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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今年（2015）7月10日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旗舰“彩虹勇士号”在奥克兰 Marsden 码头被法国特工炸沉30周年纪念日。新西兰国家电视台TVNZ的深度时事报道节目Sunday 采访了当年潜入水中放炸弹的前法国特工让-吕克-吉斯特。吉斯特在采访中向当年被炸死的摄影师 Fernando Pereira 的亲属道歉、向绿色和平组织致歉、向新西兰人民致歉。

这让我想起10年前 -纪念彩虹勇士号被炸沉20周年的时候，我在奥克兰对当年率领彩虹勇士号抗议法国核试验活动的美国人Steve Sawy先生的采访，Sawy 是现任绿色和平组织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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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Sawy 先生与彩虹勇士号

那是2005年7月11日，天下着细雨，我打着雨伞来到停泊在奥克兰港口的一艘帆船上，Steve Sawy (1956 -2019) 先生在船上接受了我的采访。

现任绿色和平组织秘书长的Steve Sawyer 先生  （网络图片）

Steve Sawyer先生告诉我，1985年7月10日发生爆炸惨案的那天, 正好是他29岁生日，他和朋友们当晚开了一个热闹的生日派对。当晚约11点半他离开彩虹勇士号赶往Piha， 因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绿色组织和平成员在那里有一个会议。不料11点50分，法国特工潜入水下放置的炸弹爆炸了。事发时船上共有14人，7名船员，7名访客，其中葡萄牙摄影师 Fernando Pereira遇难。Sawy先生说，炸弹威力相当大，船体被炸的洞足能装进一辆汽车，船被炸不到一分半钟就沉没了。

我问Sawyer先生彩虹勇士号被炸对绿色和平组织及他本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Sawyer先生回答说，这一事件使绿色和平组织损失了一个旗舰、他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和很好的合作夥伴，这让他很悲伤；不过，这一事件也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并开始关注起绿色和平组织。

Sawyer 说，绿色和平组织活动始于1971年，那时人们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非常薄弱，就是在八十年初期，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和动植物都还是社会边缘问题。彩虹勇士号上的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以生命的代价唤起世人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和思考，赢得了世界性的同情和支持。爆炸事情发生之后，无数原本对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和其造成的危害不关心的人站到了绿色和平组织一边。在这方面，新西兰人的大力支持让他很感动。

我问Sawyer先生如何纪念彩虹勇士号被炸20周年，他说，（2005年）7月10日这一天，绿色和平组织的许多重要成员、当年彩虹勇士号的船长和船员等乘坐“彩虹勇士2号”和其它船只前往“彩虹勇士号”长眠的海域 – Bay of Islands 的 Matauri Bay – 进行纪念。人们把花环丢入大海，潜水员还把雕刻有和平鸽和橄榄枝的纪念品摆放在沉没在海底的“彩虹勇士号”残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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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勇士2号

Steve Sawyer 先生说，为了让彩虹勇士号的精神长存，绿色和平组织在1989年7月10日 – 彩虹勇士号炸沉4周年纪念日 – 建立和命名了彩虹勇士2号，让它继续当年彩虹勇士号的全球环保使命。

彩虹勇士取名于北美印第安人一个古老预言：有朝一日，地球会生病，生物会枯萎。那时印第安人就会重获勇气，召集地球上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携手努力，拯救地球 – 这些人就叫做彩虹勇士。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彩虹勇士号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世界各大洲各大洋，以非暴力手段进行保护环境的崇高使命。从印尼到巴西，它阻止森林滥伐；从日本到冰岛，它抗议过度捕鱼；从南极到北极，它记录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它推广可再生能源。如今，彩虹勇士号已成为全世界保护和平与环境的象征。

Sawyer 先生很欣慰如今绿色和平组织已分布于40个国家，在全球的支持者超过250万人。不过，他说绿色和平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要走的道路依旧曲折、漫长。

Sawyer先生还告诉我，绿色和平组织在2003年年底同中国政府展开了对话，他本人作为气候和能源方面的专家同中国国家计划改革委员会合作，就中国的气候和能源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Sawyer先生还是旨在保护大气环境的《京都协议》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这份协议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文件。

Sawyer先生年轻起就在绿色和平组织工作，足迹遍及全世界，他对自己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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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勇士号”被炸：新西兰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彩虹勇士号”被炸也是新西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是新西兰境内第一次发生的由外国政府策划的恐怖袭击活动。令新西兰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是，策划者竟然是新西兰的友好盟国法国。

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新西兰警方迅速查明是法国特工所为，并且逮捕了与事件有关的两名法国特工。参与此次爆炸活动的法国特工共有13人。

此事在法国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法国国防部长和最高情报机关首脑都被迫辞职。人们那时猜疑当时的法国总统Francois Mitterrand 核准了这一爆炸行为。

在爆炸案发生20年后, 当年的法国高级情报官员写文章证实了此事。

法国方面后来解释说是因为相信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渗透进绿色和平组织内部。

新西兰法院当时判决两名伪装成瑞士情侣的法国特工Alain Mafart 和Dominique Prieur 10年监禁，但法国政府不断对新西兰施压，并威胁要对新西兰的出口产品进行限制。

迫于压力，新西兰政府在监禁两名被判杀人罪的法国特工八个月后，将他们转交到法国在太平洋的一个军事基地服刑。很快法国就以医疗方面的原因送两人法国，他们服刑时间总共不超三年。这两名法国特工回到法国时如同凯旋般的英雄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他们回国没多久就被释放。

经协商，法国政府向新西兰赔偿940万新币，向绿色和平组织赔偿将近1100万新币。1986年9月，法国总统正式向绿色和平组织致歉，不过法国从未向被炸死的摄影师道歉。

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核试验直到1996年全部完成后才停止。

前法国特工让-吕克-吉斯特在彩虹勇士号被炸30周年时为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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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人无法忘却“彩虹勇士号”

法国政府在“彩虹勇士号”问题上采取的傲慢态度使许多新西兰 人难以忍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都是法国的盟友，数千名新西兰士兵在法国战斗牺牲，至今长眠在法国的土地上。

新西兰因“彩虹勇士号”的爆炸事件同法国的关系陷入低潮。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几乎花了20年的时间。

2005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法国驻新西兰大使Jean-Michel Marlaud先生在惠灵顿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对正在新西兰 进行的纪念彩虹勇士号被炸沉20周年只字不提, 对两国之间存在的60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大加颂扬。

《怀卡托时报》2005年在彩虹勇士号被炸沉20周年之际发表社论说，新西兰可以原谅法国，但是永远无法忘却“彩虹勇士号”被炸事件，而且也不应该忘却这一事件。新西兰应当记住的是，所有民族之间都有政治和自我利益的纠缠，即便是我们所谓的朋友，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国土上发布恐怖攻击行为。新西兰人从这一事件中得到的一个令人惊恐的教训就是国际关系是多么多变和不稳定。

