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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俺为啥要批判于丹

作者: (奥克兰)三木


如果只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圈子里看,于丹将传统经典向大众推广,的确有其正面意义;实事求是地讲,传统文化中的确有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价值的所在。

俺对于丹的文化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跳出本民族文化的框框。二是以学者身份推广传统文化,却不是站在学者应有的辩证立场。


  2016年1月31日,于丹在奥克兰都会博物馆进行题为《感悟中国智慧》的演讲   (摄影/郭宏)

也许她没有认真研究过其它民族的文化,或者只是妄自尊大?

一个学者,如果缺少了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就很难指出自己文化的缺陷与不完美,所以才会在演讲中举出“三八可以等于二十三”这样的例子来,并且还以此为傲来说明“中国智慧的豁达博雅”。

三八二十三的确是“中国式的”,但只能算是“小聪明”,而并不能称之为“智慧”。一定要说这是一种智慧,也是背离真理的智慧。

作为一个学者,宣扬传统文化,尤其是向有文化断层的当代中国人,用学者之名来宣扬,持辩证立场极为重要,对民族文化中的缺陷看不到,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这是很不应该的。因而她注定成不了一流的学者,甚至成不了一个被行业内人所尊敬的学者。

她与易中天都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他们俩都来过奥克兰,但二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就俺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易中天对待中国古典,即使不说跳出了本民族的框架,起码也有二元辨证的思维。

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文化,几乎都体现出了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糢糊概念、不重逻辑。

不用说四书五经中的诸多经典故事,就说汉语本身好了:汉语是人类各民族语言之中,语言歧义最多,而且只有习惯用法,没有规则性语法的语言,你至今找不到一本汉语语法书,因为无人能写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的原因所在。

2,偏重心灵感悟、忽略自然真实。

例如四书五经,都是讲修身養性、人伦道德、治国治人计策,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打转转。中国历史上有关自然探索的书籍,都未能入正典。中国历朝科举,都是以“道德文章”学而优则仕,你发明了什么东西,发现了什么自然规律之类的,都只是奇技淫巧。

3,讲究物象类比,天人合一,不求甚解。
——例:《易经》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源头,无论道家,儒家,还是外来的释家,都深受其影响。

 易经是说什么?“《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经就是讲阴阳八卦的。

《易经·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说八卦产生于古代初民们“观天俯地”的实践活动。

后来的人根据这些卦象来占扑问事,并将八种卦象与自身能感受到的一切因素都联系起来,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详细说来是,将八卦(分先天与后天卦象)与金木水火土五行,东南西北中五方,春夏秋冬季末五季,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仁义礼智信五种常伦,目色口鼻耳五官,肝心脾肺腎五脏,膽小腸胃大腸膀胱五腑,,,,,总之能感觉到的一切事物因素,分别对应起来,用心理体验,产生一种牵强附会的因果联系。

说它是“牵强附会”,是因为它的所有从因到果的联系都是没有实证、缺乏逻辑的心理体验。

这就是物象类比,天人合一的思维。

这种思维哲学,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诗歌,语言,文字,绘画,记史,政治,中医,生活习惯等等,无一无见其影响。

所以,中国的古诗,及后来的唐诗宋词,很多名篇都无法译成西方语言,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类物象类比、天人合一的思维,西方人无法用逻辑来理解。

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类思维哲学造成的许多生活习惯与文化,被统称为“封建迷信”,因为它与讲究实证与逻辑的科学思维格格不入。

于丹的所有演讲中的语言及其漂亮词藻,不处不是充斥着这类文学性的物象类比思维,但如果你若试着用逻辑思维,用准确的语言概念去理解她的演讲,你若想回想一下,她这个演讲到底讲出了哪几个道理,你一定会抓狂。

她的演讲,只有部分中国人能听懂,能有所感悟,很多年青人其实根本听不懂她真正在讲什么,所谓的于丹热,与大陆盛行的国学热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严重干涸荒芜的结果。属于一种盲目的羊群心理。

俺以上谈到的,都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当然,同一事物都是有两面甚至多面的,传统文化中负面的东西,翻过来也可以看到其正面意义。正面的东西,作为文化大使的于丹,演讲得太多,俺在此就无兴趣赘述了。

在此还想用一形象比喻,来说明于丹之所以成为文化大使的背后原因:

中国传统旧文化就好比是一罐内含三聚氢胺的中华“皇”牌奶粉,文化大使于丹就好比时下当红的广告名星。而背后的金主—-那位用重金聘用,并捧红于丹来做广告,想将这罐奶粉推向海内外市场而获利之人。

中国传统旧文化这罐奶粉里的确有营养,但是也的确有毒,这巳被中国历史(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所证明。传统旧文化如果没有营養,中华民族不可能靠着它繁衍生存、生生不息到现在。

那么,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毒素在哪里?除了上文所提及的物象类比、天人合一的封建迷信思维,与讲究实证与逻辑的科学思维格格不入以外,最毒的部分就在儒家的尊君、三纲、等级思想,与民主、人权、平等的人类普世追求目标格格不入。

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来的皇权政治都是以儒为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中,儒家与皇权政治结合得最为紧密。

孔子的后学最大的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读好四书五经,写好道德文章,而后去当官。

儒家老祖孔子的思想,说到底就是四个字:“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克己”是“修身養性”,“复礼”就是复兴“周公之礼”,周朝是个什么朝代?在儒家孔学的笔下,周朝几乎被描写成人间天堂,而实际上,周朝是奴隶主统治奴隶的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朝代都是靠儒家的这种“奴民思想”来统治,因而诸多朝代的更替,都不可避免地要一次又一次地用造反流血来完成:百姓们被奴役得日子没法过了,只能用流血革命来推翻。因此,一个新朝代开始时,都是将“克己复周礼”的孔子像推倒,待到社会矛盾积累到火山口时,就又将孔子像重新树立起来,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倒儒与尊儒的轮迴,与流血革命一样,一再轮迴,中华民族,也因此,一再饱受内战人祸的轮迴。

因此,儒家孔学中的这些东西,就是掺杂在中国传统旧文化中的三聚氢胺!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当代史,要将旧文化这罐奶粉拿下货架,改用进口奶粉的原因。

虽然,当时的进口商不专业,从苏联进口的“馬字牌”奶粉更加有毒,使全中国的老百姓喝此“马”奶粉几十年,受尽其害。至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找到来自欧洲的以赎罪羊耶稣基督+科学+民主+商业契约的高品质“羊字牌”奶粉,使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了些。

大家想一想,中国大陆今天在经济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如何得来的?是靠传统文化吗?绝对不是。是改革开放!是向西方高品质的先进的科学、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开放!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是继续对西方开放,通过中西文化交融,形成普世的文化价值体系;要么是走回头路,在祖传家法中寻找出路。

走回头路,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走第一条路,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得益。

但走第一条路,中国市场必然被进口货一统天下,必然威胁到中国本土市场现有管理者的利益与统治地位。于是,就有了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要重新将那罐有毒的“皇”牌奶粉摆上货架的呼声。

