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毛芃作品

作者： 毛 芃

自建立奥克兰大都市的计划提出后，John Key 领导的国家党政府就为是否要在未来的大都市议会中设立特别的专属毛利议席而左右为难。

国家党政府的两个执政伙伴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毛利党力主设立毛利议席，就像在国会中一向有毛利议席那样；行动党对此则坚决反对。行动党领袖Rodney Hide是政府地方部长，主导着将大奥克兰市重组计划草案引入国会的工作。

国家党政府内阁先前原则上是不同意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的。但今年（2009）6月3日，总理John Key似乎暗示会有这种可能性。而毛利党一直都在游说政府改变决定。

不过，Rodney Hide毫不动摇。他说：“在我看来, 设立专门的毛利议席从根本上违反了新西兰的文化，违反了行动党的原则，作为行动党领袖，我无法在良心上接受这种做法。”

今年（2009）6月，Hide向John Key表明了立场：如果允许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出现任何形式的毛利议席，他将辞去地方政府部长职务。

本周二，国家党资深议员 Tau Henare给国家党内阁成员发电子邮件，试图说服他们支持有关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设立毛利议席的法案，他还指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威胁国家党。

这封信本周三晚被国家党另一议员匿名发给电视3台，随后被公之于众，顿时举国哗然。

未来大奥克兰市议会是否应设毛利人议席再度成为国人讨论的焦点。

毛利党合作领袖Tariana Turia 指责Rodney Hide打种族牌。她说：“Rodney 需要明白毛利人同政府之间有怀唐依协定，从1840年起双方就是这种关系了。”

Hide否认威胁政府，他说只是表面明立场而已。

他在国会表示：“我们相信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的选票都是等价值的，政治权力中的职位应当在公平和自由的选举中对每一个人开放。”

国家党现在面临两种选择：既可以选择同行动党站一起，也可选择同毛利党站一起。

目前，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奥克兰就是否设立毛利议席征集各方意见，预计将在两周后向政府作出汇报，并为决策提供建议。

John Key 发言人说，国家党同行动党关系依然牢固，还说行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向众所周知。

有评论人士认为，国家党看来不会把保留毛利议席纳入超级大都市法案中。

主流社会对待毛利议席的意见也是截然相反。电视3台周三晚对1000名选民所做的民调结果是，45%的人赞同，44%的人反对。

有评论人士说，应该让奥克兰人来决定是否设立毛利议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决定。他说，政府建立大奥克兰市的初衷不就是想给这个城市更多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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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人士如何看待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专属毛利议席

王小选：

Rodney Hide的立场体现了行动党的一贯主张，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力，不该以肤色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华人是少数族群，对种族歧视很敏感。当被人用歧视性语言辱骂时，我们会感到冤屈。当别人争取自己的特权时，我们同样应该抱以不能容忍的心态。Rodney并不是在为白人争取利益，他是在为所有新西兰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包括我们亚裔人在内。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像反对种族歧视一样反对种族特权。

如果给一个种族以特权，那其实是对其他族群的歧视，这就像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简绍武：

按照新西兰的历史传统，是应该给毛利人以特殊照顾。新西兰国会中就保留有７个毛利议席。不过，历史在演变，时代在变化。华人100多年前就来新西兰了，以现在华人的数量和对国家经济上的贡献，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给华人两个议席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讲平等比较好。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Peter Lu：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国会如果立法规定大奥克兰市议会必须设毛利议席，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不这么做更好。

毛利问题一直是新西兰社会面临的难题。两个主要政党不断受这个问题困扰而裹足不前。毛利人国会里有毛利议席，还有毛利党，这已经给毛利人从立法到政治上足够的利益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再在地方政府中设立议席，就没必要了。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总理John Key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犹豫、暧昧，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赞成，这样做相当于把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伤口又撕裂了。

总体来说，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没有必要，但真要是设立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

毛利问题在新西兰还会长期存在。但我相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毛利族群会越来越走向进步。　

林爽：

毛利人是新西兰大地的主人，根据怀唐依條約，一定要給毛利人提供各种机会。我们生活在新西兰，就要面对毛利人的问题，了解历史，明白毛利人的處境及心態。華人移民千萬別先入為主，以白人觀點看待他們，必須有自己的主見，避免以耳當目，歧視毛利人。

Enya （2003年新西兰知识浪潮15名杰出青年之一）

我认为不应该专门为毛利人设议席。新西兰人的利益是一个整体，如果每个族群都要求特殊照顾，国家不就四分五裂了吗？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争取自己的权益，靠自己的能力来争取是最公平的，毛利人应该有这种自信，不要老是想着要照顾。

南太井蛙

新西兰现在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每个新西兰人，不管来自哪个族群，在珍惜、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都应该在心底里把自己当成新西兰人。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已经对毛利族群有许多照顾了。国会中有专门的毛利议席，政坛中还有毛利党。毛利人的权益应该是很有保障的。在市政府一级的选举上，就没必要再为毛利人设议席了。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是不是也要为岛人、华人、印度人设议席呢？我想各族群之间还是融为一体比较好。

洪老师 （Pakuranga华人协会）

我认为RodneyHide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公平地对待各个民族，就不应该给某个特定族群设专门席位。新西兰是个多元社会，没有必要硬性规定给哪个族群政治上的倾斜。少数族群不是不能出任大奥克兰市议员，关键要看有没有合适人选。我认为还是公平竞争最好，也最简单。给少数民族太多优惠政策，长期的社会效果并不一定好。

黄伟雄

我不赞成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为毛利人设立专门议席。这种做法对毛利人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低估了毛利人的能力。按照怀唐依协定的精神，白人和毛利人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就不应该依据肤色来对谁特殊照顾。　

林慧曾

我认为在现阶段还是有必要为保留毛利议会。不管怎么样，毛利人是原居民，是第一批踏足新西兰土地的族群，有些特殊性，如果毛利人情绪太大，对社会的稳定是不是会有影响？我认为最终应该发展到所有议席都由选民直选，但是可以有个过渡期。目前可以保留毛利议席，但在数量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减少，比如由三个减到一个。

杨健博士

围绕着毛利议席的争斗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游戏。我一再强调“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利益是选举的基础，也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明争暗斗，或利益交换。

