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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如果你常看社交媒体，就不难发现许多人都在批评澳大利亚吸纳了太多移民。

然而最近几个月，过去几十年来最为支持大量接纳移民的组织也开始严厉批评澳大利亚高企的移民数量。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IPA）对移民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例子。

是政治风向突然转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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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移民。 (ABC Newcastle: Romy Step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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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外来移民数量是在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 担任澳洲总理期间得以大幅增长。

霍华德是澳大利亚自由党籍政治人物，他在1996-2007年曾任第25任澳大利亚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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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IPA）研究员理查德·奥尔索普（Richard Allsop）在《公共事务研究所评论（ IPA Review）》上发表文章，文章调查了澳大利亚自1901年成立联邦以来的移民接收历史，称正是在约翰·霍华德执政期间，澳大利亚联邦的海外出生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24%；也是在霍华德执政期间，海外出生的非欧裔人口比例首次超过50%。

“除了总人数增加之外，霍华德政府还逐步将接收的难民人数从1999-2000年的3802人增加到2005-2006年的6022人。”

霍华德2007年离任时，其政府已经将澳大利亚的移民接纳总数（永居移民和临时移民的总和）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

主要的永居与临时签类别的签证数量从1995-96年的16.2万个跃升至2007-08年的43.9万个。

奥尔索普在文章中表示：“与所有自由党的前任一样，霍华德政府是实行高移民的政府，尤其是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在2006年至2007年执政的最后一整年内，移民总数超过14万人。”

澳大利亚移民人口20年来首次下降，但英国、印度和华裔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出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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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几个月，IPA的新任首席经济学家亚当·克雷顿（Adam Creighton）一直严厉抨击澳大利亚的高移民率。 

克雷顿最近结束了作为《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驻华盛顿记者在美国的报道工作，在那里他近距离观察了拜登和特朗普政府。

作为IPA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仍然定期为《澳大利亚人报》撰稿。

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抨击了目前执政的安东尼·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因为澳大利亚目前的净移民数量非常高。

“这些新抵达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在那里，英语不是第一语言，基督教也不是主要宗教，”他写道。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认为政治阶级想要摧毁澳大利亚的文化。

“事实上，上周我发布了ChatGPT最新版对一个挑衅性问题的回应，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想偷偷抹去本国的英国/爱尔兰/欧洲遗产，移民计划还会和现在的相差无几吗？’

“回答让我震惊。”

他说人工智能平台的回应是：

“如果政府想要在不引发公开抵制的情况下显著改变国家的文化身份，很可能会完全按照这个剧本准备——行事快速、不透明、搞技术官僚，并用听起来中性的经济术语表达。”

当然，那些话不是克雷顿说的，是ChatGPT说的。他只是在告诉你ChatGPT接到提问后说了什么。

但他用这个例子引发了更大的讨论。

“在拜登执政期间，700多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但按比例来说，涌入澳大利亚的人数更多，尽管是合法的，”他警告说。

“我们的移民没有把钱交给墨西哥贩毒垄断集团，而是向移民中介和越来越不择手段、追求收入最大化的高等教育机构支付高昂费用，这些机构的资质通常能提供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权利。

“这个国家对新移民的宽容值得称赞，出类拔萃，这让我们避免了欧洲现存的社会崩溃。但这样会慢慢产生问题。

“绝大多数住在昂贵郊区的政界人士和记者应该意识到在我国那些偏远郊区内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

通常，在为高移民摇旗呐喊的组织机构中听不到这样的话。不过，这确实与该研究所最近一些研究成果的基调相符。

是政治风向变了吗？

（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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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30日10时24分，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东部（北纬52.40度，东经160.20度）发生8.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74公里。地震发生后，堪察加半岛部分海岸已监测到3至4米高的海啸波。此次地震是自2011年全球范围内所纪录到的最强烈地震。

新西兰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流和不可预测的海浪。预计海浪将于午夜左右抵达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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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午夜开始，也就是地震发生后约13小时，新西兰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强劲的海流和难以预测的海浪，并将持续数小时。

新西兰国家应急管理局已警告人们远离海滩、港口、码头、河流和河口，仍在大海中的人士要离开所在水域。

应急管理局还建议所有在码头或是船上的人员转移到陆地。

国家应急管理局（NEMA）表示，预计海岸附近不会出现洪水，但表示人们不应前往海岸观看异常海浪活动，以免陷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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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一地8.7级大地震引发海啸，冲毁沿岸建筑！

