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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访陆:中美博弈之下“既要、又要、还要”的困境

2026年4月7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问中国大陆。在上海机场,她受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的迎接。

郑丽文此次出访时机很是耐人寻味。

3月30日,郑丽文宣布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邀请将访问大陆。这一天,正值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到访台湾并同赖清德总统会面。中美两种力量,在同一时间点同时作用于台湾。

郑丽文的此次大陆之行,从一开始就折射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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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2026年3月30日会见美国参议院率跨党派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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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美国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台的目的是为了敦促台湾立法院尽快通过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美方称,台湾面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在这之前,执政的台湾民进党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在立法院已遭国民党及民众党两大在野党联手10度封杀。此举引发美国方面的关注和不满。

作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本人就反对政府增加国防开支、采购美国武器的计划。她曾对法新社表示:“台湾不是提款机。”

有分析人士指出,郑丽文此行可能被北京用来强化对台影响,遏制美国的对台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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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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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亲美务实派和亲中疑美派

在台湾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亲美务实派和亲中疑美派。郑丽文在去年竞选国民党主席时,因为在两岸关系上强调“中国认同”,被视为“亲中”。

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国民党主席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电文提及“推进国家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在“受权宣布”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丽文率国民党访问团到访大陆时,特意提到“中国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就任以来,多次表达希望来大陆访问的意愿。”

郑丽文曾表示,若当选国民党主席,愿与习见面,“不要說见一次,见一百次都愿意。”

她近日还对媒体表示,与习主席会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可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海峡两岸和平,是海内外华人的普遍期盼,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但郑丽文此次的大陆行真能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早在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就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这次历史性会晤重启了国共高层对话,在这之后的20年里,数位国民党主席先后飞往北京,同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接触。

然而,两岸关系并未向好,如今大陆军机绕台已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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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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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今次并不是郑丽文首次赴京,早在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时,随行人员中就有郑丽文,那年她35岁,身份是国民党发言人。

连战的那次大陆行被称为“破冰之旅”,这是1949年以来国共最高层的首次接触。连战因而受到北京高规格款待,一时间,全中国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海峡对岸的“连爷爷回来了“,这一称呼勾勒出胡锦涛时代营造的两岸一家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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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8日,连战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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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后,国共高层逐渐形成了互动模式:

  • 2008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北京,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
  • 2015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 2015年11月,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会面, 这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 2016年10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赴大陆开展 “和平之旅”,与习近平会面。

从最后一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到现在,时间已过去将近10年。

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北京时,郑丽文(右一)是国民党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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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2005年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所激发的震荡,给当时尚年轻的郑丽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希望能再续国共高层对话,希望再现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也许,她相信国共合作是维系两岸和平的最佳路径,她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当然,志向远大的郑主席借此积累政治资本、塑造自身的历史定位也是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4月,连战的大陆“和平之旅”第一站是南京——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此次郑丽文的大陆行,第一站也是南京 —— 曾经的中华民国首都,她将在4月8日拜谒中山陵。

显然,郑丽文在沿着国民党前辈的足迹前行。

对于此次郑丽文赴京,人们也许好奇她手中究竟有什么牌能完成她的心愿 ——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洪秀柱10年前访问北京时,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框架” ,明确“以和平政纲对抗台独党纲”;比起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洪秀柱的论述更接近北京的政治叙事。

郑丽文此行,既要满足北京的期待,又不能得罪美国,还要有助于国民党在岛内的选情。而在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支持“急统”的背景下,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操作,几乎注定困难重重。

在郑主席启程到大陆之际,让我们先听听毛传媒的几位老朋友的高见!

恩泽

对台湾问题颇有研究兴趣和心得的网友恩泽指出:“郑丽文的要价是大陆方面对台的和平,避免武力攻台。”

他进一步解释说:“郑丽文目前要走的道路是试图回到马英九时代的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在一国两区的概念下,不谋求独立,也不追求统一。”

恩泽认为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因为马英九阐述这一有关两岸政策的“三不“主张时,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代,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大陆当局的政策是防独不促统,与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正好契合。”

恩泽认为:“过去这十几年来,大陆的台湾政策明显有变,军事准备也在踏实推动。理论上而言,如果试图用‘不独’做条件,郑丽文可能从陆方换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承诺或者利好。

“毕竟时过境迁,陆方的要求和期望已不在十几年前的那个阶段。何况郑丽文目前不过是一个在野党领袖,她甚至不能统一因短期选举压力而各有路线主张的蓝营各基层势力。”

有梦人

网友有梦人对郑丽文的评论则是一针见血。他说:“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统派,甚至可以说是急统,比习都急。

“当然她在策略上,为了顾及国民党眼前的选举不得不做些掩护,不会马上直接表现出急统。但他们密室里谈的,一定是统策,如何尽早达成习愿。“

有梦人认为:“中共及其台湾代理人肯定在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推进其统一目标。而台湾方面除了依靠美国的坚强支撑,自身几乎无法长期抵御被渗透和切香肠般的蚕食。“

对于中方在川席会之前邀郑丽文赴京,是否会以此向川普施压、表明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反对台独,有梦人表示:“川普有拿台湾做交易的动机,哪怕仅仅是玩他的权宜之计用来欺骗习近平,都会对台湾造成莫大的伤害。“

彭丽芳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人文社科学院的彭丽芳博士认为,郑丽文的大陆行有助于北京避免因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但郑此行是否能奠定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还难说。

彭博士指出:“国民党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对大陆的访问,确实有利于北京了解台湾部分群体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这种沟通对于北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然而,从长远利益和台湾政治的特征来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访问,包括郑丽文的访问和未来国民党官员可能对大陆的访问,是否能成为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却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

“台湾政治自民主化后呈现的重要特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大陆的态度与政策、对《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法》)有关两岸关系的条款存在严重的认知分歧;台湾民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分裂。再则,虽然国民党和大陆都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对“一中政策”和“九二共识”的阐释与国民党的阐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结束语

无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此次大陆行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中方期待郑丽文而不是亲美派成为国民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期待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屹立不倒。

是否能如愿,且看接下来几天郑丽文同大陆官员如何互动;她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们细心揣摩,不仅台湾人会瞪大眼睛看,国际社会也在看,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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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芳博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会改善两岸关系吗?

3月30日,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台北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郑丽文宣布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于4月7日至12日前往江苏、上海及北京参观访问;她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和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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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提到此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和她此次行程,都是基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不仅如此,郑女士还强调了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及其法理基础:自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被写进了国民党党章,它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与精神,也是国民党一贯的两岸路线。她认为“一中政策”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区域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只要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台海真的不需要打仗。郑女士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为两岸永续不变的和平奠定成功的基础。

郑丽文的表态很快引发了民进党中国部(民进党处理涉及中国大陆相关事务的机构)的强烈批评:翻开国民党历任党主席访中历史,充满“矮化、失格、脱序”的累累前科,如今国民党在立院挡国防预算、对军购摆烂,请国民党不要再当“统战棋子”与“毁台内应”,为一党之私出卖台湾的主权尊严、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

目前民进党虽然为执政党,但在议会中并不占绝对优势:113位立法委员中,民进党占51席;国民党占53席;民众党占8席;无党籍1位。鉴于此,只要国民党与民众党意见一致,便可通过议会半数,阻止民进党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岸关系不至于非常紧张。

倾向支持国民党政策的民众认为郑丽文此次访问大陆能改善或缓和两岸关系。那么,访问是否真的会像郑女士所期盼的那样,成为台海永续和平的基础呢?