国家党原本不用毛利党的支持便可执政。但它要抢夺工党的票仓，蚕食工党的地盘，以便其长期执政。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党对毛利党的拉拢和利诱，将毛利事务部长的位子给了毛利党。

在大奥克兰市议会的毛利议席上，John Key摇摆不定，根本原因是他难以判断得与失。支持毛利议席自然能得到不少毛利选票，但也会引起部分国家党支持者的反弹，失去他们的支持，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决表态，也是出于政党利益的考量。行动党的支持者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Hide若态度不坚决，跟着国家党走，会让行动党的支持者失望；而毛利人也并不会领情，因为他们从内心里就不喜欢行动党。毛利人会因此感激国家党，因为是国家党说服了行动党。相反，Hide因为不放弃原则，不仅会得到其支持者的拥护，甚至有可能挖国家党的墙角，使国家党的支持者倒向行动党。

John Key必须认真对待 Rodney Hide的高调表态。民众在毛利议席问题上的态度是分裂的，其中，国家党的支持者估计大都反对。Hide的表态让矛盾尖锐化，可能削弱John Key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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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2009年8月22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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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毛 芃   

2009年8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接受《中国日报》采访，表示国务院主要部委要对外国媒体采取“零拒绝”的态度。郭卫民说，中国政府对新疆“75事件”、对青海鼠疫疫情都迅速发布了新闻，“从自然灾害到事故灾难，接着是公共卫生事件，从动物疫情到人的疫情，现在的中国完全是开放的”。

这条消息，让我感慨良多。

“现在的中国完全是开放的”，我对这一判断很有质疑，但我衷心希望中国是在向“完全开放”的方向发展。且不说“完全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益处、给世界带来多大益处，就是海外媒体想找借口“歪曲中国”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

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是因为不久前的一段亲身经历。

Danny Cancian

2009年8月12日，电视一台的时事新闻调查栏目Sunday播放了一个名为Banged up的节目。节目讲的是在中国佛山经商的新西兰人Danny Cancian去年11月在佛山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失手将对方一人打死被判刑的事情。节目讲述了事情发生的原委、讲述了法庭的判决，也采访了当事一方Danny Cancian 的妻子和家人。

这个节目的用意是提醒新西兰人去中国做生意、旅行时要非常警醒，避免陷入法律纠纷，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手头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15日发布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据判决书所述，2008年11月30日晚，Danny Cancian 同另一名新西兰人和两名中国同伴在佛山一个酒家宵夜，同时在该酒家用餐的还有当地罗姓先生及他的几位朋友。罗先生同Danny头天在当地一个饭店门口无意碰撞了一下，大概因为交流上的误会，罗先生对此很生气。这会儿在酒店冤家路窄碰上了，罗先生决定要教训Danny。他带着众人率先走到Danny座位处，掀掉对方帽子挥拳就打，冷不防受击的Danny于是站起身来把对方推到墙边，罗的朋友乐先生抄起椅子砸中Danny头部，受伤的Danny也抄起一把椅子砸向乐先生头部。乐倒地后，Danny 又朝他头部踢了两脚，乐先生因头部受重伤当场死亡。佛山警方当晚将Danny羁押，同日将其刑事拘留，12月2日将其正式逮捕。

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判Danny犯“故意伤害罪”，判其入狱5年，另外还判其赔偿乐家数十万元人民币。

当事双方都对判决很不满。乐家认为判得太轻。乐先生家在乡下，他一人在外打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乐家希望得到更多赔偿。Danny家人则认为判得太重，认为Danny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自卫反抗。判决书上也明确写有“被害人吴XX一方先挑衅并殴打被告人”，“对引发本案有重大过错”；验尸报告也说明吴体内有过量酒精。由于双方都对判决不满，案子现在已转至广东省高级法院，目前在等待高院判决。

为了做这个节目，Sunday节目组采访了Danny的家人，Danny家人含泪讲述了他们的想法。他的妻子说，Danny住在关押40多犯人的牢房里，她很为丈夫的处境担忧，从谈话中，可以感觉出他们对中国司法的陌生、不信任。

做新闻报道的要素之一是报道面要均衡。当事双方当然不能只采访一方。节目组希望去中国采访受害人吴家的家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7月中旬，我接受Sunday节目组的委托，几乎用了一周时间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吴家和其他相关机构及人士，希望采访他们；同时，我也同广东省媒体和佛山媒体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当然，我首先联系的是广东省外事办。几乎所有的可能的方法都试了，结果一无所获。

没有人愿意接受外国媒体采访采访，没有机构愿意同外国媒体合作。

其实，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不牵涉敏感政治话题、不牵涉国家机密。

我记得几年前，广东省曾主动邀请新西兰主流媒体到广东参观，本地有华人媒体曾对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过。

如今，新西兰主流媒体主动找上门了，却没人愿意搭理了。

中国中央政府去年奥运之前作出革命性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不需要通过批准就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然而，普通民众和地方机构对外国媒体还是避之不及。

一位在中国某外事部门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政府在外事政策上已经很开放了，但老百姓同政府在认知上有鸿沟。”

一位在广东媒体行业的朋友对我解释说：“中国人被管制太狠了，一般都还是怕跟老外们有赚钱之外的合作和交流。”

我同Danny的律师通过电话，同审理Danny一案的法官、同法庭的庭长都通过电话。感觉他们说话彬彬有礼、言之有物、恳切自然。我多么希望他们对我说的内容能通过电视画面让新西兰观众听到，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一案子的审判上中国司法机构表现出的透明度。

然而，Sunday节目组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我为Sunday节目组遗憾，也为中国方面丧失一个利用外国媒体表现自己的机会而遗憾。

就效果而言，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要比花大钱请外国媒体到中国看那些安排好的表面风光作用大得多。西方媒体人可不傻，凭什么会相信中国政府安排给他们看的东西？话说回来，就是中国民众对官方话语的信任又有几成？

在中国日益受到世界重视的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只会越来越多。因此，用透明的政策、合作的态度对待境外媒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当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是非自然容易明辨。谁想歪曲什么，也没那么容易。

作为一个同时为中文媒体和英文媒体工作的记者，我衷心希望中国早日“完全开放”，虽然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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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20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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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商人CANCIAN在东莞监狱，“四年没见过太阳和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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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今年7月31日本周五，奥克兰高等法院对薛乃印杀害妻子刘安安一案进行宣判：薛乃印被判终身监禁，至少12年不能获得假释。    