这正是于丹被捧红为名星,并担任中国文化大使,为中国旧文化做宣传的真实原因。

于丹于是手持这罐生产历史悠久,包装精美,自嘘营养丰富,但内含三聚氢胺的本土宗“皇”牌奶粉,不但在神州大地沿街叫卖,更是向欧美大洋洲游走,想将其出口到海外。

她以学者身分,来了个黄婆卖瓜,向没受过这罐旧奶粉毒害的、只喝进口奶粉上大的新一代海内外中国人兜售。

她演讲的广告词和奶粉服用《心得》声情并荗,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词藻华丽,有多少天真如纯情少女一般的新时代受众,听到她的演讲,到读到她的心得后,就被她那华美的词句所陶醉,信以为真,以为她的广告“真挚和真诚”。

却不知,她在做这个大使角色时,是绝口不敢提这奶粉中有毒,一定要去毒后,才能服用的。

正所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一个学者,运用学者的权威,利用老百姓对学者的信任度,却只站在受聘方的立场,用广告名星的花招,在做产品宣传时,不如实介绍产品的品质,只说好的,不说缺点,她能算是个“真挚和真诚”的学者吗?

当下,这样的广告名星化的学者很多,大家都见而不怪,甚至趋之若鹜,顶礼膜拜,才正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2011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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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回归自然的呼唤——观赏金江波先生南岛摄影作品有感

任何人踏足新西兰,恐怕都会被它美妙的自然风光所打动,都会端起相机,拍下它多彩多姿的容颜。金江波,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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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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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新西兰生活了12年,遍游过南、北岛,欣赏过无数他人镜头下的新西兰风光,金江波这组南岛摄影作品,还是带给我一种异样的体验。同过往观赏新西兰风光 照所产生的亲切感不同,这是一种距离感、新奇感,这种感觉超越了单纯的视觉享受,让人不由自主地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原本熟悉的事物进行重新审视,从观赏者变 为“思想者”。

摄影,着重的是光影塑造。新西兰清透、湛蓝的天空足以让阳光穿透每个角落,沐浴在阳光下的自然景观,无论是森林、草原、雪山、湖泊、河流,还是海岸、火山、冰川、丘岭、高山 ,一旦被捕捉进镜头,都是地球上最纯粹净土的一种真实写照。

新西兰被誉为人间最后一块天堂,不单单是它丰富的地质地貌展现了地球魅力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新西兰是人与大自然亲切互动的国度。新西兰对大自然是尊崇的,毛利人相信人去世之后,灵魂就从此飘然入海。任何人看到那湛蓝的海天一色的景观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自我的渺小和自然的伟大。

金江波先生长期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跨越在可能是全球近10年来发展最迅猛、最繁忙的两大都市之间。在中国这样一片投资热土上,高楼大厦林立、车流人流不息,水泥森林、人造公 园、高速公路和繁忙密集的轨道交通,构成了现代都市的标准样本。而这恰恰也是都市症候症的典型样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现代化的盛景所隔离,或许,这是一种遗憾的生活。

金江波先生2011年在奥克兰大学做访问学者,这让他有机会从繁忙的中国大都市踏足新西兰南岛。当地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情怀。他用镜头记录下南岛的景致,并赋予其独特的个人感受。

金江波先生的这组南岛摄影作品里,南岛特有的绚丽和斑斓的色彩并不多见,相反,它们更具中国古典水墨山水画的神韵,淡雅、清幽、空灵、静谧、寂寥,在色彩、质地、构图和意境上,都似乎带着一抹东方禅宗色彩。

中国宋元时期,山水画的造诣达到历史顶峰。以天人合一为精神寄情山水、以画作代表心灵的放逐是那时文人恣意生活的真切写照。源于自然,超然其外,将天、地、宇宙视为内心的寄托,研寻淳朴的理想,展现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和韵律,似乎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而金江波先生的这组作品,让人想到了那个时代的山水精神。

在这组作品里,南岛的山川景物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被赋予了一种永恒和静止之感。这些自然景物是纯粹的,不晓人间烟火的,仿佛地球初始的时候,它们就冷峻、傲然地存在于此, 与人类完全无关。

金江波的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的自然界 —— 一个没有人类活动的静止天地。

在这个永恒的自然界面前,人类是渺小的,瞬间的,会敬畏地发问:“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人性,只有亲近自然才能得以保全。

金江波先生这组新西兰南岛的摄影作品,是他与自然的对话和互动,是他用艺术语言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尝试。他的作品,是对当代人因忙碌的经济活动而疏远自然、破坏自然的一种反叛和反省,是对沉浸在物质世界的人类向大自然回归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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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李满朝来信】新西兰需要一个先进的党

2011年是大选年,居住在基督城担任旅游公司巴士司机的李满朝先生在11月22日发给我一篇他写的读者来信。11月23日,文章在我当时任职的《新西兰联合报》发表。

作者:(基督城)李满朝

新西兰需要一个先进的党,这个党不是狭隘地代表生活在新西兰的哪个种族,也不是代表所谓的富人或穷人,她应该代表占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李满朝

这个党应该是胸怀伟略,目光远大,能够领导新西兰走向繁荣富强,而不是只会在税收上玩弄一些“朝三暮四”的数字游戏,或者只会加税来搜刮百姓。

数字游戏不论怎么玩,国家财富也不会有实际增长。老百姓即使不吃不喝,把所得收入全部给了国家,也不够一群败家子挥霍一空。事实上,新西兰的人民已经是够穷了,多少人辛劳一生,不曾拥有过一辆崭新的汽车。多少人工作到退休,还没有还清房屋贷款。

消费税增加到15%,全国就400多万人口,国家能多收多少钱,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把消费税降到5%甚至更低,把物价降到最低,让新西兰变成购物天堂,吸引全世界的游客来新西兰购物,国家又能收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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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在近几十年里经济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不是由于偶然发生的自然灾害,也不是由于政府偶尔的政策失误。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找到原因并加以改正,这种下降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现在杀鸡取卵,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去暂时解决问题,那么下一次卖什么?

人类社会从奴隶制走向资本主义,人们的劳动时间从过去的无休无止逐步发展到现在每周5天8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越来越短,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如果因为政府的无能,要把经济困难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那么如果经济情况仍无好转,是不是要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甚至75岁?(十几年前,新西兰的退休年龄是60岁。)

新西兰不是战乱贫困的非洲,不像非种那样根本没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新西兰也不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再多的财富经不起人均分配。新西兰400多万人口拥有如此多的土地和其他资源,理应在世界上属于最富裕国家之中。但是我看了很多现有政党领导人的讲话,最宏伟的目标不过是在2025年赶上澳大利亚,最能采取的措施,还是增税减税。井底之蛙,目光短的可怜。

难道澳大利亚就不再发展了等着新西兰追赶?这纯粹是白日做梦。倘若执政目标仅是而且真是如此,直接并入澳大利亚还来得快点儿。

世界很大,世界上有很多钱,新西兰只要能把世界上的钱赚回来一点点,就足够这几百万人口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新西兰也不是没有钱,而是很多很多钱都被外国赚走了或浪费了。看看那些大银行、大公司,有几家是新西兰所有?

