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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华人电工协会会长曾向华:希望增加同行间沟通、提升业务水平

作者: 毛 芃

2018年8月4日星期六,新西兰华人电工协会成功举办了第一次专业讲座。协会邀请了奥克兰著名的Sels Electrical公司总裁,资深的电气监理( Electrical Inspector) Selwyn Howell先生担任主讲,Howell先生为与会的大约60名本地华人电工讲述了电工行业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华人电工协会会长Bernny 曾向华

(毛芃摄影)

 

华人电工协会会长Bernny 曾向华说:“今后,我们会举办更多类似的专业知识讲座,努力让协会成为华人电工行业的朋友,成为华人电工行业与政府、商家、建筑商及用户交流的桥梁,为提高华人电工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及我们在社区的形象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Selwyn Howell先生  (毛芃摄影)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听的很认真,不少电工还提出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Howell先生都一一详细、耐心地解答。

参加讲座的华人电工

(华人电工协会提供照片) 

 

讲座结束后,毛传媒对华人电工协会会长Bernny 曾向华做了简要采访。

 

记者:请问为什么要成立华人电工协会呢?

Bernny曾向华:电工协会是两年前成立的。华人在建筑业这个圈子越来越重要了,华人电工也越来越多。但是因为语言问题、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和过去的工作经历,我们同新西兰本地的行业要求在接轨上可能不是接得那么好,对一些法规了解的不太够,所以觉得需要建一个桥梁,一个成为华人电工与政府管理部门和电力通讯服务部门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是华人电工利益的代表。

前会长George王建新和现会长Bernny曾

(摄影: 毛 芃)

 

记者:现在电工行业华人从业者有多少?全新西兰有多少注册电工?

Bernny曾向华:这个我们还没有统计,不过今晚有差不多60名华人电工参加讲座。估计华人电工总数能有几百人,新西兰全国注册电工大约有几千人。

 

记者:华人电工大都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吗?还是在国内原居地接受的教育?

Bernny曾向华:两种情况都有,有的是从Leven2一直学到Level4,然后经过4年的实习,拿到正式电工牌照。

有的是先有国内牌照,然后在新西兰经过两门笔试和一个实践考试,考通过之后,拿到新西兰的电工牌照。

华人电工协会秘书Jack 程文龙

(华人电工协会提供照片) 

 

记者:华人电工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Bernny曾向华:刚才你看到讲座中大家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些具体的工作标准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这就需要有经验的人把这些问题的历史讲出来。需要请教有经验的监理(Inspector)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解释。

 

记者:请问你们这个华人电工协会打算为会员做些什么?

Bernny曾向华:我们会不断地做这些讲座,推广一些行业知识,提高大家的工作水平。另外也会跟供应商接触,希望得到比较好的支持,也会跟EWRB也就是Electrical Workers Registration Board (注册电工管理委员会)多接触,了解最新的法规变化。

总体来说,我们希望能增加华人电工之间的沟通,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与我们在业界的形象,成为华人电工与政府管理部门和电力电讯服务部门的桥梁,成为华人电工利益的代表,维护大家的权益。

讲座气氛热烈,穿黄色马甲的是协会副会长Eric孙立锁(华人电工协会提供照片) 

 

记者:新西兰主流社会的电工有行业协会吗?

Bernny曾向华:有,有个叫Master Electrician的行业组织,但它是有商业性的组织。

 

记者:你们这个华人电工协会是个商业性组织吗?

Bernny曾向华:应该说还没有这个打算,以后是不是会变,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组织结构跟本地大部分社团一样,都有董事会对协会的事务进行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董事会改选,所以大的方向虽然不会变,具体的操作要看当时管理团队的集体意志。

Connect Security Products 公司的销售Doris 热心来帮忙并为参加者提供纪念品

(华人电工协会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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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 ·5·】70年代末到大陆研究张元济,那些你想不到的事

作者: 毛芃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5) 

张元济:历史转折期儒家学者的最好榜样

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 (毛芃2015年12月摄影)

1、 您是第一位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学者吗?商务印书馆出版您的博士论文和中译本,他们对您的研究一定很满意吧?

曼瑛:我是1979年开始做博士论文,78年有个名叫Jean – Pierre  Drege 的法国学生做过商务印书馆的硕士论文。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对商务印书馆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吧。

写论文期间我去过商务印书馆多次,他们给予我很多方便和帮助,83年博士论文完成后,我送给他们一份做纪念。

当时商务总编是语言学家陈原先生,他很崇拜张元济,看到我的博士论文很高兴,说这么好的东西得出版。

1985年4月,商务出版了我的论文,这是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出的第一本英文书。

1990年,商务想出论文中译本,我那时教书、做研究很忙,商务印书馆于是找了张人凤和邹振环来翻译。张人凤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孙子 ,上海某大学数学教授,邹振环先生现在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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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为曼瑛博士论文英文版,左为中译版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1992年, 商务印书馆在北京举行成立95周年纪念活动,我写张元济的中译本 -《从翰林到出版家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作为纪念品送给参会者。

这本书出版五、六年后,一位海外书评人士评此书写得很好、很认真,说没见过写一本书查阅、引用那么多参考资料。这位书评人不知道这是篇博士论文,因为中译本没有序,人们不知道这本书的来龙去脉。

 

2、 您当年做张元济研究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曼瑛:哦,那时候做研究的困难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70年代末没有电子书籍,没有互联网,只能到处去搜索原始资料。从 1979年到1982年,我差不多每年都去中国。上海图书馆把一些上锁、不公开的房间打开让我进去看,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原始资料,包括张元济的日记。

那时倒是有复印机,不过图书馆禁止复印,珍贵的东西也不让拿出图书馆,只能用手抄写,用相机拍照,再拿照相馆去冲洗。

我很感激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先生,他那时已是老人家了,帮我抄写了很多资料。我托我父亲把一种质地很薄、质量很好的航空信纸寄到张树年那里,他抄写完再寄给我。

曼瑛同张树年1979年合影(曼瑛提供照片)

 

张先生眼花,我弟弟还买了一个像书本一样大的放大镜,寄给张先生。

那时中国还没对外开放,外国人只能先到广州,从广州申请签证去上海和北京。中国那时还在使用粮票,我没粮票,有时候吃饭就成了麻烦。我在上海住的是上海国际饭店,晚上6点过后饭店就没吃的了。饭店对面是家广东馆子叫新雅饭店,我去那里排队买小吃,排很久排到了才知道不能买,因为我没粮票。

1979年的上海街头

摄影:mksfca / 来源:旧影阁的凤凰号

 

我都是趁新西兰的大学暑假去中国,新西兰的夏天是中国的冬天,80年前后中国生活条件不好,暖气不够,记得一次得了肺炎,还挺严重的,幸好年轻挺过来了。

还有一点很难忘,就是我去拜访那些同商务印书馆有交往的文化老人时,总有一男一女跟着,说是文化部安排的。不过他们倒没有任何干预阻拦,就是坐那里听,什么话也不说。每天早上8点在酒店等我一起出门。我看他们也是辛苦,因为我同老人家的交谈他们未必听得明白,更不会有兴趣,有一次一个人竟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后来在上海碰到一个在那里教英文的新西兰人,他建议我早点出门。第二天我8点前就出了门,没有想到居然把他们甩掉了,因为那俩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3、 您做论文的时候,孩子还很小吧? 

曼瑛:是的,我因为是趁暑假去中国,先把两个孩子放到香港我父母那里,然后我再去大陆。我先生做医生,他的诊所里有一个小房间给两个孩子玩。我有时也会把最小的男孩带到我在奥大历史系的我的办公室(博士生都有办公室的),把两个椅子拼起来,小家伙在上面睡觉。

1983年曼瑛交博士论文那天同两个孩子合影,男孩子拿的是她的博士论文

(曼瑛博士提供照片)

 

4、 您拜访的文化人对张元济有什么特别评价吗?

曼瑛:我拜访的人中有些是著名作家像钱钟书、叶圣陶、茅盾、胡俞之等,也有不那么有名气的。 总体来说,大家都认为张元济是个很开明、仁慈的人,能接纳、包容不同的想法。

张元济

 

你一定知道陈云(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吧。 20年代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做排字工人,后来成为工运领袖。陈云对张元济的看法是,张不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所局限,对待工人运动讲理讲情,平和、包容。

你看,见解很不一样人,对张元济都有一定的认同,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要知道张元济是见过光绪皇帝的人,是清朝的翰林,这让人看到饱受儒学熏陶、念书念得很通透的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境界。

 

5、与张元济同时代的人物中,有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您为何选择研究名气不大的张元济呢?

曼瑛:张元济是清朝的翰林,属于士绅阶层的顶层人物。你知道传统上中国的大小官员、官吏都来自士绅阶层。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突然出现,让中国遭遇到危机。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知识阶层的态度。张元济是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一生,也是对危难时期中国开明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研究。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确实在他们的时代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也得到无数赞颂。可是,如果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是否能正确理解戊戌变法?是否清楚知道辛亥革命的复杂性呢?

我是希望透过对张元济这样人物的研究,更充分和全面理解中国这段重要转折期的历史。

 

6、商务印书馆早期同日本出版公司有过密切合作,日本对商务印书馆是否有过学术研究?

曼瑛:商务印书馆1903 -1914年同日本金港堂出版社开始合作,双方各占一半股份。金港堂是日本教科书出版印刷的第一把交椅。商务在同金港堂的11年合作中,印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业务发展方向和编辑方向也都得以确立。

1904年,一组由中日专家共同编写的小学用教科丛书出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全新的编写方式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轰动,最初印制的四千册几日内销售一空。 – 吴倩

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1949年之前,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都被商务所垄断。

在文化教育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很多划时代的读物和刊物,严肃读物的出版质量不逊于那时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出版物。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商务印书馆的对手中华书局宣称自己是百分百的民族资本,为了在同竞争中不被对手揪住小辫子,商务印书馆宣布停止同金港堂金的合作。

日本有位研究清末文学的老汉学家樽本照雄先生,他有谈过商务印书馆的事情。我后来写金港堂同商务合作的专著,同他有书信来往。记得老人家惊讶地说,那么遥远的新西兰,还有人研究金港堂和商务印书馆啊。

 

7、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商界的影响从商务印书馆那时就开始了啊。那1949年以后,商务印书馆是种什么样的状况?

曼瑛:1949年之前是商务印书馆的 鼎盛时期,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有36个分馆,1000多个销售网点。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商务的分馆。

1949年之后,台湾有商务印书馆,大陆也有。原来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迁到了北京,业务上以出版《新华字典》、《辞源》及一些严肃的翻译著作为主,例如康德的著作,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1997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我也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馆的人员都有参加。

浙江省海盐县是张元济的故乡,那里举办张元济学术思想讨论会和张元济图书馆奠基典礼和开幕活动,我接到了陈云亲笔签名的请帖,但是却不能前往,因为海盐那时不对外国人开放。

2007年曼瑛在北京参加商务印书馆成立110周年纪念(曼瑛博士提供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同新西兰Wilson & Horton出版社合作过,出版《英语世界》,一本英文学习刊物。

《英语世界》创刊于1981年,刊名为钱锺书所题 (网络图片)

 

8、 《英语世界》我知道,我在中国读大学时还订过这本杂志呢,那时候很多学英文的人都看,蛮有影响力的,没有想到这同新西兰出版社还有关系。

曼瑛:当年商务印书馆同新西兰出版社是有业务合作的,现在是不是还有合作就不知道了。

 

9、在张元济友人的书信集中,有胡适的一封信,谈到张元济被歹徒绑架,这是怎么一回事您能谈谈吗?

