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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西崎崇子谈《梁祝》和爱情 ​

作者: 毛芃

前两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我2009年写的采访西崎崇子的文章,他剪下来,保留到现在(下图)。作为记者,多年前写的文章还被读者保留、被人记得,这是最高兴不过的事情。当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朋友圈。我于是从电脑外接硬盘中找到这篇文章,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新闻从业多年来,我采访过不少政治人物,也采访过一些音乐家,最喜欢同音乐家倾谈。   – 毛 芃 (2020年11月17日)

西崎崇子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9年《华页》

听西崎崇子谈《梁祝》和爱情 

说起西崎崇子,也许不少人感到陌生,但说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恐怕华人世界无人不知,而西崎崇子就是把《梁祝》推向世界的第一人。这位多年生活在香港、后来移居新西兰的小提琴家,前后共录制过七个不同版本的《梁祝》,为这首中国乐曲蜚声世界乐坛立下汗马功劳,把西崎崇子誉为《梁祝》的国际代言人一点不为过。


2009年,《梁祝》诞生50周年。这一年的4月7日,我在奥克兰Remuera 西崎崇子的家中采访了西崎崇子和她的先生海曼。 西崎崇子一家是上世纪90年代移居奥克兰的。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还是生活在香港。 

西崎崇子接受采访  (毛传媒图片)

西崎崇子与《梁祝》

西崎崇子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音乐家,如何同《梁祝 》结缘了呢?


那要先说到1959年。那一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和陈钢联袂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8岁的同校学生俞丽拿和学校交响乐团登台首演,结果“一鸣惊人”,优美深情的旋律很快响遍中国大江南北。本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在中国家喻户晓。 

1959年5月27日,《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时年18岁的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演出因为太受欢迎,俞丽拿不得不返场又完整拉了一遍。(网络图片)


遗憾的是,《梁祝》这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诞生未满10年,便随着“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而销声匿迹。


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西崎崇子。


1978年,定居在香港的西崎崇子在她先生海曼的鼓励下,同来自日本故乡的名古屋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梁祝》, 结果获得巨大成功。这一唱片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受到乐迷们的热烈欢迎,唱片不但赢得了香港金唱片奖,还在1986、1994和2001年多次翻版发行,风靡中国两岸三地。 

西崎崇子在演奏 (网络图片)

1982年,西崎崇子录制了第二个版本。说起这个版本,中间还有一段故事。 


1981年,《梁祝》协奏曲作者之一的陈钢先生到美国访问,偶尔听到了西崎崇子演奏的这首《梁祝》。几个月后,陈钢在香港与西崎崇子会面,他惊讶地发现西崎崇子只知道《梁祝》表现的是个爱情故事,但对故事情节如“楼台相会”、“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一无所知。而且,她本人也从未听到过这首协奏曲的演出,完全是凭借个人对音乐的独特理解来诠释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爱情故事。

24岁创作《梁祝》时的陈钢 (网络图片)


也许是因为日本女性天性温柔、细腻,西崎崇子的第一版本演绎得深情、舒缓,26分钟的曲子,她拉足了30分。


听了陈刚先生讲解《梁祝》后,西崎崇子于1982年同日本群马交响乐团合作录制了《梁祝》的第二版本。这一次,西崎崇子在演奏上加强了乐曲的戏剧表现力,缩短了演奏时间。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第二版本出来后,一些乐迷和音乐评论人士表示他们更喜欢第一版本,认为第二版本“雕琢过度”。 

西崎崇子同新西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梁祝》录制于2003年


西崎崇子一共录制了七个《梁祝》版本。配合她演奏的交响乐团有捷克电台交响乐团(1990年)、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1992年)、新加坡中国民乐团等。这第七版本是2003年同新西兰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西崎崇子说,这是她最后的《梁祝》版本。


截止到2009年,西崎崇子的各种《梁祝》版本唱片在全球发行了300多万张,是所有灌录《梁祝》唱片的小提琴家中发行量最大的。 


难怪有音乐评论人士说:“在当今具有国际声望的小提琴演奏家中,可能没有哪一位象西崎崇子那样对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爱得如此执着。”


2009年是《梁祝》诞生50周年,西崎崇子在采访中高兴地告诉我,中国已邀请她去北京参加纪念庆祝活动并进行演奏。


西崎崇子的爱情和家庭

采访西崎崇子时,她的先生海曼就坐在她的旁边,我于是问到了她的恋爱和她的家庭。

西崎崇子和先生海曼(毛芃摄影)


西崎崇子相信1975年她同德国人海曼在香港机场的首次相遇绝不是偶然。那一次,她去香港演出,同香港交响乐团有工作关系的海曼先生去机场接她。 

西崎崇子说,她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只身到处旅行,她不习惯独自在餐厅用餐,总是要服务员把饭送到房间。


西崎崇子回忆说,她那天用餐后,海曼先生敲门约她去吃饭,她回答说已经吃过。海曼于是请她喝点什么,西崎崇子说她不喝酒。海曼说:“那你总能喝茶吧?”架不住海曼的诚意,西崎崇子于是同他一起去喝茶。


结果,两人喝茶谈天谈得很投机。师出名门、曾在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并获得过许多大奖的西崎崇子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德国小伙子谈起古典音乐来如数家珍;而且还居然开玩笑地“质疑”她是否真是从朱丽亚音乐学院学出来的。