一个普通工人,每周的收入付完房屋贷款利息,给车加一箱油,就所剩无几了。但是政府既不想要世界上的钱,也不在乎那些流走的钱,政府只对残留在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感兴趣。政府对那些赚钱的国有企业没兴趣,恨不得立刻把他们全卖掉,但对那些赔钱的私人企业感兴趣,着急把他们买下来,kiwiRail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再看看我们的工作效率,如果你申请过建房、建厂,如果你去法院打过官司,你就会知道在新西兰做这些事,时间不是以天计,不是以周计,而是以月计,以年计。生活在奥克兰的人,可能很希望能有第二个海港“大”桥,因为现有的“大桥”塞车太严重了。可是政府的计划是多少年才能建成第二座桥?恐怕很多现在50多岁的人都看不到那一天,要知道那只是一条不足两千米长的桥啊!

事实上,新西兰想迅速进入最富裕国家真的不难。全力扶植起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企业,让那些本来被外国公司赚走的钱进到政府口袋,然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国各行各业都围绕提高效率进行必要的改革,经济效益必然随之而来。例如:

  • 奥克兰的出租车司机在机场等2个小时才能拉到一次客人,一天能有多少钱赚,怎么才能让他们跑个不停。
  • 一个汽车销售员一个月才卖几辆车,怎么让他们每天都卖几辆车。
  • 一场官司要打4-5年,怎么才能让他们一个月结案。
  • 基督城建一条高速要消耗几亿新西兰元,才10.5公里长,能对改善交通起多大作用?能否暂缓这个项目,用这些钱先把国内那些崎岖的小路修直加宽,让原来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4个小时。
  • 从皇后镇到米佛峡湾之间,为什么不能修建一条世界上最高的过山车道,既能吸引大量游客,又省了旅游车绕那300公里愚蠢的大弯。

新西兰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改进,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机遇无穷,潜力无穷,只要脚踏实地,认真去做,都能给新西兰带来迅速的转变,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哪个政党热心做这些事吗?没有。除了加税,就是空谈。

问问那些曾经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数年,领取了纳税人上百万辛苦钱,代表了所谓民族的骄傲的人,你做过什么?问问那些现在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被纳税人养的脑满肠肥的人,你做了什么?问问那些跃跃欲试,准备登台的人,你知道做什么?

所以,新西兰需要一个新的,先进的党。现在的许多政客千方百计愚弄百姓。指望他们带来新西兰走向富裕,就好比娶了个人妖还想生个双胞胎。相信他们的信口开河,还不如相信妓女的真情承诺。有那折腾大选的精力和金钱,还不如来个全民表决要不要并入澳大利亚还实际点儿。

别看新西兰现在还打肿脸充胖子,每年从联合国接收难民。照眼前的路子发展下去,恐怕迟早会成为难民输出国的。那就可惜了美丽的新西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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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新西兰养育个孩子得花多少钱?

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父母亲养育个孩子得花多少钱?税局在2009年的时候给咱们计算了一下,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活到18岁,这得花上大约25万新币。也就是说,每年得花上1.4万。

一组研究人员去年就养育孩子的费用进行了研究调查,并得出了一组有趣的数字。据说,做这个研究是为了帮助政府对税局使用的儿童抚养福利费用支出公式进行重新审视。

这个名为“养育孩子的成本”的调查发现,养育孩子的平均成本同孩子的年龄、家庭收入和每家有几个孩子都有关系。

不过,虽然有不少因素影响养孩子的成本,但研究人员还是得出了最后结论,即一个中等收入的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每周的花费是403新币,一年下来,家长在每个孩子身上得花大约10,478新币。

研究人员在调研时把那些有孩子的家庭的花费同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的花费做了对比。

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平均每周花在一个12岁以下孩子身上的钱不到150新币,而一个高收入的家庭则可能会花上430新币。

而且,你赚的钱越多,越有可能在你的小宝贝身上花更多的钱,让孩子们去学芭蕾舞、学跆拳道,这些都是不小的开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为孩子支付得起的。

两个孩子的母亲Amanda Hanan给那些试图节俭开支的父母亲提出了一个看似不怎么高明的建议:

“如果你想省钱,那就不要送孩子们参加课外活动。 ”

游泳、跑步,这些都很花钱, Hanan 说。

而一些基本的开支是不能不花的,比如孩子们的鞋子、衣服和食品,这些加起来,开支真是很可观的。

在孩子们上学之前,这些开支还是可以控制的,但孩子们上学后,情况就不同了。

Hanan 说,她的两个孩子上学后,学校经常都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比如便服日(a mufti day),而便服日通常是要为学校捐些硬币的,还有上剧院演出,而花费最多的则是班级外出旅行。

Hanan说,小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为期一周的外出旅行活动要花大约500元,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那就是1000元。

如果家里孩子多,那就意味着平均的花费更多。不过,研究人员发现,家里每添一个孩子,小的总是比大的花父母的钱少,这可能是因为小不点可以穿小哥哥小姐姐们的衣服,玩哥哥姐姐们剩下的玩具。

研究估算,一个低收入的家庭每周会花费480元在四个孩子身上(平均每个孩子120元);如果是三个孩子,平均每周的花费是390元(平均每个孩子130元);如果是两个孩子话,那就是每周280元(平均每个孩子140元)。

与之相对照的是,高收入家庭每周会花大约1100新币在四个孩子身上(平均每个孩子275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每周的开销在900元以上(平均每个孩子300元);如果是两个孩子,高收入家庭的父母每周在孩子身上的开支为700元以上(平均每个孩子350元)。

Hanan 说:“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增长,你的收入也得跟着增加,而不是减少。”

这是因为当孩子们长到十来岁的时候,是最花钱的时候。

对于Hanan 的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她的先生需要找一个有更好收入的工作,而Hanan也得找机会去做一份兼职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研究发现,在低收入家庭,13岁到18岁的孩子每周平均的花费不到200新币,中等收入家庭的十来岁孩子,每周的平均开支不到300新币,而在高收入家庭,家长们在十来岁孩子身上的开销平均每周高达约470元。

Hanan 给家长们的节俭建议有,给孩子们购买超市食品架上的 Weetbix早餐饼。她说,这是他们家唯一不限量的给孩子们的食品。

“孩子们并不太喜欢吃这个,他们只有在真的很饿的时候,才会吃这个。”

但是,你如何能够管理好你的孩子们的开销? 