地震发生后，堪察加半岛有数人就医，但并未报告重伤。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但有一所幼儿园受损。

数米高海啸冲毁北千岛群岛沿岸建筑，大片土地被淹没。

萨哈林岛地区的一个小镇在收到海啸警报后已被疏散。

俄罗斯、美国夏威夷、日本、加拿大多地发布海啸预警，夏威夷部分沿海地区已被命令疏散。

日本气象厅称，受堪察加半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的影响，预计部分将出现最高3米的海浪。

日本全国17个地区已发布海啸预警，仙台机场关闭。

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1点左右，一场1米高的海啸将袭击大片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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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襟裳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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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芃 / 编 辑

今年是新西兰地方政府选举年。一些华人候选人近日出来亮相拉选票。网上有评论说：“华人能从政我们都支持”。

华人积极参加民主政治选举，毫无疑问这是好事，应该大力支持。但是不是见到华人候选人就要投票支持呢？对此，毛传媒网友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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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的重要日期

• 7月4日（星期五）：候选人提名开始，选民名册开放供公众查阅。
• 8月1日（星期五）：提名截止日期为中午12点。这也是登记选民以邮寄方式接收选票的截止日期。
• 8月6日（星期三）：公布已确认候选人名单。
• 9月9日- 22日： 选票将送达已登记选民。
• 10月7日（星期二）：为确保选票准时送达，邮寄选票截止日期。
• 10月11日（星期六）：选举日。投票将于中午12点准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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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

“华人从政我们都支持”？我实在不能苟同。魔王和假院士之流上一次地方政府选举也都积极参加、想要从政呢！

理查德X

凡事从政打种族牌的都呵呵。要不你代表某个行业，要不你代表某个区域居民社区，总之需要有明确的社区代表意识和诉求。

比如你代表市中心小商业业主对奥克兰市议会提政策建议；或者你代表上班族对奥克兰交通局提出改进方案，解决高速交通堵塞；或者你代表所有给市议会纳税的屋主对各种名堂的税收征收和资源分配提出建议。

在新西兰明确以种族议题从政的只有毛利人，但人家那也是有怀唐伊协议，就这样搞了二十几年还是小众，看看毛利党，在其族群里都得不到共识。

凯文

我上次参加选举座谈会的时候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不要总强调族裔，而是以一个新西兰公民的身份和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

理查得 X

奥克兰市议会负责奥克兰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就算候选人属于LGBT的，出来竞选也是聚焦在公共政策议题，而不是希望选民过度关注其性别群体，因为那超出公共政策范畴。

奥克兰市议会有没有什么公共政策是按族群划分的。多元文化不是多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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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交通局停车管理员肖志鸿（笔名魔王/ 英文名Morgan Xiao）将The Post / Stuff的黄记者 Justin Wong 告上奥克兰地方法庭，以达到使其噤声目的。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肖志鸿的诉讼被法官驳回。

新西兰英文媒体Stuff 7月24日对法庭判决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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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ff 的报道截屏）

肖志鸿在奥克兰华人社区是个政治上很活跃的人物，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评论，他还在2019年和2022 年两次参加奥克兰地方政府选举，但都未能胜出。2022年他竞选奥克兰市议会议员，在 Howick 选区的六位候选人中，他的得票垫底。

肖志鸿根据《有害数字通信法》（HDCA），向记者 Justin Wong 先后提出了三项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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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Wong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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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达文波特法官（Judge Kate Davenport）在裁决书中说：“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有害数字通信法》压制真正的评论和不同观点（No party can use the act to muzzle genuine comment and different views）。

达文波特法官在裁决中表示，问题的起因是黄记者转发了另一名记者毛芃在LinkedIn上的帖子。

2024年7月，毛芃针对肖志鸿文章《2024年李强总理访新背后的台湾乱流》发表评论。肖的文章7月8日发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他在文章中称Stuff记者、《漫长博弈》主创人员Paula Penfold是驻新西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欧江安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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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鸿发在微信文章末尾的图表，他在图片中指Paula Penfold 记者是台湾驻奥克兰官方机构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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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志鸿也曾根据《有害数字通信法》（HDC）向奥克兰地方法庭申请对毛芃的禁口令，但终以失败告终。 2025年6月11日，奥克兰地方法庭推翻先前颁布的临时令。