原来,在美国驻香港一家报馆工作的海曼先生出生于德国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母在音乐方面都很有造诣。海曼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到香港后,因为酷爱音乐而自告奋勇为香港交响乐团做义工,为这个当时还是由非专业音乐家组成的乐团筹措资金、使其管理逐渐走上正轨,最终成为一个专业交响乐团。


一顿茶让两人喝出了感情。西崎崇子回日本不久,海曼先生追到日本向她求婚。西崎崇子的父亲答应了这门婚事,但要求海曼承诺天天督促西崎崇子练琴。西崎崇子4岁起,她的父亲就开始就教她学琴了。


海曼远远超过了日本岳父对他的期待。他不仅督促西琦崇子练琴,还向西琦崇子推荐了中国小提琴曲《梁祝》。这个建议绝对意义深远,这使西琦崇子开始与《梁祝》结下不解之缘,使这首曲子插上翅膀飞向世界,还使这位一向只演奏西洋古典音乐的日本小提琴家爱上了中国音乐。

西崎崇子接受采访 (毛传媒图片)

采访中,西崎崇子说,中国的乐曲真是很优美,但有一些“太悲伤了”;她举的例子是《二泉映月》,还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西崎崇子的先生海曼经营着庞大的古典唱片公司-西曼国际唱片(HNH)。HNH这三个字母是西崎崇子、海曼和他们的儿子亨利三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拿索斯” (NAXOS)和“马可勃罗” (MARCO POLO)是旗下两大品牌。


在即懂音乐又有做生意天才的海曼先生经营下,马可勃罗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唱片名牌之一 ;拿索斯系列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三大古典名牌之一,在欧、美及泛太平洋多个地区市场的占有率达百分之五十。优质的录音、演绎加上低廉的售价,“拿索斯” 十年间征服全球古典唱片业。


西崎崇子和海曼先生长期定居香港,两人都是香港居民,儿子亨利就出生在香港。由于西崎崇子长期致力推广古典音乐及慈善活动,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她颁发了铜紫荆星章。


说起为何把第二个家安在奥克兰,西崎崇子笑说这同“9·7”香港回归有关。 


她说,1995年的一天,亨利放学回来对她说,班上的同学越来越少,很多人都随爸爸妈妈出国定居了。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对前景的疑虑让不少香港人移居他国。从前到访过新西兰并对这个小国家有很好印象的西崎崇子夫妇也选择了成为新西兰永久居民,他们在奥克兰的富人区Remuera买了一所漂亮的大房子。


不过即便移民到新西兰,他们的工作重心依然在香港。亨利在奥克兰大学读了一年后转到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唱片公司在香港的生意。


西崎崇子说,亨利对回香港工作很高兴,因为他从前的许多小伙伴也从海外返回香港发展了。


海曼先生在接受采访时笑意盈盈地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他说,西崎崇子给他在事业上很大帮助,他开始做生意时有时赚钱、有时赔钱,但太太总能靠音乐赚钱,并给他足够的支持,这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先生经营着大唱片公司,这可能也是西崎崇子比其他小提琴家出唱片都多的一个原因吧。


西崎崇子谈中国音乐

除了《梁祝》,西崎崇子还演奏了大量中国民歌。从三十年代的电影歌曲《天涯歌女》到陕北民歌《兰花花》、从新疆民歌《半个月亮》到台湾民歌《采槟榔》,这些曲目风格多种多样。西崎崇子说,这多亏来自捷克的音乐制作人为她挑选这些动听的歌曲,并在配器和改编上给这些曲目注入一些现代元素。她说,音乐无国界, 她虽然不知道这些歌曲在唱什么,但作为一个音乐家,她能从乐曲本身理解这些歌曲的情感和意境。

毛芃与西琦崇子合影


西崎崇子由衷地说:“中国音乐太美妙、太动听了。有日本朋友对我抱怨说为什么演奏那么多中国音乐、却几乎没演过什么日本音乐。可我真的是喜爱中国音乐远远胜过日本音乐。”


采访中,西崎崇子说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中国的乐曲很优美,但有一些太悲伤了”,她举的例子是《二泉映月》,还问为什么会这样。


西崎崇子虽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举办过音乐会,但还从未在新西兰举办过音乐会。话说到这儿,先生海曼插话说,如果西崎崇子愿意举办音乐会,他负责找交响乐队。 

如果西崎崇子哪天肯举办音乐会,那新西兰的华人乐迷可是有耳福了。 


(原文写于2009年4月17日,发表于《华页》)

相关链接: 【读者来信】也说西崎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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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女爵”荣誉称号卷土重来新西兰

作者:毛 芃

2009年4月5日,新西兰总理John Key宣布新西兰将恢复传统的爵士授勋体制。即用Knight 和 Dame Grand Companion同 Knight 和 Dame Companion  这两个荣誉头衔替代2000年5月设置的 Principal 和 Distinguished Companion of the order。 也就是说,从今年6月份开始,获得最高等级勋章的杰出人士将重新被称为Sir(男爵)和Dame(女爵)。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来,引起新西兰社会的广泛关注。

 