说起来会有些乏味,但是如果你进入Sorted.co.nz网站,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预算计算公式,而且,还有一些圣人哲言。

这个网站上说,要养育好一个孩子,你用不着得是个百万富翁,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要把自己经济状况上的变化考虑进去,要确保自己考虑到所有可能的经济益处,比如带薪育婴假期和退税等。

作为父母,需要真的好好考虑自己的开支,你可能需要工作,来支付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费用或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费用,当然,还要考虑那些额外的开销不菲的课外活动开支。

而所有这些开销都需要好好计划,要为之做出储蓄。 

要考虑孩子们需要的哪些东西必须得买新的,哪些买二手货就可以。 

对于Hanan来说,她情愿给孩子们买二手校服。

Hanan 说,她情愿什么都买二手的,但事实上这不可能。

她说,如果是必须买新的,最好是多逛逛,这样,可以买到价格便宜质量又不差的东西。

为了给她13岁的孩子买一双质量好的跑鞋,她会在商店对不同的鞋子在价钱和质量上进行比较。一双像样的跑鞋并不便宜,大约要花上150元左右,因为13岁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是要穿成人的鞋子了。

可能许多父母亲在给孩子们买东西的时候,都像Hanan一样精打细算。

如果能买到便宜的东西,当然要买便宜的。不过,家长们也别做得太辛苦,别弄得孩子安然坐在教室,大人们却为了节省两元钱而满城跑 。

至于父母们给孩子们的投资会有什么回报?回报当然是无穷的。

原文发表于2011年09月28日《 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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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芃访谈】 新西兰政治新星杨健博士:少数族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作者: 毛 芃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国家党在惠灵顿公布了参加今年大选的党内排名。奥克兰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奥大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健博士排名第36,他将首次代表国家党参加新西兰大选。

从现在民调中国家党所获得的支持率来看,如没有大的下滑,国家党对杨健博士的排名可确保他安全进入国会。

除杨健博士外,国家党还新挑选了太平洋岛裔Alfred Ngaro作为国家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Alfred Ngaro是名牧师,他的党内排名是第37位。

国家党现任韩国裔女议员Melissa Lee排名第34位。

国家党自1996年大选起就有了华人国会议员黄徐毓芳,黄徐毓芳去年(2020)年底因其先生违规使用国会旅行津贴而宣布辞职。

国家党排名公布后,杨健博士接受了我的采访。

奥克兰大学商学院(杨博士提供图片)

毛 芃:2005年您曾说过华人作为新西兰的少数族群,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您现在还持这个看法吗?您觉得目前华人有特别的政治诉求吗?如果是,是什么?您打算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作为少数族裔,华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同新西兰的整体国家利益并不矛盾。新西兰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关系着我们每个新西兰人的利益。但是,华人因为绝大多数是新移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肯定不同于新西兰本地人,也不同于早先来到新西兰、已经在新西兰落地生根的其他移民。比如,他们相对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更容易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如果进入国会,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国家党报告华人社区的顾虑和诉求。


毛 芃:新西兰已经出现的华人议员中有工党议员霍建强、国家党议员黄徐毓芳和行动党议员王小选,现在您也成为国家党议员候选人,从您们四位的政治选择上来看,三位选择中间偏右,一位选择中间偏左,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倾向?


杨健博士:新西兰华人选民中有许多人选择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这是因为中间偏右政治力量的价值观同华人的价值观比较吻合。比如华人勤奋自立,尽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新西兰人在五六十年代经济条件很好,因其大量产品可以高价出口英国,人民因此可以享受很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新西兰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大大改变,整个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生活水平已经属于中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要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努力工作,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当然,对于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还是要照顾,要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否则社会不会稳定。


毛 芃:从过往和现有的华人议员身上,您认为能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杨健博士:一方面是要努力工作,保持同本族群的密切联系,始终把自己当成社群中的一份子,绝不能居高临下,要时刻记住服务华社的初衷。

同时,要言行谨慎,因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作为少数族群的政治人物,你的个人行为其实代表着整个族群的形象。



毛芃:对国家党这三年来的施政有何看法?批评人士认为国家党过于中间偏左,特别是在毛利人问题上让步太多,比如在海床和海岸法律上,这个问题您如何看?

杨健博士:国家党这三年的执政方针总体比较温和,向中间靠,这是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这也是国家党如今有这么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本届国家党政府的确没有像以往国家党政府那么偏右,可能因为毛利党是执政伙伴之一,需要做某种妥协。比如在海床和海岸问题上,通过一定的妥协,让这个问题过去。当然妥协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为什么毛利党在是否接受国家党建议的问题上有分歧,最后出现了分裂,多了个Mana党。


毛 芃:中国现在已经是新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新西兰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现在必须面向亚洲。但同时,新西兰同英国、澳洲都是长期的政治盟友,在国家党政府领导下,新西兰同美国的关系也在恢复和升温中。约翰.基在接受TVNZ采访时明确说,同中国仅仅是贸易关系。 您作为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研究专家,进入国会后在帮助政府平衡新西兰同中国和英、美、澳传统盟友间的关系上,能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新西兰经济要发展上去,离不开亚洲,但是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问题上同美国、英国走得近,这个很正常。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关系,如果中美之间不出现严重矛盾和冲突,新西兰不会面临支持中国还是美国这样艰难的选择。目前来看,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在短时期内,这种稳定关系也不大会变化。所以,新西兰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毛 芃:您过往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什么使得您放弃令人尊敬的学术生涯,下决心出来从政?您有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确定一个目标?黄徐毓芳曾经说,新西兰以后可能会出现华人总理,您认为在多大的预期范围内有这个可能?

杨健博士:我是江西人,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1994年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留学。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2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前夕,我立即得到了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教职,交了博士论文后全家就来到新西兰工作。现在,我和太太及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奥克兰。

这次决定代表国家党参选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党的一再邀请,很有诚意。目前中新关系发展密切,新西兰华人选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国家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确需要一个华人国会议员,传递华人心声,加深双方的沟通,在社区和政府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

对于政治生涯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我还没有想过。目前的想法就是,进入国会后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个让主流社会和华人社区都认可的国会议员。

很难预测新西兰什么时候会出现华人总理,短期内很难看到。但是我相信新西兰日后会诞生华人总理。



毛 芃:从1996年新西兰出现第一位华人议员开始,到2002年行动党推出第一名大陆出身的华人候选人,新西兰各个政党似乎越来越看重华人选民,就连过去以反移民著称的新西兰优先党也推出了华人候选人,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健博士:各个政党都看重华人选民,这说明了华人选民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华人社区的政治影响在增加,同时,也说明了新西兰政治的多元化。其实,华人选民像主流社会选民一样,在政治上也是有不同想法、不同选择的,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毛 芃:在现阶段,有一种看法认为华人政治人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您打算如何改变人们这种看法?

杨健博士:华人新移民在新西兰从政,从象征意义走向实际意义,这需要一个过程。其实,这种实际意义是很不容易体现出来的。比如,一个政党的利益如果同华人社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个华人议员在党内的意义和地位就不会得到凸显。然而,国会里有了华人,会随时提醒人们这个少数族群的存在,提醒国会注意到这个族群的利益不能忽视。


毛 芃:2008年华人社区举行了反犯罪715大游行后,有华人社团召开以主流媒体为主要对象的媒体发布会,表示与游行组织者保持距离。记得当时采访您时,您用“痛心疾首”四个字来形容您的心情,您说:在涉及到华人的团结、华人的形象、华人的整体利益时,不应把个人、团体或政党利益放在华人核心利益之上。日后如果出现华人的诉求让国家党难堪的情况,请问您会怎么做?