彩虹勇士号被炸事件在新西兰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新西兰人更加坚定了反核和无核立场，而这一立场又深刻地影响了新西兰同美国的关系。

（原文发表于2005年7月16日新西兰《中文先驱报》，2015年9月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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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麟,  可能不少奥克兰华人都知道他。他担任过新西兰福建商会会长，现任福建同乡会会长，职业是房地产投资顾问。不过，这次对他的采访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上周末冒雨参加了在奥克兰举行的ITU铁人三项赛。这一赛事是国际铁人三项赛联盟奥克兰站的比赛，由新西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Barfoot Thomson赞助并冠名。黄少麟参加的是奥运标准的铁人三项赛：1500米游泳、40公里骑自行车和10公里跑步。从现场参赛情况来看，全程参加这一赛事的华人很少，屈指可数。

下面是毛传媒记者同黄少麟先生的采访对话：

记者：铁人三项赛对大部分华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体育赛事，您能介绍下当天比赛的情况吗？
黄少麟：铁人三项赛是3月29日举行的。早上7点30分开始第一项1500米游泳，接着是40公里自行车，最后是10公里跑步。游泳开始时候，天边才露出曙光。游泳结束后天下起雨来，40公里自行车的比赛可谓风雨交加，因为路面滑，有些参赛者在拐弯处不慎滑倒。感谢上帝，我在全程比赛中还挺顺利，没有出意外。

游泳比赛就要开始了，挥手者是黄少麟。

记者：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三项赛事？成绩在什么水平？

黄少麟：我的手表记录显示是花了3小时13分。我完成赛程后就离开了。具体排名不清楚，我也不关心这个。

（黄少麟提供图片）

记者：有多少人参加这次比赛？是否按年龄分组？
黄少麟：参加的人不少，具体数字不清楚。参赛者确实是按年龄划分的， 例如，有20岁以下的，有 20-29岁组别的，有30-39岁组别的，有40-49岁组别的，有 50-55岁、56-60岁组别的，还有75以上的。

参赛者右腿小肚上都有一组数字，比如65M代表他是65到69的男士。我居然看到75M，好奇心让我问那人多大年纪，他回答说“78”！

记者：您是第二次参加铁人三项赛，同第一次比有什么不同吗？

黄少麟：今年参加的是奥运标准的铁人三项赛，去年参加的是半程赛。也就是，去年竞赛距离只是今年的一半，比如游泳是750米，骑自行车是20公里，跑步是5公里。

去年的铁人三项赛上（黄少麟提供图片）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铁人三项赛训练的？是否有教练？

黄少麟：没教练。我为今年的参赛训练了30多天。

记者：那您平时一定很注重身体锻炼吧？
黄少麟：我一周大概游泳三到四次，我感觉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为了这次参赛，我进行了跑步训练，但不很多。

在新西兰生活了24年，受到新西兰人喜欢户外锻炼的影响，我夏天常在海边游泳，每年的跨海游泳运动我也会参加。

记者：您参加铁人三项赛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少麟：在跑步过程中我看到不少五、六十以上、甚至是近80 的老人。新西兰中老年人真是很热衷三项赛运动。当你看到他们，你就会明白铁人三项赛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新西兰人热爱户外运动这一点让我感受深刻。

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新西兰运动员夺得铁人3项赛金牌和银牌，一个小国家奥运会上能取得好成绩，同国民酷爱运动密不可分。

参赛者沿途受到观众的欢呼（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奥克兰人热衷观看铁人三项赛（网络图片）

记者：参加铁人三项赛的华人、亚裔人士多吗？
黄少麟：我看到有华人朋友参加某一项目的比赛，例如只参加跑步。没看到有华人参加全程赛事的，也可能有，但我没看到。

记者：您明年还会参加铁人三项赛吗？有没有想过找些华人伙伴一起参加？
黄少麟：明年还会参加，也希望能有其他华人参加。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今年参赛的消息后，就有朋友表示想明年一起参赛。

华人朋友如果想参加铁人三项赛，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标准距离的赛事，也可选择半程赛事；可以三个项目都参加，也可只参加一项。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参加铁人三项乃人生幸事，欢迎联系我。

记者：主流社会是否有铁人三项赛的群众组织？
黄少麟：应该是有的，我知道有跨海游泳俱乐部，有跑步俱乐部等。

今年四月，奥克兰还有一个跨海游泳比赛，是从北岸Milford 游到Takapuna，大约两公里多的赛程。这个赛事我也会参加。如有朋友对这个海上游泳活动感兴趣，可联系我。

记者：Barfoot Thomson是本次赛事的冠名赞助商，你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公司是不是很鼓励员工参加锻炼？
黄少麟：BarfootThomson一向鼓励员工参加体育锻炼。今年公司大约30多人参加了铁人三项赛，报名费都是公司出的。这三十多人大部分只参加三项赛中的一项或是两项比赛。

记者：您对体育锻炼有什么心得？
黄少麟：人们常说健康是1、财富是0。没有这个1，后面有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运动与健康息息相关，运动可以让人身心愉悦，带给人充足的精力和饱满的精神面貌。运动、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愉快心情是健康四大基石。新西兰人喜欢运动，尤其是室外运动，新西兰人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健康。

记者：听说您参加此次铁人三项赛得到商家朋友的赞助，而您表示要把赞助款捐给奥克兰儿童医院，为何这么做？
黄少麟：一些朋友听说我要参加奥克兰国际铁人三项赛事，纷纷给予慷慨赞助，特别是新西兰福建商会副会长、福建同乡会常务理事、日新水产批发公司Nishin 董事长张志强先生 、 福建同乡会和商会常务理事、新西兰蜂蜜产品公司NUXTEN Been Products 董事长张志祥先生和Barfoot & Thompson 的同事都给予很大支持。

奥克兰儿童医院是新西兰最大的儿童医院，我女儿小时曾在这家医院看过病，医生护士的医德、敬业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决定把所得到的数千元捐款加上我自己拿出的300元一起捐给奥克兰儿童医院，表达一份心意。

 （图片除有注释外，均为陈洪灿所拍）

 

高明船长（左三）

文/ 图：毛芃

有千帆之都美誉的奥克兰，近日来了艘不速之客。在帆船云集的奥克兰码头，这艘长15米的无动力帆船并不起眼，起眼的是飘扬在船上的中国国旗和这艘船的主人高民先生，因为高民正率领3名船员进行环球航行，新西兰是他们36个航行国度中的其中一站。

中国虽然有很长的海岸线，古时还有郑和下西洋，但普通中国人几乎同海上运动无缘。据42岁的高船长介绍，他们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四拨环球航海的中国人。