Stuff的文章说，肖志鸿在向法庭提交的对黄记者的禁令申请中，指责黄记者“受到毛芃的鼓励”，对他进行虚假指控和骚扰，并进一步鼓励他人伤害他。

肖还抱怨黄记者在为 The Post 撰写报道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发送采访问题， 声称黄记者“非常无礼”并涉嫌诽谤。

黄记者的采访问题与肖志鸿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的针对毛芃记者的攻击性言论有关。

黄记者在电邮给肖魔王的采访问题中，问肖是否“意图恐吓毛芃记者，或是意图在华人社群中孤立她？”

肖并没有回应黄记者的提问，反而向黄记者的编辑投诉，不过，黄记者得到了其编辑的支持，他随后再次向肖志鸿发送了采访问题。

肖仍未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指责黄记者受到毛芃的“鼓动”，他还声称黄在领英（LinkedIn）上转发毛记者的帖子，违反了法庭的临时禁令。

Justin Wong 随后删除了对该文的转发，但继续撰写有关毛芃的报道，报道于2024年8月31日在Stuff网站发表。

文章发表后，肖根据《有害数字通信法》（HDCA）再次对黄记者提出诉讼，指控该报道包含虚假指控，并试图伤害他。

“他说，这篇文章毫无根据地将他 – 一名新西兰公务员 – 描绘为协助外国非法恐吓一名自由记者。”

黄记者通过律师在法庭上表示，肖试图骚扰他，并利用《有害数字通信法》（HDCA）阻止他撰写符合公众利益的报道。

达文波特法官（Judge Davenport） 表示，任何人如果想依据《有害数字通信法》获得法庭令必须证明自己已经遭受或将遭受伤害，他们首先必须向网络安全局（Netsafe）提出申诉；只有在存在严重违反原则的情况时，法院才会准许原告提出的禁令申请。

达文波特法官表示，肖的投诉中只有一起通过了Netsafe的程序。

达文波特法官表示，建立一种机制将有害帖子从互联网上删除非常重要。“然而，这一机制并不是为了压制真正的辩论和讨论。(However, it is not a mechanism for the suppression of genuine debate and discussion.”）

法官表示，黄记者和肖志鸿之间的沟通并未对肖造成伤害。

“黄先生没有恐吓、伤害、诽谤、骚扰或进行虚假指控，也没有鼓励他人做这些事情。他同意毛女士的说法，并转发了她的帖子。之后他又删除了它。”

法官表示，黄记者通过邮件给肖志鸿发采访问题只是为了写报道用，肖先生可以选择不回答记者的提问。

“如果记者仅仅因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提出一些肖先生完全可以选择不予回应的问题，就被视为有害数字通信，那将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法官最终裁定肖志鸿败诉，并命令肖魔王支付黄记者的法庭费用，黄某在该案中的代理律师是罗伯特·斯图尔特·KC。

黄记者告诉《Stuff》杂志，他对这一判决感到满意，他说：“这是新西兰记者的一大胜利。“

（毛传媒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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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作为原告，魔王肖志鸿连输两场状告记者的官司，却说“输给反华势力，虽败犹荣”。

输了官司，不反省检讨自己，却将法律裁决政治化， 对法律裁决毫无尊重和敬畏，肖魔王这是把他自己置于新西兰司法的对立面，也至于新西兰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网友有梦人说：“这宵小之人明显是在通过诉讼手段炒热自己，为其政治目标积累资本和能量。此类脸皮墙厚者大概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太在乎官司输赢，这一波波的网络声量才是他所求。他要一步步把自己加工成名。接下来他可能会变本加厉，伺机制造新热点，以图保持‘名声’，好为自己捞取利益。”

7月23日拿，新西兰地方法院发布法庭裁决，宣布肖志鸿以数字通信伤害法状告Stuff记者的诉讼被驳回，肖志鸿在一个微信群中声称自己是输给了“反华势力”、输给了《漫长游戏》 (The Long Game)。