杨健博士:我想,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民情即时传递给政府,传递到国会,传递到政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在矛盾出现之前,尽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作为国家党的一员,我当然得遵守党的规定和原则,但是我有我的底线,那就是万一出现华人的根本利益同国家党的利益有分歧时,我会明确向党提出华人的感受和要求。我会先找清楚矛盾的焦点,想出解决办法,同时用坚决的态度向党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认为代表国家党就不能代表华人。


毛 芃:进入国会后,新西兰如出现让中国政府不满的事情,比如达赖喇嘛来访,您会如何做?去年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工党议员霍建强在工党网站发表文章,就西藏问题表达同中国政府相同的观点,在新西兰政坛受到很多抨击,您对此事如何看?


杨健博士: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如实向国家党反映事实情况,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提出个人建议,帮助党在掌握全面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和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左右政党的整体观念,但是,我有责任把事实和后果讲清楚。


(原文发表在2011年9月6日《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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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随笔】惊闻基督城地震 愿上帝保卫纽西兰

作者: (奥克兰)立言

宁静的午后,夏威夷凉爽的海风吹进厨房,我正为父亲准备下午的酸奶和水果。突然听老爸喊我,急忙跑上楼,原来是上海的伯父来电话询问纽西兰地震的情况,这才知道基督城又发生了地震:“哦,6.3级,还没有去年7月的震级高,纽西兰的建筑防震标准十分严格,您不记得上次我们基督城地震零死亡,全世界都称为奇迹呢。”我宽慰着父亲也宽慰着自己。

刚 跑下楼,正在开会的妹妹又来电话,并嘱我一定打电话给外子,致以问候并询问情况。外子正上班,告诉我奥克兰无震感,这两天正忙……“你总是忙的,自己要当心。”我挂了电话,打开电脑——一看新闻标题就揪起心来,再看照片,不由得心一直往下沉、沉——我们纽西兰人引以为傲的基督城,在7.1级地震中创造零死亡奇迹的基督城,这次却未能再次幸免,已经确认65人死亡,失踪人数300多,那倒塌了钟楼的大教堂,从高处俯瞰正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入夜,我在阳台上点燃了蜡烛,望着浩淼的太平洋,向着南方默默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请你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我们的人民,保守我们的基督城;请你安抚那已经安睡在你怀中的死难者,医治受伤者,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只有 你能够赐他们平安;赐福那些勇敢的救援者,让更多的人脱离瓦砾,走向新生;让更多的人借着这次地震能够在现世中警醒,从而认识你归向你……”在静默中,纽西兰国歌的旋律慢慢在心灵中萦回:

“在万国之神的脚下,在爱的纽带中,我们相聚。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祈求,
上帝保卫我们的自由之土。守护太平洋上的三颗明星,摒弃争斗与战争,让她的赞美远扬,上帝保卫纽西兰。

不同民族与信仰的人们,聚集于主的面前。请主保卫这片土地,上帝保卫我们的自由之土。摒弃争吵、妒嫉、憎恨和腐化,守护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美好伟大,上帝保卫纽西兰。

……”

一直很喜爱纽西兰的国歌,甚至能够背诵第一段的英文歌词。一向认为,纽西兰是上帝眷顾的土地,因此我们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要知道当初达尔文在1831-1836年间周游世界,认为所有他经过的地方以纽西兰最为黑暗,因为当地的原住民住在树上,没有衣物,以婴孩献祭,战争频繁,他悲观的下结论说:“这类民族还需要进化2000年 才能像现在人的样子。”

然而十几年后他再次经过纽西兰,发现情况已经完全改观,人们已经建造房屋居住,学会种田种树,部落纷争也大为减少。原来是一些勇敢的西方宣教士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宣扬上帝的福音,用圣经真理教化当地人,还帮助他们创立了文字,至此达尔文不能不赞叹耶稣基督的大能,他拿出大笔的资金买 下许多圣经分送各地的原住民。可见纽西兰作为现代文明国家,是建立在真神之爱的基础上,建立在基督真理的基础上,所以才有了那旋律优美感人肺腑的国歌。

当年的纽西兰人民确认自己的是上帝的儿女,确信上帝保卫纽西兰,而纽西兰也真的蒙上帝护佑免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兵燹,建国百多年来鲜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然而近年来,人们渐渐背离了上帝,沉溺于现代物质文明的享乐,充分利用上帝给人的自由和手中的选票,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使妓女和大麻泛滥,使同性婚姻合 法,甚至不承认纽西兰是基督教国家……

在圣经 约 拿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帝派先知约拿去警告亚述帝国中尼尼微城的居民们,因为他们的罪恶,“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大城必倾覆了!”尼尼微城的人们听到后就信服了上帝,从大到小都披麻悔改,连尼尼微王也走下了宝座,披上麻布,坐在灰堆中,并通告全国禁食,连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喝水,下令“人要切切求告上 帝。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上帝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上帝看到了尼尼微人的悔改,远离了恶事,就不降灾祸给这城。而约拿却因此大大生气,因为亚述是以色列人凶恶的敌人,他认为尼尼微人就应该被灾难惩罚。他甚至赌气坐在地上,向上帝求死。上帝却幽了约拿一 默,他让一棵蓖麻一天之内长起来,叶子在约拿头上遮蔽日光的暴晒。第二天又让一条虫子来咬蓖麻使之枯干,于是约拿晒得头昏,求死不得。上帝于是对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是的,上帝连牲畜都爱惜,岂能不爱惜基督城的几十万人口,岂能不爱惜以基督命名的这座城市?我不敢肯定基督城的地震是上帝给纽西兰人的警告,警告我们远离那些圣经上明确指明的恶事,但我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 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

愿我们都做上帝蒙福的子民,愿上帝保卫纽西兰!


以下是网友田电的跟贴:

人们在患难来临特别是绝望无助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上帝。

有时候我在纽澳两国旅行,发现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当中最古老而又壮观的建筑,就是教堂,无论是在奥克兰、基督城、悉尼、布里斯班,还是那些我们都不知道名字但又有很浓郁欧洲文化的小镇。我没有去过北美和欧洲,但我的许多朋友都去过,他们都告诉我同样的故事。

当我们翻开纽澳两国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100多年前当他们的祖先踏上这些新大陆的时候,心里尊神的名为大,一边手捧《圣经》,一边开疆拓土,上帝也与他们同在,并祝福他们新的生活,就好像那批乘“五月花”号到北美的欧洲移民一样。最早来新西兰的那批欧洲人还专门把他们的国歌起名叫《上帝保护新西兰》。

《圣经》利未记26:3-6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息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所以在上帝的恩典下,他们经过努力在一片荒蛮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美丽而伟大的国家,人们称这块土地为为“上帝的花园”,人类社会有历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也基本上都远离这里。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华人,还有世界各地的人,都选择来这里安居乐业,而不是移民去印度、泰国、伊拉克、阿富汗…….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新西兰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国家之一,它的福利制度是世界上的N0 1。据一些老KIWI讲,当时在星期日他们不会去做别的事情,而是祖父、父亲、儿子和孙子一起去教堂敬拜上帝,但现在的光景是很多的人祖孙三代星期日一起去酗酒和赌博,他们问“上帝你是谁,你与我有何相干?”