薛乃印听到判决结果后面无表情，不像上个月在听到陪审团裁决他杀妻罪成立时，在法庭上挥拳咆哮：“我反对”、“我没有罪”。

不过，为薛乃印做辩护的著名律师Chris Comesky在判决宣布后对媒体表示，薛乃印仍堅持沒有殺死妻子，很快会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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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案件回顾

薛乃印案件大概是新西兰发生的最具国际轰动性的案件了。一个新西兰华人在奥克兰杀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弃女、在美国亚特兰大被捕，从2007年案发到2009年宣判，薛乃印案件一直吸引着国际媒体的关注。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奥克兰警方相信薛乃印是在2007年9月11日用领带勒死了比他年轻25岁的妻子，然后弃尸于自己的汽车后尾箱中。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薛乃印持新西兰护照带着3岁女儿薛千寻在傍晚抵达墨尔本。

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薛乃印购买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飞机票。据法庭调查，薛乃印急于离开澳洲，当得知无法买到当晚飞往洛杉矶的机票时，居然在地图上查看，要求买任何一张能马上离开澳洲的机票，去哪儿都行。

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薛乃印一早就带千寻去墨尔本南十字火车站。车站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拍到的画面显示，薛在早上约八点时一手牵着小南瓜，一手拉着手提箱进入车站。随后，他将千寻留在一个手扶电梯旁。

15分钟后，保安人员发现了独自一人的小千寻。千寻被遗弃后孤单无助的神情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薛乃印当日从墨尔本火车站直奔飞机场，登上开往洛杉矶的航班。

2007年9月16日星期日，小千寻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能够证明她的身份。澳大利亚方面因为千寻身上衣服的标识而把她称为“小南瓜”。多亏闭路电视画面提供的线索，澳洲警方了解到了薛乃印的去处和来处，立即将案情通告新西兰和美国警方。

2007年9月17日星期一：小南瓜被墨尔本公共事业部收留两天后，第一次开口要找妈妈。奥克兰警方在奥克兰寻找薛千寻母亲刘安安未果。

9月18日星期二：警方在奥克兰国际机场发现刘安安的汽车，但不认为她已经离开新西兰。

警方证实薛乃印对妻子有家暴行为，对刘安安的安危表示“极度关注”。

电视3台播放了Unitec一位学生制作的有关薛乃印的录像节目。薛乃印与前妻的女儿Grace Xue 看到电视报道后，即同警方取得联系。

据知Grace Xue与生父关系不好，很久没有往来。她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同父异母妹妹后，非常吃惊。

9月19日星期三：薛乃印一案在奥克兰华社引发轩然大波。警方请求华社知情者同警方联系，而不是在华人电台上讨论案情。

妇女庇护中心证实，刘安安曾向该机构求助；曾于2006年9月在庇护中心住过一个月。

当天下午，警方对停放在薛乃印住家外的一辆汽车进行检查时，在后尾箱中发现一具亚裔女尸。

9月20日星期四：警方证实在汽车后尾箱中发现的女尸正是薛乃印的妻子、27岁的刘安安。警方尸检结果显示，刘安安死于暴力。警方发出对薛乃印的逮捕令。

至此，一桩对于弃女案的调查变成了对于谋杀案的调查。

同时，奥克兰警方因未能及时发现刘安安尸体而饱受批评。

9月21日星期五：美国警方开始追查薛乃印下落。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网，洛杉矶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CNN都对薛乃印涉嫌杀妻、弃女案进行了报道。

小南瓜即将返回新西兰，同从中国来看望她的外婆刘晓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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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在美国就擒

薛乃印在殺害妻子劉安安和在墨爾本拋棄女兒薛千尋後逃往美國。他到达洛杉矶机场后，乘机场巴士躲入当地唐人街。

国际刑警组织参与了对于薛乃印的追捕行动。薛乃印的照片上了美国著名的追击罪犯电视节目 – America’s Most Wanted.

2008年2月23日，美國华文報紙《世界日報》对薛乃印一案进行了报道，同时刊发了薛的照片。這篇報道直接導致薛乃印亡命生涯的结束。

曾经同薛乃印居住在一个家庭旅馆的几位当地华人在阅读报纸时，认出照片上的人很像几天前在那里住过的老唐，于是设计把已经搬走的“老唐”请到一个地方，将其控制住，然后通知了警方。

2月29日（新西兰時間），薛乃印在美國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附近一个小鎮被捕。

美國通緝要犯在这个約一萬人口的Chamblee小镇被捉，當地警方非常興奮。他們視之為“一生難得的經歷”。

薛乃印是持90天有效簽證進入美國，簽證早已到期。美國移民和海關執行署以薛逾期滯留為名將其驅逐出境。

2008年3月10日早上，薛乃印在美國移民和海關執行署四名官員的押解下，從美國洛杉磯搭乘飛機返回奧克蘭。

看上去还挺健康的薛乃印戴著手銬和腳鐐踏上奧克蘭的土地后，旋即被新西兰警方宣佈逮捕，他被控謀殺妻子和非法將女兒從奧克蘭帶往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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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薛乃印的审判

2008年3月10日在被押解回奥克兰的当天下午，薛乃印在奧克蘭地區法院出庭。他没有就自己涉嫌谋杀妻子劉安安进行辯解。

警方後來撤銷了對薛乃印非法把女兒帶到墨爾本的指控。

今年（2009）6月2日，奥克兰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薛乃印杀妻案。在持续3周的审判中，有90多名证人出庭或通过录像作证，其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证人。被害人刘安安的母亲刘晓萍通过现场录像在中国作证。

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陪审团于6月20日作出裁定，薛乃印谋杀妻子刘安安罪名成立。

7月31日本周五，奥克兰高等法院对薛乃印杀妻案进行宣判。

薛乃印一案一直受到新西兰媒体的强烈关注。7月31日一大早，奥克兰高等法院外就聚集了不少新闻采访车和陆续赶来的各路记者。上午9点法庭开庭，旁听席上坐的几乎都是新闻从业人员。