曼瑛:张元济确实被绑架过,那是1927年,劫匪以为他是巨富,张开要30万大洋,可张家只能拿出5000大洋,东拼西凑凑了一万大洋,将人赎出。

张元济在被绑架6个昼夜,写了十首诗 – 《盗窟十诗》。

张元济是中国儒学造就的古典学者,胡适是留学西洋的新派学人,两个背景很不同的人成为忘年交,这说明张元济的开明和眼光。他同胡适有几十封往来书信,信中谈家常、谈古籍,很是平易近人。胡适倡导白话文,在一封给张元济的信中,他说他第一次看到张先生写白话文很欣喜。

胡适写给张元济的信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张元济获释后,胡适写信慰问他,夸他诗歌中的悲悯情怀,因为张元济能体谅绑匪也是因为生活艰难,为生活所迫。

张元济被绑架期间,发现看守他的一个人老是咳嗽,就给他开了张治咳嗽的药方,这让绑匪很感动。

 

10、记得您的书中还录有张元济写光绪皇帝的诗。他这一生一定写了很多诗吧? 

曼瑛:张元济留下来几百首诗,这些诗不是追求尽善尽美的文学作品,许多是表达对事情的看法、对时局的评论。他的诗很少出版,有些在密友中流传。

张元济同光绪皇帝谈论过变革,他对光绪充满理解和同情。

张元济写的关于光绪皇帝的诗

 

11、张元济是位大学者,他的后人有什么突出成就吗?

曼瑛: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到纽约大学留学,毕业后从事银行金融业。张元济规定他的后人不能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他是想用一个现代化的模式来管理商务印书馆,不想商务印书馆变成一个家族式企业。他坚持印书馆领导和高级职员的子女及至亲都不进入商务任职,这让他得罪不少人。

张元济的孙子叫张人凤,是数学教授,参与了我的博士论文中文版的翻译。

张元济还有个孙女叫张珑,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担任过中国建筑史总编。

再补充一句,张元济在清末的时候,就创立了职业学校,他坚持商务印书馆用这些经过新式训练的员工,而不是老板的亲友。你看这是多么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是张元济的理想,他也一直在亲身实践。

 

12、您书中写张元济1898年给光绪皇帝长篇奏折中,要求提高商人阶层的地位、保护商人权益、从商业竞争的角度看待世界变局。我读后相当惊讶,因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一向是鄙视经商的不是? 

曼瑛: 是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看不起商贸活动。但19世纪中叶,西方对通商权利的要求和坚船利炮政策让清王朝走向衰败,也迫使张元济这样的士绅学者对自己的传统价值观进行重新思考。张元济的奏折显示了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儒家学者很强的社会适性和改革能力。

 

13、今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120周年,请问张元济的形象对知识阶层有什么现实意义? 

曼瑛:张元济是最后一代传统儒家学者,他参与过戊戌维新运动,见证了1911年清朝的灭亡,目睹了1949年国民政府的垮台。他的一生回答了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人们从来都假设中国知识分子要么选择全盘西化,要么顽固守旧、坚守“国粹”,从张元济的一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投身于出版业,他相信中国唯一的出路是通过教育和现代知识的传播开启民智,因为没有冷漠麻木的民众的觉醒,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

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日本法规大全》、《六国国会规则》、《日本议员规则》这些介绍外国政体和法律的书,还出版《外交报》这样让国人了解世界的刊物。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大规模出版真本古籍,保留国粹。

张元济担任主编的外交报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张元济一方面对旧学做出巨大贡献,一方面竭力支持新文化,同时用现代管理模式将商务印书馆打造成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社,这显现出一个儒家大学者非凡的气度和胸襟。

张元济有很高的道德准则,有抱负、有气节,又很务实。他一贯拒绝倒向某一党派或集团,他温和开明,在原则问题上,直言无讳、毫不妥协。他毕生致力于现代知识的启蒙,相信这是凌驾于政党政治之上、把中国推向前进的最高力量。

 

相关链接: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1): 我在香港长大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 ·2·】60年代,我在港大读历史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 ·3·】70年代中期:华人还被当成“ALIEN”(外来人)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4·】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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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士三谈贸易战:川普是要与中国先火拼一下,让中方“痛”一下

前言

明天7月6日,是美中宣布对500亿美元产品互征关税的生效日期。今天,再次有请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高宏志博士就近日中美两国的势态发展谈谈美中贸易战。一直关注美中贸易摩擦并参与讨论的前中国外贸工作者三木先生也有发表看法。

今年6月18日和4月6日,毛传媒曾先后发表过两篇高博士谈美中贸易战的文章:


记者: 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股市近期连续数周下跌,中国官媒称股市下滑是”不理智的过激反应”造成的,这是否说明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已经造成了中国的金融恐慌?这种恐慌是否会随着7月6日的来临加剧?

高博士:中国的金融恐慌具体体现在投资者用脚投票,也就是说他们想尽快逃离股市寻找安全的避险场所。但中国目前房市高企,国内安全投资通道越来越少。

中国国内的任何投资,都离不开政府信用,金融恐慌的根源在于政府信用的缺失和国民对政府控制力的恐慌。贸易战对中国投资者信心的最大影响在于,投资者觉得政府正在失去它本来无处不在的影响。这种恐慌并不奇怪,这也是中国政府在贸易战表面上不能输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中国国民的国内资金,国外资金自由的多,也更加“机会主义”,它们逃离中国的速度会更快,这体现在汇市人民币加速下调。

记者:中国宣布从7月28日起,在20多个领域放宽对外国投资股比限制,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也有缩减。西方媒体认为这是北京与华盛顿打贸易战前夕做出的开放姿态。但美国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请问如何看待美国这一“无视”态度?川普是铁心要打贸易战么?

高博士:中国同美国的谈判多次“miss the target” (换句话说是“把脉不准”),主要原因还是官员的“和稀泥”思维,象征性回应川普的要求,打一枪退一步;再打一枪、再退一步。战略不清楚,底线不清楚;从开战时就没有搞清楚川普的战略意图。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的贸易谈判官员从来没有弄懂中国高层的意图。川普的政策是美国优先和双边范围内的“公平”;其实川普眼里的公平并非一时的对等,而是历史上不平衡的当前再平衡。也就是说,在川普眼里中国过去十六年通过WTO占美国便宜太多;中国任何让步都是不够的。

由此来看,贸易摩擦本身仅靠谈判解决不了,这是一场实力的较量,是拼杀出来的。川普就是要与中国先火拼一下,让中方“痛”一下,双方必须要实战一下才能再接着谈。

三木: “负面清单”里的所有内容,都是加入WTO时的承诺,只是最后期限过了还没兑现。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比这个“负面清单”里的内容要多得多,如果当年承诺兑现,就不会有今天的贸易战。

记者:美国众议院6月26日通过法案收紧外国投资,舆论都相信这是针对中国。北京方面已传出要淡化“中国制造2025”,以平息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不安。请问你对此如何看? 

高博士:“中国制造2025”里有太多的中国政府直接干预因素。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不是搞“三弹一星”,只重结果,不重效益。

高精尖制造业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支持。美国的高科技发展离不开华尔街和硅谷。中国的华尔街在哪里?中国的高盛在哪里?中国的硅谷又在哪里?中国的哈佛,MIT又在哪里?没有一个自由创新的大学教育体系,没有一个市场导向的创业文化和如乔布斯、贝佐斯和扎克伯格之类年轻时就能靠创新创业一举成名的企业家文化,没有一个追逐风险和鼓励创新的金融圈子,何谈高科技研发和发展?

自主创新首先要有创新资本的支持。创新资本的培育首先要政府放权,减少对实业创新的干预,更不能在实业创新开始有收获时,政府支持的利益集团就伸出贪婪之手掠夺企业家和创新资本的“劳动果实”。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真正建立起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实业资本”合法获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没有财产和经营的安全感,谁会真正创新呢?购买,“剽窃”,或者“抄袭”岂不是更容易?

现在,美国开始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限制(禁止25%以上的中国投资),这是美国针对中国企业剽窃国外知识资产的一种反制措施。中国合法投资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路被堵死了,这不是“剽窃”惹的祸吗?难道真要等到中国人去美国留学这一条路也被堵死,中国政府才能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市场经济和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性吗?

记者:你和三木先前都认为贸易战打不起来,现在二位的看法是否有改变? 以中国庞大的市场、充裕的资金和政府的威权掌控力,中国真没有办法应对贸易战带来的危机吗?

高博士:我原来对中美贸易战短期内谈判解决持乐观的态度,原因是中国同美国打贸易战的基础不具备,力量不对等,贸易战的主动权一直在美方。如刚才的分析,我现在仍认为贸易战不会大规模打起来。七月六号生效的美国对来自中国340亿美元货值的商品收进口关税也只是初战和“远程炮战”,并非攻坚战。

前线接上火,双方都亮一下自己态度和实力后,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估计中方在国内舆论上对美态度还是会大转弯,化敌为友,以退为进。

希望中方不是搞缓兵之计,而是借机真正启动国内改革,对这么多年的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和“强取豪夺”下狠手,治理市场秩序,引进国际的认证机构、金融体系和舆论监督体系,健全完善国内的市场机制。

我认为中方的谈判人员应该换一批;很明显现在的谈判团队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对西方经济体联盟基础还是缺乏认识。

中国应该以此次与美国冲突为契机,以国际化为轴线,重新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内部市场经济体系,政府简政放权,重新拾起朱镕基总理执政时的国企改革路线。对美国的对华贸易再平衡策略积极回应,掌握主动权,变“危”为“机”。

三木:贸易战真的开打,后果不堪设想。但我仍然一厢情愿地希望中美能在最后一刻谈判让步达成协议,中方重获整个西方市场,且换取国内产业升级技术,借机深化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真正融入世界文明体系,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高博士曾经表示贸易战会加速中国资本产业界的恐慌,贸易战一旦开战,外贸资本、民营资本会加速逃亡。你能预测一下美国6月7日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中国民间实业、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吗?

高博士:川普征收高关税对那些已经疲于奔命的利润微薄的出口业主、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的实业就业都具有极大杀伤力。

失业潮是不可避免的。受贸易战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出口企业,尤其是电子通讯企业。中兴已经趴窝,华为现在是华府的首要打击目标。富士康已经在美国威斯康星建厂,他们在中国大幅减员已是不可避免。而连锁效应、附带效应不容小觑。

我曾经预测很多出口企业会选择减少外汇结汇、境外开户,增加应收账款的多种方式资金跑路。

民营资本是理性的;都是自己利益优先。苦的就是劳工;一旦工厂开工不足,工资得不到保障,必然引起动荡,形势堪忧!

记者: 高博士先前认为新一轮“冷战格局大幕已经揭揭开”,三木则认为苏美式的冷战不会发生在中美之间。请问现在二位是否还继续保持原有看法?