上帝的祝福慢慢离开了这里,新西兰政府现在每个星期要借几个亿的纽币来维持这个国家的基本运转,越来越多有很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在离开这个国家到外地去发展…….

上帝啊, 求你怜悯这个国家,它本尊你的名为大;求你怜悯基督城的百姓,他们本是你的民,他们现在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万民啊,你们要悔改,从此要重新回归到你们的主,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上帝!

愿上帝保护新西兰!

(201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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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随笔】挂上了儒头,就能卖出来儒肉吗?

作者:(奥克兰)三木

这是三木先生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

挂上了儒头,就能卖出来儒肉吗?不知从何时起,“孔子学院”这个名字,在咱海外华人中日益响亮了起来。


先是说洋人有了学中文的兴趣,后又看到闲闻(因为没有新意,就戏称此类新闻为闲闻吧)说,海外华人社区的中文老师会很缺额,很吃香;再后来,雷声终于变成了雨点,“孔子学院”横空出世,据说是中国政府花了不少银子。在海外他国,尤其是西方列强中建立起“孔子学院”,教这些异族蛮夷们学习中文,介绍中国的琴棋书画,花草虫鱼,太极武术等,大有向西方他族宣传推销“中国文化”的意思。

想必中国政府的这一大手笔,与近年中国经济猛速发展,在国际上的硬实力日渐增强,而文化上的软实力却没有长进,从而影响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大有干系。


例如像我这样的一个海外孤民,都与身处中国高高庙堂的肉食者们有同感:每每和西方的同事朋友们聊到中国的事,也只能吹吹物质金钱上的变化,但对方对此却反应平淡,因为那是他们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就巳完成了的事情。说到文化上的事,除了Bruce lee, Jackie chan以外,其它的东西还真的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与共鸣。而就连这两个功夫佬,都不是出自大陆中国。吹起牛来,实在是心虚而底气不足。上次北京办奥运,放了那么烟花,本想多炫耀几句,却被他们讥笑说搞假唱花钱太多之类的,真个郁闷。交往做贸易时,也是生意归生意,除此之外,话不投机半句多。花大钱都买不到一句知心话,这心底的失落感是大大的。


所以,看到中国政府下了决心,将孔圣人搬出来,将他的名字挂在海外汉语学院的门楣上,要将他的雕像立在学院的大堂里,我这个海外游民,乍一听到,一种长了志气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但转念一想,就感觉了一些不对劲。

这孔丘孔子孔圣人,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老祖宗,其思想体系虽也扶持了封建中国两千年,当年在大学图书馆里也曾读到过一些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节勇和之类的说教。但是,自我小时候起,就很清楚地记得,孔子是被蔑称为“孔老二”,连同他的后学弟子们,被称为“臭老九”狠批狠斗,被党和政府早就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中了的。


查看一下资料,孔子这几千年前的“老朽”,至今都还未在中国大陆获得过平反昭雪,现今却不明不白,来了个咸鱼翻身,被走私出口到了海外,变成了中国文化的化身和代言人了!


这可是典型的山寨加忽悠的出口版呵!

要知道,现今当代的中国大陆人民,只奉“孔方兄”为独一真圣的多,奉孔老二为先贤的极少。

而政府的文件上,除奉金钱为“一个中心”外,“两个基本点”上也找不到这孔丘老二的手指印。记得很久以前讲过共产主义道德,讲过学雷锋,后来又五讲四美三热爱,讲过依法治国,再后来又讲以德治国,再再后来又讲“带三块表 – 三个代表。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XXY讲话,发现都忽悠不了几个人,矛盾依然此伏彼起,一些人的钱包在白猫黑猫论的指导下,确实鼓胀了不少,但民怨火气却也越来越烈,干柴也越堆越高。没了法子,胡温新政情急之下,从水里捞出了一只“河蟹”—-和谐社会。


想想看吧,十四亿中国人民,每人手上逮著一只河蟹,走在不知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许是通向拜鑫主义的大道上,那情那景,该是多么地壮观!

新中国的政府,历届至今,治国之术换了不少套,却唯独找不到这孔子老祖宗的东西,真是令人费解。无解也得解,我想,可能是当年的革命党和红卫兵们把祖坟挖得太彻底,打砸得太烂,现在翻翻家底,再也找不出一只完整的坛坛罐罐了吧。


也有可能是现今不信神明不怕鬼的中国政府,对挖出这千年古董心里还没底,千年的乌龟都能成精,更何况这使中华民族繁衍几千年不灭的孔学,定然是法力无边,若是玩得不好,怕是会引火烧身,毁了自己靠枪杆子搭成的庙堂。


只是有那么一撮子学究夫子们,躲在象牙塔里,想把那尘封巳久了的儒典翻出来,钻进历史的垃圾堆里,想把那砸碎了的古董粘合起来,公然想在全国人民面前摆上民族的祭坛。

令人吊诡的是,政府在国内绝口不提,讳莫如深的儒家老祖,却偷偷出口到国外,作了宣传“中国文化”的招牌。


这就象某名星在电视上说,三鹿奶粉如何好,而自己的孩子却只吃进口奶粉一样,是典型的为名利是图行为,是蒙骗老外们的虚假广告宣传。


闲时读《水浒传》,读到里面的梁山好汉们都爱吃牛肉,若是间牛肉店里挂著个牛头,却只有羊肉卖,那如李逵般的汉子们还不给酒保店小二们一顿好看!

如今这孔子学院里,挂著个儒头,却时不时端出些“马”肉来。或好不容易拼出一点儒肉冷盘,给外人吃了,而他们到中国本土一看,却发现全中国人民原来早就都不吃儒肉了,神州大地到处都是马肉馆、狼肉馆在搞大甩卖。不知那些天真的老外们,吃了这些儒肉马肉餐后,作何感想。


在美中关系破裂的大背景下,在全球化逆转的大形势下,海外中资公司如何规避政治风险?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新西兰图依中国研究团队高宏志博士谈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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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藏独提倡尊重历史言论自由 霍建强在洋人中激起轩然大波

文章来源:霍建强议员办公室,2010-07-02发布于新西兰天维网 

  (2010年)6月30日,刚从中国出访回新的工党首位华裔议员霍建强在工党博客Red Alert上撰文发表观点,直言批评绿党党魁,提倡尊重历史,尊重真正的言论自由,反对藏独,因此而再度引发一 轮激烈辩争。似乎左派右派都派出笔杆子对霍议员展开口诛笔伐,从而验证了所谓言论自由只有符合他们的利益才能自由。

  霍文开篇表示:恭喜诺曼博士赢得游戏,成功增加了知名度。文章紧接着指出:绿党党魁诺曼博士在中国副主席习近平6月份访新期间,于国会大厦门前突然欺身舞旗,反复高喊口号抗议的事件,即刻在新西兰的华人社区引发广泛而 激烈的讨论。

绿党党魁诺曼博士


  文章说:华社领袖纷纷要求这位绿党党魁为其举止道 歉。新西兰联合报主编文扬先生分别以中英文发表评述,认为诺曼博士滥用了其国会议员身份,其作为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他应当道歉。

