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飞 雪
打开微信群，哪怕是几十个不太熟的人凑在一起，基本的体面还是在的。发言有分寸，争论留余地，就算意见相左，也少有人直接撕破脸。但打开海外的社交平台X，随便点进一条发言的留言区，你经常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嘲讽、谩骂、诅咒，来自素不相识的人，针对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永远不会见到的陌生人，毫无来由，也毫无顾忌。
同样是人，同样是屏幕后面打字，为什么这两个场景会如此不同？
表面上这有关网络礼仪的话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出了问题。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足够稀薄，人究竟会变成什么？
–
一、他者去哪了
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在群中》里提出过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判断：数字时代，在人们所有貌似冲突的背后，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消失了。
什么是“他者”？不是汉语中你我他的他，也不是指外貌不同的人，在传统的哲学意义上他者，指的是那个真实存在于你面前、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你无法完全理解和预测的人。真正的他者带来的是一种阻力，你不能随意对待他，因为他是真实的，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会回应你，他的存在构成对你的某种约束。
但现代社交媒体重新定义了“他人”。比如在X（原推特）的留言区，对方是什么？一个头像，几行字，一个立场标签。你不知道他多大，在哪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悲喜对你没有重量，他的反应对你没有后果。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存在，在你的感知中被压缩成了一个信息节点。
当对方不再被感知为“他人”，恶意就不再需要理由。
这是韩炳哲哲学上的核心洞察。我们不必然在社交平台上和更多人互动，我们只是在向更多的信息节点发射情绪。而那些情绪看似针对某个人，实质上是在一个去人格化的空间里自由漂浮，粘到任何东西都可以附着。
而人们在使用微信群时，之所以维持着基本体面，恰恰是因为那里的“他者”还没有完全消失。你如果在群里呆得足够长，就知道群里可能有人认识你，你有大概的社会坐标，对方也有。这种半熟人的网络，残留着足够的“他者性”，让你在发言前还会有一点停顿与犹豫，因此也不容易情绪化地暴走。就算你知道在线下生活中，你不认识群里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微信群组生态系统，让你意识到，你的一次暴冲，有可能导致你经营多时的线上公共形象“社死”，代价还是有的。
二、匿名不让人变坏，只让人无需为坏负责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有个著名的叫“去个体化”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框架主张，当一个人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的环境中，个人身份弱化，责任感也随之下降，群体情绪反而会被放大。他不再作为“我”在行动，而是作为“人群中的一员”在行动。这种状态下，攻击性更容易被释放。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津巴多和他的同事在1970年设计了一项经典实验。他们招募了若干名女大学生作为被试，告诉她们这是一项关于“移情与惩罚”的研究。每位被试者被安排在一个隔音房间里，通过麦克风和电击按钮与另一房间的“学习者”（实际是研究助手）互动。实验设置了两种条件：在“去个体化”条件下，被试者穿上宽大的白色罩袍和头套，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彼此之间无法辨认；在“个体化”条件下，被试者穿着自己的日常服装，胸前佩戴醒目的姓名标签。被试者的任务是每当“学习者”回答错误时，就按下电击按钮给予惩罚。结果令人震惊，匿名条件下被试者施加的电击持续时间平均是个体化条件下的两倍，而且许多匿名被试者在实验结束后表示，她们“只是跟着感觉走”“没有多想”。这一实验清晰地表明，匿名环境会显著削弱个人的责任意识，使攻击性行为更容易发生。
这个理论及其实验证据，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可以得到了几乎完美的验证。还以社交平台X为例，平台上的账号可以是真名，也可以是匿名，但即便是真名，也很难真正建立稳定的社会身份，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不会有人记住你说过什么。每一次发言都是孤立的事件，没有积累，也没有追责。津巴多的实验所揭示的那种“穿上罩袍就敢按下更久电击”的心理机制，在社交媒体上被无限放大了。一个匿名账号发出的恶毒评论，与一个真实姓名下的评论，其心理成本完全不同。
但我想在津巴多理论的基础上再补一句，匿名并不是让人变坏的直接原因，关键是它让人不需要为坏付出成本。实验中的女孩们都是神智清醒正常的普通人，她们只是在匿名罩袍的掩护下，暂时卸下了社会身份带来的责任感。同样，网络匿名也没有改变人性而创造出新的恶意，它只是拆除了一道原本存在的责任之墙。
在现实中，我们的很多克制，其实并不来自道德自觉，更主要来自对后果的预判。你不当面骂人，是因为对方可能会还嘴，旁边的人可能会评价你，你的声誉可能会受损。这些都是有形的约束。网络的匿名性把这些约束一一拆除之后，剩下的，就是那个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恶意。津巴多实验中的被试者之所以敢按下更长时间的电击，突然变成了“坏人”，是因为潜意识中感觉到没有人会认出她们、指责她们、让她们承担后果。