某种程度上而言,国民党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对大陆的访问,确实有利于北京了解台湾部分群体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

这种沟通对于北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大陆的政策和法律,台湾如果存在独立的行为,那么将直接引发台海军事冲突。在台湾不改变台湾宪法和有关两岸关系法的前提下,如果独立只是部分群体或者某些政党的倾向,北京对武力统一台湾的选择仍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

根据《台湾关系法》第三条,如果台湾遭受大陆军事袭击,美国需要承担保卫台湾的责任: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和军事服务,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至于提供多少数量和何种种类的武器与技术服务,以及美国是否会派遣军队至台湾与大陆对抗或采取其他行动,《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将由美国总统和国会自行判断和决定(这就是美国对台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尽管如此,北京不排除这可能导致美国直接军事干预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中美军事冲突。

对于中美两国的政治领袖来说,两国发声军事冲突,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最坏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自中美建交以来,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长期执行的政策是“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美国所需承担的保卫台湾的责任和《台湾关系法》相关法律条文的阐释提供灵活性,避免战略清晰可能引发的两岸或中美军事冲突。

在台湾问题上,相对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美国国会(立法部门)是更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一方。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的有关台湾的法案(2018年《台湾旅行法》、2020年《台湾保证法》和2025年《台湾保证实施法》),都是美国国会推动并通过的。这些法案实质上并未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可能改变美国这一政策朝着战略清晰方向发展的尝试为202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和预算委员会联合提出的《台湾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该法案因为存在刺激大陆而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国会多数通过。

据报道,拜登政府认为这项立法会产生反作用,它将干扰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坚持的“战略模煳”政策。在法案审议期间,拜登政府甚至游说美参议院民主党人叫停《台湾政策法》。由此可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与国会相比更为谨慎,不大愿意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对北京来说,如果存在和平谈判的空间,武力统一台湾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可能直接导致中美战争。

在了解了台湾民众和政党就独立和统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且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大陆能采取的政策只能是保持与反对台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政党与民众的交流,并在合适的时机,制定利于台湾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政策,以赢取这部分台湾人的信任。所以,大陆必然需要保持同国民党以及反对台独的台湾民众(包括文娱界名人)的交流,以平衡台湾岛内支持独立和反对一中政策的势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政治人物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时,北京方面都比较重视,并给与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从这一层面而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确实将能在短期内缓和自民进党执政以来的比较紧张的台海关系。

然而,从长远利益和台湾政治的特征来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访问,包括郑丽文主席的访问和未来国民党可能对大陆的访问,是否能成为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却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

台湾政治自民主化后呈现的重要特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大陆的态度与政策、对《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法》)有关两岸关系的条款存在严重分歧;台湾民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分裂。

再则,虽然国民党和大陆都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大陆对“一中政策”和“九二共识”的阐释与国民党的阐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是理解台海关系发展或变化的关键。至于民进党,则完全否认“九二共识”,拒绝与大陆交流。

具体而言,“九二共识”并非正式协议,而是1992年11月海基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达成的口头共识。海基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均为半官方机构,分别服务于当时的台湾政府(国民党执政)和大陆政府。对比海基会、国民党的官方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以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九二共识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达成的共识是“一个中国原则”。

不过,双方对“中国”一词的具体定义有所不同。

首先,国民党理解的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台湾和大陆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双方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宪法》为台湾解释“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1912年至今)。台湾和大陆作为两个区域,同属一个中国。然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指出,对大陆而言,“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国民党很清楚,国共两党在“中国”一词的定义上存在分歧。

马英九于2023年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大陆期间,多次提及“中华民国”。大陆所有官方媒体均未表示批评,反而正面报道马先生的访问。马英九对“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解释了为何大陆并未批评其言论。

对大陆而言,“一个中国”原则必须纳入“九二共识”。除了“一个中国”原则之外,还有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解读:一是维护国家统一,二是行政事务中不涉及“中国”一词的政治含义。这两点由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明确阐述。他表示:“台湾和大陆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都将努力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在两岸行政事务谈判中,不会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国民党和马英九将大陆上述声明解读为“一中各表”。为了保持和大陆的交流,避免冲突,国民党侧重寻求“九二共识”中与共产党“同”的部分,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搁置差异,即对“中国”的具体定义之理解。国民党认为“九二共识”符合台湾宪法和法律精神,能够成为与大陆交流和谈判的政治基础,从而促进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通过援引宪法和法律,国民党和马英九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

2023年4月2日,马英九访问湖南大学期间,向大陆听众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国由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两个区域组成。

如果我们考察中华民国宪法的修正案(序言、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十一条)以及《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和第二条),马英九的解读并没有错。

李登辉政府于1991年5月修改宪法,增设了区分“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的条款。这里的“自由地区”指的是台湾。此外,李政府还决定制定一部法律,处理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法》。宪法修正案和《两岸关系法》都提到了“国家统一”。法律对“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人民”和“大陆地区人民”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例如,“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辖的其他地区。“大陆地区”指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以外的领土。

尽管国民党将中国定义为中华民国,民进党并不承认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解读,并将国民党版本的九二共识等同于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民进党认为,1992年台湾与大陆之间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马英九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阐释也遭到民进党的强烈反对。

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理解毫无根据。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指出,“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表达了一个中国原则,规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而后者则是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也认为二者不同,“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产物。

如果民进党想要驳斥“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的法理基础,就必须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法》。正如前文所述,宪法和《两岸关系法》将大陆和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一个中国)的两个区域,并未排除“国家统一”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何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多次试图修改宪法和《两岸关系法》。例如,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2月,陈亭妃、蔡适应、陈欧珀等民进党立委提交了修宪提案。他们建议从宪法增修条文中删除“国家统一”一词,并修改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国家领土和现有国界的定义。

民进党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修宪门槛很高。修宪提案必须先获得立法院会议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通过,且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必须至少达到全体立法院议员的四分之三。满足这些条件后,提案将由台湾选民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赞成票数必须超过选民总数的一半(宪法增修条文第十二条)。

鉴于较高的投票门槛,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目前很难成功修宪。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有关两岸关系的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问题上,态度与民进党截然不同。国民党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改变台海现状,使台湾遭受来自大陆的军事攻击。因此,国民党倾向维持现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寻求与大陆谈判。