授勋体系历史映照国家政体的变化

每年的新年和6月份的女王生日,新西兰都会向一批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各行各业人士颁奖授勋。新西兰荣誉授勋体系的历史映照了国家政体的变迁 – 从英皇室直辖的殖民地到自治,从自治到完全独立的君主政体。从1848年到1975年,新西兰的荣誉授勋体系一直都是照搬英国的相应授勋体系。从1975年到1996年,这一体系改为英国传统授勋体系和新西兰本土的授勋体系并存。到1996年5月6日,新西兰的授勋体系引入“新西兰勋章制”(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同时取消了几项不同的英国勋章制,至此,新西兰授勋体系完全本土化了。

2000年5月,当时的工党政府对新西兰的荣誉授勋体制做出进一步改进,取消了最高级别的“男爵”和“女爵”荣誉头衔,代之以“Principal and Distinguished Companion of the order”。

工党政府当时的决定引起了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这一做法是让新西兰向共和体制转变的一个步骤;还有批评人士认为新的荣誉头衔会使民众在理解上困惑。

总理 John Key说,他很高兴新西兰能够恢复男爵/女爵这种荣誉称号,因为这样的称号更能体现对杰出人物对新西兰所做贡献的承认。

John Key 说,他认为这个决定对新西兰独特的荣誉授勋体制来说是最好的。

恢复爵位授勋将在今年6月英女王生日进行的授勋荣誉颁奖时生效,其余的荣誉颁奖没有变化。

John Key总理说,他是在2008年年末访问白金汉宫时征得英国女王同意恢复爵位授勋。

工党领袖 Phil Goff 对此持批评态度。他对电视3台说,新西兰已经从过时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勋位荣誉体制中走了出来,恢复传统的爵士荣誉称号没有体现出新西兰已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绿党联合领袖 Jeanette Fitzsimons 女士说,新西兰的荣誉体制应该独立,我们应当把那些有杰出成就的新西兰人作为新西兰人来颂扬,而不应该同英帝国的过去有什么牵连。

John  Key总理说,他不相信爵位荣誉制度会妨碍新西兰向共和政体的转变。

总理发言人否认恢复传统的荣誉爵位会把新西兰带回走殖民地老路。“我个人的观点是新西兰不可避免有一天会成为共和国,但这不在本届政府的工作日程上。”

“政府作出这样的改变,是因为相信恢复爵位荣誉是庆贺一个人终身成就的有效标志。”

对于绿党联合领袖批评政府应该专注于对付目前的经济危机,总理发言人说,政府是把精力集中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但这不意味着就不能做其他事情了。

他们会更改荣誉头衔吗?

2000年至2008年,新西兰一共有85位人士荣获与爵位相对称的新西兰最高荣誉称号,现在他们可以选择更改头衔,使用“男爵”或“女爵”称号。

这些人士当中包括前总理Jenny Shipley、全黑队著名橄榄球运动员Colin Meads、Warehouse创始人Stephen Tindall、Fonterra 乳制品公司主席Henry Van Der Heyden、毛利作家Patricia Grace、伟大的帆船手Russell Coutts。

这些人士当中,还有前检察总长、国会议长Margaret Wilson女士,她曾经帮助工党政府废除了爵位称号,不过她现在倒是有机会被授予“女爵”(Dame)的称号了。

不过,那些已经过世的人们就不能更换名誉头衔了。然而,他们的遗孀可以接受“夫人”(Lady)的称号。

前惠灵顿市长 Michael Fowler 爵士认为恢复爵位头衔真是太好了。他说:过去10年的荣誉授勋体制没有给以那些获得最高荣誉的人士授予爵位,这很让人失望,因为这没有给那些为新西兰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士以足够的承认。

不过,这85位人士是否愿意接受“爵士”和“夫人”这一传统的最高荣誉称号呢? 新西兰主流媒体迫不急待地对他们进行了追踪采访。

也许来得太突然,也许对接受这样一个传统荣誉称号感到有些害羞,大部分被访者都说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显然有一些人士倾向选择“爵士“或“夫人”的称号。

全黑队橄榄球运动员、 “Distinguished Companion“获得者 Colin Meads对电视3台说,他不清楚拥有 “爵士”这样的头衔对他来说是否合适。他认为所有的朋友可能会拿这个同他开玩笑,他说要同他的太太商量一下。

航空先驱Oswald George James的儿子说,他的父亲一定会对更改荣誉称号“欣喜若狂”。

他说,他父亲对工党政府剥夺了自己享有“爵士”称号非常生气。

还有几位人士承认勋爵称号有助于提高在国外的影响力。获得过 “Distinguished Companion”称号的Peter Gluckman教授是新西兰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亚洲、欧洲和美国做过许多工作。他指出有爵士称号对于在海外工作时获得承认、 增加竞争力很有价值。

前新西兰无板篮球教练Lois Muir也获得过 “Distinguished Companion”称号。她说,让人们有所选择是件好事,她会好好考虑。

她还说她丈夫对她没有被授予“女爵”称号感到失望。

获得过“Distinguished Companion” 称号和奥林匹克金牌的Peter Snell可能会选择“爵士”称号。他太太说,爵士称号给人的感觉是更加获得承认。

对更改荣誉称号,“Principal Companion”获得者、维多利亚大学化学和物理学院院长 Paul Callaghan教授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说对恢复“爵士”荣誉称号没意见,对先前的的荣誉体制也没有意见。