不仅如此，他还指责欢庆胜利的新西兰华人同《漫长游戏》”沆瀣一气“。

《漫长游戏》是新西兰知名英文媒体Stuff拍摄的纪录片 – 一部反映外国渗透新西兰的纪录片，于2024年6月13日播出。 6月17日，肖志鸿就写文章，对这部纪录片进行攻击。 他之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这部纪录片进行攻击。

从肖在法庭发布判决令当晚在微信群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对败诉根本不在乎，对作为败诉方承担法庭费用也不当回事。他说一天费用也就1000多纽币，就当花几千块钱为自己做广告了。

曾经两次参加过地方选举的肖志鸿达说：“选民不管你是谁，知名度才是重要的。“

他对网友说：”你自己好好看看，人家西方政坛那些那些政客，哪个不是负面新闻缠身，什么惊天之语、脏话骂人，这太多了，这都不是事。你还真以为西方政坛是需要一个所谓的完人或者是一个看起来很光鲜的靓丽的驴粪蛋儿吗？那你太不了解西方政治了，……太幼稚了。“

也许，工党高层应该知道他们的Pakuranga区委书记对西方政治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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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魔王连输两场官司，却说“输给反华势力，虽败犹荣”。他借败诉炒作，却暴露了自己政治上的龌龊；他把自己置于新西兰司法的对立面，也彻底把自己放在新西兰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有梦人说：“这宵小之人明显是在通过诉讼手段炒热自己，为其政治目标积累资本和能量。… pic.twitter.com/3LHyeiUlUl

— Portia毛芃/新西兰毛传媒 (@e2020nz) July 24,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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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Stuff记者Justin Wong赢得对魔王肖志鴻的官司!! Stuff记者Justin Wong赢得对魔王肖志鴻的官司!

恭喜黄记者！

奥克兰地区法庭今天（7月23日）公布法官裁决：肖志鸿控告黄记者违反《有害数字通信法》不成立，肖也未能证明其受到严重情绪伤害，因此驳回其诉讼，肖魔王需承担诉讼费用！

肖魔王利用新西兰法律打击记者、钳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企图又一次遭到重大挫败！开心不已！

Justin Wong 在2024年8月31日在Stuff发表了对我因参与纪录片The Long Game的调研工作而遭到一些华人极端分子打压的报道。他本人因为在写这篇文章对肖魔王进行采访而被提告，因为肖对黄记者对他提问的问题不满。 此外，他还因为在社交媒体LinkedIn上转发我的帖子被肖志鸿告。

魔王不知写了多少诽谤诋毁侮辱他人的文章，还擅长恶人先告状！不过两场真对记者的诉讼，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新西兰，正义终将胜利！

愿自由之风永远吹拂！ May the wind of freedom always blow！

特大喜讯😀! Stuff记者Justin Wong赢得对魔王肖志鴻的官司!✌🏻✌🏻✌🏻 恭喜黄记者！🎉🎉🍻🍻
奥克兰地区法庭今天公布法官裁决：肖志鸿控告黄记者违反《有害数字通信法》不成立，肖也未能证明其受到严重情绪伤害，因此驳回其诉讼，肖魔王需承担诉讼费用！🤣… pic.twitter.com/LdQGVsUjy4

— Portia毛芃/新西兰毛传媒 (@e2020nz) July 2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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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富强，新西兰“反贪办主任”。当然这个反贪办是他利用新西兰的结社自由注册的社团组织，取“反贪办”名号，纯粹是用来狐假虎威，用来唬人的。新西兰警方今年3月11日发表的声明中，明确说明该机构”没有执法权，同警方完全没有关联 [that organisation (the anti-corruption organisation)  has no enforcement powers and is not associated to the New Zealand Police in any way]。”

富强的学历问题一直很有争议。这个争议是他自己引发的。看看他的本科文凭，就有互相矛盾的说法。

在英文社交媒体LinkedIn 上，富强介绍自己梅西大学本科毕业；读书时间是1979 –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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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79年，中国大学文革结束后恢复招生的第三年。 中国首次允许中国公民以个人出资方式出国留学是1982年，当时教育部与公安部、外交部、劳动人事部联合发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

直至1985年，中国才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留学政策自此全面放开，出国留学现象开始出现。