55岁的薛乃印由两名警察带上法庭，他坐在这两名警察中间，翻译坐在他的身后。身穿白色衬衣的薛乃印在法官宣判期间表现得平静，期间法官工作人员还递给他一杯水喝。

法官Hugh Williams表示，薛乃印把妻子勒死，劉安安在被死前一定遭遇巨大恐惧和痛苦。

按照新西兰法规，被判终生监禁的罪犯可在服刑10年时申请假释。法官Hugh Williams说，薛乃印曾對劉安安施行过其他暴力行為，包括拿一把斧子前往威靈頓寻找劉安安。考虑到薛乃印在犯案时所行使的暴力和表现出的残忍、考虑到他的罪行给被害人刘安安的母亲一家带来的巨大伤痛和给他女儿薛千寻造成的伤害和困扰，也考虑到薛的暴力犯罪行为给社区带来的危害，法庭决定将薛乃印不得假释的期限提高到12年。

宣判结束后，薛乃印从法庭的一侧小门离开法庭，他离开时的面部表情是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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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瓜基金会和小南瓜

薛乃印一案发生不久，薛与前任妻子的女儿Grace Xue在公关顾问Tony Edmonds的建议下成立了小南瓜基金会。新西兰著名经济家和政治家道格拉斯爵士应邀担任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基金会的其他几位信托人也都是有社会名望人士。建立基金会不仅是为了帮助千寻，也是为了帮助新、澳两国其他遭遇家庭不幸的孩子。据统计，两国每年有120到200位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

基金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一家网络公司免费为基金会设计了网页。到目前为止，基金会已收到约4万新币的捐款。不过，这笔钱还未有动用。

据了解，基金会和千寻外婆还没有就如何使用这笔基金进行过沟通。

小南瓜薛千寻目前生活在中国湖南长沙，由外婆刘晓萍女士抚养。小南瓜现在长大、长高了不少，非常聪明、伶俐、可爱。她不仅学英语、学弹钢琴、学唱歌、还学跳拉丁舞。千寻从来不提起父亲，偶尔看到母亲的照片，还会说“我的妈妈好漂亮”。

刘安安的母亲刘晓萍女士对本记者表示，知道审判结果后她心里踏实了，感到新西兰的法律还是公正的，刘安安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安息了。刘女士说，千寻今年就要上小学，她会尽全力把千寻培养成为一个善良、正直、有爱心、身心都健康的孩子。她也向所有关心千寻的新西兰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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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在监狱铁窗内服刑12年后，37岁的David Bai终于被洗刷了罪名。2009年6月5日本周五下午， 陪审团在基督城高等法院的三个月的审讯后作出裁决，认定David Bain没有在1994年谋杀他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

1994年6月20日，但尼丁Every 街发生一桩震惊全国的血案。David Bain的父母和三个兄妹被人开枪打死。1995年，法庭裁定当时22岁的David Bain犯有谋杀五名家庭成员罪，判他入狱至少16年。

The Bain family (clockwise from left) Robin, Margaret, Laniet, Arawa and Stephen B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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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英国枢密院推翻这一定罪。枢密院的大法官们裁决David Bain是“严重司法错误”的牺牲品。5天后，基督城高级法院准许David Bain获得保释。

David Bain在狱中渡过了12年多，但他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坚称他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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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ain案子为何重审

2007年，伦敦枢密院的法官们在推翻对David Bain的原有裁决时，并没有责成新西兰法院必须对这一案子进行重审。但是，副检察长、御用大律师 David Collins 认为，对这个案子进行重审是适当的做法。他说，枢密院并没有宣告Bain无罪。他认为在新的证据下，应该由陪审团来决定David Bain是否有罪。

对于是否应该对David Bain一案进行重申有许多争论。后来，所有同意和反对重审的意见都被抑制了，这是担心未来的陪审团团员会受到这番争论的影响。

另外，审判地点由但尼丁挪到基督城。Bain的律师、御用大律师Michael Reed 说，更换审判地点是为了确保重新审判更公正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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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审判

今年（2009年）3月，由5位女性和7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组建起来。3月6日，基督城高等法院开庭对David Bain一案进行重审。面对公诉方对他枪杀父亲Robin、母亲Margaret、19岁的Arawa、18岁的Laniet和14岁弟弟Stephen的犯罪指控，David Bain拒绝认罪。

在接下来的55天里，12位评审员聆听了来自公诉人和辩护方的184个证人的证词。陪审团也聆听了出事当天David打给111的求救电话录音。

Bain的律师形容这个案子“毫无疑问是新西兰历史上最特别的案子”。

辩护方认定是David Bain的父亲Robin Bain杀死了家庭四名成员后用枪自杀，但公诉方说，没有法医证据显示Robin Bain是杀人犯。

重审中，专家证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从物理的角度看，Robin Bain是否能够用长枪自杀；枪上指纹存在的时间有多久，血脚印的长度，David Bain案发当天清晨送报纸的时间，还有家庭电脑上的有关信息。

辩护律师指出，Robin Bain为他的婚姻感到痛苦、沮丧，并指他同做妓女的女儿Laniet有乱伦关系。公诉方则把Robin Bain描绘成一个绅士，认为Laniet说同父亲有乱伦关系的话靠不住。

为David Bain担任辩护的御用大律师Reed先生说，David Bain身上几乎没有血，这说明他是在送报纸回家后发现家庭成员被害，还查看了他们的状况，他本人并不是杀人凶手。

辩护律师认为是Robin Bain有杀人动机，而不是他的儿子David Bain。他说：Robin Bain有忧郁症病史，他担心女儿Laniet要把父女乱伦的事情说出去。

“谁更有可能是杀人的疯子？是那个友善、活泼、刚刚有了新女友和一条狗的22岁年轻人？还是那个悲哀的正走人生下坡路的父亲？”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问。

公诉人Kieran Raftery 则对陪审团说，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到底是谁杀死了14岁的Stephen Bain，因为杀死Stephen Bain的人就是杀死其他四位家庭成员的凶手。

公诉人说，在Stephen Bain的房间里发现了血迹，事实上他是被勒死的，这说明这间屋子里发生过暴力搏斗。

他说，Robin Bain当时58岁，在走向衰老，因此，Robin不会是同Stephen搏斗的那个人。

公诉人Kieran Raftery告诉陪审团，在David Bain的衣服上发现了Stephen的血样。他向陪审团表示，他相信David和Stephen在搏斗时两个人的手有接触。