  霍文指出:综合意见领袖们的观点,对此事及 相关议题大致持两种理解角度—-一种是自私的处理方式,另一种恰好相反,是开放的对待。

  “对一些人来说,新西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与幸福与否,远比遥迢千里之外的达赖喇嘛值得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鉴于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诺曼事件究竟对中新之间的关系造成多大损害,有待评估。”

  “对另一些人而言,人权与言论自由的真谛尚待商榷。”

  霍文进一步从历史背景分析诺曼事件及其牵连。指出在理解负载着浓厚政治意味的“Freedom for Tibet, freedom for the people of Tibet” 的口号时,至少应当讨论到三个本质问题:

  首先,诺曼博士所谓“西藏自由”是不是意指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 中国在1950年代初期成立西藏自治区,从而宣告了当地残酷的农奴制的完结。而人们对达赖的印象也分两种,对于其追随者,他是圣徒;于 另一部分人,他却是奴隶制度的支持者。

  文章以2009年在New Lynn举办的一个关于农奴制的展览为佐证,质疑:西方人不知道而且不想知道达赖喇嘛统治时的农奴制社会有多么残酷。

   或者,诺曼博士所谓“自由西藏”是指西藏脱离达赖喇嘛的统治?达赖喇嘛在 西藏曾是宗教与政治的双重领袖,对那里的全体人民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是否这才是西藏人民要摆脱的禁锢?

  霍文指出:第三个本质问题与第二条密切相关,即所谓“自由西藏”是指从哪一任喇嘛治下自 由?诺曼博士所指的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之前还有13任达赖喇嘛—他们都是大奴隶主。

  据统计,清朝初期,仅居全部人口5%的西藏奴隶主、贵族与高级僧人占有了包括奴隶和土地在内的西藏所 有资源。

  通过解释达赖喇嘛产生的背景,并指出汉藏渊源可追朔到唐 代,霍建强表示:“我们虽然不能精确描述史实,却应尊重历史。” 西藏议题并非诺曼博士宣讲的那么简单。

  文章说:正如本地华社民众所批评的,诺曼博士的问题是他自己并不理解中国及其区域历史,却试图给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上课。

  霍文尖锐指出,长期以来,很多新西 兰人只接受一面之辞。诺曼博士及其支持者们只取一斑,罔顾全貌的现象,令人相当痛心。文章认为,执于偏见阻碍了在诸如西藏问题这样的敏感议题上产生真正高水准的论争。

  “偏见源 于无知,无知导致更深的偏见”从这点来看,诺曼博士的行为与“言论自由”自相矛盾。

  文章最后呼吁:若新西兰是个开放有容的国家,无论从公正还是佛教的角度,都至少应当听取关于 此事件的不同意见。

  “人权与言论自由应关乎真相,不应当被算计为 媒体曝光的筹码。”

  霍建强议员的这篇博文一出,立即在Red Alert激起大波澜,并同时受到来自左右两方的主流读者压力。截止发稿期为止,一日之内这篇博文的跟贴已达54篇。其中相当多的英 文读者不满霍建强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对诺曼博士的抗议举动持批评态度。批评包括指霍文持论与中国官方宣传如出一辙、西藏问题不能作为中国人权纪录的借口等。一部分支持者则认为:作为工党议员,霍建强在敏感议题上勇于直陈与大潮不同的个人看法,显 示了工党的包容度,值得赞许;西藏的主权归属中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是中国内政;历史应得到尊重;达赖本人尚不说要西藏脱离中国,诺曼博士等热心高呼自由西藏来得无理。


下附为霍建强议员Red Alert博文原文及相关评论

 Tibet, Norman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Posted by Raymond Huo on June 30th, 2010 

Green Party co-leader Russel Norman should be congratulated on successfully winning the game of name recognition.

When Dr Norman dangled the Tibetan flag in front of the visiting Chinese Vice-President Xi Jinping, repeating the words “freedom for Tibet, freedom for the people of Tibet”, wide debate instantly raged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demanded an apology from the Greens co-leader. Jerry Yang, editor-in-chief of Auckland-based United Chinese Press (publish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aid Dr Norman should apologise for abusing his position as an MP and stretching the boundaries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Based on the take of the opinion leader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issues – a selfish approach and conversely, an open approach.

For some, they care more about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well-being of ordinary New Zealanders than the Dalai Lama, who lives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In that regard, how much damage has been done t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ur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due to Dr Norman’s actions remains to be assessed.

For the others, the real essence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speech should be argued.

In that vein, when National MP and Minister for Ethnic Affairs Hon Pansy Wong expressed her view in the Chinese media that Dr Norman’s actions were disgraceful, it struck a chord among the Kiwi-Chinese community.

“Freedom for Tibet, freedom for the people of Tibet”.

To understand this politically-laden slogan,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intrinsic issues that need to be evaluated.

Firstly, does Dr Norman mean free Tibe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established what is now known as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in the early 1950s, which put an end to the notoriously cruel system of serfdom on Tibet.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the Dalai Lama. For those of his followers his Holiness is a saint. For others, he is viewed as the leader who supported a system of slavery in Tibet whic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ut an end to in the 1950s.

What Westerners do not know, or do not want to know, as argued by the other party, is what level of cruelty the Theocratic Serfdom under Dalai Lama had to offer. An exhibition in New Lynn in 2009 displayed:

• Tibetan Lamaism instruments for worship ceremony made by human parts including human skin drum and a necklace made of finger bones,

• A “gandong” (a flute made of human leg bone)

• Skin from serfs (including children) for religious purpose

• Serf’s eyes gouged out for punishment

Or when Dr Norman says ‘Free Tibet’, does he mean to say free Tibet from the Dalai Lama? The Dalai Lama was both a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 that ruled the region with great influence over its entire people – is this who the Tibetan people need freeing from?

Thirdly 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cond part, free Tibet from which Dalai Lama? The Dalai Lama Dr Norman so cared about is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which means, literally, there were 13 such chief monks before the current one who all as leaders of both politics and religion were grand owners of serfs.

In fac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7th century Qing Dynasty the serf owners, nobles and the upper-temple monks made up of less than 5% of the population but occupied and owned all Tibet’s farmland, pastures, forests, mountains, livestock and rivers as well as the serfs.

Wikipedia explains the origin of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as such:

“in 1578 the Mongol ruler Alan Khan bestowed the title Dalai Lama on Sonam Gyatso. The title was later applied retrospectively to the two predecessors on his reincarnation line, Gendun Drup and Gendun Gyatso. Gendun Gyatso was also Sonam Gyato’s predecessor as abbot of Drepung monaste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s and the Han Chinese dated back as early as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7th to the 10th century A.D.

We don’t know how accurate the history is but the history is complicated enough for us to appreciate that the Tibetan issue is not as simple as what Dr Norman tried to chant.

The problem Dr Norman has – as arg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in New Zealand – is that he wanted to teach the visiting Chinese leader a lesson but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region.

Dr Norman may believe that his supporters don’t care about history. It is true that for too long many Kiwis were exposed to only one side of the story.

And sometimes it is painful to see that some of Dr Norman’s supporters have just enjoyed sticking to the one sided story and could not be bothered to look at the other side. Indeed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even initiate a quality debate on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that of Tibet.