民进党、国民党及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以及中华民国宪法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除非主要政党能对大陆的政策达成共识,除非台湾民众同意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否则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台湾社会内部对相关问题的政治分歧会长期存在。这些分歧并不会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大陆的交流而消失。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的民调中,大多数(超过半数)台湾民众自90年代以来仍然不支持统一(偏向统一和尽快统一),也不认为独立可行(偏向独立和尽快独立)。相反,多数台湾民众倾向永远维持现状或维持现状以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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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时评】张雪峰:中国全民焦虑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理想太远,先顾眼前

张雪峰是去年最有争议性的大网红,他是中国全民焦虑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人物,也是这个流量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他身上有太多中产阶层挣扎的痕迹,被众号写作者维舟称为“卷王”是有道理的。

以俞敏洪、张朝阳的第一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者退场之后,接手的是张雪峰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结果是,主打网络民粹主义的张雪峰也走不下去了。

张在跑步机上心梗过世是有隐喻的,在以权力主导的中国社会,所有人,哪怕是成功人士,你也必须马不停蹄地奔跑,致死方休。 而中国社会就是台由权力操控高速转动的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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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张雪峰的一段视频,张雪峰用东北人特有夸张的神态与幽默诙谐语言辅导学生家长,“你家的孩子有向上管理的能力吗(会不会来事)吗?家里有社会资源支持孩子读博吗?”“如果都没有,我劝你孩子不要念医学专业”。

张雪峰的意思就是你普通人家的孩子只会读书,就不要与人竞争医生这个所谓的高薪职业跑道了。 这是个旧视频,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但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董小姐事件”,已经证明了张雪峰的英明洞见。

2023年6月,张雪峰在直播间回应“新闻学无用论争议”时,掏出一张Excel表格:“这是近三年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注意看底薪那一栏。”

这个行为艺术般的场景,完美呈现了新一代知识偶像的生存逻辑:用数据解构情怀,用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

他的语气不再鼓舞,而是劝退,甚至带有一点冷漠的斩钉截铁:“二本不读师范就别想进体制”、“读错专业等于浪费四年”——他的人设不再是举火把照亮人心的老师,而是举着“施工告示牌”的现实调度员。

张雪峰的走红,像一面照妖镜,映出这代年轻人的集体焦虑——学历不再是敲门砖,而成了入场券,还是张未必能兑换的券。

十年前,“考上好大学=好工作”的逻辑尚且成立,如今却成了“名校毕业=有资格竞争月薪6000的岗位”。2024年,超过一半的应届生愿意接受低薪“先上岸”,六成毕业生挤向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这不是年轻人“躺平”,而是现实逼出的生存策略,当努力未必能改变命运,至少得先找个不会轻易沉没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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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他多高明,而是他精准踩中了年轻人的痛点——我不知道该往哪走,但至少他告诉我先迈哪条腿。 他的建议未必正确,甚至被批功利,但对迷茫的年轻人来说,错误的答案也比没有答案强。

当社会不再提供清晰的上升路径,张雪峰至少给出了一套可执行的方案:能考研就考研,能考编就考编,别管喜不喜欢,先活下来。

这种“工具理性”看似冰冷,却是这代人的无奈选择——理想太远,先顾眼前。

张雪峰的争议,本质上是两套价值观的冲突:老一辈相信努力就能成功,年轻人面对的却是努力也未必有出路。 当高学历不再保证体面生活,当拼搏可能换来裁员通知,年轻人只能调整策略:不求逆天改命,但求少掉坑里。张雪峰的火爆,不过是这种集体心态的投射。

从正装站台到睡衣连麦,从千人讲座到弹幕狂欢,知识的仪式感被彻底消解。在B站,“张雪峰切片”中点赞最高的往往是他爆X口或翻白眼的“人设崩坏”瞬间——观众通过娱乐性消费完成对权威的最后祛魅。

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中,偶像更迭并非仅是名人更替,而是深层认知结构的迁移。

从俞敏洪、张朝阳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者的离场,到张雪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受欢迎,中国社会另一种“超真实”倾向清晰可见:青年们渴望的不再是虚构的奋斗神话,而是赤裸的生存算法; 他们不再相信“格局决定结局”,更相信“专业决定月薪”。

这种冷峻,并非无知,而是一种高度清醒的犬儒策略:在理想被系统性剥夺后,理性就是最后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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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川普离开白宫,一切将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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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卸任之时,
战争部将恢复为国防部。
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将恢复原名肯尼迪中心。
美洲湾将再次成为墨西哥湾。


尚未完工的东翼(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不会完工)将由下一任总统重建,而且不会建成宴会厅。
充斥着不合格忠诚者的联邦机构将会解雇这些人,并重新聘用被特朗普解雇的职业专家。
司法部将回归执法职能,而不是保护总统。
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这样的科学机构将恢复不受政治干预地发表研究成果。


美国将重新与盟友结盟,而不是与敌人结盟。
总统赦免权将不再被用作奖励忠诚拥护者的手段。
监察长们将回归调查腐败的工作,而不是因此而被解雇。
白宫新闻发布室将恢复举行新闻发布会,由真正的记者而不是播客主持人主持。
美国外交政策将不再围绕奉承独裁者展开。
世界将继续发展,仿佛唐纳德·特朗普从未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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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拿总理开涮:我与总理是“共生关系”

《新西兰先驱报》(NZ Herald)2026年3月6日刊登了一幅有趣漫画,漫画不仅幽默地表现了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 和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 的政治关系,更嘲讽了Luxon 的政治表现。

Rod Emmerson创作的这幅漫画上,新西兰外长得意洋洋地拿总理开涮。只见彼得斯挺着肚子、双手背后、嘴里叼着烟烟卷,得意洋洋地对一位女记者说:“总理同我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共存共荣的关系 —— 我喜欢拿他的失言当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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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漫画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卢克森总理的失言帮助了 Peters、为彼得斯提供了表现机会。

如果关注新西兰的时事新闻,那你对这幅漫画对应的新闻背景应该不会陌生,卢克森总理最近在有关伊朗的问题上失言,彼得斯外长在媒体上公开评论说 –“这不太好吧?(It is not good, is it?)“

眼下,民调显示国家党的支持率严重下降,彼得斯领导的新西兰优先党支持率则在上升。虽然新西兰优先党是国家党的执政伙伴,是联盟政府中的一员, 但彼得斯这个经验老道的政治家的风头常常盖过首次担任总理的卢克森。

相比起政坛常青树温斯顿·彼得斯,卢克森总理不善面对媒体,他也不止一次失言,这给能言善辩的彼得斯以表现机会。

难怪漫画家将让彼得斯描述他和卢克森是彼此依存关系 —— 卢克森口才上的低能,让彼得斯获益匪浅。

如果彼得斯懂中文,他或许会开一个中式玩笑 —— “全靠同行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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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Speech: The Foundation That Makes All Other Freedoms Possible

by Jillaine Heather

Key notspeech at the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 Safeguarding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Open Societies Symposium – 21 February 2026, Auckland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d like to extend a warm and heartfelt welcome to thi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cused on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Safeguarding Democracy, Sovereignty & Open Societies.