Raftery 先生还对陪审团说，Bain说他送报纸回来听到Laniet还发出声音，可他过了20分钟才报警，这种作为不像一个哥哥的作为。

公诉人Raftery先生认为David的妹妹Laniet说话靠不住，他说：如果她对外人说的每样事情都属实，那么她在12岁半就有三个孩子了。

Kieran Raftery先生还就在David房间里发现的David的血手套一事说，只有那些想要掩盖指纹的人才需要戴手套。

公诉人Kieran Raftery在结束语中说：“没有丝毫的法医证据能将Robin Bain同杀人案联系起来。”

不过，David Bain的辩护方声称公诉方没能证实这个案子“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御用律师Reed对陪审团说，如果他们不能决定到底是David Bain杀人还是他的父亲Robin Bain杀人，那么就必须裁定David无罪。

辩护律师Reed 说，公诉方有责任证明Robin Bain不是自杀，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还说，这个案子中没有一样可被证明能排除合理怀疑，到处都是不确定的东西。

Reed大律师说，警方从一开始就把调查工作搞糟了，现在是时候结束David Bain的痛苦了。

法官Panckhurst先生在他近6个小时的总结发言中，强调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的矛盾证据。

Panckhurst法官指示陪审团要把他们的感情放一边，只对事实做出判断。他说，陪审团必须评估证据、解决矛盾、根据所需标准来决定什么是被证实的、什么是没有被证实的，

他说，判决必须仅依据于在法庭上呈示的证据，如果陪审员脑中有不确定的地方，他们就必须宣告David Bain 无罪。

星期四晚在基督城高等法院的重审庭上，法官Graham Panckhurst让陪审团认真考虑他们的裁决。

6月5日下午四点半，陪审团在经过6个小时的慎重商讨后，裁决David Bain 5项谋杀罪不成立。

裁决一经宣布，法庭上立即传来David Bain支持者的欢呼声。

最后，法官Panckhurst感谢陪审团在这个案子上付出的努力，宣布在未来10年这12名陪审员不需要再做陪审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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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ain 和支持者兴奋不已

重审结果宣布后，David Bain 和他的支持者们兴奋不已。

在法庭外，Bain含着眼泪对大批媒体记者和支持者们说：“我所能说的是， 没有Joe、没有所有那些支持我的人给予我的爱，我不会有今天！”

Bain的长期支持者Joe Karam 说，他对这个判决结果不吃惊，他相信一旦人们知道所有的证据，他们就会意识到 Davdi Bain不是杀人犯。

“最要紧的是真相大白”。

Joe说，他为Bain感到高兴，说Bain这些年来不得不忍受许多痛苦。

David Bain 和 Joe Karam

Joe Karam先生无疑也是对这个案子判决结果最高兴的人之一。为了帮助David Bain 洗清罪名，这位70年代的前全黑橄榄球队队员已经坚持不懈努力了10多年。

从1996年起，Joe Karam就开始为使David Bain获得自由而四处奔走呼吁，他为此写下了三本书。这是场不容易获胜的战斗，因为他面对的是警方和国家机器。

2006年，Joe Karam把这个案子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使得这个案子终于有了转机。

2007年5月， Bain从基督城男子监狱获得保释出狱后，就是居住在Joe Karam位于怀克托地区Te Kauwhata的家中。

Joe Karam说，他曾经花费两年半的时间，日日夜夜都在忙于准备为David Bain做辩护工作。他说，为了给David Bain平反，这些年他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为300万到500万纽元。

Joe Karam说，他很高兴这个案件有了令人欣慰的结局，现在他可以好好享受试烹调、美酒和在电视上观看国际体育比赛。

另据悉，David Bain不大可能获得国家赔偿。

宣判结束后，David Bain的律师暗示说，将会向政府就David Bain被关押12年索取赔偿。司法部长Simon Power 对此回应说，任何赔偿申请都会由一个高级律师来定夺它的可能性。 他说，这类案子没有寻求赔偿的法定权利，获得赔偿金的余地可能很小。

（原文写于2009年6月5日，发表于《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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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David Bain案子时间线

作者：毛 芃

2009年6月17日，毛利事务部长、教育部副部长 Pita Sharples说，毛利学生应该不受入学资格要求限制自动进入大学，以改变毛利人受教育不足的状况。

Pita Sharples博士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表示，大学应该为毛利学生保留学习空间。他说，毛利学生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最低的。这位毛利党联合领袖认为是新西兰的教学体系妨碍了毛利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

Pita Sharples博士认为，如果毛利学生可以随意进入大学，毛利人将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巨大跃进”。

同白人学生相比，毛利学生的总体教育素质要低许多。据Sharples 博士说，毛利男学生离开中学时，有一半无法得到NCEA证书。他认为“这是愚蠢、荒谬、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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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les博士的提议惹争议

Pita Sharples博士关于让毛利学生自动升大学的提议一问世，立即引起争议。

Sharples博士6月18日说，他并不是要所有毛利学生不管成绩如何都进大学；他是建议大学给毛利学生提供足够的支持，使他们达到入学标准。比如，把他们送进由大学资助的学习中心读些课程，使他们不仅可以掌握读写知识，还能学到论文写作技巧等。他说，毛利人对大学文化很陌生，大学应该实施一种对毛利人友善的教学方法。

新西兰已经有一些大学为毛利学生在一些科目上特别保留名额，比如法律专业和医学专业。不过，大学对Sharples博士的提议反应普遍冷淡。大学副校长们称这个想法会起到“极端反作用（counterproductive in the extreme）。”

肯特伯雷大学副校长Rod Carr说，大学如果允许一个族裔的学生免资格入读，那会把其他学生挤出大学。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进入大学的能力，而是学生们进大学后的学习能力。他认为，那些无法在中学通过NCEA考核的学生，进大学学习可能会很吃力。

奥克兰大学副校长Stuart McCutcheon教授说，新西兰在教育问题上确实存在鸿沟，不仅毛利学生受教育程度不足，太平洋岛裔学生也是如此。但他认为这种差距要由高等学校和中学共同合作来缩小。

