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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来，香港民众由反送中条例开始的抗议失望运动引发全球华人强烈关注，下面是毛传媒读者就香港问题的评论。

鹦鹉：

香港问题是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如何适应和生存的问题

香港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里如何适应和生存的问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从战败、屈辱、接受、探索、学习、适应这个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是中国主动要求加入这个体系，中国从这个体系里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与体系里的成员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现在中国认为这个西方体系日落西山，自己有实力去自立门户，和现有体系分庭抗礼。香港和贸易战就是这个对抗的起点。

B：

香港问题，是港府不顾最广大的民意，一意孤行，在错误指导下一手造成的，把香港广大民众的和平抗议一步一步引导到相对激烈的抗争，对此港府应该承担一切责任。正是这些“激进分子”的坚强、刚毅、不屈和不怕流血牺牲，才体现了仅存的中华民族的追求正义和民族自由的血性和骨气。

香港抗争的性质，不是任何一次国内的斗争可以相提并论，正义性甚至超过三十年前的那次。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支持鸡蛋那边。     

作者： 三 木

香港问题，法理上是中国内政，这是大前提。

美参议院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改变不了这个前提条件；只能防止北京用卅年前对付抗议学生的做法，但绝对起不到迫使北京松口兑现历史承诺的作用。

不兑现承诺，承诺了也不兑现，最多只部分兑现，一般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兑现；这是北京历来的做法。

美国对香港的人权法案，也许会给北京一个理由或借口来压低内部强硬派的声音。

香港街头抗争焦点是要求北京兑现承诺。美国香港人权法案的焦点是香港的人权状况。逻辑上，二者不是同一个标靶。

除非川普将这个人权法案做筹码，北京由此获得大于控制香港的的好处，才有可能再次答应履行历史承诺，香港的“普选”才会“启动议程”，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出台的香港人权法案，客观上会让香港街头继续乱下去。因为港府自己无能平息，北京不敢公开出手，但也不会放手。

关于市场经济，关于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维多利亚大学大学的高宏志博士和新西兰的Peter Zhang先生有如下看法。

高博士：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让核心市场要素（消费者/买方和资本/生产商）在需求或供给的互动中产生商机。一旦政府微观介入，那就不是市场经济

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是权力任性下的管制经济。这种体制在权力有时分散的时候会给市场一定的发展空间，权力越集中的时候，经济越不会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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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白云： 中国既有市场，又有经济，就是没有市场经济，无论市场，还是经济，都在权力掌控中。即使是看似有发展空间的市场，也只不过是在养肥猪而已，随时宰杀。

中国民营企业是市场的探路先锋，失败了，牺牲了，就是免除了别人的学费，成功了，就不仅是替别人交了学费，还种出了满树的桃子供别人凭着权力任意采摘。现在，不仅仅是二马退出，而是万马齐喑。

作者：鹦 鹉

香港问题贸易战的最关键因素是中共的强势，这个强势依赖于经济强劲增长。但目前的种种数据显示，这个增长动能正在加速减弱。产业转移、债务高企、人口老化、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混乱瞎折腾，这些大势无法逆转。

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已经进入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涨滞期。一、二年后经济增长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一旦出现经济问题，中共将疲于应付由此而生的众多社会问题。届时对香港妥协、对西方妥协才有可能。中国人民高亢的“爱党热情”会随着生活水平下降而趋于平静。

记得当年日本第一、“台湾钱淹脚目”吗？这正是当下中国的写照。而后的失落是无可避免的，只是早晚而已。

住于高速增长的惯性是不是还能持续几年，我觉得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所有刺激发展的工具要么已失效，要么不敢继续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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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风点评：客观经济规律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就能抵抗的，非市场体系崩盘是迟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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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台湾钱淹脚目”是一句闽南话，也可说是一句“台语”，其实从字眼就可以看出意思：钱铺满一地，都高过了脚脖子，形容叹为观止的富庶程度。“台湾钱淹脚目”是梦想，也曾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有“亚洲四小龙”之首这样的说法为证。

中间偏右的新西兰国家党的领袖都有很强的职业背景，这引发了毛传媒读者们对于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的讨论。

前新西兰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er Luxon 最近加入国家党，并将作为国家党在奥克兰Botany选区候选人参加明年大选。不少人认为他日后有可能成为国家党领袖。成为前总理John Key似的人物。

国家党是新西兰中间偏右的主要政党，其前任领袖John Key曾任职美林证券投资银行，是国际金融高手、上过新西兰富人榜。他担任新西兰总理8年期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很多人羡慕的地方。