在社交媒体上，那些人们只会在私下说、在心里想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被直接公开说出来了。因为场域的性质变了，从表演的前台，成了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而且只是碰巧对所有人开放。
三、前台崩塌，后台外溢
讲到从社交媒体到表演舞台的隐喻，新媒体研究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就用得上。该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场表演。人在公共场合呈现的是“前台”——修饰过的、符合社会期待的自我；真实的情绪和未经筛选的想法存放在“后台”，不轻易示人。正是这种前后台的分离，让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文明秩序。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腔，“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人一走，茶就凉”，就是个体在现实社会上生存策略的一个缩影。
戈夫曼写这套理论的时候，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你在某个场合的表现，会被认识你的人记住，会积累成你的社会形象。这种“声誉积累”的机制，是维持前台表演的动力。
但在X这样的平台上，这个前提消失了。没有稳定的观众，没有长期的关系，没有需要维护的声誉。你今天在某个陌生人的留言区说了一句刻薄的话，明天那个人不认识你，后天没有人记得。前台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后台就自然地外溢出来了。
那些人们只会在私下说、在心里想的话，在这个环境里被直接公开说出来了。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更勇敢，而是因为场域的性质变了，这里不是需要表演的前台，而更像一个没有观众的后台，只是碰巧对所有人开放。
四、算法在奖励什么
如果说以上几个解释框架描述的是人性在特定条件下的自然反应，那还有一个因素在主动助推这一切，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
大家知道在社交平台上，情绪烈度越高的内容，越容易获得传播。愤怒、嘲讽、对立，这些情绪触发互动的效率，远高于平和的表达。平台的推荐系统不在乎内容是否善意，它只在乎你有没有点击、有没有停留、有没有转发。这套逻辑一点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你的注意力就是商品，而刺激情绪是让你持续消费的最廉价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算法是一台情绪筛选机器，它持续地、系统地把最具攻击性的表达推向更多人的视野。温和的声音却会逐渐消失，它们会慢慢沉入看不见的地方。
韩炳哲谈到这一点时，有个很准确的表述，平台制造的貌似多元的声音，其实是同质的情绪共鸣。算法把相似情绪的人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封闭的回声空间里，愤怒不断地被确认、被放大、被合理化。久而久之，身处其中的人会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众意了。他们看到的全是相同的愤怒，便以为愤怒就是常态，理性反而成了异类。这种认知扭曲，不需要任何人刻意操纵，算法自己就能完成。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单个个体的恶意，而是被系统性放大百倍千倍n多倍的恶意。在网上，人变坏了，只因为坏的表达更容易被看见，而且，更容易得到掌声。当掌声成为一种激励，人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朝着获得掌声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表达。冲突温度越高，流量越多；流量越多，示范效应越强。这种冲突的螺旋性交错上升，最终整个话语生态的基准线被悄悄拉高，但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平台方告诉我们，算法只是在“客观”反映用户的偏好。
五、关系消失之后
以上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指向，网络恶意的根源，非人性本恶。是人与人之间自然关系的消失。
文明的本质，在于个体之间的互相关系与约束被建立起来。熟人社会的约束来自关系网络——你要在这个村子里继续生活，所以你不能随便撕破脸。陌生人社会的约束来自制度和规则——法律、职业声誉、公共道德，构成一套非人格化的约束体系。
但网络世界两者皆缺。既没有熟人社会的关系约束，也没有成熟陌生人社会的制度约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稀薄到几乎不存在，但又暴露在同一个空间里，随时可以触碰对方。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处境。无限接近，却毫无关系。
当关系消失，责任消失。当责任消失，恶意就变成了一种低成本的表达方式。它不需要理由，不承担后果，甚至总可以获得同类人（动物？）的喝彩。
这就是为什么越陌生越恶毒。因为在陌生的场域里，那些原本让我们保持克制的东西，一样一样地不见了。
我们以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说任何话，攻击任何人，然后消失。
但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彼此之间真实连接的彻底瓦解。
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自由，我们只是失去了彼此。
——飞雪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