My name is Jillaine Heather. I a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ree Speech Union New Zealand, and the Free Speech Union is proud and honoured to be co- hosting alongside the Tasman Alliance of New Zealand.

I’d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Tasman Alliance and “Lao Chen “/ Chen Weijian for organising this conference. It takes courage to build a pro-democracy organisation in any country. It takes particular courage when the regime you are standing up to has a very long reach.

I’d also like to welcome and thank all the speakers who have come from across New Zealand and overseas, and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speakers from Taiwan, and finally to extend a welcome and thank you to everyone here for showing up today to listen and participate.

Look around this room. You are not alone. Every person here has made a choice to be present, to stand up, to refuse to be silent. That is not a small thing.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here together,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ommunities, different experiences, matters. Because the forces that want to silence us count on us feeling isolated, scared and divided. Today is proof that we are not.

Today you will hear from academics, politicians, journalists, experts, and fellow civil liberty advocates – who have all stood up for democratic freedoms.

But I am not here today as an academic or a policy expert. I am here because Portia Mao reached out to the Free Speech Union a few years ago – and her case is a powerful reminder of why freedom of speech – the ability to criticize, ask questions and disagree – is so important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 and her case demonstrates how quickly that foundation can be attacked.

WHY FREE SPEECH IS THE FIRST TARGET

Foreign interference does not begin with spies or cyberattacks. It begins with silence.It begins with making speech expensive, risky, and exhausting – until people decide it is easier to say nothing.

Every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history has understood this. The first thing they go after is not the army, the economy or the courts. It is the right to speak, it is communication. Because if you control what people can say, and the information they have access to, you don’t need to control much else.

That is why free speech is not just one freedom among many. It is the freedom that makes all the others possible.

Without it, you cannot organise.

You cannot protest.

You cannot hold power to account.

You cannot even name what is happening to you.

Every other right – democracy, rule of law, freedom of association – depends on the ability to speak.

Two weeks ago, two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published an article on WeChat exposing local corruption. Three days later, both were arrested. The charge? “making false accusations” – essentially for writing a news article.

Then the article is deleted. Posts supporting the journalists were removed. And the message is clear: speak, and bear the personal cost. Only silence is tolerated

That is China in 2026. But as everyone in this room knows – some of those tactics are here as well.

PORTIA MAO’S STORY

Many of you know Portia Mao. She emigrated from China over two decades ago, became a journalist, and worked with the Stuff Circuit team on the documentary The Long Game, which exposed CCP interference in New Zealand. By putting her name in those credits, she put a target on her back.

Now what happened next should alarm every person in this room. A man she had investigated – Morgan Xiao, an aspiring politician and ardent CCP supporter – used the 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ct to obtain a court order barring Portia from criticising him. The application and court order was made without her knowledge.

The court sent one email – it bounced. Nobody tried again. Portia found out because Xiao was bragging about his victory on a Chinese-language chat forum.

Let me say that again. A journalist in New Zealand was gagged by a court order she never knew about, obtained by a man using a New Zealand law to silence scrutiny of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Honestly, you could not make this up.

WHAT THE FSU DID

So, Portia reached out to the Free Speech Union for help. The FSU funded a barrister (her lawyer) to represent her.

In June last year, the judge ruled in Portia’s favour. He found her commentary did not amount to 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He found Morgan Xiao was – and I am quoting the court – “not a vulnerable person.” He warned against the weaponisation of legal tools to silence political criticism.

But Xiao was not finished. He tried the same thing against Justin Wong, a journalist for Stuff. Justin’s crime?

  • He had reposted one of Portia’s articles on LinkedIn.
  • He had also sent Xiao an email asking questions for a story.

The judge dismissed this case, and in her decision, she cited Portia’s case – the precedent the Free Speech Union helped set. The earlier victory directly protected the next journalist.

That is how this works. You fight for one person’s right to speak, and you slowly but surely build a wall that protects everyone who comes after.

And that is why gathering like this matters. Every case we win, every person who stands up, every room like this one – it makes the next act of courage, or defiance a little less lonely and a little less costly.

THE PATTERN

Now, these cases are part of a pattern – and many of you know it far better than I.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people who criticise the CCP get labelled “anti-China.” They are abused on Chinese-language social media.Their families back in China are contacted. They are surveilled. They are photographed at events like this one.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this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in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is not part of China. The political standar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ve no authority here. Every person in this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y government, any party, and any leader.

That is not a privilege. It is the baseline of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The NZ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s 2025 threat report nam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most active state conduct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New Zealand. The Director-General said the public would often notice threats before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did. – He was talking about you.

And it is not just Chinese born individuals. Three weeks ag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ellington publicly condemned the New Zealand Herald for publishing an opinion piece about Taiwan – written by Jonathan Ayling.

A foreign embassy – telling a New Zealand newspaper what it is and is not allowed to print. We issued a media release emphasizing that our media exists to serve a New Zealand audience, not to reflect the sensitivities of overseas states.

WHY THE FSU MATTERS – WHO WE ARE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about why the Free Speech Union’s work matters so deeply – particularly for diaspora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Portia’s case was not just about one journalist. It was about wheth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would be allowed to have independent voices, an independent press,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The outcome of the judge’s ruling matters beyond the courtroom. It helps shape how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 and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It says: in New Zealand, you are free to speak and free to criticise. And if someone tries to silence you,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stand with you.

Free speech is not a luxury for the comfortable majority nor just a privilege of the powerful (as we so often hear these days). It is the enabling right – the foundational right that makes all other rights usable. And the people who need it most are often the minority cowant to speak directly about why the Free Speech Union’s work matters so deeply – particularly for diaspora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Portia’s case was not just about one journalist. It was about whethe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would be allowed to have independent voices, an independent press,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The outcome of the judge’s ruling matters beyond the courtroom. It helps shape how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 and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values.

It says: in New Zealand, you are free to speak and free to criticise. And if someone tries to silence you, there are people who will stand with you.

Free speech is not a luxury for the comfortable majority nor just a privilege of the powerful (as we so often hear these days). It is the enabling right – the foundational right that makes all other rights usable. And the people who need it most are often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 with the leas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ose who do not know us – the Free Speech Union exists to defend the right to speak, to think, and to question, freedom of speech, con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inquiry

  • mmunities with the leas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ose who do not know us – the Free Speech Union exists to defend the right to speak, to think, and to question, freedom of speech, conscience and intellectual inquiry

  • We are a registered trade union, which means that we can represent members in workplace freedom of speech disputes.
  • We are non-partisan. We don’t care where you sit politically.
  • We care whether you can speak.

We have written over 120 letters to ministers, regulators, and institutions. We have filed more than 100 submissions. We have supported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faced disciplinary action, or been dragged through the courts for saying what they believe. And it has worked.

We funded Portia’s legal defence and won, setting a precedent that protected the next journalist targeted by the same complainant.

  • We backed a 15-year-old student excluded from his school speech finals for the content of his speech, and the school apologised and invited us in to deliver free speech training.
  • We exposed unlawful police training that treated ordinary opinions as hate incidents
  • We fought hate speech laws and won.
  • We advocated for academic freedom legislation, and the Select Committee adopted most of our recommendations.