AUT历史教授 Paul Moon认为毛利学生需像其他学生一样，在达到统一的入学标准后才能入校学习。

AUT高级毛利老师Ella Henry说，不是每个毛利人都需要进大学读书。

AUT副校长Derek McCormack表示，国家对大学拨款封顶，限定了学生的入学数量，这对毛利学生进大学学习是不利的。

据报载， AUT毛利学生的比例占学生总数的10%，大致同毛利人口在该地区的的比例相同。AUT毛利学生的毕业率为77%，大学生的平均毕业率为81%。

不过肯特伯雷大学毛利和土著人研究院负责人Taonui说，让毛利人自动进大学对他们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有帮助。

这位负责人认为，随着毛利人口的增加，毛利人在学校的比例将会增长到30% ，因此，高校中毛利老师的比例也应相应增加。Taonui还说，应该要求所有的高校老师能讲毛利语，因为毛利语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

对于Sharples博士提议让毛利学生自动进入高校的建议，工党表示反对，认为让那些无法从中学毕业的学生直接上大学，将使问题更糟糕。

国家党政府也没有表现出要接纳这一建议的意愿。总理John Key 说，他更关注提高毛利儿童的读、写和算术能力。

他说：“如果毛利年轻人不能够达到NCEA要求，我们需要返回头解决同读、写和算术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把他们送进大学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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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毛利人要提高对子女的期待

NewsTalk ZB电台节目主持人Kerre Woodham说，许多毛利父母把大学看成是别人家孩子去的地方。她认为毛利家长们必须有所改变，要对自己的孩子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她说：于年轻毛利男子来说，关键问题也在于要对自己有所期待。

惠灵顿的 Dominion Post 为此发表社论。社论说：毛利事务部长Pita Sharples关注毛利年轻人的教育是正确的。然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对的，因为让某个特定人群享受特权同新西兰人人平等的原则相违背，而这种做法也不现实。

社论说，Sharples 博士自己是人类学博士和语言学博士，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一定知道教育的成功需要刻苦的训练、辛勤的努力、需要牺牲精神和良好的师资，同时，还要有一个支持他学习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些存在，一个学生就是进入了大学，也不会取得成功。

Dominion Post 认为没有必要为那些学习不良的毛利中学生建立学习中心，因为这个中心已经存在，这就是现有的中学。如果一些中学没有满足毛利学生的学习需要，那就应该作出改进，这正是Sharples博士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应该致力的工作。

另外，家长、老师和学生要在教育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家长要提供一个支持孩子学习的环境，给孩子们灌输要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意识，老师们要确保他们的教学工作很有成效，孩子们则要利用好各方面给他们提供的机会。

怀卡托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研究发现，毛利人和教育机构在毛利人教育问题上有不同的认知。

毛利学生、家长和校长相信，最影响毛利学生表现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质量。而大部分老师则相信最影响毛利学生表现的是学生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环境。

换句话说，许多教师对毛利学生的期待比较低，因为他们相信影响毛利人受教育的因素不在他们的控制之内。研究还发现，毛利人可能通过老师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在表现上有惊人的改进。

因此，Dominion Post社论建议，Sharples博士应该利用他的权力来推广一些有助于提高毛利人教育程度的教学经验，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新西兰的毛利人和非毛利人都将会对他心存感激。

Wanganui市长、电台主持人兼专栏作家Michael Laws在评论Pita Sharples博士关于让毛利学生自动进入大学的提议时，用亚裔移民在子女教育上的成功做例子，说明毛利人在教育上的失败并不像Sharples博士所说的那样该归咎于新西兰的教育体制。

Ｍichael Laws说，那些亚裔新移民的孩子来自陌生的文化背景，英文也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来新西兰生活的时间并不很长，在学业上就能超过白人学生。如果说新西兰的主流教育因为没有照顾到毛利人而导致毛利人在教育上失败，那面对同样的教育体系，为何亚裔移民的子女会成功呢？

Michael Laws说，亚洲移民在教育上的成就倒是能给Sharple博士提供解决毛利人教育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在于家庭和文化。

他说，亚裔父母通常对他们的孩子有很高期待，亚裔文化看重教育，把教育的成功看成孩子通往今后人生成功之路的通行证。而这两种因素是毛利文化中没有的。

Michael Laws认为，毛利人学业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看重教育的家庭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在于毛利人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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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的教育素质影响新西兰的未来

根据新西兰2006年人口统计，新西兰有56万毛利人，毛利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16%。

根据史料，1769年第一批欧洲人来到新西兰时候，新西兰大约生活着10万毛利人，目前，毛利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欧裔白人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西兰统计局对人口的增长预测，到2021年，欧裔人口将会增长5%, 毛利人口将增加29%，从59万增加到76万。届时，新西兰欧裔人口年龄老化，更多人进入退休年龄段，欧裔人口年龄中间值为44.3岁，而毛利人年龄中间值为26.4 岁。

未来20年，新西兰的劳动力将变得年轻，更加多元化。如果国家今天不能确保年轻的毛利劳动力有良好的教育和较高的技能，新西兰的经济增长今后将会非常脆弱。

如果今天的大部分毛利孩子在几乎不能读、写的情况下就离校，加上太平洋岛民在教育水平上的同样低下，新西兰在第一世界的地位届时将受到严重威胁。

《国家商业评论》（National Business Review）本周二发表社论说：“高等教育是造就掌握更多资讯和更多能力的人口”；社论对大学教育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做了肯定，并说有证据显示，国家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刺激GDP增长6个百分点。

因此，正如Dominion Post社论所言：“所有的新西兰人都应该关注毛利人的教育水准低下问题，当毛利学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没有获得任何教育资格就离开学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损失。”

（原文发表于新西兰2009年6月23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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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5月14日起, 韩国电影《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The Good, The Bad, The Weird）在奥克兰Sky City 影院上映。这部电影的最大特色在于，这是韩国第一部西部片。

西部片像文艺片、科幻片一样，属于电影的一个类型。说起西部片，人们会联想到美国西部辽阔的荒原、峡谷、苍凉的落日、孤独的小镇、还有那些充满冒险和侠义精神的牛仔以及风尘仆仆的拓荒者，当然，还有那激烈的马上追逐和枪战。

19世纪下半叶，大批美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涌向西部拓荒。在这片法律和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土地上，要想保卫自己的财产，暴力往往成为人们被迫采用的手段。有关牛仔、警长、强盗、印第安人的种种传奇，成为西部片的永恒主题。