高博士:中美之间的冷战与苏美之间有所不同。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千丝万缕互相渗透,民间的关系很好。中美的冷战确切来说是政府之战、是利益集团之战;绝大部分中国人只是吃瓜群众,只有承担贸易战苦果的份儿;这是比较悲催的事。

这次贸易战在我看来是当代版的“鸦片战争”,都是因为巨幅贸易顺差引起的。不过鸦片战争因为“鸦片”让英国和列强尽失道义高点,这次是围绕“违反世贸承诺”、“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干预经济”等新的摩擦点。美国不是向中国强卖鸦片;而是强卖一种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

三木: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也不算新鲜话题了,中西方意识形态分歧是个老问题。美国有鸽派、鹰派,现在无疑是鹰派借保守力量暂居上风。

中美在贸易战开打之际,对抗/反击其实是与妥协/让步并存的。毕竟中美双方的经贸文化关系已经十分密切,难以彻底分割。

不过,由于中国从世贸组织获益极大,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贸易战的主要妥协方只能是中方。如果不愿面对这个起码事实,任贸易对抗延伸下去,蔓延到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不排除真有当年美苏冷战的可能。那只会是平民百姓遭殃,但愿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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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淳子:张爱玲裹着一层壳,美利坚文化似乎没有丝毫浸入

作者:毛 芃今年5月下旬,中国作家、张爱玲研究专家纯子女士来新西兰旅行,在杨健博士的介绍下,有幸请到淳子为奥克兰的“张迷”们在奥克兰国际艺文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张爱玲的讲座。讲座为时两个钟头,气氛热烈,最后的环节是听众提问。淳子评价奥克兰的张迷“文学段位很高”。

讲座结束后,我对淳子女士进行了采访,下面是采访内容实录。

淳子在讲座上 / 毛芃摄影


记者:华人世界很多“张迷”,您是超级“张迷”。请问您为何对张爱玲和她的作品有这么深的兴趣,深到要做这方面的研究,这里面是否有您也是上海人的因素呢?

淳子:喜欢张爱玲,一定是有原因的。记得第一次看张爱玲,就像胡兰成第一次读张爱玲,一开始是懒散着读,可读着读着就坐直了。读完了心里还诧异,怀疑自己的审美是不是出了问题,然后再读一遍,心里有了确认,确认张爱玲是我所有阅读经历当中独一无二的作家。

奥克兰有很多“张迷”

 

我自觉是能读懂张爱玲的,能读出她文字当中的“夹缝文字”。是因为我们是同城女子吗?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说,我想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记者: 张爱玲的文章中有很多对三十年代上海市井风情的描写,那是老上海骨子里的东西。您作为上海人,怎么看这一点?

淳子:张爱玲文章中的那些上海文化、上海风骨,上海味道,就如她所说,是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等我们死的时候,它再死一次。

上海这座城市至于张爱玲,就如同都柏林至于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巴黎至于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伦敦至于(英国作家)狄更斯。

张爱玲是一口井,你去打捞,捞上来的是一座城。

假如有一天上海毁灭了,我们可以凭借张爱玲的文字拼贴出一个上海。

 

记者:做张爱玲研究您是采取了什么方法?您说是沿着张爱玲生平的足迹走了一遍,去过她在美国居住的公寓,去过她工作过的美国大学,甚至还去过胡兰成当年逃难到温州的住所。

淳子:我做张爱玲研究使用的是最笨的办法,我是沿着张爱玲的足迹,一个个的走过去,一遍遍地走过去。这个行走的过程,也是解读张爱玲作品和她本人的过程,这是一个体悟过程,它是有心灵温度的。有人评价说,我的文字是用脚写出来的。

 

记者: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去香港时没告知她的弟弟,出国后也不再联络与她关系最亲密的姑姑。她在亲情上何以表现得这么决绝? 

淳子:张爱玲临走时和姑姑相约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因为怕牵连姑姑。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如果你有海外关系,在大陆是有麻烦的。如果你有海外关系在美国、在台湾, 有可能会被当作特务关押起来。张爱玲不联系姑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她为什么对弟弟如此绝情,还在她的自传体小说中把弟弟往死里写,这牵涉到张爱玲对她们家族男性的看法。张爱玲觉得她们家族这些清朝高官的后裔、就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永远也长不大,她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对这类贵族男子有过精心的描绘。

还有一个原因是,张爱玲认为她弟弟是属于她继母那边的人,她必须站在母亲和姑姑这一边,和弟弟划清界限。

 

童年时的张爱玲和她弟弟张子静

 

记者:您在讲座中谈到张爱玲去美国是为了实现她的文学梦 – 在英文文坛闯出一片天地,可她并没像林语堂那样取得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是她的英文语言问题还是题材问题亦或是社会大环境问题? 

淳子:张爱玲是带着她的《秧歌》,带着她在沦陷区文学的盛名,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地去了美国,但美国并不是她的“应许之地”,她写出的大量英文作品几乎都没有被出版社所接受。她最寄希望的英文作品是《少帅》 (Young Marshal),当她把这个作品拿给一些汉学家看,汉学家都说看不懂。她自己说:“好像七八个话匣子开在那里,各说各的。”

记者:《少帅》写的是张学良吧? 张爱玲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淳子:是的,《少帅》是以张学良和赵四为主要人物和线索的,她想写一本中国的洛丽塔,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相遇的时候,赵四只有14岁。

在这之前,张爱玲写的所有英文作品都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她便把宝押在《少帅》上。她准备写十章,写完七章后,拿给那些对中国背景比较了解的专家看,没想到大家都说看不懂。

这部作品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越写越不喜欢张学良,连带也不喜欢赵四小姐。

张爱玲本来是想写到“西安事变”就作结的,结果没有写完就突然收笔了,是写不下去了,这本书自然是没出版。

《少帅》是在她去世后才出版的,这是生者对死者的重新挖掘。

 

记者:张爱玲是个文学天才,她没有实现自己的美国文坛梦,心里一定挺失落吧?

淳子:张爱玲对自己进军美国英文文坛的失利,或者说是那种尴尬的境地有自己的说法,她说:“我想写的,都是别人不要看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张爱玲来过美国吗?》 。张去了美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可她所有的创作素材、写作手法,都是原封不动照搬她在上海时的写作素材和写作手法。她是浑身裹着一层壳的人,那个美利坚文化,似乎没有一丝丝的浸入。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吊诡或是悖论。张爱玲离开上海、离开大陆,逃亡美国,是想实现美国梦,她想更自由地写作。当她来到能够自由写作的空间和语境的时候,她的作品却没有人接受了,这是张爱玲最大的尴尬。

 

记者: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张爱玲,张爱玲可曾有过任何回忆两人感情的文章?她和胡兰成的婚姻给她的写作带来过积极影响吗? 

淳子:张爱玲活着的时候,对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没做过任何公开回应。不过在她去世后发表的自传性小说《小团圆》中,全面地回应了胡兰成。

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部小说中,她对自己也是毫不客气的。

这段婚姻给张爱玲带来的满是伤痛。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诀别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爱你了,是因为你先不爱我的。”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委屈。

接下来她写,“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了,我将只是枯萎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离婚后,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思绪常常一片空白。

张爱玲在美国有过身孕,可她第二任丈夫赖雅不愿要孩子,他们找私人医生堕胎。堕胎之后张爱玲躺在浴缸中,当水浸满全身时,她忽然想起胡兰成。堕胎之后那种痛苦的状态下想到另一个男人,可见胡兰成带给她的是怎样一种噬骨的痛。

 

记者:胡兰成比张爱玲大十几岁,她第二个丈夫大她二十多岁。张爱玲对男人的选择同她个人的身世、童年时代的生活是否有关系? 

淳子:张爱玲说她只对中年以上的男人有感觉。她在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座谈会上说过,男人应该要比女人大一点才好,因为男人是喜欢被崇拜的,而女人也只有在对男人崇拜当中,才能维持更久的感情。所以无论是胡兰成还是赖雅,都符合她对男人的年龄界限。

从她固执的寻找中年男子的情感或心理路径出发,可以指认张爱玲是有一个死穴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恋父情结。

2005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里,花过两个课时讲张爱玲的恋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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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赖雅

 

记者:张爱玲在美国花了10年时间研究《红楼梦》,她的那本评红楼梦的书您怎么看?她的研究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淳子:对于张爱玲这样的作家,自由应该呈现于写作之中。看了她的红楼梦研究,说实在话,她的研究有些让人费解和失望。

大约张爱玲太爱《红楼梦》了,她的文章呈现出呓语般的状态。感觉她还是带着传统红学的镣铐跳舞,跳的很吃力。如果她能像她柏克莱大学的上司陈世襄教授那样,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来研究,可能更有光彩。

(注:陈世襄是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张爱玲是接受他的邀请到该校中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记者:您在讲座中说张爱玲去世时还有30多万美元的遗产,可她晚年却过着极简的生活,几乎是家徒四壁。您怎么看待她这种生活方式?

淳子:我感觉张爱玲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受了梭罗的极简主义的影响。

你知道梭罗同爱默生关系密切,张爱玲曾经翻译过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的作品 –《爱默生选集》。那是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后在香港翻译的。

1967- 1969年,张爱玲作为作家和研究者在哈弗大学呆了近3年。哈弗在波士顿,爱默生就生于波士顿,还是哈佛毕业;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1862年)也是在哈佛读过书的。

因为这些人文地理的因素,张爱玲在文字上、思想上和哲学上应该同爱默生和梭罗有过比较深刻的接触,我推测梭罗的《瓦尔登湖》所表达的极简主义对张爱玲是有些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梭罗说过这样一句话:“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谓的舒适生活,不仅可有可无,甚至可能会阻碍人类升华。”

不过我最能确定的是,张爱玲的极简主义来自她对人世的看破,这个看破就如同《红楼梦》的贾宝玉,出生于一个豪华庞大的家族背景,眼见如此一个大厦哗啦啦倒塌,宝玉于是披着一袭猩红的斗篷出家了。《红楼梦》是张爱玲一辈子最爱的小说,她在《红楼梦》中能看到自己家族的历史,能体会到那种悲辛。

童年时的张爱玲同她父亲和弟弟合影

 

记者:张爱玲的作品至今还有很多读者,全球都有“张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对张爱玲的评价,中国大陆同香港和台湾之间是否有区别?

淳子:张爱玲和她的作品能够到现在还有众多读者,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简而言之,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这是大陆许多作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海外学者是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张爱玲,并且给予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作家的地位,大陆学者则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张爱玲的文学成就,给予她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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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不落好,华裔富商大选年给毛利党捐两万被媒体负面报道

作者: 毛 芃

搞政治选举离不开金钱的支持。每个大选年,新西兰各政党都会获得许多来自个人或机构/公司的民间捐款。根据新西兰选举法,捐款超过一定数额都必须上报,并会被公开。

近日,新西兰媒体Stuff网站公开了2017大选年政治捐款信息。

2017大选年政党获得的捐款数字

从披露的信息可见,国家党获得的捐款最多,达到450多万;工党获得的捐款为160多万,两者差距甚远。

2017大选年政治捐款一览表(节选)

从上面的信息可见,Oravida 公司创始人、华商 Deyi “Stone” Shi 为国家党捐款5万新元;现任工党议员霍建强(Raymond Huo) 为工党捐款1.7万新元;华商刘华东为毛利党捐款两万新元。

相信捐款人中商人比例一定不小。不过,英文Stuff 网站对2017年大选捐款报道的文章标题是用毛利党联合党魁赴刘华东的家宴说事;同时,Stuff网站还披露了这个被称为“有争议的政治捐款人”曾被媒体大肆报道过的往事。

也就是说,华商刘华东给毛利党的捐款,是作为一个负面事件来报道的,这可真是出了钱也没落好。

这也让新西兰华商同政界的关系再次被置于聚光灯下。

媒体对2017大选年政治捐款的报道

毛利党领袖去富商家晚宴被说成“幼稚”

Stuff网站说,2017年大选前三个星期,毛利党联合领袖Marama Fox 女士应邀到刘华东家晚宴。 刘家位于奥克兰富人区Remuera的一个价值600多万的豪宅。

Marama Fox 女士

 

据Marama Fox 女士说, 她想见见刘的妻子和岳母,因为刘在2013年被控对她们有过家暴行为。她想看看他们的家庭,看看他们现在感受如何。

另外,Fox女士还想知道刘富商“为何有兴趣给毛利党捐款。“

晚宴显然让Fox女士十分满意。她说:“这是一个相互认识的晚宴”,“我感到这是一个可爱的家庭;如果他们想支持毛利党,我很高兴。”