These are not abstract wins,

They are people who kept their voices, their jobs, and their dignity.

If you are facing pressure for speaking out – legal threats, workplace consequences, community intimidation – contact us. Become a member, we are a grass roots donor funded organization, support us, refer cases to us.

Every case we are able to take on makes the next person’s voice a little easier.

CHANGING THE LAW

An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legal landscape is shifting – and the FSU has been part of making that happen.

The Harmful Digital Communications Act was meant to protect vulnerable people from online bullying. Portia’s case proved it can be weaponised to silence political speech.

In December, Melissa Lee, a Member of Parliament, lodged an amendment bill, developed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the FSU, to fix exactly that:

  • stronger protection for political commentary,
  • a public interest defence, and
  • no more gagging people who do not even know they are in court.

And in November last year, Parliament passed the Crimes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mendment Act, creating new offences for covert, deceptive, or coercive actions on behalf of a foreign state. You will hear more about this from the speakers directly involved.

These changes signal something important: New Zealand is beginning to take foreign interference seriously, not just as an intelligence problem, but as a threat to democracy (whicThese changes signal something important: New Zealand is beginning to take foreign interference seriously, not just as an intelligence problem, but as a threat to democracy (which is fragile and needs protection), and as a threat to the rights of people in communities like yours.h is fragile and needs protection), and as a threat to the rights of people in communities like yours.

REMOVING THE FEAR

I want to close with something simple. This conference exists because people refused to be silent.

Portia published her journalism because the public had a right to know. She was gagged. She fought back. She won. She is still here.

Justin Wong asked questions for a story. He was taken to court. The case was thrown out. He is still reporting.

Every person in this room who has chosen to speak – despite the risk, despite the cost, despite the pressure – is doing something profoundly important.

Because free speech does not survive on its own. It survives because people insist on using it.

Foreign interference depends on silence. It depends on fear. Every time someone in this room speaks, that silence cracks a little more.

And every time we gather like this – across borders, across communities, across languages – we prove something the authoritarians do not want proved: that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n freedom outnumber the people who fear it.

You are not alone in this fight.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is not alone. And neither are we.

Free speech is not given to us by governments. Free speech is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a free people. It is what happens when fear is removed.

Our job – the Free Speech Union’s job, your job, all of our jobs – are to speak up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o remove the fear.

Thank you.

Jillaine Heath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ree Speech Union (New Zealand) Incorpo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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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联盟CEO Heather演讲:外国干涉建立在沉默和恐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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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Jillaine Heather 在捍卫民主和自由、反外国干涉的国际会议上的主旨演讲。这次会议2026年2月21日在奥克兰Waipuna 酒店举行。

这次会议由成立不久的塔斯曼联盟(Tasman Union) 主办,协办方包括在新西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民间组织——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Free Speech Union) 与 新西兰价值联盟(New Zealand Values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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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行政权不得无限制扩张,IEEPA关税被推翻后,特朗普如何继续针对中国的关税战?

2026年2月24日,美国总统针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之命令正式生效。这是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最高法院IEEPA关税案做出裁决后的迅速回应。

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就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和Trump v. V.O.S. Selections, Inc.案件做出判决。这两起上诉案均涉及特朗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外国征收的关税。最高法院以6比3的裁决推翻了IEEPA关税。

法院认为,虽然总统拥有紧急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包括单方面征收广泛的税收或关税;宪法规定这项权力属于国会。该判决宣布两项IEEPA关税无效:一项是基于宣布的有关非法毒品的紧急状态,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另一项是基于宣布的有关美国贸易逆差的紧急状态,对大多数其他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


最高法院的裁决让川普恼羞成怒

审理案件的九名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判决,体现了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们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普遍担忧,以及对影响贸易和税收的重大经济行动需要国会明确批准的必要性。

九名大法官参与了案子的审理,其中认为特朗普IEEPA关税不合法的有六人,他们是:

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特朗普任命的两位大法官Neil Gorsuch和Amy C. Barrett。

大法官 John Roberts

此外,还有Sonia Sotomayor、Elena K. Ketanji和Brown Jackson 三名大法官。

判决后,特朗普声称民主党任命的法官永远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裁决。特朗普猛烈抨击他任命的两名法官,还表示Gorsuch 和 Barrett都是“在巨大的反对声中被任命的”。


已经加征的关税怎么办?被降低或取消吗?

虽然IEEPA关税被宣布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向他国加征的关税必然会被退回、取消或者降低。首先,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未涉及IEEPA关税该如何被退还给进口商。特朗普政府是否退还或者如何退还,最高法院采取了回避的处理方法。与此相关的案件很可能会由下级法院或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受理。

 其次,这次判决不能阻止特朗普总统使用其他途径或美国现有的其他法律对他国加征关税。特朗普自己也明确表明将加征其他的“合法关税”(legal tariffs)。除了IEEPA 之外,特朗普还可援引的法律为:《1930年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 Act of 1930)第338条款(简称338条)、《1962年贸易扩展法》(The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232条款(简称232条)以及《1974 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简称301条)和122条款(简称122条)。

即使不能再运用IEEPA,特朗普仍有可替代的方案。如果需要保持关税政策的无缝连接,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只能是在过渡阶段(最高法院宣布IEEPA关税无效后)使用122条款加征为期150天的临时性全球关税(税率为10%-15%);等临时关税到期后,转而运用232条和301条,加征长期的税率更高的关税。若232条和301条也不能使用,特朗普则才会使用自1940年代以来美国总统从未运用过的338条。这一策略的使用与上述这些法律的性质和特征相关。

第338条允许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征收“新的或额外的关税”。根据第338条,政府可以发起调查,私人也可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一旦总统认定外国存在歧视性贸易行为或政策时,即可启动338条。这一条款授权总统征收最高达产品价值50%的额外关税。如果一个国家继续歧视美国商品,总统可以采取措施阻止从该国进口商品。

依据232条,如果美国商务部长经过调查认定某些进口货物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么美国总统可限制对该货物的进口,或与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达成贸易协定。至于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351条规定了上限。美国总统不得征收超过50% 的从价税。然而,232条款要求在270天内针对特定进口货物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进行调查。

《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则主要针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其宗旨是使总统能对外国的进口限制、出口补贴、低价竞争等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或政策采取迅速的反应和措施。与232调查类似,301调查也需要调查。调查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在12个月内完成。

如果总统想免除调查,尽快对他国产品加征关税,则可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款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征收临时进口附加费,期限最长为150天,最高税率为15%,以“应对美国巨额且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其他一些“根本性的国际支付问题”。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宣布IEEPA关税无效,而301调查和232调查均需比较长的调查时间,特朗普需要使之前的关税政策继续马上生效的办法只能是援引122条进行无缝连接,为301调查和232调查争取时间。等到2026年7月下旬122条临时关税失效后,重大的301和232调查(在法院审理案件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着手准备)大概率也差不多完成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月20日最高法院宣布判决后,特朗普便立即援引122条,宣布和签署了一项针对所有国家征收10% 的全球关税之命令。这项临时进口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月24日凌晨生效。2月21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声称他将把美国从所有国家进口商品的临时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15%。