富强如何能在中国政府允许自费出国之前就出国留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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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文先驱报》2022年9月21日文章中，富强作为奥克兰市议员竞选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 “1983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到底是沈阳大学毕业还是梅西大学毕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还是两个都是假？富强自己最好能来解释一下，否则你怎么好意思到处招摇你的“反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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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究竟哪里上的大学？
在英文社交媒体LinkedIn 上，富强介绍自己梅西大学本科毕业；读书时间竟是1979 – 1983年。
然而在《中文先驱报》2022年9月21日文章中，富强作为奥克兰市议员竞选人介绍自己
于1983年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还是两个都是假？富强自己来解释一下吧！ pic.twitter.com/6NhptYhPPZ

— Portia毛芃/新西兰毛传媒 (@e2020nz) July 2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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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现代中国文学视为一座花园，徐志摩是月光下摇曳的玫瑰，用露珠与芬芳证明生命的诗意存在；鲁迅则是划破黑暗的闪电，以刺目的光亮逼人直视荆棘与废墟。– by 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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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不但诗歌写得好，他的政治判断力也很高超，比他的好朋友胡适高了一大截。

1926年，胡适访问苏联，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赞叹：“他们是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信心的政治家……这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新试验。”

过了十年，胡适才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苏联，又过了10年，到了40年代，胡适才终于看清了苏联共产社会的本质，公开批判苏联。

在认清苏联这件事情上，胡适相当迟钝，徐志摩非常敏锐。— by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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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留学美国、英国，直接深入到西方文明的原点。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更多受到半吊子的西方文明影响：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西化比中国早，程度深，因而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领先中国，而它们又是中国近邻，在中国有着地缘利益，它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更大。 所以徐志摩能站在更高的文明平台看待苏俄，看出它的问题，不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把它当成圭臬。— by 鹦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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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现代中国文学视为一座花园，徐志摩是月光下摇曳的玫瑰，用露珠与芬芳证明生命的诗意存在；鲁迅则是划破黑暗的闪电，以刺目的光亮逼人直视荆棘与废墟。- by 紫衣 pic.twitter.com/eQBgEXFVPJ

— Portia毛芃/新西兰毛传媒 (@e2020nz) July 22,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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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 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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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烈日下的武汉，暗流涌动

1967年7月，武汉的夏天酷热异常，阳光像火焰般炙烤着这座江城。连江水在阳光下都似乎变得无力，泛起的微波映照着城市的热气腾腾。空中，喇叭声高亢刺耳，街头巷尾满是涂鸦的标语和煽动性的壁报，“炮打司令部”、“打倒一切走资派”不断地在墙面上蔓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爆发的沉默气氛。

然而，这种表面的热闹掩盖了更为深层的紧张。在武汉的街头，曾经平静的市井生活早已被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取代。两大阵营的对抗早已超越了口号，升华为生死存亡的搏杀。被称为“百万雄师”的保守派工人和地方干部，正在同激进的红卫兵力量“钢二司”展开生死较量。

这一切似乎是历史的惯性，某种激流的自然延伸，但更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武汉这座城市特有的地缘与政治脉络。在这里，中央的文革力量与地方的保守势力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对立，而这一对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而是涉及到权力、信仰与未来的巨大博弈。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中，武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国家命运、军队忠诚与群众意志之间冲突的象征。这场名为“七二〇事件”的冲突，将揭开文化大革命更加深沉的裂痕，它是不可调和的中央与地方对立的集中表现，也是那段历史中最尖锐的冲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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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组织与军队之间的微妙联盟

1.            “百万雄师”与“钢二司”的双重路径

“百万雄师”并非简单的工人组织，尽管它的名号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军事团体。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构成和运作方式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它是由一群保守派工人、技术骨干、以及地方干部组成的，他们在原有工厂与单位中有着强大的网络和影响力。这些工人虽然在名义上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力量，然而，他们背后依旧有着浓厚的地方势力背景，与老一辈的干部和领导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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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武汉的工厂和地方机关内充斥着不满中央文革小组政策的情绪，许多人认为，文革是一场掀起社会大动荡、扰乱正常生产和生活的破坏性运动。“百万雄师”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应运而生的。它的成立表面上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号召，但其核心目标却更为务实——保护传统的工作秩序与地方利益。