当然也有不喜欢变化的。毛利学者Ranginui Walker博士获得过“Distinguished Companion”称号。他表示不喜欢爵位称号,因为以前获得过这一荣誉的不少人是富商,他感觉爵位被“玷污”了。然而,他不排除自己会选择更改荣誉头衔。

86岁的前基督城著名的Villa Maria 高中校长Sister Pauline O’Regan表示坚决拒绝更换荣誉头衔。她说她不敢相信政府在眼下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心思规定更换荣誉头衔。

Sister O’Regan 是在2001年因对教育和社区的服务而获得“Distinguished Companion荣誉称号的。

获得过皇家荣誉奖励的华人

新西兰皇家荣誉授勋体系包括几个不同的奖励级别,级别最高的为The Order of New Zealand (新西兰勋章),下面依次有:

  •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新西兰荣誉勋章)
  • The Queen’s Service Order and Medal(女王服务勋章)
  • Gallantry and bravery awards,(勇气勋章)
  • The New Zealand Antarctic Medal(新西兰南极勋章)
  • The New Zeal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Decoration(新西兰杰出服务奖章)。

新西兰华裔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不乏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者。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少土生土长的华人和华人移民获得各种各样的授勋奖励。

在奥克兰华人社区中,近年因为服务社区而获得女王服务勋章(Queen’s Service Medal / Q.S.M.)的人士有人们所熟悉的李衍玲女士(2003年)、吴偉棠(2004年)、 冼锦燕女士( 2004年)、阮黎少芬女士(2006年)、林爽女士(2006年)、李影梅(2007年)、 王玲娟女士(2008年)和Jessica Phuang (2008年)。

这一奖项是为了表彰对于社区的义务服务和公主人

陈霭筠先生、黄伟德先生、蔡林南先生、陳仕強和另外一个建筑师分别获得过级别较高的M.N.Z.M.(Member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

华人当中获得过皇家荣誉颁奖级别最高的人士是奥克兰大学著名学者叶宋曼英博士和梁以伦医生。他们二位分别在1996年和2000年获得过O.N.Z.M(Officer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荣誉称号。

据本记者掌握的资料,在这次有机会更改荣誉称号的85名曾在过去10年获得过Principal and Distinguished Companion of the order荣誉称号的人士中,没有华裔。

2018 新年,奥大学者叶宋曼瑛教授荣获CNZM (Companion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

原文发表于2009年4月7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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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绿色”地产大亨王石在新西兰谈如何应对地球变暖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由《中文先驱报》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共同组织的“国际生态花园城市社区发展论坛”在奥克兰Langham酒店举行。

众多来自中国房地产界的领军人物远道而来参加了此次论坛会。他们当中有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中城联盟轮值主席孟刚,中城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衷存皇等。

新西兰政府内政部长Richard Worth、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张利民、奥克兰市长John Banks出席了论坛会并在会上致词。出席论坛会的还有新西兰众多商界、地产界及媒体界人士。

本次论坛会上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进行可持续性的、生态友好型的的城市房地产开发。

王石在主席台就坐 / 毛 芃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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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McConnell房地产公司首席执行官Martin Udale先生介绍了“在新西兰进行可持续的房地产开发的经验”;下午,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区长徐伟南先生做了题为“武进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演讲, 中国浙江省长兴县副县长鲁有平先生作了“长兴可持续发展的机遇”的演讲。另外,Framecad主席MarkTaylor先生做了题为“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演讲, Urbanismplus董事总经理Kobus Mentz先生做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生态友好型的建筑设计是通向美好未来之匙“的演讲。


王石谈全球变暖与中国企业家的对应措施

在上午的论坛会上,王石先生以“中国房地产及全球变暖“为题进行了演讲。

王石发言 / 毛 芃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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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自然要数中国房地产界龙头人物王石先生。

在中国,万科是最知名的民用住宅建筑品牌。万科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1991年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家上市公司,是中国最早的股票上市公司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2008年万科公司完成新开工面积523.3万平方米,竣工面积529.4万科平方米,实现销售金额RMB478.7亿元,净利润RMB40.3亿元。

作为万科集团的领军人物,58岁的王石先生在中国既是最富于影响力的地产开发业专家,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登山家和冒险家。他曾在2003年成功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在1999年至2004年间攀登上世界七大山峰,他还在2005年徒步穿越地球的南、北两极。

在论坛会上,王石先生表示他在世界各地进行的爬山探险活动引起他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关注。他说,他中学时读过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对之印象深刻。2002年2月他来到非洲,却发现乞力马扎罗山上没有雪。作为一个登山家,他切切实实感受到气候变暖给地球带来的影响。

王石先生认为地球变暖是过去200年来世界工业化的后果。他说,世界上70%的碳排放量来自发达国家,现在要让发展中国家一起承担减少碳排放的责任并不公平。然而,地球变暖影响到每个国家,所以大家都有责任保护地球。他注意到2007年联合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对减少碳排放政策有明显改变,承诺将在2012年减少20%的碳排放。

王石先生说:作为企业家,他很关注如何在企业行为上配合中国政府的政策。

王石先生说:中国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15%,其中46.7%用于房地产的开发。世界热带雨林资源的40%为日本、美国和欧洲所用,60% 为中国所用。中国消耗的热带雨林资源有70%用于建筑行业,作为市场占有量达2.5% 的万科公司,每年用于购买建筑木材的费用达6.9亿人民币。