Stuff网站说,刘华东同曾经指控他家暴的妻子一起上演了一个“幸福家庭秀”,并说服毛利党领袖接受了他的$20,000 新元捐款。

Fox 女士说,她知道刘华东的个人历史很“多彩”,但不反对刘给毛利党捐款,因为她相信应该给人“第二次机会”。

刘华东是生意人,据报他对同毛利党和Taniwha-Dragon Group合作感兴趣。Taniwha-Dragon Group是一个鼓励毛利人同中国人建立商业合作伙伴关系的组织。

不过,毛利党在2017年大选中失利。这个创立于2004年、脱胎于工党、自2008年一直成为国家党政府执政小伙伴的小党未能重返国会。毛利党联合领袖Marama Fox 女士现在从事媒体行业了。

一名政界人士形容毛利党接受刘华东的捐款和Fox 女士到刘家赴宴“奇怪、幼稚”。

前Alliance 党主席和筹款人Matt McCarten 在评论Fox女士赴刘华东家宴时说:”新西兰政界每个人都知道刘是谁,都想躲他远远的。“

”每个同他有接触的政治人物都倒了霉,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我很诧异她怎么如此幼稚。“

前工党主席 Mike Williams 说,他对毛利党接受刘的捐款不惊讶,因为“他们在筹款上遇到很大困难。”

据报,国家党前总理John Key也曾到刘华东家参加过一个私人筹款晚宴。在这之后,刘为国家党国会议员Jami-Lee Ross的竞选捐款$25,000。

左右逢源、两大党高层都为其助力

刘华东是个地产商人,虽然英文水平不怎么样,但交际本领很高,同新西兰两大党 – 偏左的工党和偏右的国家党高层都有不错的交情,媒体报道说他为两大党捐款达到20多万新元,同时他也如愿以偿,一早获得新西兰永久居民身份和新西兰国籍。

不过,他的左右逢源既让新西兰两大党获得了好处,也让他们出尽洋相,让人看到政治人物在金钱面前的脆弱。

2014年大选年,刘华东算得上是新闻人物之一。他的大名一会儿同国家党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党一名政府部长辞职;一会儿同工党领袖联系在一起,让工党领袖自打嘴巴。

2014年,先是传出国家党政府建筑部长Maurice Williamson 因刘华东家暴案致电警方被质疑干扰警察执法而辞职。

刘华东和 Williamson

Williamson在致电警方询问案情时表示刘在新西兰有大笔投资。

事件暴露后,媒体批评Williamson试图用权力妨碍警察的公务。虽然Williamson说自己只是询问案情,并无其他意图,但还是抵不过社会舆论的压力,被迫提出辞呈。

当时的国家党政府总理John Key立即接受Williamson的辞职,表示在这种事情上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因为警方独立执法是新西兰司法系统的核心。

John Key 说,Williamson致电警方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越线。 

更让国家党政府尴尬的是,媒体揭发出刘华东是在不符合新西兰入籍标准情况下被内政部长特批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刘因没有在新西兰居住够足长的时间,英文水准没有达到要求而被内政部官员拒绝入籍申请。但由于当时建设部长Maurice Williamson 的竭力游说,中国出生的刘东华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新西兰媒体还披露John Key 担任总理期间曾参加过刘华东公司投资的一个造价7000万的建筑项目的首期开工仪式,刘华东的公司随后则向国家党捐款22,000元。

刘华东(左)和John Key 总理

2014年是新西兰大选年。当时的工党领袖David Cunliffe高调批评国家党同刘华东的关系,暗指国家党搞政治腐败。

Cunliffe当时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从何时起,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可以允许一个人凭借其在银行金钱的数量就能决定他们享受什么待遇?”

然而没过多久,新西兰媒体揭出工党也接受过刘华东的捐款,而他早先的PR(永久居留权)是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特批的。

更具讽刺性的是,媒体揭发出Cunliffe 曾在2003年为刘华东获得PR向移民局写信,说刘华东计划为新西兰投入大笔资金并将新西兰产品出口中国。

这封信,被《新西兰先驱报》记者依据《官方信息法》获得,发布在2014年6月18日的《新西兰先驱报》上。

2014年的工党领袖Cunliffe

这件事让当时的工党领袖Cunliffe 十分狼狈和难堪。

除了政治捐款和入籍问题外,刘富商还因为其他案子成为新闻人物。

2013年底,他被控家暴罪,后认罪。不过,他妻子和岳母随后撤销了向警方的报案内容,刘也随之收回认罪。

此外,刘2017年被判违反建筑业规定;还被控损坏文化遗址。

新西兰媒体对刘华东的报道

华商政治捐款是个问题吗?

在新西兰,各个政党都很希望得到民间的政治捐款。 大选年因为竞选宣传开支高,尤其是希望得到更多捐款。

捐款人通过捐款,同政党建立起密切关系,期待自己支持的政党能在国会为自己的利益代言,这是民主政治的常态。

对于第一代外来移民,通过政治捐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也是参加民主政治的一种积极表现。而参与民主政治,这本身是应该得到大力鼓励和支持的。

然而,新西兰媒体这几年在报道政治捐款的时候,为何经常拿华商作为负面形象来说事呢?

不得不说,在同新西兰政、商关系有关的报道中,华商的形象经常是负面的。这里面是不是有对华商的成见和偏见可以讨论。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可看出新西兰对清廉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珍视;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的强烈警惕。

对官商关系很敏感的新西兰

在新西兰,媒体和民间对于政府官员同商人的关系很敏感,他们唯恐商人用金钱腐蚀官员、影响新西兰政治的清廉。媒体一旦发现国会议员或是政府官员同商人有利益关系,一定会大肆报道,穷追不舍。

事实上,一旦哪个政治人物被媒体抓住了这方面的把柄,最终下场一定不妙。前国家党政府部长、华人国会议员黄徐毓芳旭被迫辞别政坛、前国家党政府部长Maurice Williamson 辞职都同不当处理官商关系有关。

新西兰的政治廉洁度和透明度在国际上名列前茅,这可不是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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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4·】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选择 — 为何不研究《金光大道》、为何研究张元济

前 言

国立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正在进行一项全球性的对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项目, 被研究对象是从事同中国研究相关的高级学者。这是一个口述历史项目,被形容为“中国知识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 Knowledge)”。惠灵顿大学历史学家Pauline Keating教授分管该项目在新西兰的进行,在新西兰,这个项目被称为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STUDIES IN NZ。我作为记者、叶宋曼瑛博士(Dr. Manying Ip) 的学生,承担了对曼瑛博士的研究采访任务。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从香港移民新西兰的叶宋曼瑛博士是新西兰皇家学院首位华人女院士、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授。曼瑛博士是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的先驱,她也担任不少社会职务,是位在新西兰社会备受尊重的华人学者。毛传媒发表的对曼瑛博士的访谈系列,同原有的学术性访谈有所不同,内容更为丰富,表述也更为生活化。访谈录希望从一个高级学者的视点,展示新西兰社会这一百多年来的进程和华人移民在其中的命运起伏;同时也展示出曼瑛博士从事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对个人身份定位的探索。   
                                                                                     –  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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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毛芃2015年12月摄影)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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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曼瑛老师,上次咱们说到您是1974年移民到新西兰的。那您是什么时候去奥克兰大学读书的?什么时候获得博士学位?

曼瑛:我是1977年获得奥克兰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奥大历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论文(英文)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文中译本,书名是《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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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为曼瑛博士论文英文版,左为中译版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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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记得您在香港大学读的是历史,在奥克兰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为什么读了中国文学?

曼瑛:说起来很好笑,奥大当时只有一位教中国历史的老师(现在也还是一位),正好他那年不在,去度假了。但是我已经报了名,又不想放弃,那怎么办呢?学校说那就念中文吧,我说我之前没有专门念过中文,可以直接读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吗? 他们就让我见中文系的道格拉斯·蓝克实(Douglas Lancashire)教授。

在香港时,我念的中文书比同龄的同学多,因为我母亲是女子汉文师范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是香港那阵子唯一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正式训练出来的老师。她一直做教育,从小就教我们兄弟姐妹们读唐诗宋词。

长大后,我母亲请了一位古文老师教我们《汉书》、《史记》、唐、宋古文、《左传》,教我们念《论语》、《孟子》之类,像读私塾一样。读大学的时候,我课余还在念这些东西。

我中学时用中文念过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  大学也一直都有学习,我对自己学习中文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于是请我的古文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正式推荐信,证实我念过哪些书,结果奥大就录取了我。

毛芃:您读研究生时主要做了哪方面研究?论文写的是什么? 

曼瑛:做研究生论文时,我同教授讨论写作提纲,蓝克实(Lancashire)教授建议我研究浩然的《金光大道》。

毛芃:这个建议有意思,浩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陆知名度很高,他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都拍成过电影。 您那时有读过《金光大道》这本书吗?

曼瑛:之前我并没有读过浩然的作品。我在奥大图书馆借来《金光大道》,读完后发觉这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决定不做这个题目,我想写白先勇,反而蓝克实教授从来没有听说过白先勇。好在他允许我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觉得蓝克实教授真是挺开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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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毛芃:蓝克实教授为什么会推荐您研究浩然的作品?为什么您对浩然的作品不感兴趣、对白先勇的作品感兴趣呢?

曼瑛:那是70年代,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个时候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官方认可的作家和作品知道的比较多,包括样板戏在内。当然,西方学者对样板戏的研究并不是研究它的美学价值,而是研究它的宣传效应。

可是,我对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压根不感兴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白先勇的小说描写的是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的命运,而个人命运又是同旧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白先勇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小说中表现出的时代更替、人物命运都非常吸引人。

感觉他的笔法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我很喜欢看《红楼梦》。

白先勇的作品写得很好,题材也很好。例如写台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那种文化上的冲击、失去了自文化上的根、男孩子的那种自卑感,写得生动传神。

他的《谪仙记》 表现了主人公李彤从中国到美国后命运的变化,从上层社会下到凡尘, 犹如“谪仙”。

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先勇写的《台北人》和《纽约客》这些作品,不是很曲折的故事,写的其实就是离开了自己的根再怎么定位的问题,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舞台,生活在社会边缘,那种委屈,当然也是悲哀,这其实是在探讨海外华人的身份问题。

这同我当时的生活经历也是契合的,所以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毛芃:白先勇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华人文学大家,您同他见过面没有?

曼瑛:那时(1970年代末期)研究白先勇的人不多,他当时还在美国Santa  Barbara大学教书,我就写信向他请教。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不过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

2008年我在香港大学讲学,正好他也在那里讲学,还说要来听我讲课。但我演讲的时间正好是他的public  lecture (公开课)时间,结果没有碰到。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但有通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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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是民国时代的白崇禧将军之子 (网络图片)


毛芃:您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同中国历史和文化挂钩吗?