高船长（左一）和他的小伙伴们

几天前，我对高船长做了专访，并乘坐他的第二梦想号出海，近距离观察他和他船员们在帆船上的工作状况。

下面是同高船长的访谈录。

毛芃：您的帆船为何叫第二梦想号？为什么主帆上印的是“好旺角房屋”这几个字？

高民：我的第一个梦想是40岁退休，我做到了，第二个梦想是驾帆船环游世界，所以这艘船就起码“第二梦想”。好旺角房屋经纪公司是我从前在大连创立的房地产中介公司，我们去年航行正是公司成立15周年纪念。

毛芃：那就是说，您40岁就已经赚了足够的钱？

高民：钱怎样才算赚够呢？还是看你想干什么、追求什么吧。我是大连人，大连海事大学毕业，从前喜欢玩帆板、马术、滑雪，随着年龄渐长，对帆船产生了兴趣，就专程到美国学了两年帆船驾驶技术，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学起。

毛芃：您这艘帆船是哪儿生产的？造价多少？

高民：是台湾Tayana公司生产的，不过他们只是生产了帆船的外壳，船内所有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从美国采购的，组装是在台湾船厂做的。我们2014年春节后去的台湾，在船厂呆了3个月，每天同工人们一起上班，在监制造船同时也对船体的内部构造进行学习了解，因为我们必须熟悉帆船的结构和每个部件包括每条绳索，航海时遇到问题自己能动手解决。

我们的船属于蓝水帆船，是专门设计来穿越海洋的，船的造价是60万美金，帆船每年维修保养的费用通常是船价的10%-15%。

毛芃：您能介绍下你们的航海计划和行程吗？资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高民：我们是2014年7月1日从大连出发，计划两年时间完成航行，一路途经36个国家，航行5万海里，目前，我们已完成了航行的四分之一。

我们先从大连到了韩国、俄罗斯的海参崴、日本的北海道，然后花了40天到达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我们到了美国加州，然后去了夏威夷，从夏威夷再到基里巴斯、萨摩亚、斐济，从斐济到了新西兰。

我们下面将去南美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西、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然后是加勒比海、古巴和牙买加。在这之后，我们会航向到一些欧洲国家。我们计划2016年7月1日返回大连。

航海的费用每年是20万美金。我们没有赞助商，花的完全是自己的钱。

没找赞助公司是因为这是个繁琐、费时、需要花很多精力的事情。启程前我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能安全航行、完成预定目标。我们的航海路线是中国海事大学的教授帮助制定的，我们必须利用好季节、天气和海洋洋流，在最合适的时间到达最合适的港口。

 

毛芃：您和您的团队从前有过航海经验吗？都是专业水手吗？

高民：我们都没有航海经验，也不是专业水手，船队中三人一个是我过去的司机，有一个是玩帆船的朋友，还有一位在货轮上工作。

去年5月帆船装配完毕后，我们把船开回了大连。这次航行让我们信心大增，因为我们经历了海上七八级风浪，对船的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一条水路尤其是到了浙江一带，渔船、渔网密布，对于帆船来说风险很大，但我们顺利闯过来了。

毛芃：你们环球航海前进行过什么特殊训练吗？

高民：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在美国进行了20天的集训。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体能训练，学习急救知识，比如心脏病的急救、创伤的清理、海水的淡水化处理等。大连海事大学的老师们还对我们进行气象观察方面的训练。我在美国还买了大量同航海有关的书籍。

毛芃：你们一路上一帆风顺吗？

高民：不是，一路上遇到过很多问题。有次风向突然转换，风力很大，几乎要把船掀翻，船身倾斜了90度，船舱还进了点水。遇到海上风大的时候，在船上根本无法行走，只能爬着向前，或是蹲着走，每走一步都得紧紧抓住船上的东西。

每天我90%的时间都在考虑航行安全的事，最怕船员掉到海里。刚开始航行的时候，夜里老是做噩梦，担心出安全事故。

毛芃：船上四个人有什么分工吗？平时大致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高民：于勇是机电师，甲板下的一切都是他负责，他还是船上的文艺委员。郑世广是水手长（红短裤），是甲板上的一切由他负责，他是我们的是体育委员，负责大家的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董滨是学习委员，每天负责考大家英文单词。

水手长郑世广是体育委员

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小乐队，有非洲鼓、沙锤、手铃、吉他，他们几个都是70后。

学习委员董滨

我除了担任船长还兼厨师。海上航行生活枯燥、耗费体力，饮食因此非常重要，但是船上空间有限，每次靠岸采购的食品不可能保证一直吃到下个港口，所以合理的饮食安排很重要。

机电师于勇是文艺委员

平时船上每天安排3个人轮流值班。每个人轮换休息一周，以保持好的体力。

值班人的工作主要是观察风向、漂浮物和其他船只的动向等。一旦出现情况大家会立即各就各位，共同应对。

我们的帆船配有自动舵，会自动控制驾驶方向，这样在船员较少的情况下，比较节省体力。

平时在海上看到的船并不多，从美国加州到夏威夷，一路上只看到两艘船。不过，晚上坐在甲板上，倒是有飞鱼跳到甲板上，有时还会被吓一跳。

在船上，什么都是潮的，被子衣服什么的都很潮，盖起来很不舒服。

另外，每到一个港口修整后再出海，第一天总会感到很不适应。

 

毛芃：海上供给不足的时候怎么克服？

高明：我们在太平洋经过阿留申群岛美军基地的时候，船上补给已经不多了，就想向美军要些。我们告诉美军说帆船需要加油，要求进港，值班美军联系上司后允许我们进港，可当我们提出向他们购买食品时，他们说他们也已经有一周没有供给补充了。

2015年元旦这天我们是在海上过的，因为没什么好吃的，大家就谈什么最好吃，自己最爱吃什么，也算望梅止渴吧。

去年的农历8月15，我们四个人合吃了一个苹果，因为船上就剩一个苹果了。好在第二天我们抵达美国加州。

毛芃：这一路航海，签证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高民：各个国家对签证的要求不一样，出发前，我们申请了美、俄和日本签证，一些太平洋国家是落地签，因为不可能申请完所有需要靠岸的国家签证，我们就先上路了，每到一地，就赶紧落实签证问题，但有时也不顺利。比如我们圣诞节前到斐济，在斐济申请新西兰签证需25个工作日，这还不包括圣诞、新年假期，如果我们一直在斐济等，就无法按原定行程旅行，所以就决定直接开往新西兰，在路上联系了新西兰的一位朋友，经过斡旋，新西兰海关和移民官按特殊案件处理，给了我们15天的签证，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补给和帆船维修工作。新西兰海关官员一方面很有人情味，一方面又有很严格的检查程序，给我们印象深刻。