如此庞大的木材消耗量令王石先生心里沉甸甸的。他主动找到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的办事处,商讨解决方案。

绿色和平组织介绍王石先生到南美洲参观了亚马逊热带雨林。看到人类的大规模开发导致热带雨林日益减少,王石先生意识到必须改变现有的建筑施工模式,按照工业化住宅方式进行建设。然而,改进生产方式并不容易,因为实施住宅产业化的成本较高,虽然能节约劳动力,但因为中国劳动力很便宜,在中国地产建筑行业实施住宅产业化缺乏动力。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王石先生并不只盘算眼前的经济账。他考虑的是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2007年,万科集团率先在中国推出了50万平方米的靠住宅产业化模式建造的民用住宅,2009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0万至100万平方米,2014年,万科集团将全部以住宅产业化方式进行住宅建设。同时,为了在中国推广住宅建设产业化模式,万科决定免费允许同行使用万科在这方面的专利技术。王石先生预计到2012年,全中国将有10%的房地产建设以住宅产业专业化模式进行操作。

这意味着什么呢?王石先生说,这意味着将减少一亿立方米的用水量,节约出10个西湖的水量,意味着减少砍伐9000公顷的森林、意味着减少葛洲坝发电站一个月的发电量,还意味着减少能够建筑60万个普通住宅的水泥量。

王石发言 / 毛 芃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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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谈可持续性发展和环保

在谈到城市开发建设的可持续性时,王石先生说,只要中国处在一个鼓励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大环境中,万科就肯定会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他说,东、西方社会在管理上有所不同,西方社会讲究法制,东方社会注重人制。在中国,一个企业的发展同企业领导的个人管理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由于企业领导的更换,企业就会随之出现各种问题。王石先生风趣地说,他这些年用很多时间在世界各地爬山,但是企业运作如常,这说明万科在管理上已经进入一个有章可循的“法制”阶段。

对于目前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王石先生坦言受冲击并不大。他说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牛市,泡沫不少。2007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市场干预政策。虽然以往政府也有类似行动且收效不大,但王石先生敏锐地感觉到市场价格已经到了头,于是万科在行业中率先降低市场价格,此举引起很大关注,也给自身带来很大压力。2008年,万科减少了开工速度,坚持降价,减少了库存。因此当经济危机降临时,万科仍能处于较主动地位。

王石先生说,他在中国知名度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热爱登山冒险运动。他说如果是在新西兰,他也许不会那么出名,因为新西兰喜欢登山、冒险运动的人很多,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希拉里爵士就是新西兰人。

王石先生说,他以往的登山、探险活动都不是企业行为。但今后,他会把这类活动同企业形象联系在一起。从2008年起,王石先生就开始将他在世界各地的爬山、探险活动由记者记录下来,他计划2010年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向世人展示这些材料,使参观者从他这三年的足迹中真切地感受到地球在变暖,从而提升环保意识。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王石先生谈到他在环保方面的工作和同NGO(非政府机构)组织的合作。 他说他已经在一个名为“沙漠生物多样性”的机构里担任了6年的主席,这个民间机构这些年已在中国保护了约200万亩沙漠中的植物,该机构的10年活动目标是将植物保护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

王石先生说:在过去30年,中国企业家学会了如何有效率地赚钱,今后30年,中国企业家将学会如何有效地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他说, 这方面需要进行长期的学习和探索。他谈到目前中国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的的NGO组织还很薄弱,缺乏专业团队。就万科集团而言,他希冀能同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NGO组织有更多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万科在由中国民政部主办的2008年度中华慈善大会颁奖典礼上,荣获“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内资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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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中国推广新西兰探险旅游

现场一位嘉宾发言 / 毛芃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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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最知名的地产开发商来新西兰,许多人士都热切地知道王石先生是否有意在新西兰投资房地产项目。对此,王石先生在论坛会上明确表明没有此意向。但他表示已经受新西兰旅游局的邀请,将为在中国推广新西兰的探险旅游活动助一臂之力。

王石先生这次来新西兰攀登了南岛的阿尔卑斯山,他十分称赞赏新西兰向导的专业态度和友善。他计划今年(2009年)12月份再来攀登库克山。

对于王石先生无意到新西兰进行投资,来自Whangarei市的一位嘉宾先生深表遗憾,他风趣地说,该市是最没有官僚体制管理的城市,到该市投资成本最小,他希望王石先生听完了他的话能够改变决定,到Whangarei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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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镜头下的风景】香港迪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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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我的2008

2008年11月在南岛基督城附近的具有法国风情的小镇Akaroa
2008年8月,作为华人环保教育信托基金会成员参加环保教育讲座

2008年8月,协助新西兰电视他台TVNZ每周时事栏目Sunday拍摄亚裔犯罪活动的节目,图为同著名记者和主持人Cameron Bennett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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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贸总干事Mike Moore: 印度比中国更有投资吸引力

作者: 毛 芃

2008年11月30日,一个在阳光晴好的初夏,我同另外一名曾在BBC工作过的资深洋人记者到Mike Moore先生家位于一个美丽海湾的漏水宅子做客聊天。

Mike Moore 先生是前工党领袖,后来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Mike Moore 先生,他在任期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麦克·莫尔先生在谈话中几乎是说到中国就提印度, 我于是请他把这两个国家加以比较。莫尔先生几乎想都没有想,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浅显的话语说明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他说,如果他个人做投资,目前他会选择印度。主要原因一是印度人讲英文,沟通起来相对容易;二是印度在商业行为方面更接近国际惯例,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目前比中国做得好;三是在印度做生意不必走太多冗长的官僚程序。