曼瑛:那肯定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根本,历史影响着文化,这个感受最深。

张元济先生1910年赴欧时拍摄(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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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期间,(中国)刚好出了一套江西瑞金苏维埃时期的文献,是有关李立三之类的文献,奥大导师问我想不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细细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很枯燥,实在是没有兴趣。

倒不是因为内容太政治化,是我母亲曾经的教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追求学问,要做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真的可以让你废寝忘食的事情。”

记得一位同期从香港来的港大同学(一个医生的太太) 很诚恳地劝告我说,你念这些中文的东西在新西兰哪里会有什么出路,要念就念社会学、法律什么的,毕业以后好找工作。

但是我对那些没有太大兴趣,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考虑找工作,也不是说我不需要钱。我总是想追求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题目。

毛芃:是啊,第一代华人移民在海外谋生不容易,大家去读书也是本能地寻找容易就业的专业,男人大部分选电脑专业、女人很多选会计专业。我2000年到奥大报读媒体专业研究生课程时,还有朋友认为出于个人喜欢选这个专业太奢侈了,因为这一行就业不易。 

曼瑛:现在我退休了,我能够说我这一生很幸运,我一直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研究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不是为了应付生活或是为了要有一个好的出路。

我的那位同学改行,她的事业也非常成功,所以我不能说她当初对我的建议是对还不是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真的感到非常幸福。大的方向像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退休以后我也会做这方面的工作,不会做其他。

像当年写硕士论文,如果我不坚持的话,可能就做《金光大道》了。我当时对教授说:“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想做自己感兴趣的。”

毛芃:您做博士论文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商务印书馆、研究张元济呢?说实话,张元济先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呢。

曼瑛:选择这个研究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有深度,可以探讨。结果很幸运,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没什么人想到研究商务印书馆,没人知道张元济,也没有人愿意知道,人们也不敢谈。想不到很快文革结束,中国开放了一点,我能够进入大陆,见到那些权威的、愿意同我分享资料的人。

我真是非常、非常幸运,真的是凭着一股蛮劲和信念才有今天。

说起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他是清末的翰林,旧学基础深厚,传统学问非常好。

张元济先生属于开明的民主派人士,很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大陆和台湾双方都不觉得他是有利用价值的人。

中国大陆不看重他,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新中国新教条主义下的那种被推崇的模范人物。

张元济是民国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可他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欣赏蒋介石。

张元济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士绅改革家和立宪主义者,他参加过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见过光绪皇帝,同光绪皇帝探讨社会改良。张元济对社会变革抱有极大的热诚,有很好的理想。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张元济退出仕途。他希望能通过教育和出版业来改良社会。他很有眼光,打造了中国最好的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词源》、《二十四史》、《四书五经》这些传统书籍,还出版了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小说月报》和中国第一个谈论时政的杂志 -《东方杂志》。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小说是被人瞧不起的文学形式,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在当时成为很受欢迎的文学刊物,巴金的小说就曾在《小说月报》发表,茅盾先生是《小说月报》的编辑。

《东方杂志》也很有影响力,在那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谈论时政的杂志。

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不少西方翻译作品,例如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出版物,在当时造成很大社会影响,可以说是开一时风气之先。

张元济先生是文化人、但他很务实,从没有看不起经商的人。总之,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人 。

我做研究的时候去大陆拜访那些同张元济有交往的学者,叶圣陶、茅盾等这些大学者愿意见我,是因为他们想告诉我有关张元济的事情。

毛芃: 您在研究张元济期间,都访问过哪些大文豪?记得以前采访您的时候,您还提起访问过钱钟书先生。 

曼瑛:我是1979年见的茅盾先生,同他做了访谈,我还见到了叶圣陶和钱钟书先生。那时中国刚刚开放,我就那样冒昧地跑到北京,找这些名满天下的学者。

见茅盾先生时我很紧张,记得他穿着蓝色的暗花织锦长袍出来见我,很郑重其事的样子。

我是在北京南锣鼓巷他家里见的茅盾先生,他家现在成博物馆了 – 就是茅盾博物馆。

茅盾先生是非常认可张元济的,他曾担任《小说月报》编辑。他把从前他同张元济往来的书信都找给我看,还有严复同张元济的来往书信也找给我看。

张元济当年同很多知名人士都有书信往来,这些书后来被编成《张元济友朋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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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拍摄于曼瑛博士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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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写给张元济(号菊生)的亲笔信复印件

(毛芃拍摄于曼瑛博士家中)

毛芃:您那时在新西兰,70年代末的通讯联络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您是怎么联系上茅盾先生的呢?  

曼瑛:这得感谢我父亲的朋友孙源伯伯。孙伯伯现在过世了,他那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是曾经在法国留学的资深老编辑。抗战时,他做法文翻译,我爸爸做英文翻译,他们在桂林、重庆一代工作,就是战时的大后方吧,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

我父亲解放后和孙伯伯一直没有联系过,直到我去大陆找他。孙伯伯向茅盾他们介绍我,带我去见他们。

毛芃:您能谈谈对茅盾先生的印象吗?您刚才说见他的时候他穿着长袍,这种打扮在解放后的中国大概很少见,特别是文革刚结束,这种穿戴很特别呢。

曼瑛:是啊!我现在猜想,大概他那时觉得我是从新西兰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吧,所以装扮得那么隆重。

我第一次去找茅盾先生是1979年11月。他当时在写《我走过的道路》,我记得书稿就在他的桌子上。

茅盾先生还赠送了我他写的小说《子夜》(Mid Night)。他一共送了两本,一本给奥克兰大学图书馆,一本给我。

他签名先是签“沈雁冰”,然后说自己的字写得不漂亮,然后又用“茅盾”签了一次,这次是他熟练的签名,就很好看了。

见到茅盾先生后,我在笔记本上写茅盾“康健,但是中气不足,气喘。”

同茅盾的访谈我都做了录音,录音带后来送给他在桐乡的纪念馆。因为在90年代,纪念馆筹备开幕式的时候到处找他说话的声音,居然找不到。

介绍我见茅盾先生的孙伯伯找我要录音,我于是把我当时采访茅盾先生的录音带送给了茅盾博物馆,自己也没留个记录。

那时候录音都是小录音机,用(cassette tape)录音带。

毛芃:您刚才说还见了叶圣陶先生和钱钟书夫妇?他们什么装扮还记得吗?

曼瑛:叶圣陶先生穿的是中山装,是四个口袋的那种。

我还保留有张钱钟书先生夫妇的照片,这是1988年我去北京见他们,了解有关商务印书馆的旧史时拍的。钱先生穿的是蓝色的高领加盘扣外罩,他的夫人杨绛的装扮也挺传统,黑色高领外罩的外面是有盘扣的灰色马甲,看起来很像香港中国国货公司里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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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夫妇在家中

 (叶宋曼瑛博士1988年年底拍摄)

毛芃:您也拜访过胡愈之先生是吗?他是民国时代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 

 曼瑛:是的,我1979年先是到北京东四胡同愈之先生家,然后去了茅盾先生家。从胡家的四合院出来后,我在记事本上写了“气派非凡”这几个字,因为院子都有卫兵把守。

记得当时是冬天,北京的路上到处是煤球、大白菜,那时候还要用粮票。

我记得还去北京东风剧场看京剧,印象很深,那是第一次去看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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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宋曼瑛博士70年代末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前

(曼瑛博士提供图片)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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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士访谈】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同新西兰有啥关系?

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很大国际反响,网上也有各种评论。新西兰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新西兰为何有这个选择?美国拒绝中国市场地位对美国、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对新西兰意味着什么?对国际贸易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毛传媒为此采访了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高宏志博士。下面是采访实录。                                  – 毛 芃


 

 

高宏志博士

毛芃:中国16年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可美国到现在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请问主要原因在哪里?

高博士:中国是十六年前(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加入前提是中国承诺在今后十五年内充分遵照世贸对成员国的规定,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

十六年过去了,中国做的怎么样呢?这就要看从谁的角度说了。

从中国角度来说,市场是大大的开放了,外国原产地商品包括外来奢侈品和外来食品大量涌入中国。从美国角度来说,中国的市场开放的还不够,尤其是金融,教育和互联网市场。

角度不一样自然得出的结论不一样。美国结论是中国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强,中国国企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有不合理的优势,因此并不是美国眼里的市场经济。

现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毛芃:欧盟和日本已经相继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否定的原因同美国一样吗?

高博士:是的,欧盟和日本已经近年来相继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与美国差不多,都是与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关,批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

美国、欧洲和日本是传统西方市场。贸易理论中有“相似性经济体交易”的说法,也就是说相似的制度环境产生更积极的交易意愿和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近十五年的世贸成员身份和世贸的“组织生活”没有得到以美欧日代表的世贸资深和实力成员国的认同,这是当前关于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分歧的一个关键原因。

 

毛芃: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世贸组织和世贸组织成员国究竟有什么意义? 换句话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于美国和中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高博士:如果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美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就不能随便对另一个成员国 – 中国 – 实施反倾销惩罚关税;反之就可以,贸易战可以大打出手,顾虑就会很少。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地位,世贸这一多边组织对中美的贸易冲突的制约力就会大幅度减弱。欧洲和日本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都有相似的原因。

对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地位被否定是个巨大的国际信号:这个信号下,中国将来的国际贸易政策会如何调整就是另一个重要话题了。

 

毛芃:欧美日拒绝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对中国的出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高博士:中国的出口不会全面受影响。基本原因是2012年前中国的出口一半是由外资企业承担的,比如苹果手机(富士康在中国代加工组装后出口给苹果)。

现在外资的出口规模应该仍然占大比重。外资企业有庞大的国际销售网络,中国很多出口是行业内部甚至是企业内部的产品转移,这些外资企业的内部产品转移会抵消美欧日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的部分影响。

但我想有些行业,比如钢铁出口可能会受到很大冲击;纺织品出口也会被东南亚比如越南,柬埔寨抢去一些西方市场的份额。

 

毛芃:您估计中国下一步会怎么办呢? 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会按西方的期待做出改变吗?

高博士:很显然,中国过去十五年的改变没有达到西方主要贸易国家的要求。西方的要求对中国有影响吗?中国一定要按西方的期待改变吗?答案是很撕裂的。

中国的亲西方者是希望中国向西方模式或者至少向日本和韩国模式转变;但另外一大阵营则希望中国与西方保持距离,只取西方之术,远离西方之理,当然这是出于政治的考量。

 

毛芃:那中国是否可以摒弃西方的市场和理念,走有自己特色的经济路线呢?

高博士:我们看一看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可以看出一些印迹。这个印迹就是私营资本在中国目前的处境。如果私营资本在中国得到公正待遇,充分发挥其活力,宏观面上深化市场改革,减少政府干预,中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庞大的市场和资本的理性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繁荣。

也就是说西方的市场本身与西方的理念相比较,理念比市场本身更重要。但问题是中国现在的经贸政策恰恰相反,把西方市场看的很重要,很功利,就是想“卖,卖,卖”;而对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基本是“防,防,防”。这样与西方在制度环境和市场经济理念上会越行越远,与世界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离“闭关锁国”的境况也来越近。

 

毛芃: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地位的西方国家,新西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您能谈谈新西兰这样的第三国在中国同西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吗?

高博士:新西兰最为第一个结束与中国关于入世谈判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加入世贸及入世之后的出口繁荣是起到里程碑作用的。

新西兰在2004年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世贸成员,为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设定一个新的样板。可以说新西兰在中国加入世贸融入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中是第一个吃了螃蟹的西方国家。当然回报也颇丰。

在过去十年里,新西兰对中国出口增长三倍,由2007年的30亿新元达到去年的120亿新元;而对中国进口只增加一倍。

现在新西兰对中国是小幅贸易顺差。在中国和西方贸易大背景下能先行一步的新西兰即是造势者,也是受益者。

 

 

毛芃:在美欧日拒绝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和西方贸易战随时爆发的大背景下,新西兰作为西方成员国的一员,对中国的贸易是否会有战略上的调整呢?