上世纪30年代是美国西部片的黄金时期，70年代开始呈衰落势态。90年代又出现一抹辉煌。先是1990年，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与狼共舞》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随后是1993年，以扮演西部牛仔而著名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和主演的《不可饶恕》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没有想到，在西部片几乎不见踪迹的2008年，韩国导演金知云以西部牛仔的冒险精神，在中国西部敦煌戈壁和嘉峪关铁路沿线拍摄了韩国首部西部片-《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三个家伙分别由韩国顶级明星宋康昊、郑宇成和李秉宪扮演，号称梦幻组合。

历史上，曾有意大利导演在西班牙南部荒漠拍过口碑不错的美国西部片。但是，对于一个亚洲国家导演在亚洲国家拍摄西部类型片，人们总会觉得有些另类。

在去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问导演金知云“为何要拍摄西部片？”

金知云导演的回答是：“因为这很酷（because it is cool …）”。

对于一名导演来说，能拍摄一部有各种大场面的西部片的确很酷。

《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的影片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朝鲜被日本侵占后，许多朝鲜人逃忙到中国，在满洲里这片辽阔、贫瘠、匪帮出没的荒野上艰难求生和追逐梦想。

影片故事围绕一张藏宝图展开。“怪家伙”宋康昊是个火车抢劫犯。在影片开场的列车抢劫战中，他从一群日本军官那里抢到一张藏宝图。据说这张图标注着清王朝埋在满洲的宝藏，因此不少人对这张图虎视眈眈，这其中有 “坏家伙”冷血杀手李秉宪。

“坏家伙”和“怪家伙”在列车上遭遇并展开激战。此时，以赏金谋生的捕快-“好家伙”郑宇成也登上列车，因为怪家伙、列车劫犯宋康昊是他的追踪目标。

怪家伙在混战中逃脱。很快，他发现对他那张宝图感兴趣的还有流亡的朝鲜爱国者、讲中文的蒙古匪帮，还有矢志要夺回宝图的日本军人。

于是，在小镇里和荒漠上，为了抢夺宝图，一场又一场追逐战和枪战在几股势力间展开。不过，不必担心这部电影只是单纯表现暴力，影片除了精彩的枪战、追逐和动作场面外，还交织着不少幽默和喜剧元素。

三个家伙中，怪家伙宋康昊承担了搞笑任务。他虽然因为身藏宝图而成为众矢之的，且总是处在各种麻烦中，但他总能带着一脸的无辜和憨厚在各种惊险场景中安然脱险。

《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有三段主要枪战场面。开场的火车劫案对于故事内容的展开很有必要，同时，在奔驰的火车上枪战也是西部片的特色之一。第二段枪战场面是村庄枪战，影片的结尾又有一段出彩的追逐战。怪家伙骑着摩托在戈壁滩上疾驰，坏家伙带着匪帮在后面骑马追赶，同时，一拨蒙古土匪也加入了追赶队伍。一路追踪怪家伙的好家伙也骑马挥枪赶来，不停地射杀也赶来添乱的骑着马、开着车的日本军人。几帮人马浩浩荡荡地在戈壁滩展开最后的追逐。枪战、爆炸自然少不了，大炮当然也要派上用场。

最后，藏宝地点找到了，荒野上就剩下三个家伙。他们三人呈三角形站立着，相互间隔几十步远，每人都用枪指着另外一个人，相互凝视良久，然后几乎同时扣动扳机。

与好莱坞西部片的经典结尾不同，韩国西部片中没有胜利者把左轮手枪在手中呼呼转上几圈后插回枪套，然后潇洒转身上马奔向远方的一轮夕阳。这部韩国西部片中，“呯”“呯”几声枪响后，三个家伙都摇摇晃晃倒在地上，然后继续相互射击，直到最后每个人都举不动枪，睁着一双不甘心的眼睛仰望蓝天，听着不远处怪家伙刚刚挖过宝藏的地方嗖嗖冒出的冲天原油。原来，宝图上标注的地方实则是日本人发现的大油田。

影片的结尾处还有韩式电影结尾的黑色幽默。影片演员和工作人员字幕出来时，银幕一侧的画面上，原以为已经长眠的怪家伙和好家伙突然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各路人等汇集的集市上，观看墙上贴着的追缉要犯名单和画像。这是否是导演在以“惊人”手段暗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整体来看，《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观赏性、娱乐性很强。虽然情节薄弱、难以经得住推敲，但是，就像导演金知云所解释的，对于一部呈现很多精彩场面的西部片而言，故事情节弱些也“情有可原”。

这是一部男人戏，没有温柔可人的女主角。不过，坏家伙李秉宪和好家伙郑宇成的扮帅和摆酷表现得很到位，很吸引人眼球。

这部造价为韩国电影之最的影片获得2008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同时，还获得2009年第三届亚洲电影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八项提名。

没有西部环境的韩国电影人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充满娱乐精神的西部片，号称所有场面均为真实拍摄，没有动用电脑特技，有兴趣的观众不妨一看。 

200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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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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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5年底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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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小D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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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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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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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4月20日本周一出版的《新西兰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剥夺新西兰出生儿童的国籍》 （China strips NZ-born children of citizenship）的文章。这篇由该报记者Lincoln Tan 撰写的文章引用案例说明一些逾期滞留的中国人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虽然有新西兰国籍，但孩子返回中国后，其国籍被中国政府剥夺。

 

据政府劳工部提供的信息，新西兰大约有15,500人非法滞留者。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为人父母者、有多少人的孩子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这些有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当中有多少已经离开新西兰也是未知数。

 

两国国籍法不同导致尴尬出现

在国籍问题上遭遇麻烦的孩子多半出生在2006年1月1日之前。因为在这之前出生在新西兰的孩子，不论父母是何国籍，孩子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国籍。

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新西兰出生的婴儿须在父母双方有一方为新西兰公民的情况下才可取得新西兰国籍。

而根据中国国籍法，逾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籍父母即便其子女出生在国外并拥有外国国籍，这些孩子仍被视为中国公民。

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同时，中国国籍法“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上述《新西兰先驱报》文章提到了两户中国逾期滞留人士的孩子。从这两家孩子的遭遇可以看到新、中两国因国籍法的不同给逾期滞留者家庭造成的困境。