麦克·莫尔先生送我一本他2003年出版的书  – 《没有墙壁的世界 – 自由、发展、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A World without Walls – Freedom, Development, 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他笑着对我说,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居然还出现了盗版。

 

于是话题转到了盗版和知识产权保护。

Mike Moore先生说,最近有国际机构对中国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后在履行承诺方面的表现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除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改进外总体表现良好。

Moore 先生说,中国人模仿能力和制造能力很强,国外的名牌汽车,中国人能做得跟真的一样。不过,Moore先生相信中国在未来15至20年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有所改善。他用印度做例子说,印度过去也存在有类似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随经济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增多、特别是IT专利技术的增多,印度人开始注重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产权意识的加深,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也开始给予相应的重视。

在大部分中国人或海外华人眼里,印度是贫穷的,乱糟糟的,印度的发展一定是不如中国的。最近读过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女士谈论访问印度的文章,主题是去了印度,才知道“中国人脱贫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相信杨澜的文章让许多国人对印度更加瞧不起,对自己生活在中国而不是印度更感庆幸。

然而,印度比中国更有投资吸引力,这不仅仅是麦克·莫尔先生的个人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008年)7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对于管理着上千亿欧元的渴望对外投资的欧洲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在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中排名第三,落后于中、东欧和印度。

印度为什么会比中国更有吸引力,这个话题,恐怕值得许多人认真思索。

(原文2013-4-1 12:54发表于新西兰同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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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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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白 2013-4-3 10:54

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是对内限制很大,对于外资相信无重大阻碍,中国相反,各种潜规则对内则容易被适应和理解,对外则形成巨大的障碍。另外印度在文化上被西方理解的更加透彻,语言有很大优势,体制上又相似,在软的环境上更容易让西方人适应,当然中国在各种硬件上有巨大优势。MOORE的意思我想也是在强调软实力。

fhjp 2013-4-2 23:02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 我最近跟一个斯里兰卡的移民聊了起来. 他是个医生兼墨尔本大学的讲师. 移民到墨尔本有一段时间了. 他的结论正好跟 Mike先生的结论相反. 他说印度的宗教和种姓问题是个死结. 这会极大地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还有印度对女性的尊重, 还处在个别政客在选举的时候喊口号啊的水平. 看看最近印度发生的强奸案就知道了. 他去过上海, 北京广州香港. 见识很广. 他觉得西方国家的所鼓吹的许多印度的”优势”并不适合印度的政治经济制度.

曾文治 2013-4-1 21:22
莫尔先生曾经身为WTO总干事,人在高处,有充分的资料,更有远大的眼光,比我们这些属于社会”基层“分子的看法可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印度有过一小小点接触的我只想发表一下我跟印度人来往十几年和曾经到访几次的一些个人浅见:

1 印度人的印度腔英文是顶呱呱那不用再说,不过印度人话特别多,个个能言善辩,大家对马来新加坡有研究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印度人只占人口的不到8%,可是当律师当政客的远远超出人口比例,什么事都有看法都有意见,到要行动时又一大堆理由,这个不行,那个不能。话多多,行动少。政府官员也是那么样。不像中国的官员,一心一意的想招商引资,政策分明,虽然个别的有”闭门打狗“的现象,那是另外的话题。

2 新德里(印度首都)中央政府机关里的档案还有大部分用最古老的方式,一页页的文书夹在一个大的套里头(那可是2009年我亲眼看到的)。文件存档没有现代化也无所谓,只要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没用电脑存档也问题不大,问题是印度的繁文缛节比中国90年代一个项目审批需要从县市省京盖160多个章还麻烦。中国有些地方老早就有一揽子新项目审批如苏州工业园。不可思议的是印度的每一个州(等于中国的省)税收还不一样。这个州生产的在另一州卖还得另外交税。课税混乱。谁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3 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穷人好像就甘甘心心的当他的种性制度下的最下层,安安心心的住平民窟。这些贫民可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刁“更”蛮“(记得网上看到过,有官员称中国老百姓为”刁民“),贫民窟占用了都是公家属地而且跟高尚住宅区比临而居,政党为了选票动都不敢动他们。印度的钉子户可多了,到过印度旅游的人时常可以看到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忽然的绕开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然后再拉回笔直往前走。可乐公司在印度设厂,在厂区内挖井抽地下水用于生产,周围老百姓就抗议说可乐把地下水用光了,后果怎么样不知道,没继续跟踪。

大家说说,有谁愿意到这种地方这种环境下投资呢,比中国有吸引力在那里呢。


注: Mike Moore 先生 (1949年1月28日 – 2020年2月2日)担任过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他在 1999 年至 2002年担任世界贸易组(WTO)总干事。生在随意聊天中提出的。 2010年至 2015年出任新西兰驻美国大使。2020年2月2日因病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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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镜头下的人物:2008大选年,王小选在街头竞选拉票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8年11月7日星期五傍晚。2008年是新西兰的大选年,投票日是11月22日。