高博士:当下中美和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的贸易对抗正在转为新的现实。新西兰作为西方与中国贸易互动的桥头堡,是远离硝烟还是在炮火中走钢丝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看来,新西兰保持对中国的贸易平衡可能是战略的关键。

一方面新西兰意识到要减少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依赖;于此同时,增加对其他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印尼和东南亚的出口已经是新西兰外贸政策的新的要点。

战略上,新西兰正在向高科技产业主要是软件业进行倾斜,这必然要求新西兰与硅谷和华尔街多接触,借助外部市场实现产业高端化。

除了贸易上再平衡,新西兰的外来投资和移民也都可能会再平衡。

预计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来的资金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更加谨慎,对华的移民数量减少也不难猜测。好在新西兰现有华人移民已经成了规模。这些移民如何融合到新西兰的新兴产业比如高端服务业,创新产业就尤为重要。

至于买农场,当地主的新西兰梦,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要破灭了。外来的地主不好当,而且容易上报纸,这样的知名度华人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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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士访谈:Xero为何退出新西兰股市改澳洲独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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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股票市场近日传来一个惊人消息,知名的新西兰会计软件公司Xero 决定从新西兰股票市场摘牌,明年一月后将在澳大利亚股票交易所独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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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ro创立于2006年,2007年5月在新西兰证券交易所上市,2012年8月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过去这些年一直是在澳、新两地同时挂牌。

Xero今年首次获得了540万新元的实质利润;营业收入增长了37%,达到1.878亿,客户数量增长了15%。

几个月前,Xero的用户突破100万。现在,用户已经达120万,遍及全球180个国家。

Xero公司在这个时间点决定从新西兰股市撤出而只保留澳洲挂牌,颇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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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 Drury 先生

Xero 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Rod Drury 说,这会帮助提高股票流动性,扩大股东面。

Drury 先生说,首次有利润是公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现在是集中精力培养澳大利亚股市的时候了。

不过, Xero 公司总部还将留在惠灵顿。 Xero公司一半以上的员工还是在新西兰生活和工作。

Xero 公司80%的收入来自海外,公司的策略是谋求在英国、北美和东南亚市场的进一步增长。

目前,Xero 会计软件公司的主要客户还是集中在新西兰和澳洲,澳、新两国订户分别为25万,总数达到50万。另外,在英国有20多万客户,北美有9万多,还有一些在新加坡和南非这些新开发市场。

今年10月初,Xero在新西兰的股价从今年4月份的$20升至超过$30。Xero的最高股价为$44.79,出现在2014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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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宏志博士访谈

                                                 Xero为何要退出新西兰股市? 

针对Xero会计软件公司撤离新西兰股市、改为到澳大利亚股票市场独家上市的消息,毛传媒采访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营销学高级讲师高宏志博士。下面是采访主要内容。

高宏志博士

毛芃:高博士,请问你怎么看待Xero退出新西兰股市?

高宏志:Xero在加速成为全球化公司,因此需要有更大的融资平台。他们现在退出新西兰股市,集中在澳大利亚股市,以吸引新的外资。

我感觉他们的天使投资和机构投资主要来自美国,但也不排除中国的资金。

毛芃:新西兰投资者对此是种什么样的反应?

高宏志:Xero刚宣布退出新西兰股市时,新西兰的投资者反应是负面的,股票价格从34元多快速跌倒30元以下。新西兰的股民多少有被抛弃,情感被伤害的感觉。

不过市场是理性的,股价很快回调到现在的将近34元的价位。预计短期内Xero会超越消息宣布前的股票价格(35元左右)。

毛芃:Xero 改为到澳洲股票市场独家上市,这个做法意味着什么? 

高宏志:从全球化和Xero要实现全球性公司的目标来说,融资渠道全球化,突破“新西兰”标签的局限是必然的事情。公司融资战略调整对公司的全球布局和定位应该是好消息。

新西兰作为一个“经商环境”指数列于世界前列的国家,是很适宜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事实上,很多新西兰的小企业在创造性和创新方面很强。他们的主要挑战还是规模小、缺少背书、资本不足和离主要市场较远,营销能力相对较弱。因此, 引进华尔街的资金和硅谷的营销网络就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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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上周五)一早Xero天量换手,仅12笔交易就达到近一个亿(新西兰元)的交易额。

后来的信息显示,Xero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Drury以每股 $31.50 的价格卖掉了300万Xero在公开市场的股票。卖出这部分股份后,Drury仍然持有公司12%的股权。

资料显示,接盘的资金是HSBC代理的客户,估计是外来的资金,有可能是来自亚洲的投资资金。

这个股权结构的调整是一个企业全球融资的一个必然步骤。那谁会对Xero感兴趣呢?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Xero股权结构变化是新西兰外资进出的一个缩影。

毛芃:新西兰另一个品牌 “破冰人”(Icebreaker)最近被一家美国公司买走,这会不会让人觉得新西兰保不住自己的品牌呢?对外资持有如Xero这样的新西兰本土创新型股票,新西兰的现有投资者和公众应该持有什么态度呢?

高宏志:是的, “破冰人”(Icebreaker)也是新西兰的一个传奇品牌,已被美国公司VC买走。Icebreaker作为一家不涉及敏感资源的品牌,  其股权交易仍然需要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审批,可初步判断股权交易达到了至少一亿新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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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还有传言,Icebreaker 品牌估价已经达10亿新元的规模。新西兰人可能觉得又失去一个纯粹“新西兰拥有”的品牌。但从创业的角度来说,Icebreaker创业者的成功“兑现”,也成为激励新西兰年轻人创业的传奇故事。

毛芃:毛传媒读者朋友对Xero到撤离新西兰股市进行了讨论。有网友说,新西兰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对资本和企业家不利,认为Xero撤出新西兰股市同经济环境的改变可能有关。您对此怎么看?

高宏志:我想是没有关系的。政府的政策确实会对外来投资者的热情和策略有影响。但是,在新西兰这样一个法制国家,一个外来投资者投资时的主要考量还是所有权的法律保障,其他因素就是投资的企业是否有创新,有技术,有市场和营销网络。

想想看,本地的投资者会因为国家收紧外来投资政策,就想把本地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吗?显然不会。本地投资者会觉得政府在压榨投资者和业主的利益吗?也许有人会这样想,但相信不会很多。

毛芃:本届新政府刚成立,汇率就应声而落,还有网友问,这算不算资本外流。

高宏志:目前的汇率下调确实与资金离境有关系,但是资金与资本有区别。我认为离开的是本地和外来的投机资金,而不是创业和长期资本。资本是有属性的,有国民资本,有国际资本;国民资本会因为国家对外来投资政策的收紧会离开自己熟悉和钟爱的国家吗?我想不会的,除非他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

国民资本也有创业,长期,和流动性的区别。流动性强的资本(比如现金)跟随利率和股市的投资回报率走,现在全世界的资金都在向美国走,不是因为这些资金不喜欢本国的运营环境,而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和资本政策对这些短期的流动性强的资金太有吸引力了。

不过,一旦美国经济下滑,这些流动资本会很快返回到本国或者追逐下一个投资热点国家,这是资本理性人的属性决定的。流动性和机会资本与本国的经济信心无关。

据我观察,现在新西兰的资金并没有大幅转移的迹象。有些资金离开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本质上就不属于新西兰。这与中国的资本逃离有质的区别。

毛芃: 科技行业已经成为新西兰第三大出口业。2016年,新西兰前200名公司科技公司的销售额突破100亿新币,海外收入达到70亿, 排在旅游业和乳品业之后,尤其是数字技术和金融技术行业增长强劲。 

高宏志:是的,表现最好的公司Datacom 已经取代传统制造品牌Fisher and Paykel Appliances(现已经为中国的海尔全资拥有);此外就是Fisher and Paykel Healthcare ,这是另一个在新西兰股市近期表现极佳的高科技股;再有就是X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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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您能否就新西兰的投资热点谈谈? 

高宏志:就投资来说,新西兰的IT行业对美国的资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道理很简单,新西兰的高科技股很多都是针对北美作为首要的外部市场的;北美的投资者很显然从产业链一体化的角度对来自新西兰的科技股感兴趣。

另一方面,新西兰的农场可能对一些中国的产业和投机资本有吸引力。不过,在新西兰对农业,土地和房屋资源上的“反外国拥有”的意识越来越强(尤其是针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资本)的大背景下,新西兰政府对从中国来的资金的审查可能会越来越严。

从经济层面来说,高技术股是美国和新西兰的投资热点,回报率相当高,这是因为数字经济正在实质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还是看好华尔街和硅谷的投资商,他们不仅有资金而且最重要的有市场营销网络。Xero最正确的战略决策就是很早就与美国风投接触,早期得到这些有经验的资金和营销网络的支持,奠定今天的基础。

毛芃:最后再谈一个题外话。Xero公司前董事会主席Renee Liddell2017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总统战略发展小组 (Strategic Development Group)的组长,这事儿您一定知道吧? 

高宏志:当然,这对新西兰人来说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Liddell先生在奥克兰长大,他有30多年金融和经营方面的经验。 他曾经在微软担任过高级职务。2011年还被评为新西兰商界年度人物(New Zealand Businessman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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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系里有两个Honours学生毕业去了Xero,一个现在英国,一个在美国,都是公司的骨干。这些年轻人在Xero这个新西兰乃至整个澳洲发展最快的高科技公司得到了锻炼,相信他们将来会跟上Drury的步伐,创造更多的新西兰这个世界边远“村落”的商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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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 ·3·】70年代中期:华人还被当成“Alien”(外来人)

前 言

国立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正在进行一项全球性的对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项目, 被研究对象是从事同中国研究相关的高级学者。这是一个口述历史项目,被形容为“中国知识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 Knowledge)”。惠灵顿大学历史学家Pauline Keating教授分管该项目在新西兰的进行,在新西兰,这个项目被称为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STUDIES IN NZ。
–
我作为记者、叶宋曼瑛博士(Dr. Manying Ip) 的学生,承担了对曼瑛博士的研究采访任务。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从香港移民新西兰的叶宋曼瑛博士是新西兰皇家学院首位华人女院士、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授。曼瑛博士是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的先驱,她的开拓性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曼瑛博士也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是位在新西兰社会备受尊重的华人学者。
–
毛传媒发表的对曼瑛博士的访谈系列,同原有的学术性访谈有所不同,内容更为丰富,表述也更为生活化。访谈录希望从一个高级学者的视点,展示新西兰社会这一百多年来的进程和华人移民在其中的命运起伏;同时也展示出曼瑛博士从事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对个人身份定位的探索。   –  毛 芃 

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毛芃2015年12月摄影)


 

70年代中期:初到奥克兰

华人还被当成“Alien”(外来人)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3) 

毛芃: 请问您是哪一年移民到新西兰的?为什么选择的是新西兰,而不是其他国家?记得您说您大学同学不少去了美国、英国。

曼瑛:我们是1974年7月来到新西兰的。当时香港在放暑假,没有料到新西兰正好是冬天,天气很冷。

为什么选择的是新西兰?其实也是偶然的因素。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们就选择了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我们都有申请,但新西兰的回复最快,最爽快,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的申请,给了永久居留权。

我知道一些新移民会先来新西兰感受一下,考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先来看看,全家直接就搬来了。我女儿那时才一岁多,还是用尿布、学走路的阶段,当时生活还是蛮辛苦的。

初到奥克兰,带女儿院子里搭衣服   (曼瑛提供)

 

毛芃: 为什么说辛苦呢?从香港到新西兰,生活上会有一些不习惯吧? 