这群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尚存，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生计保障。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的革命口号并非唯一信仰，而是一个手段，可以用来推翻那些他们认为“过激”的革命派，尤其是以“钢二司”为代表的极端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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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钢二司”则是红卫兵运动中最为激进的代表之一。（“钢二司”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俗称“二司”，后称“钢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它的成员年轻且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主张彻底摧毁“走资派”的一切痕迹，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的保守力量。“钢二司”的许多成员来自武汉的各大高校和街头的青年组织，充满了对毛泽东革命理论的狂热信仰，倡导的革命手段是激烈的、迅速的、无法容忍任何妥协的。

两个阵营的对立并非仅仅表现在街头上，而是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两方在资源控制上的斗争，尤其是在交通枢纽、物资供应和媒体话语权方面的争夺，早已成为冲突的关键所在。

2.            陈再道与武汉军区的政治角色

此时的武汉，正是一个战时态势，军队的作用愈加显得至关重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本是长征时期的老战士，深谙军政中的微妙平衡。然而，作为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着辉煌功绩的军人，他在面对文革这个历史漩涡时，却显得异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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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190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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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的选择非常明确——他站在了“百万雄师”一方。这并非因为他认同保守派的政治理念，而是因为他认为，地方的“保守力量”代表了相对的秩序和稳定。他非常清楚，武汉的安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和政治局势至关重要，而过激的文革力量若不能得到有效制衡，必将导致更为深刻的社会混乱。

陈再道虽然身处军队的顶端，但他并非中央文革小组的坚定支持者，甚至可以说，他对这种“激进文化大革命”有所保留。他认为，文革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理性与纪律，他坚信，工人阶级的理性力量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过激的群众斗争将仅仅带来社会的无序与动荡。更重要的是，陈再道认为，文革派系过度依赖红卫兵等年轻群体，忽略了稳定的大局，他深知这将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风险。

陈再道的这番立场，使得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开始疏远，武汉军区与“百万雄师”之间的联盟也变得愈发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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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派遣与地方抵制：不可调和的对立

1.            谢富治与王力的“代表权”

1967年7月，雄才大略的毛终于意识到武汉局势的严重性，这个曾经以“革命大本营”自豪的城市，已经沦为中央与地方对立的核心战场。在毛的指示下，中央决定派遣两位重要的领导人——谢富治和王力，前往武汉调解这场日益激烈的政治对抗。

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他的政治立场与实践让他在当时文革的决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毛泽东信赖的部下，谢富治对文革的激情和过激手段一向持支持态度，但与此同时，他深知中央文革小组内外力量的复杂性。在前往武汉之前，谢富治曾几次考虑过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由于武汉的特殊地位，谢富治明白，若此时处理不当，不仅仅是地方军队与群众的对立问题，更有可能导致中央与军队的直接冲突。正因如此，谢富治在出发前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商讨了数次，力图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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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文革时当过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组长、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文革中整人太多而积怨甚深，在1972年病亡，1980年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开除中共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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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文革中最具争议的中央派人物之一，他对“钢二司”的支持态度十分鲜明。王力的到来，注定是火上加油。王力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新贵与激进文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者，历史上这类人往往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对他而言，“钢二司”才是革命的先锋力量，而“百万雄师”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象征。王力虽然头脑冷静，但在武汉这个风头愈烈的政治漩涡中，控制情绪成了他的一大挑战。抵达武汉后，他便公开宣称：“钢二司是革命派”，并一再强调对“百万雄师”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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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1921年8月～199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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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湖宾馆事件：王力被绑架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19号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同声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代表们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然后去往不知名的地方。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所住的梅岭一号。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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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撤离与政治姿态

1.            “王家墩机场之夜”：最高领导人的危机

王力被绑架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耳中，毛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政治冲突，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历史性事件。这标志着文革期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此时武汉局势进一步恶化，不仅会威胁到他的政治威望，更可能打破文革运动的一贯节奏，甚至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

伟大导师的反应迅速而决绝。当天深夜，在周恩来、汪东兴及少数警卫人员的安排保护下，毛从武汉的东湖宾馆悄然撤离。经过一条精心设计的隐秘路线，他于深夜时分赶往王家墩机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次撤离，标志着毛在文革期间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权力的脆弱与暴力冲突所带来的直接威胁。