特朗普至今为何还未使用第338条

至于338条,特朗普至今为何还未使用,有一定的原因。一是与此相关的公开记录很少。其次,自《1930年关税法》诞生以来,338条实际被运用和实践的情况相比其他关税法要少很多,只在1930年代被谈论和实施过。虽然存在被美国政府讨论的情况,最终也极少被实施。

美国关税委员会(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委员会依据338条开展了贸易关系的总体监测和个案调查工作。1935年,总统认定德国和澳大利亚“歧视美国商业”。然而,总统并未动用338条赋予的权力提高关税。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多次贸易谈判中,美国也曾威胁要动用第338条。例如,1932年,由于法国对美国商品征收歧视性税收和配额,美国曾威胁要对法国动用该条款。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官员考虑在与西班牙就美国商品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时,利用338条作为筹码。

同样,在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也曾讨论过338条,并对其进行了宽泛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末的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考虑援引338条,以应对日本为改变中美贸易关系、使其有利于日本而采取的措施。此后,338条也出现在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外交信函中。1949年,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致上海总领事的电报中提到,338条可作为应对中国歧视美国贸易的可能措施,并指出338条不仅允许总统征收关税,还可以完全排除中国商品。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

曾任美国副贸易代表的John K. Veroneau 的研究表明,自1949年艾奇逊电报发出以来,还未发现任何与338条相关的公开记录。美国关税委员会1942-1943年的报告指出,由于战时贸易管制,第338条的使用受到限制。随后的年度报告讨论了委员会根据《1930年关税法》其他条款采取的行动,但再未提及第338条。

由此看来,为了寻求更为安全和有效的关税策略,特朗普目前为止还未使用338条。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可能将338条视为贸易争端中的筹码。在其他法律都不能用的情况下,不排除特朗普会使用338条的可能性。


特朗普政府将如何继续针对中国发起关税战?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关税战与其他多数国家有些差异。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很多并不是援引IEEPA才得以实施的。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对中国的影响体现为两项IEEPA关税无效:一项是2025年2月1日援引IEEPA,宣布对中国加征的非法毒品(如芬太尼)关税 (10%);另一项是2025年4月2日援引IEEPA, 宣布基于美国贸易逆差的紧急状态,对中国加征34% 的对等关税。除了这两项IEEPA关税外,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政策仍在生效中。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针对中国很多产品加征了比较高的关税,使用的法律为《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及《1974 年贸易法》第301条。

例如,已经受到232调查影响的中国产品为钢、铝和汽车及其零部件、铜、木材、木制品及其衍生品、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药品及药物成分、中型和重型卡车及其零部件与衍生品、经加工的关键矿产资源及其衍生品、商用飞机和喷气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多晶硅及其衍生品、无人飞行器系统。至于301调查,特朗普政府主要针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以及中国海事、物流与船舶制造业领域和半导体等产品。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特朗普政府既展开了232调查又展开了301调查。上述调查大多数已经完成,只有极少数的调查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即使两项IEEPA关税无效,特朗普政府如果想要继续此前的关税政策,可以在原有的232调查和301调查的基础上,在预期内完善调查,宣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1962年贸易扩展法》也允许美国总统征收至多50% 的从价税。如果232条或301条不能帮助特朗普政府实现目的,特朗普则可能转而寻找替代方案,即《1930年关税法》的 338 条。

当然,若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对其并没有任何好处,便不会进一步寻求对中国加征更高的关税。目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将于3月31日至4月2日期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政府大概率应当不会在这之前采取一些不利于此次访问的行动。


最高法院判决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最高法院对IEEPA关税案的判决既没有要求美国政府退回巨额关税,又不能阻止特朗普政府继续使用其他法律实现单边加征高额关税,判决仍然具有意义和价值。

IEEPA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采取行动,以应对任何源自美国境外、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威胁的情况。在2025年之前,没有一位总统援引IEEPA作为征收关税的法律依据。

特朗普第二任期间,频繁使用IEEPA。最高法院的判决给了特朗普政府一个警醒: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并不能毫无限制地扩张;行政机构也不得滥用法律,实现其权力的扩张。从美国建国之父们的制度设计理念出发,这一判决也应证了美国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必要性。在国会无法约束总统或者国会与总统在某些重大问题与政策上趋于一致而导致总统权力在国会默许下似乎毫无限制扩张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限制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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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时评】川普是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2026年1月15日,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玛丽亚·科丽娜·马查多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时,把自己获得的202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对方。


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20号,以6比3裁决川普关税违法。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制宪者并未将任何课税权力赋予行政部门”,强调当总统主张拥有”无限金额、无限期间与无限范围”的单边关税权力时,必须指出国会”明确授权”,而IEEPA”并不足以构成这样的授权”。

投票阵容也颇为罕见。据了解,支持多数意见的包括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与巴雷特,以及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的则是汤玛斯、阿利托与卡瓦诺,这意味着两名特朗普亲自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倒戈”。

这个新闻仅仅是个引子。我这篇文章要告诉各位川普是个什么样的政治领袖,为什么他有许多被称川粉的死忠支持者。


01 不断打破规则的人

2016年11月9日,当川普在胜选演讲台上挥手致意时,全世界都震惊了。一个从未当过一天公职的地产商、真人秀明星,击败了政坛老手希拉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24年他又回来了,再次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连续任期的总统。

这事儿要是放在中国古代,大概相当于一个在勾栏瓦肆说书的突然当上了宰相,而且干得还挺得民心。按理说这不符合常理,但它就是发生了,而且发生了两次。

为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川普懂人心。他在《学徒》(The Apprentice)节目里当了14年的老板,每一集都以那句经典的”You’re fired!”(你被开除了!)作为高潮。这档真人秀教会了他一件事,普通人想看什么。不是政策细节,不是理性辩论,而是冲突、情绪、戏剧性,以及一个敢说敢干的强人形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提出过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法理型,以及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 authority)。我一直和微信群的群友们说,川普显然属于第三种。克里斯玛型领袖的魅力来自哪里?来自他不断打破现有规则,来自他的反常规,来自他让追随者觉得”这个人跟其他政客都不一样”。

川普从竞选第一天起就在打破规则。骂墨西哥移民是强奸犯?说了。嘲笑战争英雄麦凯恩?说了。公开侮辱女性?说了。按常理,这些言论足以让任何政客的职业生涯终结。但川普不仅没完蛋,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为什么?因为他的支持者要的就是这个。

02反建制的魅力

美国政坛有个词叫”establishment”(建制派),指的是那些长期盘踞在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他们西装革履,说话滴水不漏,政策主张八股文一样标准化。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建制派虽然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在很多核心问题上——全球化、自由贸易、精英治理——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问题来了,这套玩法对谁有利?对跨国公司有利,对华尔街有利,对硅谷有利,对常春藤毕业的政策制定者有利。但对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失去工作的铁锈带工人呢?对那些觉得自己的国家被许多非法移民占领的小镇居民呢?对那些认为精英阶层看不起自己的底层白人呢?