曼瑛:是啊,同香港比起来,新西兰的生活太不方便了。 华人习惯吃的东西例如豆芽、豆腐、面条之类那时都没有,都要自己做。我们吃大米,要提前半年去“和利(Wah Lee)”华人商店去订购,他们帮忙把大米从美国或是澳洲运来,新西兰人那时是不吃大米的。

和利老板Barry Wah Lee 在店外(视频截屏)

 

毛芃: “和利”,哦,就是奥克兰市中心Hobson大街上的那家吧?离高速路口很近。我去过,是个很特别的店铺,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像那种俗称“老头鞋”的尖口布鞋都有卖。

和利老板Barry Wah Lee 在店内(网络图片)

 

曼瑛:和利1904年就成立了,是奥克兰历史上最早的商店之一。当年是建在 Greys  Avenue 的,最早是水果蔬菜店,1966年搬到Hobson大街的。现在新移民很多,这些年有很多新开的华人蔬菜水果连锁店,新移民很少会去“和利”,那里的客人更多是洋人。

随着Pak N Save、 Countdown 这类全国性大连锁超市的设立,很多老华人开的店铺都倒闭了,和利一直经营的不错。 那里还有宣纸卖,我的学生都去那里买宣纸。

 

毛芃:70年代中期新西兰人的收入如何? 您先生在香港医院的工作收入同在新西兰做医生的收入相比,新西兰是不是更高?  

曼瑛:新西兰医生的薪水没有香港高。记得我弟弟得知我先生的收入后还说“收入不错。”  他以为我先生月薪有那么多,但其实是年薪,你知道新西兰人都是说年薪的。

70年代,新西兰的家庭医生白天在诊所工作,晚间如果病人有需要,得上门给病人看病。那时,产妇生孩子是医生负责,不像现在是助产士接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先生都是睡在客厅,随时准备接听病人电话、准备出诊,也是为了不影响我和孩子们休息,因为电话是在客厅。

曼瑛的先生叶大夫也是毕业于香港大学

(曼瑛提供图片)

毛芃: 那时候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新西兰的母国也是英国。从香港到奥克兰,也是有文化冲击的吧?

曼瑛:文化冲击肯定有。刚才说了,冲击最大的是日常生活方面,那时候香港已经是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非常都市化的地方,而新西兰还是比较简朴的社会。当然后来从GDP来看,新西兰那时也很富裕,非常的英国化。

那时奥克兰超市不多,中区St Lukes有一个大超市。平时买日用品都是到街边的小Dairy店(杂货店, 卖牛奶,面包等)去买。

我记得当时牛奶非常便宜,一瓶是4仙;面包也蛮便宜,但是种类很少,就是四四方方那一种。所以,你要是自己喜欢吃什么饼干、蛋糕的话,是要自己在家做的。超市货品种类很少,在我当时看来价钱也是很贵的。

那时新西兰人的生活需求很简单,什么都是自己做,面包、蛋糕自己做,衣服也是自己做。你看这张照片,两个孩子的衣服是我做的;照片上两个兔娃娃穿的衣服,也是做的。

1977年,曼瑛小孩一岁那天,全家合影留念。

(曼瑛提供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个孩子叶聪一岁生日拍的。这两个兔娃娃是他的礼物,左边的兔娃娃是我做的,右边那个是邻居做的,送给小孩子做礼物。

说来有意思,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做兔娃娃是因为那一期Women’s Weekly杂志教大家如何做兔娃娃,估计全新西兰不少孩子那阵子都得到了兔娃娃。这个玩具其实也是教小孩子如何给玩具穿衣服、系扣子,解扣子。

 

毛芃:70年代中期的新西兰,华人、亚裔一定很少吧?记得我1999年移民新西兰先是在Rotorua落脚,当地华人很少,甚至都没有华人蔬菜水果店,想吃豆腐,得等汉密尔顿的华商开车上门来卖。每星期,都有人开车到每户华人家门前卖豆腐。

曼瑛: 70年代新西兰华人确实很少。那时在新西兰人很少见到非英裔人,这一点是我没有料到的。

我从小在香港长大,香港游客非常多。我上大学时住在尖沙咀,每天要坐渡轮过海,那里是外国游客最多的地方,我从没想过我在街道上碰到的人是不是香港人。

而新西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区,我们长着东方面孔,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外来人。

 

毛芃:那时候的新西兰人对亚洲面孔是不是很友善? 

曼瑛:70年代中期,新西兰对我们亚裔人是很好的,因为当时亚裔人少,对当地社会根本构不成威胁。 后来我才知道,从小在新西兰长大的华人,主流社会对他们也是很好的,因为华人都安分守己,又乖又听话,英文说的好,赚钱多、收入高。那时全新西兰只有几千华人,华人是“模范少数民族”(model minority)。

新西兰当时没有显著的排外思想,1974年,新西兰的亚裔人口实在是太少了。

不过,那时候还是实施着 Aliens ACT 1948法(1948外来人法),根据这个法令,所有非英国属民,都要持一本外来人登记证。

你知道新西兰1840年成为大英帝国殖民地,当时居住在新西兰土地上的的大部分人包括毛利人,都是英国属民。

在英国属地出生的人,都是英国属民,包括香港人、印度人。

那些非英国裔的人、非英国属民,都被称为 “Aliens” (外来人),要拿“外来人证” (见下图)。

 

毛芃:哇,您还有这个“外来人证”,真是没想到!好莱坞过去有部电影叫“Alien”(《外星人》),听起来,这“Alien” 是个贬义词呢。您都已经是PR(新西兰永久居民)了,还要注册《外来人登记证》,这会不会让人很不舒服呢?

 

曼瑛:是的,是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Aliens ACT 1948法(《1948外来人法》)主要针对的是非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出生的人,大陆出生的华人自然是“外来人”。我父母二战时从香港逃难到内地,期间生下我,所以,我虽然来自香港(英国属地),但也得拿这个《外来人登记证》。

你看,这个《外来人登记证》第一条说的很清楚, 如果你住所有变化、职业有变化、工作地点有变化,都要在14天内就近通知当地政府官员。

根据法律,任何警官或内政部官员如果要求你出示Alien登记证,你都必须出示。如果违法,情节严重的还会被监禁(最多不超过3个月)、或是被罚款(最多不超过200新元,但如果继续违反的话每天要罚$20)。

 

毛芃:这个“Aliens ACT 1948(《1948外来人法》)” 是什么时候取消的?老华人是怎么看这个法律的?

曼瑛: “Aliens Act 1948”是1977年取消的,悄无声息地就取消了。

那时候的老华人是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对这个也不太在意,因为新西兰的历史上,华人一直是被视作二等公民,早年来新西兰的华人还要交人头税。

 

毛芃:难怪您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Aliens at My Table 《同桌异客》,没有想到新西兰历史上,华人还真是被新西兰官方认为是“外来人”啊,您翻译成“ 异客”,还是客气的说法呢。

曼瑛:《同桌异客》这本书是我同研究新西兰华人历史的学者、惠灵顿国家图书馆Alexander Turnbull 图书馆馆员Nigel Murrphy 先生合作出版的,书的全名是 《同桌异客—纽西兰人看亚裔》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由企鹅出版( PENGUIN ) 出版社出版。

 

毛芃:我当时参加了您的这本新书发布会。那是2005年,前总督Paul Reeves 爵士还在发布会上讲话。 这本书集中了很多新西兰报纸和杂志历史上丑化新西兰华人的漫画,您和Nigel Murrphy 先生对这些漫画都做了解说和评述。

 

《同桌异客》新书发布会,讲话的是前总督Paul Reeves 爵士

(毛芃摄影,2005年6月2日)

 

曼瑛:华人是1860年随着当时的淘金热进入新西兰的。不过,新西兰社会对华人的不耐烦、不信任、猜疑和敌视从来没有中断过。报纸和杂志上以攻击和丑化华人的政治漫画数不胜数。

《同桌异客》中的漫画

上面这幅漫画上,面目狰狞的华人一个个用跳高的竹竿撑着跳进新西兰,虽然要缴纳高达100英磅的人头税(竹竿上写有“100英镑人头税”),也挡不住华人的涌入。而图上的新西兰人则显得那么束手无策。

其实,漫画中间那个拿手杖的人是新西兰历史上很著名的、深受新西兰人尊崇的总理Richard Seddon(1893 – 1906 任新西兰总理)。新西兰国会大厦前现在还屹立着他的雕像。 他是一个非常反对华人的新西兰政客。

新西兰国会大厦前的Richard Seddon 塑像

 

100英镑的人头税,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高昂的费用,华工要工作一辈子才能赚到这笔钱。

 

《同桌异客》中的漫画

 

这幅漫画上,公共汽车两边的椅子坐的都是面目狰狞的华工。而中间站的是新西兰工人和退伍兵。

漫画表现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西兰工人和为国参战的士兵认为华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当时反对华工最厉害的就是新西兰工会和退伍军人组织。

《同桌异客》中的漫画

 

这幅漫画中,华人被描绘为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他们开菜园、开水果蔬菜店,各种忙碌,而本地人却找不到工作。

同时,华人还被丑化为不遵守社会秩序的人,你看那个拿着斧头在街头上挥舞的华人,形象多么粗鄙。

 

毛芃:请问您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曼瑛:出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引发新西兰人对亚裔人士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进行重新思考。现代的新西兰人中,很多人并不知道历史上亚裔人遭受过什么样的待遇,他们一直以为亚裔都是被很友善地对待。

同时,也想使亚裔人士特别是华裔对自身在新西兰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处境有个清醒的了解和认识。

 

毛 芃:请问您对70年代中期的华人社区是什么印象呢?

曼瑛:70年代中期的华人是invisible(几乎看不到),因为人口太少了,全国也就几千人。

那时候,奥克兰有一个华人组织 叫 Auckland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奥克兰华人社区中心,简称ACCC),总部设在Mangere ,每年都会放一次香港电影。我记得放林黛主演的《江山美人》时,全奥克兰的华人都跑去看。现在Mangere 还有这个ACCC中心。

(网络图片)

 

毛芃: ACCC,就是那个“屋仑华侨会所”吧。现在的中心是不是搬到奥克兰的Mt Eden和New North Road交界的地方了,我去过那里。这是1961年就成立的华人组织,成员基本都是老华人的后代吧?  

曼瑛: 是的,当年我去参加ACCC的活动时,发现那里的华人全部都是说英文,不过我也没有觉得奇怪,因为在香港,我们日常也是说英文嘛。

但让我感到特别的是,他们都非常平和,是很温柔、敦厚的一群人。他们中很多人是医生、律师,在香港,这类人是很有地位的人,也是蛮有架子的人。但我看到这些新西兰的华人医生、律师自己端盘子,自己到厨房拿东西,同太太,同其他人,平起平坐,当然现在我们都习惯这些,可当时才从香港过来,觉得他们很淳朴忠厚,感觉蛮好的。

 

毛芃: 香港律师和医生同新西兰的律师、医生做派很不同,是这样吗?

曼瑛:差远了,当然也不是说香港的律师、医生就傲慢无礼,但他们一般是很拿架子的,拿专业人士的架子,在新西兰这里不是这样的。

后来知道新西兰社会很平和,不论是华人还是白人都是那样的,不过当时就觉得很特别。

华社里面大家也是互相帮助,对人都很好。

 

毛芃:当时新西兰还有什么其他华人社团? 

曼瑛:除了刚才说的ACCC –  Auckland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奥克兰华人社区中心),还有一个就是 NZCA – NZ Chinese Association (新西兰华联总会),这是新西兰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人团体,1935年抗日战争时期就成立了,现在还很是蓬勃。

 

NZCA – 华联总会网站首页(网站截屏)

 

2010年ACCC举行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左三为当时新西兰总理John Key,右三为当时的总督Anand Satyanand,网络图片)

 

毛芃: 70年代中期全新西兰只有两个华人社团,听说现在有200多家了。 

曼瑛:是啊,时代不同了。同70年代中期相比,现在的新西兰华人社区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关链接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1): 我在香港长大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 ·2·】60年代,我在港大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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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大选论坛】工党支持率首超国家党 华社有必要那么紧张吗?