高船长在驾驶

毛芃：你们一路旅行中，哪些停泊的地方让你们印象深刻？

高民：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还是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一个小岛，岛上只有6户人家，有俩教堂（一个基督教、一个天主教）、俩牧师、还有医生、老师等，村长兼警察局长和移民官。这个小岛因为地处偏远，一年也就两艘外来船只靠岸，从来没有中国人登陆过。村民们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为我们举行了两次欢迎Party，他们的歌声和舞蹈太棒了，和声非常美。村民的淳朴和热情很让我们很感动，我们走时把能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奶粉都留给他们了，他们又为我们举行欢送Party，临别时，大家都哭了。

岛上的娱乐很有限，我们发现村民家里有成麻袋的DVD，他们们就是通过看这些影碟了解外面的世界。

毛芃：下面的航行有什么有风险大的路段吗？

高明：有啊，在合恩角，位于南纬58度，这是南美洲的最南端，有海上珠穆朗玛峰之称，因为航道海况很恶劣，经常有大风暴。在新西兰修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有关穿越合恩角的书籍。即便在帆船之都奥克兰这样的地方，也很少有船去合恩角，从各种书籍里寻找到的从新西兰到合恩角的资料，加起来不过几页。唯一的咨询结果是风大浪急，鲜有人去。

另外，经过非洲有遇到海盗的风险，不过，我们船上都装备了武器防身。

船员卧室（毛芃摄影）

毛芃：一路想家吗？您太太很支持您环球航行是吗？

高民：当初很支持，后来后悔了（哈哈）。不过，我每两天都用海事电话给太太打电话，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在欧洲见面。我太太有次告诉我，她有天在超市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很像我，差点走过去喊“老公”，回到家就自己一个人哭。

高船长的床头

毛芃：你们从大连出发的时候，您儿子也参加了航行，这是为什么？

高明：我儿子今年16岁，现在在美国读高中。在我的影响下，他也喜欢帆船运动，特别想同我一道航海，我也愿意带孩子实地感受一下。

以前在中国做生意太忙，我对孩子幼小的时候都没什么记忆，因为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孩子都入睡了。在美国学习帆船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同老婆一起牵手散步，感觉这种生活方式真好。

毛芃：环球航行结束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高明：我在美国学习了两年帆船课，获得了美国帆船协会中级教练证书。今后我可能从事帆船教学，我是想把最先进的航海知识都介绍到中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从事帆船运动。我在中国只发现了两本专业帆船书，而我现在的船上就有几十本，中国这方面的资讯很缺乏，帆船还只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但相信今后玩帆船的人会越来越多。

在不少国家，60多岁的人还学驾风帆，学费也便宜。

航海不仅是门乐趣，还能激发人的精神、锻炼人的毅力，打破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的束缚人的老思想。

毛芃：这半年的航海生活，对您个人的内心有什么影响吗？

高民：这半年的航行中，我们历经了日本、加州、夏威夷大都市的繁华，也体验了太平洋小岛岛民的生活。我发现，岛民的眼睛是最明亮、清澈的，他们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他们唱歌跳舞、劳作，有宗教信仰，而在那里，报纸电视广播都没有，世俗的富贵繁华并不存在。

这不由得会让我思考人到底应当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生、同人相处、教育子女。总之，你内心最深层的东西会受到触动。

每天面对浩瀚的大海，面对纯净的蓝天白云，会感到人类的渺小，会觉得孩子没有考100分真不重要，会感觉到夫妻情分、父母的情分的珍贵，涌上心头的都是最朴素、朴实的情感。

毛芃：您为啥要花两年时间做环球航海这样的事？

高民：因为喜欢啊，退休了，并不代表啥都不做了，而是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事情，男人嘛！

华人移民如何融入新西兰社会，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在Hamilton经商的张静河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张先生是位学者，早年留学过瑞典，后来曾在澳洲读书、工作、生活过，移民新西兰之前在上海某高校工作。

张静河谈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

一、

我认为美国和新西兰是外来移民融入问题解决得最好的两个国家，就对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维护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同这两个国家相比。

所谓融入就是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融入在客观上也允许多元文化同本地文化的同存和混合。

美国经济上、军事上很强大，但它强大的根本原因是能从制度上接纳外来移民、给他们发展空间、并吸收他们的文化精华。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但是美国能从法律上做出基本的规定和保障，奥巴马能当上美国总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西兰是一个小国家，向心力和凝聚力不如美国，但是它的政治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保障了多民族的和平相处，奥克兰有200多个少数民族，大多是外来族群，但没有什么种族问题。

在这方面，澳洲就做不到。1997-1998年的时候，澳洲出现个极端反亚裔的汉森，前澳洲总理霍华德至少也是反共、反亚的。在澳洲，小的种族冲突时常会有。

欧洲在多元文化上做得也不怎么好，不过是欧洲人的文化教养普遍比澳洲人和新西兰人要高。

在北欧，还有新纳粹主义出现。

白人有个很大的特点，表面上都温文尔雅，但骨子里是不能触及他的个人利益的，不过，他们普遍守法，有了问题，能通过法律来解决。

二、

对于新移民来说，要融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时间、需要经济条件、需要社会环境、需要积极的心态和主动性。

移民大多是中年人，价值观、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在30岁之前已定型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适应、要改变、要入乡随俗，把当地的价值观、法律制度当作自己思想的立足点，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好的，它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有的移民来新西兰很多年，英文也说不错了，可还是一副爱占小便宜的小市民做派，这显然就是没有融入。

同Kiwi接触多也未必就代表着融入，融入也不是去了洋人教堂或是同洋人吃几顿饭那么简单。 有的华人嫁给了Kiwi，但是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不一样，婚姻破裂的大有人在。

只有让自己的行为方式符合所在国的基本价值观，让这种价值观很自然地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中，才能获得本地社会的认同、尊敬和友谊。

毛利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能很好地吸纳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并应用于生活当中。

此外，对主流文化要有正确的理解，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很强的信心。文化自信心强的人，不容易受到精神上的打击。 在主流文化面前对自己的文化妄自菲薄，是一种低层次的见识。

图为在Hamilton采访张静河先生    

摄影/ 杨健议员

作者： 毛 芃

BlakeTwigden先生在新西兰也许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可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画家。他以画动物特别是画鸟而闻名，而且，他特别爱鸟。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在自己的农庄建起一个占地一公顷的神奇鸟园——Whitford Bird Park，并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光客。

不过，70岁的BlakeTwigden近日已经南迁Nelson了。我在他离开奥克兰之前，特意到他位于Whitford的家进行了采访，并且参观了他的鸟园，有幸听他从头讲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故事。