 

Eason Diao：可能随父母被遣返的NZ小公民

 

今年２月份，移民局官员强行闯入一户逾期滞留者家庭并强行给这家５岁孩子Eason Diao 拍照，此事想必还有读者记得。

Eason Diao

 

Eason Diao 的父母亲都是逾期滞留者。他的父亲, Chuanjin Diao和母亲Xianglan Hao 2001年从中国进入新西兰，他们的签证过期后都没有续签。

 

新西兰移民局指Chuanjin Diao用虚假文件得到商务签证。移民局认为Eason的父母都在现行政策下并不符合在新西兰的居留许可标准。1月15日，Eason的父亲因为逾期滞留被关入奥克兰Mt Eden 监狱。

 

Eason 出生在2006年之前，他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移民局官员被指是在遭到Easong母亲拒绝的情况下强行进入Eason家， 把Eason推到墙边给他照了像，以便为他准备去中国的旅行文件，好让他同将被遣返的父母一同回中国。

 

移民局官员还被指让Eason的母亲在一封信上签字，信的内容是说她想带Eason回中国学习3个月的中文。

 

Eason是新西兰公民，他本可以用新西兰护照申请中国签证。但因其父母为逾期滞留者，他的新西兰国籍因此不被中国承认。Eason要去中国，必须得到中方驻外使馆或领馆发放的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他对新西兰移民官的做法感到不快。于是向警方提交一个报告，指控移民局官员“非法闯入、进行突袭和欺诈性行动”。

 

新西兰移民局负责人Andrew Annakin对此事表态说：“外国人的孩子有了新西兰国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给其父母带来在新西兰停留或是居住的权力。”但是承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的发言人说，部长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责成属下对此事做出全面报告。

 

本周一，这个案子在奥克兰高级法院开庭审理，四个星期后才会有结果。

 

本记者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采访了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领事官员解释说：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五条，如果父母双方或者有一方是中国公民，其出生在海外的子女被视为中国公民。但是如果在新西兰定居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有PR（新西兰永久居民权），孩子一出生时就有新西兰国籍，中国承认其新西兰身份。

 

该官员说，在新西兰逾期滞留的中国公民如果想回国，领事馆可为其发放返回中国的旅行证件。逾期滞留者的孩子若回中国，领事馆也是按照中国国籍法的规定来办理。

 

Eric Wu：被阻沈阳机场无法持NZ护照返回

 

Eric Xibo Wu的父母也是逾期滞留人士。5岁的Eric很小的时候被送回中国同他的爷爷奶奶生活，那时他还没有新西兰护照，是用中国方面颁发的旅行证件去中国的。他去年得到了新西兰护照，因其旅行证件已过期，他在离境时使用了新西兰护照，结果在沈阳机场受阻。

 

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对此解释说：Eric是使用中国旅行文件进入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Eric必须持有效的中国旅行证件离开中国，不能用新西兰护照。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也是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Delamere先生去年12月3日向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写信，表达他对新西兰小公民无法持新西兰护照离开中国一事的关注。

 

2009年1月19日，Delamere先生接到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的回信。Delamere先生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出示了部长先生的回信全文。

 

McCully部长在信中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中国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就Eric事件进行了联系。”

 

“公安局的说法是Eric家需要给Eric申报户口或是居留许可，然后申请中国护照。一旦Eric有了中国护照，他就可以向新西兰移民局申请签证，这样他就能返回新西兰。”

 

外交部长在信上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同Eric的爷爷奶奶保持固定的接触，并告诉他们需要办理哪些事情。 ”

 

Delamere先生对此批评说， 要求一个新西兰公民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荒谬可笑的” 。他质疑新西兰政府为何不能为帮助像Eric这样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他说：“根据1977年国籍法，任何人采取任何步骤否认或是取消一个像Eric这样新西兰小公民的国籍是非法的。”

 

不过，负责移民事务的劳工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新西兰法律不妨碍新西兰公民使用新西兰护照返回新西兰。 但新西兰移民局无法对其他国家对出境法律条文的规定做评论。”

 

前移民部长：是NZ政府剥夺这些孩子的国籍

 

前移民部长、移民顾问Tuariki Delamere先生因为正好是Eason Diao家和Eric Xibo Wu家的移民顾问，本记者对他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进行了采访。

 

Delamere先生他表示对Lincoln Tan 文章的标题“完全不能接受”。他说，“剥夺新西兰人国籍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新西兰政府”。

 

Delamere先生说：新西兰移民局明明知道Eason Diao有新西兰护照，却要通过中国方面给他办理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他说：“一旦这些孩子返回中国，他们的新西兰护照不会被中国承认，如果他们想要返回新西兰，他们会被要求申请中国护照。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新西兰国籍，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Delamere先生指出， Lincoln Tan文章给人的印象是逾期滞留人士孩子的国籍问题只是影响到了中国的逾期滞留者，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萨摩、汤加、南韩、印尼、斐济等国的逾期滞留人士。

 

“悲哀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大声抗议、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做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

 

Delamere先生对本记者说：他并非是要为那些逾期滞留者争取权益，他是为了那些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新西兰人，他们值得享有他们作为新西兰人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被父母抚养长大，接受与新西兰水平相称的教育的和健康医疗，享有安全和社会福利保障，当然，还包括在新西兰被抚养长大的权力。

 

他说，他无意批评中国的国籍法，也不认为中国国籍法有什么错。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籍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有两套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权利体系。 毫无疑问新西兰移民局有权把那些身为父母的逾期滞留者驱逐出境。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那些身为新西兰公民的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权利。这些孩子生活在新西兰的权力同移民局要把他们的父母驱逐出境的的权力相冲突， 这导致这些家庭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Delamere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一方向另一方让步。是新西兰移民局让步还是让这些孩子在新西兰成为孤儿？或是把这些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道送回原居地？Delamere先生说他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把孩子们的权益和福祉放在首位。

 

因为新西兰中国两国国籍制度的不同，一些逾期滞留者的孩子在身份问题上遭遇的尴尬事件显然还会增加。 Tuariki Delamere先生说他手头现在有20多个这类案例。 按他的说法，被迫放弃新西兰国籍的华人儿童 “可能有数千个（could be in the thousands）”。

 

（原文发表于2009年新西兰《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