作者: 毛 芃 

8月31日,一项民调结果让许多新西兰人大跌眼镜: 新西兰工党支持率超越国家党,这是12年来第一次。

TV1Colmar-Brunton 民调结果显示,工党支持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升至43%;国家党支持率下降3%,降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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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优先党的支持率是8%,绿党是5%,刚刚够进入国会的门槛。

毛利党和机会党(Opportunities Party)的支持率都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为1%。

在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中,工党领袖 Jacinda Ardern 超过现任总理、国家党领袖 Bill English。

如果大选当天是这个投票结果,工党不用同绿党结盟,同新西兰优先党结盟即可组成政府。

新西兰电台政治编辑 Jane Patterson 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民调结果。上次工党民调领先国家党还是2006年,那时工党还是在Helen Clark领导之下。

就在Jacinda Ardern8月1日取代Andrew Little成为工党领袖的前一周,Colmar Brunton 的民调还显示工党支持率为仅23%。

如此看来,Ardern同选民的蜜月期还是相当甜蜜的。

电台政治编辑Patterson 认为,接下来几周,国家党或许会攻击工党的税务政策,因为这是工党薄弱的地方。

JacindaArdern-Getty-1120

工党新党魁Jacinda Ardern

上周三8月30日的Horizon民调显示,自 Ardern 担任工党领袖之后,国家党支持者在减少。国家党在2014年大选时的支持者有11%可能倒向工党,而上届大选投票给工党的选民只有2%可能改为支持国家党。 

Jacinda Ardern当选工党党魁对绿党的影响最大。2014年大选投票给绿党的选民中,有59%打算投票给其他政党,每10人几乎有8人表示会改投工党。

国家党民调落后工党让华社心焦

国家党民调结果落后工党,在华社引发的震动似乎大过主流社会。朋友圈中,为国家党拉票呼喊的大有人在;甚至有媒体在惊呼”国家党政府危在旦夕!新西兰华人齐心救票,房市生死在此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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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截屏,读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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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截屏


国家党支持落后,华社是不是有必要紧张成这样?我邀请了毛传媒的一些读者朋友就此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大学学者,有前中资企业的高管,有经营各种生意的老板,有各行业的专业人士,也有新来不久的年轻移民。大家讨论的很热烈,而且讨论的面比较宽,涵盖了大选的多个侧面。

今天,发表毛传媒读者的评述内容的第一部分。

01

没有理想不会被尊重

毛芃:国家党民调落后,华社好像特别关注。请问大家怎么看?

赵宇:不太清楚为什么很多华人的反应竟然是如丧考妣。

丽沙: 华社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右翼政党。记得9年前工党执政时,华社是一边倒支持工党的声音。这也证明我们政治判断上整体上还不那么成熟。

赵宇:哪里是不成熟,是毫无理想,只讲利益关系!谁胜压保谁!华人玩儿政治圈中,利益捐客,鲜有谈出什么创意、理想的!

凯闽:华社喜欢跟大流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故不被政客看重,政客看好华社的不过是募集选举资金。

丽沙:只被利用,从未被尊重。悲哀啊。

赵宇:没有理想,只争利益的人,永远不会被尊重。

Richard 夏:华人传统文化一向媚官府,海伦时代还不是一样,或许有些人觉得好不容易建立起同官员的关系,换一茬还不得重新来。

那天有华人在群里说,看到有人握着总理的手说,希望国家党永远执政下去,以为握的是习大大呢!

了解新西兰政治历史就知道,工党过去一百多年来同国家党轮流执政,也没有把新西兰带到沟里去。

赵宇:什么时候,华人选民能够不再争相与政治人物合影照相?可惜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代人喜欢合影照相,拿名人来加强自己的人生背书。这其实代表着强烈的不自信。

三木:华人喜欢与政治人物合影的心理,绝对是来自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上尊下卑的传统。

几千年历史都是圣人崇拜,见皇帝五体投地,见官下跪,见尊者打恭作揖,说白了就是奴才心理,缺乏人格平等的文化基因。

赵宇:每一次大选结果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华人民主政治课!

02

权力一定要轮换

毛芃:记得当年Helen Clark去联合国担任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时候,前总理John Key在欢送的时候说,其实在世界的眼中,工党领导下的新西兰,同国家党领导下的新西兰,是没什么不同的。

大牛:对,这就是制度上的优势,不是单纯依赖于某一个政党有多厉害,某一个领袖有多英明。

宏志:民主制度就这个好处,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尊重民意,否则就要下台!而且权力一定要轮换;权力滋生骄傲和腐败。这对哪个党都适用。

大牛:民主对选民是最好的制度。退一万步讲,选民被贿赂也好,被买通也好,也就是这三年嘛,不爽了可以再换,这是民主和发达国家有试错的机会,有承担得起这个的成本。

宏志:没错,从社会价值理念来说,我更愿意支持工党;从一个投资者来说,我更愿意支持国家党。因此,我家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我从个人角度出发投工党;我太太从家庭角度出发投国家党。

三木:华人支持右派政党的多,是与华人骨子里勤劳进取的儒家文化基因有关的。但若明白了民主政治,在新西兰呆久了,也会懂得哪个党上台其实都差不多。

大牛:我觉得工党和国家党之间的政策差异确实没那么巨大,只是在大选过程当中,为了体现区别,大家都特别强化了那些个微小的不同之处,这样就给选民们造成了一个刻板印象,好像国家党只会抓经济,工党只会搞福利,其实事实远没有那么非黑即白的简单。

三木:从海伦时代到约翰基时代,新西兰的整体经济都是往上走的,也积累了财富,在这个大前提下,红左右蓝两党都有向中间靠拢的倾向。但是,左右两党的基本点/本质点/颜色还是有的,而且很明显。

每个选民,最好是以自己及家庭的状态,来决定投谁了。

03

工党执政会降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吗?

毛芃: 工党高层自海伦克拉克离开后一直不太团结,领袖走马灯似的换,现在这是第5位了。Ardern同前任相比,有激情有理想,众人眼前一亮,或许也是早就等的不耐烦了,就是她了。那么,工党是否真的做好领导国家的准备了呢?

大牛:我个人对工党的新党魁还是持担心的态度,她年轻,她有激情,把工党之前的死气沉沉一扫而空。但,管理国家不是当明星,也不仅仅是大选前的这段作秀,她的背景实在还是太单薄了一点。她现在和国家党领袖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一是工党之前的领导人都太弱了,大家希望看到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党领袖 Bill English给人死气沉沉的感觉。

墙头草: 如果工党能整合左翼组成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在短期对新西兰的经济应该影响不大,有助于缓和左翼选民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改善一些贫困人群的生活境况。

但是,中期会增加一些小企业主的用工成本和增大通膨压力,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

宏志: 我研究政治对投资的影响。从制度理论来说,国家党对外来投资的支持是明白的,透明的,有章可循的;如果工党上台,他们对外来投资也是支持的,但会迎合国内“无产”和低收入选民的需要,对资本的主持变成暗箱的、针对特殊关系集团收益的。

如工党执政,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如墙头草所说,机会会少一些。新西兰的资产价格还不高,尤其是还没有国内的资本利得税。现在投资新西兰有很多机会。工党上台后可能会对资本利得税做文章。如果你是中小投资者,要当心了。

04

工党是用棒棒糖政策忽悠选民吗? 

毛芃: 大选前,各个政党都会公布各项政策,竞相许诺选民各种好处和利益。大家怎么看这个现象?

三木 :俺家信箱今天收到的红色宣传单,Let’s do this。一看,全是花钱的福利好事,竟然没有一项如何发展经济的主张!!

及时分享经济繁荣成果没错,关键是:钱从哪儿来?

这个忽悠选民的企图,也是太明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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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竞选宣传资料

王小选:“Arden”效应已经持续发酵了几周,此次民调结果应该不会太奇怪。左翼政党通常依靠打感情牌取胜,只要能感动人心,调动起情绪,就可赢天下,至于怎样治国那是后话。

右翼政党依靠理性取胜,看看他们的支持者的主要构成即可明细。

传统上的国家党不善于煽情,吃了眼前亏。让我睁大眼球的是现在的国家党的长进也太快了,与工党争着看谁会对天发誓,比着看谁撒钱多,这几天“漫天掉馅饼,满地是糖豆”。可惜又可悲。

三木:工党这次的大选宣传,的确是比国家党给力。从路边牌子,到信箱塞单张,加上Jacinda在多媒体上的黑马效应,我眼所看,耳所听到的,都是工党的多。

咋国家党的大选宣传如此低调呢?是傲慢?理由何在?

俗家大腕儿 :移民后成为真正的选民,只因一个理念,一直都是选一个党,不知不觉中当了十多年的“死党”。也没有去看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只是觉得要从大局着想,相信这个国家的总体规划和法律,不管是谁如真到了需要帮助的时候,有关部门的福利是能马上到位的,所以平时都是努力工作,哪个党发啥糖,好像根本没有关心过。

05

国家党傲慢吗?

毛芃: 大家对国家党支持率下降本身有什么看法? 

丽沙 : 我觉得国家党支持率掉下来,会刺激和激励国家党的支持者,别太自大了,听听民意没坏处。在台上时间长了,容易滋长官僚气息。

我最近参加了西区少数民族委员会组织的政党辩论会,NEW LYNN 选区的国家党候选人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一句话都没说。第一次出战,就这么傲?

高林:当一件事变成“顺理成章”的感觉时–顺理成章民调领先,顺理成章卫冕成功–就会很危险。

我同意对国家党“这个刺激不见得是坏事”的说法。

何钿:9月3日在北岸举行的华社与参选政党候选人见面会,小党都很积极参加,毛利党把他们毛利的头也找来了;优先党一下来了五位。而国家党却在耍大牌,来的最晚,几乎迟到。说来三人,结果只来了两位,Jonathan还没发言就提前走了。也可能是国家党目前很紧张,需要鼓动宣传的地方多吧。

凯闽:John Key执政任由房地产价格飙升推高GDP如同大陆,这是他最让人诟病的败笔,华人华社紧跟在他后面阿谀的跟屁虫大把,但这房地产价格飙升的黑锅却让华人来背。真有点被人卖了还帮人贩子点钱的感觉。

Richard 夏:电视上看两大党党魁辩论,赶脚工党现在也没什么实质政策,许多话也梦啊、新西兰价值啊,也够虚的。可是,国家党宣布出2700万解决无家可归者,贿选意图太明显,太迟了。这时候的情怀很容易起反效果,国家党团队要不傲慢要不就是脑残。

三木:下周国家党应该有针对工党的竞选政策宣传出来,这叫避其锋芒,后发制人,不是坏事。

抑制房价+福利比拼+财政经济

国家党若能在这三点上做好宣传,并质问工党的全福利派送+无经济发展的短板,就有可能扭转局面。否则,国家党只能是被迫与优先党的peters合作了。

Richard 夏:国家党如果这次失败,败在自己,作为中间选民,我认为John Key拍屁股走人埋下隐患,第二权力傲慢,和不跟上时代,不接地气。

社交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甚至AI机器人总动员时代,人的一举一动都有电子痕迹,选民在那里,选票在那里,什么策略,这些都可以大数据分析的。

赵宇: 本人不持特殊的政治立场,喜欢蓝色的经商经验,也喜欢红色的关怀弱势。既爱英哥的智慧,又喜见安姐的拚搏!有蓝色,就必须有红色;有黑色,就必须接受有白色。大选是一个很好的民主学习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