六岁开始画画

Blake Twigden 1945年出生在奥克兰。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幅画是6岁时画的。他说，他那时因病入院，一个人坐病床上给父母亲写信，看到窗台上飞来一只鸽子，就随手把这个鸽子画在信上。

他说，他的老父亲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直到前几年才送还给他。

他的父亲今年年底就99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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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ke说，他的母亲很喜欢绘画，但是因为家里有6个孩子要养育，许多的家务事和花园工作要做，他母亲并没什么时间画画，但是很鼓励他画画。

也许是遗传了母亲对绘画的热爱和天份，Blake还是个少年时就展现了绘画的才能。他15岁时的一幅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匹马，16岁的一幅作品为他赢得了一趟出国旅行。

Blake那时在奥克兰名校奥克兰男子文法中学读书。他说，每次他的画作在社会上获奖，学校都会宣传庆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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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美、最独特的东西画给人看

1966年，20岁的BlakeTwigden去了澳洲，在那里一呆就是22年。

不过，Blake在这22年里遍游了世界各地，他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共去过43个国家，每次出去少则3个月，多则8个月。

Blake说，他在海外旅行，是为了观赏那些美丽、独特的动植物，好画下来，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也能观赏到。

他说，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不像现在人们不用出门，就能看到世界各地罕见、珍奇的东西。

他说，他现在看到电视里的一些探险节目就会发笑，因为这类探险、冒险正是他几十年前年轻时干的事情。

Blake向我讲述了好几个他的冒险故事，其中有潜海观赏鱼类的时候遭遇鲨鱼；还有一个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一个研究蛇的科学家同住一个帐篷，早上起来时，看到一条长12英尺的蛇盘踞在两个人的床铺之间。

1971年，Blake在悉尼举办首次个人画展，引起轰动。他作品中所体现的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主题提升了人们对环境的关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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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作画4000多幅

BlakeTwigden一生作画4000多幅，他的画作99%都被出售和收藏。在欧美和澳大利亚，在世界许多的地方，他的画作都被一些机构和人士收藏。

Blake不仅画鸟、画世界各地的鸟，他还画热带鱼、画蝴蝶、画非洲的动物，对自然环境和生物的热爱贯穿于他一生的绘画作品。

70年代，Blake成功地在伦敦举办了以热带鱼为主题的画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举办鱼类画展的画家。1977年，他的以热带鱼为主题的绘画集“Pisces  Tropicana”在澳洲公开发售，不到12个小时即告售罄。收藏他这部绘画集的有英国王室菲利普亲王、丹麦王子等。

Blake Twigden对我说，他创作的每一幅画就像自己的孩子，而孩子是一定要走出家门的。

他说，每当他创作一幅画的时候，都在想日后这幅画的主人能像他那样热爱这幅画就好了。

Blake Twigden称自己的画作风格是“graphic Realism”，他说，他的每一幅画作上的动物，都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有时他为了弄清一种鸟腿的颜色，都会查看各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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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画作、最遗憾的故事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Blake讲了一个让他遗憾的故事。他拿出一份挂历，上面都是他的绘画作品，其中一幅是金色背景的有着硕长尾巴的雄健漂亮的鸟。Blake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画，并随即讲起同这幅画有关的故事。

Blake说，这幅画原本卖给了一位富有的澳洲女性。这位澳洲女性后来承诺Blake说，她死后会把这幅画送给Blake，但要求Blake死后送给堪培拉国家博物馆。

Blake答应了，但可惜当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位女性的心愿写成一份正式文件。后来这名女性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她的医生不知用什么办法让这名女性修改了遗嘱，把她自己的整套房产连同房子里所有艺术品都送给了这名医生。

Blake说，每每想到这幅画他都会感到遗憾，因为原本这幅画是有可能进入澳洲国家博物馆的。

返回故土兴建鸟园

1988年，在海外生活了22年的Blake Twigden先生返回了故土奥克兰。

为什么要回来呢？Blake说，在海外生活的时间太久了，偶尔回到新西兰，感觉到了陌生，特别是到了南岛，就好像到了海外哪个国家。于是，他想回来，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故土。

回到新西兰，这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完全改变，意味着告别欧美、澳洲大都市、告别同英女王御用裁缝一起看演出、参加美国亿万富翁派对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不过，Blake是能沉下来的人；从他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不上网即可看出一斑。

20岁出国的时候两手空空，22年后回国已经是百万富翁。

Blake Twigden先生用自己卖画赚了的钱在奥克兰东郊Whitford买了个5公顷大的农场，在这个风光秀丽的能眺望到大海和远处岛屿的农庄，Blake先生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建了一个占地1公顷的鸟园。

Blake说，光是购买各种鸟类和植物，就花了8.5万纽元，其中一棵树就花了2000新币，他还记得有一棵树从海外购买到运到新西兰花了四年的时间。

这个鸟园里有60多只珍稀小鸟，还有数千株新西兰本土植物和罕见的异国植物。这里生长着新西兰独有的Rimu和Kauri树，甚至还有一棵剧毒树。另外，鸟园还有一株500年的凤梨科植物，还有不怕火烧的澳洲树种。

Blake介绍说，这种澳洲树非常聪明，遇到丛林大火发生、大火扑来的时候，这种树会立即吸收走四周的氧气，让火自行消失。

至于为什么要种一棵剧毒树，Blake开玩笑说：“这是为了吸引男孩子来看啊。如果妈妈告诉小男孩去看一种碰上手脚都会烂、有剧毒的树，小男孩兴许就愿意跟妈妈来开稀奇啦。”

Blake Twigden先生对园子中的一草一木、对每只小鸟都是那么熟悉，当跟随他在鸟园参观、听他说到这些具有异国风情的植物和鸟类的时候，感觉他好似在谈他的老朋友。

来自东南亚的白鹇“Silver”是第一个来吃早餐的，这只鸟的样子非常特别，脸是红色的，羽毛是白色的。

来自喜马拉雅山的虹雉是Blake的最爱，它的羽毛绚丽多彩，好似彩虹。

“公虹雉没有银行账户，他们不得不把自己装扮得夸张、漂亮些，它们跳舞的时候，美妙极了。”

Blake说，雉天生富有侵略性，他对它们的驯养是非常独特的，据他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人像我这样，把公雉放在一起养。”

这个翠绿的满是亚热带植物的鸟园里还有一个小池塘，池塘里有各种漂亮的金鱼。

“鸟儿不会吃鱼吗？” 我问。

“不会”，他养的鸟都是“素食主义者”，Blake又开玩笑道。

Blake介绍说，他的鸟园建起来后，不少人慕名前去参观。他在鸟园诞生15年后，开始公开接待外来访客，到如今观光客也有数万人了。他说，门票收入对他是一种经济补贴，让他能安心作画、打理鸟园。