John Key之前的国家党领袖是Don Brash 博士，他从政前是新西兰储备银行行长。现任国家党领袖Simon Bridges毕业于大学法律专业，从政前是一名律师。

与之相比，工党领袖普遍缺少商业背景。例如现任总理、1980年出生的阿登（Jacinda Ardern) 17岁成为工党党员，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工党议员Phil Goff办公室做研究工作。后来去了伦敦，在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办公室工作了两年半。2008年返国后参加竞选，成为工党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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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士

右派政党应该是这样的，从政之前有丰富的职业和社会经验，个人生命也已经得到了丰盛的发展。比较之下左派的领导人偏年轻（克林顿、马克龙、特鲁多等），有的甚至没有展示出自由自立的能力（如奥巴马、阿登姐等），当然“革命式”忽悠本事超强。不是说贫富的区别，而是说一种自由自立的精神，在美国这是源自清教徒的生活态度。我说的是均值和原则，总有例外。

左派政客们比较年轻、大多代表了少数、弱势和边缘群体，他们有一种天生的特征：急于通过破坏或绕开现有体制和二次财富分配以快速达成“结果或现象平等”的目标。他们缺乏感恩之心，认为立国原则甚至国父们都带有原罪。

抱持这种态度的社群，不去致力改善自身的文明程度，寄托于不断选出相应水平的政客继续代表他们去争取利益，形成恶性循环。

鹦鹉先生

左派比右派危险是因为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均贫富，归根到底就是无偿占据他人的劳动成果和财富。为了装点吃相，标榜自己是进步的（progressive）。美国民主党只要你30-50%的收入；欧洲加拿大的工党要你50-80%的收入；全世界的共产党是100%全拿去。借口都一样，富人有罪，财产该被剥夺。

中国武侠小说里的高手都是老弱病残，老头老太，乞丐，残疾人，这样他们可以代表贫下中农理直气壮地把正常人收拾了。

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所有从政的人必须先拥有一个个体企业，哪怕是最简单的帮助邻居除除草的服务。只有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才可以从政。他们首先要学到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路博士

对，先展示自由自立的能力，具备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生命经验。

其实代表左派或右派都没有问题，左派追求平等是必要的，但那是救急的，不是救穷的；要提供给社会大众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波伏娃一生是左派，我不能完全同意她，但却能欣赏她。她是女权主义的领袖之一，她强调女性要达致自由首先要能经济独立；女人的性别特征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作为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她把存在放在本质之上，以此契合左派的与时俱进。

作为无神论者，她重视过程的自在理性，而不是美好终点（信念信仰或乌托邦）。她重视存在的自由感受，而不是某种本质的标签，比如她会认为，我是不是同性恋不重要，更不应该用这个标签去牟利；即如福柯所说，人是doing的产物，不是being的产物。同时，她认为不能为了某种集体化的理想目标，去绑架或牺牲过程和个体的自由和公正。

一般的来说，右派偏向灵性和自由，左派偏向理性和平等 。

一般来说，西方左派的构成里面有大量弱势边缘群体，信奉基督教的数量和深度，比不过右派 。

夸克

“左”，英文是“left“, 离开，离开谁呢，离开上帝； “右”，英文是”right“，“正确”，为什么正确，因为走在上帝引领的道路上。

很多人不知道，一个社会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是“左”与“右”的最大差别。承认有上帝，接受上帝，进而以上帝为中心、按上帝的启示来生活、来建构社会和文明，就是“右”，即正确，所以右派多是虔诚信上帝的；不承认有上帝、不接受上帝，或者只是表面上信上帝骨子里仍然信自己，进而以自我为中心，按人的想法来生活、来建构社会和文明，就是“左”，即偏离。右派离上帝有多近，就有多“正确”。左派离上帝就有多远，就有多“偏离”。

左派又分红左、白左和绿左。早年的红左（communism)杜撰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忽悠了一批想不劳而获的无产阶级，最后自己成了不劳而获的权贵阶级；白左，以LGBT运动、“政治正确派”为代表的一批用脑袋走路，最终让西方文明堕落，让人类无路可走的人群；绿左（环保主义），夸大环保危险，主张政府干预以及大政府主义，最终导致如红左、白左同样危险的自以为义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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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

左派不是洪水猛兽， 右派也不是洪水猛兽， 只有极端主义者才是洪水猛兽， 左右交替矫正才是民主政治的最大优势。

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这颗心是温暖的， 通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路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