没利。

川普就看准了这一点。他是个政治直觉极好的人。他的整个竞选策略就是不断强化“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理念。

川普一般不读助理们写的稿子(有人怀疑他有阅读障碍症,哈哈)。他在推特X上随便发(现在是Truth Social),他骂主流媒体是”假新闻”,他说华盛顿是个沼泽,需要清理,他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些话听起来粗糙吗?当然。但恰恰是这种粗糙,让他的支持者觉得真实。

法国思想家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过,群体心理不需要理性,需要的是简单、重复、情绪化的口号。川普深谙此道。“Build the Wall”(建墙)、“Lock Her Up”(关她进监狱)、“Drain the Swamp”(清理沼泽)等等,这些口号简单、有力、情绪饱满,完美契合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逻辑。

川普的反建制不是装出来的。他是真的不在乎那些政治正确的条条框框。传统政客说话要考虑措辞、考虑后果、考虑各方利益平衡。川普?想到什么说什么。这种”真性情”在支持者眼里恰恰不是缺点,而是最大的优点。

03 焦虑时代的情绪投射

川普的基本盘是谁?

首先是全球化中的失意者。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流,工厂关闭,工人失业。精英们说这是经济规律,胡说什么你们应该学新技能,又说全球化对整体经济有好处。但对一个50岁的汽车工人来说,这些话等于放屁。他不想听什么整体经济,他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没了,而那些讲经济规律的人还在喝着咖啡谈笑风生。

这时川普说:“我要把工作带回来。“,管他实不实际,至少这话听着舒服。

其次是焦虑的底层白人。美国的人口结构在变化,白人占比在下降,族裔多元化在加速。对一些白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正在被夺走”。他们看到黑人权益运动、拉丁裔移民增加、性少数群体发声,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和恐慌。

川普又说了,“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第三是保守的福音派信徒。这群人在乎堕胎、同性婚姻、宗教自由这些议题。他们看不惯他们眼中自由派的道德沦丧,觉得传统价值观正在崩塌。老实说,川普本人的私德其实一塌糊涂,离过三次婚,性丑闻一堆,但福音派照样支持他。

为什么?因为川普给了他们想要的。保守派大法官、反堕胎政策、保护宗教自由的承诺。至于他个人道德如何,who cares?旧约里的大卫王也不是什么圣人,但上帝照样用他。

这就是川普的魔力所在。他让不同群体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进行情绪投射。

04 效果不重要,听着爽就行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令许多讨厌川普的人纳闷的地方,即川普的支持者并不太在乎他实际干了什么,而在乎他说了什么。

墨西哥边境墙建了吗?没全建成,而且墨西哥也没出钱。希拉里被关进监狱了吗?没有。制造业大规模回流了吗?也没有。贸易战打赢了吗?见仁见智。

但这不重要。

川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政策成果的精确核算,要的是那种被理解、被代表的感觉。当川普在集会上大骂主流媒体时,台下的人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也觉得媒体看不起自己。当川普说要严控移民时,支持者拍手称快,因为他们也有同样的焦虑。当川普抨击精英阶层时,他们感到一种复仇式的快感。

法国哲学家拉康有个概念叫”大他者”(the big Other),即一个象征性的权威, 我们希望它能理解我们、代表我们。对川普的支持者来说,川普就是这个”大他者”。他说出了他们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他表达了他们心中的愤怒和不满,他让他们觉得”终于有人懂我了”。

这就够了。

至于政策执行得如何,那是次要的。情绪才是第一位的。

05社交媒体时代的完美产物

川普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媒体总统”。

传统政客怎么传播信息?写演讲稿、接受媒体采访、发新闻稿、开记者会。整个流程冗长、正式、可控。

川普呢?拿起手机就发Truth Social。凌晨三点想到什么发什么,想骂谁就骂谁,想夸谁就夸谁,没有公关团队审核,没有语言修饰。这种直接性在传统政客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川普这里却成了最大的武器。

为什么?因为社交媒体的逻辑就是情绪和冲突。

算法不在乎你说得对不对,它只在乎你说得够不够激烈、够不够吸引眼球。川普的每条推文都是精心设计的情绪炸弹,要么让支持者兴奋, 要么让反对者愤怒, 总之保证你有反应。有反应就有转发,有转发就有流量,有 流量就有影响力。

传统媒体批评他?没关系, 川普反手就说”假新闻”, 然后支持者更加坚定地站在他这边, 形成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这套玩法在社交媒体时代屡试不爽。

06 韦伯说对了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川普为什么成功?

因为他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完美体现。他的魅力不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品德高尚或能力卓越,而来自于他敢于打破规则、他理解民众情绪、他会操纵媒体。

韦伯说,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依赖于领袖个人的魅力,而非制度化的框架。川普的政治生涯也印证了这一点——他的影响力完全建立在他个人身上,因为没人能复制他的那套玩法。

他还是在任总体的时候,这套玩法就是有效的。

在一个全球化带来巨大不平等、社交媒体放大情绪冲突、精英与民众撕裂加剧的时代,人们不再相信”理性辩论”和”政策细节”。他们要的是一个能说出他们心声、能发泄他们情绪、能让他们感到被理解的人。

川普恰好就是这个人。

这个时代造就了川普。

最后说句实话。我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我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他。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焦虑的世界里,川普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叙事。都是他们的错,精英的错、移民的错、中国的错、媒体的错。千错万错,错不在自己,这很符合人性。简单直接,情绪上令人满足。这恰恰是政治在社交媒体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川普会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我看未必。

只要焦虑还在,只要撕裂还在,只要社交媒体还在,就会有下一个”川普”出现。也许他叫别的名字,也许他在别的国家,但他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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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观点与评论

前言论自由联盟CEO Jonathan Ayling: 我们的公共空间不容出售

(本文是一位政策顾问,他也是前新西兰言论自由联盟CEO,他每周四在NZ Herald发表评论文章,本文是他今年2月19日专栏文章 ( 的中文翻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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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1 月 29 日的专栏《台湾与中国:言论是前线》中,我曾写道:“我们必须重新找回说出真相的能力,即使这会带来后果。民主优于独裁,自由优于压迫。台湾不属于中国。”

对此,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发表正式声明,并联系我的编辑,要求《新西兰先驱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而不是“误导公众或损人不利己”。声明还称:“这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是非分明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这种虚伪的愤怒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新西兰前驻华大使卡尔·沃克(2009–2015)转发了这份声明,特别强调其中关于“责任”的说法,并将我的专栏斥为“反华”。