近年，Blake先生的Whitford鸟园已经成为Whitford社区知名的景点，还获得了地方政府奖励。

Blake说，有许多访客是养老院的老人。但是近年来由于油价飞涨，巴士公司的运营费用也增加很多，对养老院来说，租巴士变得比过去困难，所以，来自养老院的客人下降了不少。

南下Nelson

2013年8月，Blake Twigden南迁Nelson，搬离了他生活了25年的Whitford小鸟庄园。

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Blake到南岛的Nelson旅行, 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阳光之城，回来之后念念不能忘怀。

两个月前，Blake在Nelson买下一个占地四分之一公顷的绿树环抱的两层小楼，他将在那里继续他的下一段人生。他向我透露，他打算在那里写本个人传记。

虽然离开了Whitford鸟园，但是作为鸟园的首席顾问，Blake还会继续关心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鸟园，Whitford鸟园也将继续对外开放。

（原文写于2013年9月11日，发表在《新西兰联合报》）

Kiwi Wool负责人：欢迎整顿羊毛被生产行业

作者： 毛 芃

 2013年4月2日，新西兰最大的英文日报 NZ Herald刊登一篇批评礼品店高价售卖商品的文章（Souvenir fraud: $259k fines dished out）。文章揭露Top Sky Holdings Limited 和 Kiwi Wool Limited两家公司，说它们在Rotorua和奥克兰的商店高价卖货，且产品标签上内容同产品的实际情况不符。

Top Sky Holdings Limited 和 Kiwi Wool Limited 两家公司在奥克兰地方法院被判有罪并处以$259,000纽元罚款。

本记者为此采访了涉案的Kiwi Wool Limited的负责人陈金明先生，陈先生表示，商业委员会整顿羊毛被生产行业是好事情，他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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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成本约70纽元的羊毛被最高卖到1000纽元

NZ Herald的文章说：来自中国、韩国和台湾的游客被旅行团导游带到这两家公司设在旅游城市罗托鲁瓦（Rotorua) 和西兰的商店，结果一些游客支付高达8000纽元购买驼羊毛地毯，支付高达1000纽元购买被子或其他美利奴羊毛（一种高质量的细毛羊）产品。

生产商宣称这些商品都是骄傲地产于新西兰（proudly made in New Zealand”，并宣称是由100% 羊驼毛或美利奴羊毛所制造。

然而，新西兰商业委员会表示，这些地毯实际上是从秘鲁进口的，羊驼毛含量只有 20%，而其他商品也并非自称的由美利奴羊毛制成。

商务委员会主席马克·贝里（Mark Berry）表示：“将并非新西兰制造的商品标为新西兰制造，或明知不是100%羊驼毛或美利奴羊毛却将其标为100%，这是故意误导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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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委员会主席马克·贝里（Mark 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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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判罚Top Sky Holdings 公司14万纽元，管理顾问陈海东（Haidong Chen）被罚款24,500纽元。

Kiwi Wool 公司则被罚款$84,000纽元，总经理陈金明被罚款$10,500纽元。

公司董事承认，他们知道关于羽绒被的陈述不实，而且每条被子的制造成本约为70纽元。

宣判时，道森（Dawson）法官表示，被告对产品的虚假陈述是“蓄意且系统性的”，并且“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新西兰旅游部副部长克里斯·特雷曼（Chris Tremain）表示，法庭判决明确表明，对国际游客的剥削绝对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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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明先生：向消费者致歉

Kiwi Wool公司负责人陈金明先生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首先向广大消费者致歉“。他说：”对于两年前本公司产品标签有误的问题，新西兰商业委员会2011年 8月 接到投诉后到我们公司进行调查。他们调查后指出我们生产的羊毛被在标识上不准确，比如公司将新西兰公认的被子羊毛净含量数据，理解为整被重量平均值并在标签上标注；把20%含量的美利奴羊毛被标为纯新西兰美利奴羊毛被。 ”

 陈金明先生说：“我们2011年8月接受商业委员会调查之后，就已经改正了标签，现在的产品标签内容同产品的羊毛含量和重量是完全一致的”。

我问陈先生，把20%的美利奴羊毛被或驼羊毛被标为百分百，那剩下的80%的含量是什么。

陈先生说：“剩下的80%还是羊毛，是普通羊毛。” 

他说：“美利奴羊毛是一种高级细羊毛，同驼羊毛被都属高级羊毛被，以前在标识上夸大了高级羊毛被中的美利奴羊毛或是驼羊毛的含量。 ”

当被问到为何会出现产品标签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时，陈先生回答说：“这是因为从原先的厂主买下这个羊毛被厂的时候，沿用了原先老厂的做法。“

 陈金明先生说，他曾经想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我们当时刚接手这个企业，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而且，这种标签中夸大含量的做法在亚裔羊毛被生产行业中较为普通。如果我们独家更改标签，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零售商也难以接受，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他们的销售。 由于过多担忧工厂的生存问题，就一直没有下决心解决产品标识问题，导致现在受到经济处罚。”

陈先生说：“我们欢迎商业委员会对羊毛被生产行业进行治理整顿。从商业委员会2011年对我们调查后，我们就下了决心，从纠正自己的错误做起，别的厂家改不改我们不管，我们首先做好自己。” 

 陈先生说：“我们不怨天、不尤人，诚心接受处罚，并诚恳向零售商和广大顾客赔礼道歉。希望经过这次行业的整顿，会给市场带来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

记者问陈先生Kiwi Wool是否有自己的礼品店，陈先生回答说：“Kiwi Wool 只是生产商，有自己的工厂，并没有自己的礼品店。礼品店高价出售商品给外国游客，完全是零售商自己的行为，同Kiwi Wool没有关系，Kiwi Wool也没有从中获利。”

本记者问陈先生Kiwi Wool使用的原料是否来自本地，羊毛被是否都是在新西兰生产。

陈先生说，他们“过去和现在都生产普通羊毛被和高级羊毛被，Kiwi Wool羊毛被所使用的羊毛原料从来都是本地羊毛供应商供应的，羊毛被也完全是在本厂生产。商业委员会对此非常清楚。”

 陈先生最后强调说：“自2011年8月商业委员会调查之后，我们对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更加注意，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严格保证产品标签上有关原材料含量和重量的内容同产品真实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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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4月2日《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的文章，目前还有6家公司也遭到了商业委员会的调查，面临着指控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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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毛 芃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上午，国家党在惠灵顿公布了参加今年大选的党内排名。奥克兰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奥大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健博士排名第36，他将首次代表国家党参加新西兰大选。

从现在民调中国家党所获得的支持率来看，如没有大的下滑，国家党对杨健博士的排名可确保他安全进入国会。

除杨健博士外，国家党还新挑选了太平洋岛裔Alfred Ngaro作为国家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Alfred Ngaro是名牧师，他的党内排名是第37位。