 11月7日下午下班时分,代表行动党参选的王小选在奥克兰东区进行竞选拉票活动,他带领年轻的志愿者们大路边挥舞新西兰国旗,展示竞选广告牌。

王小选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北京到新西兰留学。在奥克兰大学美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他2002年投身政治,2004年进入新西兰国会,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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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警方赴中国调查刘阳案情

据英文媒体报道,新西兰官方对刘阳可能存在的移民欺诈调查可能导致刘被起诉或是失去公民身份或是居留权。不过在新西兰,取消一个人的公民权要比取消一个人的永久居留权要困难得多。

因为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阎永明今年8月在新西兰获得公民身份。目前,新西兰警方已派员赴中国展开对阎永明的调查。同时,新西兰国内也在对阎永明可能涉及的欺诈和洗钱行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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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警方透露的消息,化名为刘阳的阎永明已成为警方亚洲罪案调查科的调查对象。
据《周末先驱报》报道,刘阳是靠新西兰政府部长级人物的特权获得新西兰公民权的。
虽然有内政部官员的反对,虽然有国际刑警发布的刘阳是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人物的通知,刘阳还是在今年8月份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而且,不似普通公众需参加由市长组织的集体宣誓入籍仪式,刘阳是在国会毛利事务特别委员会办公室举行的一个私人入籍宣誓仪式上成为新西兰公民的,入籍仪式由工党议员和前内阁部长Dover Samuels先生主持。
据《周末先驱报》11月1日报道,有三位政府部长涉及到刘阳的案子中,他们分别是内政部长Rick Barker、内政部副部长Shane Jones 和前移民部长David Cunliffe。
在新西兰,通常是由内政部长握有批准公民身份的大权,但是因为利益冲突,Barker先生授权给内政部副部长Jones 先生来处理刘阳的公民申请。总理海伦·克拉克说,内政部长的妻子和刘阳的妻子是朋友。
刘阳的公民身份申请由内政部副部长Shane Jones批准。
刘阳是在2002年1月份获得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的。他在2005年5月申请公民身份,直到今年8月才获得批准。刘阳的妻子是新西兰公民,他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新西兰。
刘阳同新西兰政界人士交往活跃。工党议员Dover Samuels是刘阳的朋友。他曾为刘洋做说客,包括给内政部长Barker先生写信,支持刘申请新西兰公民身份。
Samuels先生说,刘阳在新西兰从没犯过法,他可以担保刘是一个“好人”;他说中国政府通缉刘是出于政治动机。Samuels先生相信他的朋友逃出中国是出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满,如果把刘洋遣返回国,刘一定会遇到危险。
“他支持民主,也是***功的支持者,他在纽约抗议过中国政体。他们现在想抓他。” Samuels先生说。
奥克兰***功的一位发言人说,刘阳“多年来”是***功的支持者,并且在一些活动上做过发言。
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消息,工党和国家党都承认在2005年大选前分别收到过刘阳捐赠的5000元新币。国家党领袖John Key说,他在一些社交活动聚会上见过刘阳三次,但他成为反对党领袖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刘阳。
国家党国会议员Pansy Wong 女士也曾为刘阳申请公民身份写过支持信函。不过,John Key 和Pansy Wong 都表示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对刘阳的指控。
根据一份由内政部泄漏给新西兰《调查杂志》的文件,五个月前,移民局官员就相信刘阳有多达五本不同身份的护照,他们开始关注起刘的真实身份。
根据澳洲官方提供的资料,阎永明曾经到过澳洲几次,第一次是用阎永明的名字,以后是用刘阳的名字。
去年,澳洲联邦检察官将337万澳元(380 万新元)交还给中国,这笔被冻结的巨款存在“刘阳”名下,但是由阎永民来经营。
他在2006年11月被控使用虚假姓名经营银行账户,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下令没收刘的这笔巨款。
英文媒体报道说,刘阳长期在奥克兰市中心天空城酒店包房,而且是天空城赌城的豪客。
据英文媒体报道,新西兰官方对刘阳可能存在的移民欺诈调查可能导致刘被起诉或是失去公民身份或是居留权。不过在新西兰,取消一个人的公民权要比取消一个人的永久居留权要困难得多。
(原文发表于2008年11月1日奥克兰180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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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奶粉中有三聚氰胺让恒天然震惊,新西兰政府急报中国高层

作者:毛 芃

2008年3月,中国三鹿奶粉厂生产的婴儿奶粉,被发现导致多位食用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止2008年12月底,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共29.6万人。

(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9月16日,是应约为当时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写的专稿)


截至2008年9月16日,中国官媒说三鹿奶粉已经致使两名婴儿死亡。三鹿毒奶粉事件让南半球的新西兰大为震惊,事缘新西兰乳制品巨人、世界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商恒天然公司是三鹿奶粉厂的股东,恒天然在2005年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三鹿公司43%的股份,三鹿公司董事会中的7名股东有3位是恒天然公司的代表。

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发,立即让恒天然公司成为新西兰社会关注的对象,人们想知道恒天然在三鹿奶粉事件负有什么责任。

恒天然公司总裁安德鲁·费里尔先生(Andrew Ferrier)2008年9月15日本周一公开表示,恒天然在这次毒奶粉危机的处理上是负责任的;他的说法得到了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的赞同。海伦·克拉克总理说,在三鹿奶粉事件上,新西兰是吹哨人,是新西兰政府通告了北京,才得以将三鹿毒奶粉事件公开。