这是否说明新西兰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害怕惹怒北京”的心理所扭曲?抑或是这种对中国的迎合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Listener” 杂志的常驻专栏作家、前法官大卫·哈维博士在回应中警告:“我们必须警惕并识别任何外国势力,尤其是中国,对我们国内主权的干预。若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民主制度将被侵蚀,滑向一个奥威尔式的‘集体思维’与‘遵循党路线’的环境。”

这正是塔斯曼同盟(新西兰)本周六在奥克兰举办国际研讨会所要直面的议题。该活动与新西兰价值联盟以及自由言论联盟等民间团体联合举办,演讲嘉宾包括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妮-玛丽·布雷迪教授、《Stuff》记者Paula Penfold、PILLAR NZ 联合创始人尼克·汉尼,以及来自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包括海伦·怀特和托德·斯蒂芬森。

这场研讨会本身,就是新西兰开始警醒于外国干预逐渐被“正常化”的一个信号。

会议的一项议程将讨论拟议中的《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这项立法旨在提高透明度,要求披露在外国政府指示下在新西兰开展的活动。它将与 2025 年通过的《刑事法(反制外国干预)修正案》形成互补,使新西兰更接近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做法。

研讨会还将讨论另一个新西兰人更应了解的问题:中共在新西兰大学中的影响力和进入渠道,包括通过与奥克兰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坎特伯雷大学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

在海外,新西兰已明显落后于盟友。在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孔子学院数量从一百多所降至不足五所。欧洲国家如瑞典已关闭全部孔子学院及中学层面的“孔子课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仍有部分存在,但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西澳大学等已悄然选择不再续约,州和联邦政府也表达了对外国影响的担忧。

在英国,是否应要求大学披露外国政府资金的争论重新升温。《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军情五处(MI5)已向大学发布指导,警告来自“敌对国家”的干预风险,明确点名中国,并提醒注意其试图影响对“敏感议题”的教学与研究,例如天安门事件、维吾尔人遭受的压迫、西藏问题,以及显然的台湾议题。

新西兰从与中国人民的贸易中受益良多,这种关系应当继续。但我们的公共空间不容出售。

现在是新西兰更严肃看待国家主权的时候了,更重要的是,要珍视支撑主权的价值。我在大学学习过中文,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如今不得不承认,我可能已不再安全地前往那里。这一简单事实,难道不已说明这个政权的本质吗?

我刻意使用“政权”一词,因为真正需要被挑战的正是它。新西兰人无须害怕或反对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干预他国、压迫本国人民的霸凌者,它公然无视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并试图将其红线向外延伸。

新西兰无法单独改变这一现实。但我们可以,也必须,守护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共空间。我们有责任捍卫新西兰人的权利——无论中共的意愿如何。若我们连专栏作家、记者、学者、研究人员、政治人物以及非政府组织领袖表达一个最基本主张的权利都无法捍卫——即人们享有公民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权利——那么我们其实已经选择了臣属地位,而非公民身份。

本周六(2月21日)在奥克兰举行的研讨会,正是越来越多新西兰人开始认真看待这一威胁的证明。下一步,是要把这种严肃认识转化为政策与立场。透明度法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影响力往往滋生于灰色地带。大学和公共机构应被要求披露与外国国家相关的资金来源、合作关系以及指令背景,让公民能够在阳光下加以判断。但披露仅仅是起点,更深层的任务是重建公民信心——一种平静而坚定的信念:自由社会不会接受一党制国家来指示什么才是“负责任”的言论。

如果我们守不住这条底线,终有一天会发现,主权并不是在某一次重大事件中失去的,而是在无数次自我审查中一点点流失的。面对这些威胁保持沉默,我们或许仍然拥有国旗与议会,但我们的公共空间,早已属于他人。


Our Public Square Is Not for Sale

In my column on 29 January, Taiwan and China: Speech is the front line, I concluded: “We must recover the ability to say what is true, even if it carries consequences. Democracy is better than dictatorship. Freedom is better than oppression.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In response, the Chinese Embassy issued an official statement and contacted my editor, calling on The Herald to act as a “responsible media outlet”, rather than “mislead the public or do harm to others without benefitting itself”. It added: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but a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rinciple and a clear issue of right and wrong.”

Such faux outrage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not surprising. What was surprising was that Carl Worker, New Zealand’s former ambassador to China (2009 to 2015), retweeted the statement, highlighted its call to “responsibility”, and dismissed my column as “China bashing”.

Does this show how far New Zealand has already been bent by fear of displeasing Beijing, or how normalised deference has become?

Former Judge Dr David Harvey, a regular columnist for The Listener, warned in response: “We must be vigilant to identify interference with our domestic sovereignty by any foreign power and especially the PRC.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the erosion of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to an Orwellian environment of Groupthink and adherence to ‘The Party Line.’”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 Tasman Union (NZ) seeks to confront this Saturday at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Auckland. Hosted alongside the New Zealand Values Alliance, and other civil society groups such as the Free Speech Union, it will feature speakers including prominent China expert Professor Anne-Marie Brady, Stuff journalist Paula Penfold, PILLAR NZ co-founder Nick Hanne, and MPs from across Parliament, including Helen White and Todd Stephenson.

This symposium is a sign that New Zealand is waking up to the slow normalisation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Part of its programme will consider a proposed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Bill, drafted legislation intended to improve transparency around activities in New Zealand carried out at the direction of foreign powers. It would complement the Crimes (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mendment Act 2025, and move New Zealand closer to approaches adopted in comparable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Australia.

Another issue the symposium will address, and more Kiwis should understand, is the influence and acces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intains within New Zealand’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 partnerships at Auckland University, Victoria University, and Canterbury University.

Overseas, New Zealand is out of step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Biden presidency, the numb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went from over 100 to fewer than five. Likewise, European nations like Sweden have shut all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nfucius Classrooms (the high school level equivalent). While several still function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universities like the universities of Melbourne,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and Western Australia have each quietly opted to not renew contracts, with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expressing concern regarding foreign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bate has revived over whether universities should be required to disclose foreign government funding. The Times has reported on MI5 guidance warning universities about interference from “hostile states”, naming China explicitly, and cautioning about attempts to shape teaching on “sensitive subjects” and certain research. Think Tiananmen Square, the oppression of Uyghurs, Tibet, and, evidently, Taiwan.

New Zealand benefits from trad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long may that continue. But our public square is not for sale.

It is time New Zealand took sovereignty more seriously,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the values that underpin it. I studied Chinese at university and have visited China on several occasions. It saddens me to admit it may now be unsafe for me to visit again. Does that basic admission not tell us almost everything we need to know about this regime?

I say “regime” deliberately, because that is what should be challenged. New Zealanders have nothing to fear, or oppose, in Chinese culture or in Chinese people.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n interfering, oppressive bully, a state that has shown blatant disregard for the basic rights and dignity of its own people, and that seeks to extend its red lines outward.

New Zealand cannot change that reality alone. But we can, and must, protect our own public square. We have a duty to defend the rights of Kiwis, the wishes of the CCP be damned. If we cannot defend the right of columnists, journalists, academics, researchers, politicians, and NGO leaders to state the basic claim that people have a right to civil, pol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