国家党现任韩国裔女议员Melissa Lee排名则第34位。

国家党自1996年大选起就有了华人国会议员黄徐毓芳，黄徐毓芳去年年底因其先生违规使用国会旅行津贴而宣布辞职。

国家党排名公布后，杨健博士接受了我的专访。下面是采访实录。

 杨健2009年9月11日在一个社区活动上讲话  / 毛芃摄影

记者：2005年您曾说过华人作为新西兰的少数族群，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您现在还持这个看法吗？您觉得目前华人有特别的政治诉求吗？如果是，是什么？您打算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 作为少数族裔，华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同新西兰的整体国家利益并不矛盾。新西兰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关系着我们每个新西兰人的利 益。但是，华人因为绝大多数是新移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肯定不同于新西兰本地人，也不同于早先来到新西兰、已经在新西兰落地生根的其他移民。比如，他们 相对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更容易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如果进入国会，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国家党报告华人社区的顾虑和诉求。

记者：新西兰已经出现的华人议员中有工党议员霍建强、国家党议员黄徐毓芳和行动党议员王小选，现在您也成为国家党议员候选人，从您们四位的政治选择上来看，三位选择中间偏右，一位选择中间偏左，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倾向？

杨健博士： 新西兰华人选民中有许多人选择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这是因为中间偏右政治力量的价值观同华人的价值观比较吻合。比如华人勤奋自立，尽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新西兰人在五六十年代经济条件很好，因其大量产品可以高价出口英国，人民因此可以享受很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新西兰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大大改变，整个国 家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生活水平已经属于中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要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努力工作，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当然，对于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还 是要照顾，要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否则社会不会稳定。

记者：从过往和现有的华人议员身上，您认为能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杨健博士：一方面是要努力工作，保持同本族群的密切联系，始终把自己当成社群中的一份子，绝不能居高临下，要时刻记住服务华社的初衷。
同时，要言行谨慎，因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作为少数族群的政治人物，你的个人行为其实代表着整个族群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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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国家党这三年来的施政有何看法？批评人士认为国家党过于中间偏左，特别是在毛利人问题上让步太多，比如在海床和海岸法律上，这个问题您如何看？

杨健博士： 国家党这三年的执政方针总体比较温和，向中间靠，这是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这也是国家党如今有这么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本届国家党政府的确没有像以往国 家党政府那么偏右，可能因为毛利党是执政伙伴之一，需要做某种妥协。比如在海床和海岸问题上，通过一定的妥协，让这个问题过去。当然妥协是有限度的，这就 是为什么毛利党在是否接受国家党建议的问题上有分歧，最后出现了分裂，多了个Mana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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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现在已经是新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新西兰为了自身经济利 益，现在必须面向亚洲。但同时，新西兰同英国、澳洲都是长期的政治盟友，在国家党政府领导下，新西兰同美国的关系也在恢复和升温中。约翰.基在接受 TVNZ采访时明确说，同中国仅仅是贸易关系。 您作为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研究专家，进入国会后在帮助政府平衡新西兰同中国和英、美、澳传统盟友间的关系上，能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新西兰经济要发展上去，离不开亚洲，但是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问题上同美国、英国走得近，这个很正常。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关系，如 果中美之间不出现严重矛盾和冲突，新西兰不会面临支持中国还是美国这样艰难的选择。目前来看，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在短时期内，这种稳定关系也不大会变 化。所以，新西兰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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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过往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什么使得您放弃令人尊敬的学术生涯，下决心出来从政？您有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确定一个目标？黄徐毓芳曾经说，新西兰以后可能会出现华人总理，您认为在多大的预期范围内有这个可能？

杨健博士： 我是江西人，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1994年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留学。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2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 业前夕，我立即得到了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教职，交了博士论文后全家就来到新西兰工作。现在，我和太太及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奥克兰。

这次决定代表国家党参选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党的一再邀请，很有诚意。目前中新关系发展密切，新西兰华人选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国家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确需要一个华人国会议员，传递华人心声，加深双方的沟通，在社区和政府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

对于政治生涯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我还没有想过。目前的想法就是，进入国会后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个让主流社会和华人社区都认可的国会议员。

很难预测新西兰什么时候会出现华人总理，短期内很难看到。但是我相信新西兰日后会诞生华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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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1996年新西兰出现第一位华人议员开始，到2002年行动党推出第一名大陆出身的华人候选人，新西兰各个政党似乎越来越看重华人选民，就连过去以反移民著称的新西兰优先党也推出了华人候选人，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健博士：各个政党都看重华人选民，这说明了华人选民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华人社区的政治影响在增加，同时，也说明了新西兰政治的多元化。其实，华人选民像主流社会选民一样，在政治上也是有不同想法、不同选择的，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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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阶段，有一种看法认为华人政治人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您打算如何改变人们这种看法？

杨健博士： 华人新移民在新西兰从政，从象征意义走向实际意义，这需要一个过程。其实，这种实际意义是很不容易体现出来的。比如，一个政党的利益如果同华人社区的根本 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个华人议员在党内的意义和地位就不会得到凸显。然而，国会里有了华人，会随时提醒人们这个少数族群的存在，提醒国会注意到这个族群的利 益不能忽视。

记者：2008年华人社区举行了反犯罪715大游行后，有华人社团 召开以主流媒体为主要对象的媒体发布会，表示与游行组织者保持距离。记得当时采访您时，您用“痛心疾首”四个字来形容您的心情，您说：“在涉及到华人的团 结、华人的形象、华人的整体利益时，不应把个人、团体或政党利益放在华人核心利益之上。” 日后如果出现华人的诉求让国家党难堪的情况，请问您会怎么做？

杨健博士： 我想，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民情即时传递给政府，传递到国会，传递到政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在矛盾出现之前，尽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来化解矛盾，解决矛 盾。作为国家党的一员，我当然得遵守党的规定和原则，但是我有我的底线，那就是万一出现华人的根本利益同国家党的利益有分歧时，我会明确向党提出华人的感 受和要求。我会先找清楚矛盾的焦点，想出解决办法，同时用坚决的态度向党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认为代表国家党就不能代表华人。

记者：进入国会后，新西兰如出现让中国政府不满的事情，比如达赖喇嘛来访，您会如何做？去年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工党议员霍建强在工党网站发表文章，就西藏问题表达同中国政府相同的观点，在新西兰政坛受到很多抨击，您对此事如何看？

杨健博士：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如实向国家党反映事实情况，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提出个人建议，帮助党在掌握全面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和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左右政党的整体观念，但是，我有责任把事实和后果讲清楚。

