的，我再次呼吁他们可以、也应当退还给我，不必支付任何利息。收到退款后我将把这些捐款改捐慈善机构。”

黄先生2018年12月辞去了玉湖集团的董事长职务，他的儿子黄基铨Jimmy Huang接任了这一职务。 黄向墨在声明结尾说，他回到香港定居，“会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身份访问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指出，黄向墨从辉煌里跌落，体现了澳大利亚的觉醒。该报说，澳洲政府的动作传递出一个强大信息， 那就是澳洲人不容许外国代理人在澳洲进行政治渗透。

中国官方曾多次否认澳洲官员和媒体对中国政治渗透澳洲的指控，还批评澳洲相关新闻报道是捕风捉影，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澳洲政府对黄向墨采取的行动可能令紧张的中澳关系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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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澳大利亚的《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 FITS）于2018年6月28日获得国会通过，于2018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该法律要求个人或组织，如果代表外国政府或相关机构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或政策，必须向政府登记。其目的是增加外国影响的透明度，防止不透明的外国干预澳大利亚的内政。

澳大利亚的《2018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涉）法案》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 于2018年6月28日获得国会通过，第二天即2018年6月29日生效。

这项法案旨在通过强化对间谍活动、外国干涉、政治影响和相关活动的法律规定，加强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新法律增加了与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相关的犯罪类别，并加重了处罚，特别是针对试图秘密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政策或政治进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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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参考来源

Sydney Morning Herald 悉尼先驱晨报

The Australian 澳大利亚人报

The Age 时代报

AＢＣ　澳广

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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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诗，有激情、有温情，还有意味深长的历史感。

汗血马

by 低处的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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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不平事
愤怒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先在我的血管里狂奔
后来冲出我的笔管
在一张白纸上留下
深深的蹄痕

–

如果我流泪了
一定是它累出了汗水
如果我泣血
那一定是它血脉贲张
汗珠里渗着血丝

–

一位愤怒的诗人
身体里一定养着
一匹汗血马
再小的爱之花都能
轻易驯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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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逝去的戍戊

by  木头脑子

*

小狗着撒欢，追咬老狗远去的背影
守着18的新锅，翻炒58陈旧的梦呓
半醒半睡间，咀嚼着1898的余韵
法，成了戍戊特有的花絮

–

三月，麻雀们都没有异议
一百二十年逝去
九月的雨，早已洗去心头的血迹
谁还得谁是谁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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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从菜市到桥头，无论老Q还是小D
车上的遗老遗少们
个个都惜字如金，盘算着转移和汇率

–

还好，还有一抽屉的药
只是不知道，小栓爹还有没有洋钱
药，是不是已经过期

戍戊，狗注定难以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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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口

by 流光

*

当枯草还在水中纠结
洒落的雪花不再去澄清

–

渡口，从我的胸口流出
正好经过你的窗前
一湾笑容，低眉不语

–

风在水中反光
天空的灰蓝和湖水的浅蓝
不肯上岸

–

我在想，今晚
半个月亮是否
还挂在村庄的高树上

作者：桥 人

 

民意调查是民主政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凡比较成熟的民主政体都会有针对民意的定期调查。尤其是临近大选，各大政党、媒体机构、公关组织、利益集团都希望瞭解选民的选举意向，民意调查就会更频繁，甚至达到每週一次。

 

严谨的民意调查不是随便找几个人问问就行，也不是在网站上随便挂个小调查就可以实现的。它有几个基本要求。首先得有严格的随机抽样。随机的意思是说你不能指定某些人来做调查，因为那样你便有机会操纵调查的结果。你需要把人口按照一些合理的统计指标（如收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分成类别，在抽样时儘量使得被抽到的人覆盖到所有这些类别——即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其次问题儘量不要带倾向性或引导性。比如“约翰·基不适合做下一任总理了，你同意吗”这样的问题就很有引导性，不如“下面几位候选人中你觉得谁最适合做下任总理”来得更合适些。在真正实施调查之前最好能有个预调查，在预调查中碰到的问题便可以在正式调查中被避免。

 

此外还得保证事后分析过程中统计结果的真实可靠，不能在输入结果的时候把被调查对象的否定答桉录成了肯定答桉，不能有选择地报导一部分结果而不报导另外一部分结果。选择性报导是很多党派媒体惯用的诡计，它们常常只说半句对己方阵营有利的真话，而不说对己不利的另半句，因此带有很大的误导性。比如调查结果出来后，你只报导“目前有52%的人认为约翰·基适合做下任总理”，而后半句“有65%的人认为大卫·康立夫更适合”却留住没有说。

 

好的民意调查的方法应该是公开的，而且允许评估或複製。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在乎自己的声誉，因此在做调查的时候会儘量遵守调查标准，客观呈现调查结果，以便在事情发生之前儘量成功预测事情的结果。如果一个调查机构能够在多数时候准确预测大选结果，毫无疑问它能累积出不错的口碑，它的民意调查可信度就会高些。

 

很多新闻机构为了增强自己大选报导的公正客观性，也会开展民意调查。但相对而言，由媒体自己操持的民意调查很多时候都带有媒体本身立场的印迹。尤其是一些网路媒体在网站上以不规范的（哪怕有时候看起来规范的）调查呈现的结果就更是如此。比如说亲国家党的媒体，它的受众也多是亲国家党的，你当然没法相信它的民意调查能够代表那部分支援工党的人的意见。

对于网路民意调查而言，就算是针对某网站自己的受众去做，以不太科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结果也需要批判地去看待。因为在网路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潜水”的沉默者，他们很少会出来“冒泡”发言。特别是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迫于舆论的压力（因为害怕自己的意见是少数派）而选择沉默不语。显现出来的意见因为没有足够的竞争者，往往会吸引更多与该意见相同的人去表达类似看法。这就使得一种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种意见（可能是更真实的意见）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在政治传播中叫“沉默的螺旋效应”。网路民意调查常常会掉进这样的坑中去，因此往往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最接近真实的民意调查当然是民意普查，但那样需要调查整个范围内的所有符合要求的物件，耗时费力。抽样调查只要抽取部分人去调查就行了，相对省时省力。现实中的民意调查因此多数只是抽取部分样本的随机抽样调查。当然由抽样调查推论及整体时仍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抽样调查都会给出一个百分之几点几的误差区间，一般来说，这个百分比越小证明调查结果越接近整体的情况。

 

民意调查本身也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因为它的结果具有某种示范效应。对政治中间派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本来就处于游疑不决的观望状态，当民意调查显示出一派处于舆论上风时，他们往往便易倒向这一派。这是为什麽许多政党都非常重视民意调查的原因。尤其是当调查结果对己方有利时，他们往往会竭力利用这种结果去影响中间派选民。

当然对具体的选民而言，真正决定投票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民意调查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2014年9月4日

（原文发表于2014年9月新西兰同人网，作者桥人当时是奥克兰大学传媒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