毛的撤离，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开宣扬，但它却在整个文革历史中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个人安全的考虑，更象征着毛对文革运动的深层控制失去的警觉。在武汉这场危机中，毛的撤退，意味着一个政治转折的开始——中央与地方、军队与群众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更加复杂和激烈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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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倒陈运动”与林体系的上升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录称，720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讨论决定，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制造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表示同意。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叶群也参加了，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参加大会。可是，临要开会时，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大会，表个态为好。”

林彪的表现十分活跃。戚本禹记得，“在7月2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万人。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 虽然后来据历史学家高华在港大的演讲称，这个大会后，由于听说毛不是很热心，林又有所回缩。

毛对武汉局势的震怒，促使他决定彻底整顿武汉军区。陈再道的命运，瞬间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战功赫赫的军区司令，跌落到被彻底批判的历史人物。毛认为陈再道的态度过于保守，对“百万雄师”的支持，导致了对中央文革路线的反叛。在文革的激烈氛围下，毛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势力或军队保守派态度都无法容忍，陈再道也因此成为了文革“清洗”运动中的一员。

林趁势崛起，借此机会加强了对军队的掌控。毛以“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要求军队更加坚定地执行文革路线，打击一切“军中的保守主义”。林得以快速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并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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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路线的动荡与反思：毛与“文革”的未来

1.            权力的自我修正：毛的战术调整

武汉事件之后，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审慎调整。尽管他依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武汉所暴露出的军队、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裂痕，让毛泽东意识到，激烈动员的革命方法并非没有代价。

主席未曾动摇对群众运动的信仰，但对其失控风险已有更清晰的警觉。他开始强调革命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引导下进行，暴力与失控的地方割据必须得到遏制。这种调整不是对文革方向的否定，而是一种战术性的修正：要通过更细致的组织与引导，确保革命继续沿着中央设定的轨道前进，而不是被地方势力或极端分子劫持。

武汉的危机提示主席，革命不仅要破旧立新，更要处理好国家机器与群众动员之间的张力。文革不能只是放任式的造反，还需要在内部维持一种新的、中央主导的秩序。正是从这一时刻起，毛与中央文革小组在策略上更加强调”掌控”而非单纯的“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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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众运动的异化：从理想主义到工具主义

随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冲击，群众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最初以理想主义热情发动的造反派力量，逐渐被纳入了更复杂的权力斗争之中。群众不再是单纯的革命主体，而成为了各派力量竞相争夺和操控的对象。

“百万雄师”与“钢二司”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预示了文革后期群众运动的全面工具化：地方军区、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不同层级的权力集团，都在通过操控群众组织来增强自身的政治资本。群众不再是纯粹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了可以被动员、被转向、乃至被牺牲的政治资源。

武汉事件使中央认识到，革命激情一旦失控，就极易演变为地方割据与军事对抗，这对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在“七二〇事件”之后，毛和中央文革小组虽然继续推进文革，但对群众运动的管理和筛选明显加强，造反派内部也开始经历更残酷的清洗和整合。

武汉的裂痕并未治愈，它预示了文革后期日益明显的两大趋势：一是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再度强力收编，二是群众运动日益失去自发性，成为权力斗争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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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裂痕之后

武汉“七二〇事件”，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重要的地方性冲突，它更深刻地揭示了文革这一巨型社会动员中的内在矛盾：理想与秩序的冲突，中央集权与地方自发力量的对立，革命激情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

这场危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让主席本人认识到，即便是在号称“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权力的失控依然潜伏于革命内部。武汉事件之后，文革虽然继续高歌猛进，但中央对军队与地方力量的防范明显加强，群众运动逐步丧失了初期的自发性与道德正当性，转向更彻底的政治工具主义。

历史的裂痕已经形成，且无法弥合。武汉不仅是一次地方性的叛逆，更是整个文革过程中一次巨大的警告。它让我们看到，任何脱离制度与秩序的政治狂热，无论初衷如何高尚，最终都可能滑向难以控制的混乱与自我毁灭。裂痕从武汉开始，却绝不仅止步于此。它预示着一个更漫长、也更沉重的历史下行期的到来。

历史不会为任何一场误判停留，但每一寸撕裂的记忆，终将在人心深处，慢慢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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