原文发布于2011年9月《 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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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毛 芃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国家党在惠灵顿公布了参加今年大选的党内排名。奥克兰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奥大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健博士排名第36，他将首次代表国家党参加新西兰大选。

从现在民调中国家党所获得的支持率来看，如没有大的下滑，国家党对杨健博士的排名可确保他安全进入国会。

除杨健博士外，国家党还新挑选了太平洋岛裔Alfred Ngaro作为国家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Alfred Ngaro是名牧师，他的党内排名是第37位。

国家党现任韩国裔女议员Melissa Lee排名第34位。

国家党自1996年大选起就有了华人国会议员黄徐毓芳，黄徐毓芳去年年底因其先生违规使用国会旅行津贴而宣布辞职。

国家党排名公布后，杨健博士接受了我的采访。

记者：2005年您曾说过华人作为新西兰的少数族群，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您现在还持这个看法吗？您觉得目前华人有特别的政治诉求吗？如果是，是什么？您打算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作为少数族裔，华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同新西兰的整体国家利益并不矛盾。新西兰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关系着我们每个新西兰人的利益。但是，华人因为绝大多数是新移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肯定不同于新西兰本地人，也不同于早先来到新西兰、已经在新西兰落地生根的其他移民。比如，他们相对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更容易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如果进入国会，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国家党报告华人社区的顾虑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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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西兰已经出现的华人议员中有工党议员霍建强、国家党议员黄徐毓芳和行动党议员王小选，现在您也成为国家党议员候选人，从您们四位的政治选择上来看，三位选择中间偏右，一位选择中间偏左，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倾向？

杨健博士：新西兰华人选民中有许多人选择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这是因为中间偏右政治力量的价值观同华人的价值观比较吻合。比如华人勤奋自立，尽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新西兰人在五六十年代经济条件很好，因其大量产品可以高价出口英国，人民因此可以享受很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新西兰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大大改变，整个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生活水平已经属于中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要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努力工作，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当然，对于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还是要照顾，要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否则社会不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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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过往和现有的华人议员身上，您认为能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杨健博士：一方面是要努力工作，保持同本族群的密切联系，始终把自己当成社群中的一份子，绝不能居高临下，要时刻记住服务华社的初衷。

同时，要言行谨慎，因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作为少数族群的政治人物，你的个人行为其实代表着整个族群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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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对国家党这三年来的施政有何看法？批评人士认为国家党过于中间偏左，特别是在毛利人问题上让步太多，比如在海床和海岸法律上，这个问题您如何看？

杨健博士：国家党这三年的执政方针总体比较温和，向中间靠，这是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这也是国家党如今有这么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本届国家党政府的确没有像以往国家党政府那么偏右，可能因为毛利党是执政伙伴之一，需要做某种妥协。比如在海床和海岸问题上，通过一定的妥协，让这个问题过去。当然妥协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为什么毛利党在是否接受国家党建议的问题上有分歧，最后出现了分裂，多了个Mana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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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现在已经是新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新西兰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现在必须面向亚洲。但同时，新西兰同英国、澳洲都是长期的政治盟友，在国家党政府领导下，新西兰同美国的关系也在恢复和升温中。约翰.基在接受TVNZ采访时明确说，同中国仅仅是贸易关系。 您作为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研究专家，进入国会后在帮助政府平衡新西兰同中国和英、美、澳传统盟友间的关系上，能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新西兰经济要发展上去，离不开亚洲，但是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问题上同美国、英国走得近，这个很正常。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关系，如果中美之间不出现严重矛盾和冲突，新西兰不会面临支持中国还是美国这样艰难的选择。目前来看，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在短时期内，这种稳定关系也不大会变化。所以，新西兰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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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过往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什么使得您放弃令人尊敬的学术生涯，下决心出来从政？您有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确定一个目标？黄徐毓芳曾经说，新西兰以后可能会出现华人总理，您认为在多大的预期范围内有这个可能？

杨健博士：我是江西人，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1994年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留学。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2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前夕，我立即得到了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教职，交了博士论文后全家就来到新西兰工作。现在，我和太太及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奥克兰。

这次决定代表国家党参选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党的一再邀请，很有诚意。目前中新关系发展密切，新西兰华人选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国家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确需要一个华人国会议员，传递华人心声，加深双方的沟通，在社区和政府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

对于政治生涯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我还没有想过。目前的想法就是，进入国会后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个让主流社会和华人社区都认可的国会议员。

很难预测新西兰什么时候会出现华人总理，短期内很难看到。但是我相信新西兰日后会诞生华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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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1996年新西兰出现第一位华人议员开始，到2002年行动党推出第一名大陆出身的华人候选人，新西兰各个政党似乎越来越看重华人选民，就连过去以反移民著称的新西兰优先党也推出了华人候选人，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健博士：各个政党都看重华人选民，这说明了华人选民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华人社区的政治影响在增加，同时，也说明了新西兰政治的多元化。其实，华人选民像主流社会选民一样，在政治上也是有不同想法、不同选择的，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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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阶段，有一种看法认为华人政治人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您打算如何改变人们这种看法？

杨健博士：华人新移民在新西兰从政，从象征意义走向实际意义，这需要一个过程。其实，这种实际意义是很不容易体现出来的。比如，一个政党的利益如果同华人社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个华人议员在党内的意义和地位就不会得到凸显。然而，国会里有了华人，会随时提醒人们这个少数族群的存在，提醒国会注意到这个族群的利益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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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08年华人社区举行了反犯罪715大游行后，有华人社团召开以主流媒体为主要对象的媒体发布会，表示与游行组织者保持距离。记得当时采访您时，您用“痛心疾首”四个字来形容您的心情，您说：在涉及到华人的团结、华人的形象、华人的整体利益时，不应把个人、团体或政党利益放在华人核心利益之上。日后如果出现华人的诉求让国家党难堪的情况，请问您会怎么做？

杨健博士：我想，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民情即时传递给政府，传递到国会，传递到政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在矛盾出现之前，尽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作为国家党的一员，我当然得遵守党的规定和原则，但是我有我的底线，那就是万一出现华人的根本利益同国家党的利益有分歧时，我会明确向党提出华人的感受和要求。我会先找清楚矛盾的焦点，想出解决办法，同时用坚决的态度向党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认为代表国家党就不能代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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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入国会后，新西兰如出现让中国政府不满的事情，比如达赖喇嘛来访，您会如何做？去年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工党议员霍建强在工党网站发表文章，就西藏问题表达同中国政府相同的观点，在新西兰政坛受到很多抨击，您对此事如何看？

杨健博士：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如实向国家党反映事实情况，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提出个人建议，帮助党在掌握全面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和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左右政党的整体观念，但是，我有责任把事实和后果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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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2011年9月6日《新西兰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