恒天然公司总裁安德鲁·费里尔先生说,中国方面的调查排除了三鹿婴儿配方奶粉在生产、储藏和销售环节出现污染,看来是三鹿公司购买的生鲜牛奶有问题。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一对姓耿的两兄弟在河北省经营一家牛奶收集中心,他们被控在收购的牛奶里添加了大量的三聚氰胺,好让牛奶蛋白质的含量达到测试标准。

这是因为牛奶收集中心在牛奶里里加了很多水,为了不使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因此减少、达不到验收标准,于是就在牛奶中添加了大量三聚氰胺。

据New Zealand Herald 报道,三聚氰胺是一种工业用化学品,用于塑料、化肥和清洁产品中。

而耿氏兄弟每天售出约三吨被三聚氰胺污染的牛奶给三鹿牛奶公司,耿氏兄弟已经被中国警方逮捕。

恒天然公司总裁安德鲁·费里尔先生说,三鹿公司承认从2008年3月份开始收到消费者投诉,知道公司奶源被污染,但公司董事会是在今年8月2日才被告知此事。 董事会成员于是同三鹿公司所在地的地方官员会面,要求赶紧回收婴儿奶粉。但中国地方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让他感到无奈、沮丧。

情急之下,恒天然公司把毒奶粉事件通告了总理海伦·克拉克和几位政府部长。

海伦·克拉克总理

克拉克总理说,她是9月5日得知三鹿公司婴儿配方奶粉有问题。她和其他几位官员决定要新西兰驻华大使Tony Brown先生尽快将这一问题尽可能地反映到北京最高层。Tony Brown大使是在先生上周初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了中国政府部长,这才有了中央对这一事件处理的曝光和对三鹿奶粉的回收。

克拉克总理说,她相信恒天然公司从一开始就想立即招收所有奶粉,但这一想法遭到了中国地方领导的阻挠。她说,是新西兰政府向中国政府吹响了警哨之后,中国官方才正式宣布回收三鹿奶粉。

三鹿奶粉事件是否会损害恒天然这个新西兰的民族品牌呢?克拉克总理相信不会。

新西兰的品牌公司专家James Bickford先生认为这一事件不会对恒天然的品牌声望有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恒天然在国际上的业务发展。他说,长期以来恒天然在业界已经树立非常扎实可信的形象。他认为毒奶粉事件主要出现在中国市场,这会让三鹿公司品牌受重创,而三鹿想恢复公众对其品牌的信任不是短期、中期可以完成的任务。

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副总管达理女士说,新西兰没有从中国进口过任何婴儿奶粉。为了要父母们放心,食品安全局已经测试过72种不同的婴儿奶粉,初步测试结果显示这些奶粉都是安全的。

食品安全局已经扩大了对可能会包含奶制品的中国进口食品的检测,比如咖啡伴侣、巧克力和运动饮料等,测试结果将在食品卫生局网页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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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2008:听澳洲人侃工会

作者: 毛 芃

一直觉得新西兰的工会很厉害,常常传来行业工会罢工的消息,不是教师工会罢工、就是护士工会罢工。

昨天(2008年8月2日),奥克兰天空城 (Skycity)的服务和食品工人工会的成员开始为时24小时的罢工,罢工者上街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天空城表示同意给员工增加薪水4%,但工会要求在未来两年薪金增加7.5% ,谈判陷入僵局。

工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满足,将每两周进行一次罢工,一直进行到明年。 

浏览今天(2008年8月3日)浏览澳洲媒体发表的社论,发现 《澳洲人报》( The Australian) 正好是讲罢工。 仔细一看,还挺有意思; 原来澳洲那边情况很不一样,工会势力已经是日薄西山,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社论说,澳洲工会运动过去30多年来一直处于衰落的势态,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澳洲,也出现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法国工会1968年的大罢工导致戴高乐政府下台,但今天,法国只有8%的工人参加工会。

工会在如今世界范围内失去吸引力,是因为工会的服务不再被人需要。澳洲总工会老式的对阶级斗争的迷恋和同资方集体谈判的做法已经过时,把资方视为工薪阶层的敌人的错误做法是工会运动长期的结构上的弱点,

《澳大利人报》的社论说,澳洲统计局2008年7月下旬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澳洲每10个25岁以下的雇员中只有一名是工会成员,而在1986年,25岁以下的雇员中有36%都是工会成员。从1986年到2006年,年龄在25到34岁的雇员中,工会成员比例从48%下降到15%.。如果按这一趋势发展下去,10年以后澳洲工会中将不再有35岁以下的成员。

《澳大利人报》的社论指出,澳洲年轻的一代雇员对工会不感兴趣,答案不在于前霍华德政府对工会的施压,而是因为过去17年的经济增长意味着35岁以下的工人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如今大部分工薪人士的工作安全有保障,工作时间灵活,精明的雇主也会想办法改善工作环境以留住雇员。

社论分析说,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哲学是在煤矿工人工作一周才有一先令收入的年代发展起来的,如今澳洲煤矿工人的收入有6位数,而且可以随时辞职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社论最后还要澳洲工会领导人好好想想该如何回答如今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参加工会有意义吗?如果有,是什么?”

显然,澳洲的工会对年轻人已经不再有号召力,他们的权益不再需要工会来争取和保障。

(2008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