Prejudice originated from ignorance and ignorance often enhances prejudice. In that vein Dr Norman’s action has made freedom of speech an oxymoron.

If New Zealand as a country is an open court, in the name of justice or for the sake of Buddhism – a religion Dalai Lama represents – at least we can agree that it is warranted that we hear what the other party or parties have to say on this issu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speech are about truth and should not be calculated for instant media exposure.


(跟评请见:http://blog.labour.org.nz/index.php/2010/06/30/tibet-norman-and-the-freedom-of-speech/)

54 Responses to “Tibet, Norman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 Older Comments

  1. Paul 2.0 says:

July 1, 2010 at 2:09 pm

If I were a Tibetan I would long for the old ‘notoriously cruel system of serfdom’ than being a minority in my own country with absolutely no say in the current Chinese notoriously cruel system.

– Free the crabs.

  1. Tracey says:

July 1, 2010 at 2:23 pm

In an area fraught (sp) with difficulty in terms of seperating propaganda or interest from “truth” I am still struggling to see exactly what Raymond’s point is? Thanks Raymond for addressing somany and yes, I agree that this is one thing we can thank Labour for, a forum where adults can carry out adult discussions.

“Very interesting, but isn’t it great that you can write this post in a public and one of your colleagues respond with differing points of views” Well said Rebecca

Raymond, why is Tibet so important to China? Is it the military bases nearby? Is it something else? If they have “saved” Tibetans from the cruelty of their former oppressors, why do they now rule them at gun point and in fear od free speech?

I have no idea of the full truth in this situation, but Ihave grave doubts that the full truth will ever co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might just ask the Dalai Lama, if I ever meet him again, but you know Raymond, I can’t ask the Chinese P or VP because he has to protected from that kind of question!

更多跟评参见:

http://blog.labour.org.nz/index.php/2010/06/30/tibet-norman-and-the-freedom-of-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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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隆重纪念澳纽军团日(Anzac Day)95周年

作者:毛 芃

4月25日,澳新军团日,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重要日子。

1915年4月25日,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方澳纽军团在土耳其Gallipoli半岛登陆,遇到了土耳其部隊的頑強抵抗, 原計劃的速決戰進行了八個月,交战双方损失惨重。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早已成为历史,当年澳、新士兵为之效忠和捐躯的大英帝国也已成为过往云烟。然而,Anzac 精神却越来越强烈地被澳、新两国民众所感知和认同。虽然都不是为自己的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当年令两国损兵折将的惨烈战役,却成为两各国家民族情感产生的基石或催化剂。

更为特殊的是,每年的Anzad Day,当年交战的三方 – 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都会在土耳其Gallipoli半岛共同举行纪念活动,纪念在战役中阵亡的士兵,这种超越了过去战争分歧的纪念活动,体现了一种国际主义合作精神,让世人感知了何为高贵、宽厚。


澳新军团 (Anzacs)

一次大战中,为了母国大英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派出了士兵参战。 他们中许多人战前是农夫、面包师,有的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连参军都需要父母签字许可。他们在埃及露营扎寨接受训练, 然后组成澳纽军团(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很快,这个军团就被人们简称为Anzacs。

1915年,在英国的指挥下,澳纽军团被派遣攻占土耳其的Gallipoli半岛,意图作为先遣部隊,為同盟國部队掃清通往黑海的道路。

那时同盟国的行動計劃是佔領康斯坦丁堡,即今日的伊斯坦布爾。这是因为当时的奧塔曼(今土耳其)帝国站在德国一边。

澳新军团在1915年4月25日登陸﹐但遇到了土耳其部隊的拼死抵抗。1915年年底,盟軍被迫撤离。

这是一个三方都损失惨重的战役。在历时8个月的战争中,8500名新西兰参战士兵中有近5000人受伤,2721人陣亡,每四個登陸士兵中就有一個戰死沙场。

Gallipoli 战役成为新西兰历史上伤亡比例最高、牺牲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澳大利亞有26,000名士兵受伤,8000人阵亡。

土耳其阵亡的士兵则高达87,000人。


澳新军团日 (Anzac Day)

当年,新西兰士兵参加Gallipoli登陆战的消息刚传来时,新西兰人非常兴奋。还在1915年4月30日全國放半天假,以示庆祝。

然而,随着阵亡士兵名单源源不断从战场传来,新西兰人的兴奋之情渐渐消失了。

1916年8月,從戰場回來的士兵強迫政府禁止將Anzac一词用于貿易和商業用途。

1921年,Anzac Day第一次被当作假日,酒店、商铺和銀行这一天都要關閉,各种赛事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Anzac Day 成为人们悼念所有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新西兰士兵的日子。

新西兰共有10万士兵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场“为终止所有的战争而进行的战争”中,有41317名士兵受伤,16692名士兵陣亡,傷亡率為58%。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新西兰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半数新西兰适龄男人都参加了战争。除却大量官兵伤亡,那些战场上幸存下来的许多人因为经历了战争的残酷而在退役后更愿意享受平静的家庭生活。这些都使得新西兰失去了许多有潜在能力的领袖人物。

一次大战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推动了新西兰女性对于社会工作的积极参与,这也促使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战后,新西兰几乎每个城镇都建立了战争纪念馆或是纪念碑,以纪念本地在战争中牺牲的官兵。

直到30年代,Anzac纪念日仪式才变得更加庄重和丰富,并作为一种传统延续到今天。

二战之后,Anzac Day扩展为包括对所有在战争中阵亡的官兵的纪念。

今天,Anzac Day不仅是纪念那些在Gallipoli倒下的士兵,也是纪念所有参加过战争和维和使命的新西兰军人。  

自1990年起﹐許多新西兰人自发到土耳其Gallipoli海滩缅怀先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纪念仪式。

到Gallipoli参加Anzac Day 纪念活动,已成为许多新西兰和澳洲青年人的精神朝圣之旅。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增加民族认同、提升民族情感和滋养民族精神的好机会。

在Anzac Day,新西兰人一方面纪念那些在战场中牺牲的先辈,一方面庆祝忠誠、团结、勇氣﹑自我犧牲精神和同伴之誼 – 这些新西兰人认为独特的、令人敬仰的民族价值。由于AnzacDay在国人中所激发出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不少新西兰人呼吁让Anzac Day成为国庆日。


当年交战双方在Anzac Day 互相携手

每年的Anzac Day, 新西兰和澳洲的媒体都会刊登大量文章纪念Anzac Day,同时,对其进行历史研究和分析。2008年4月,澳洲大报《时代报》(The Age) 的一篇社论对于1915年的Gallipoli战役和当年参战三方如今能在Gallipoli战役海滩共同举行纪念活动进行了历史的评析。

社论说:“对于澳新军团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士兵们付出的生命代价同他们的祖国关系不大或是没有关系。然而,他们以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严格履行军人的职责。正是这种英雄主义气概赢得了后人们的尊重和钦佩。

“对于土耳其来说, Gallipoli战役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在过去的百年里,西方势力企图分割土耳其帝国。如果盟军在Gallipoli海滩登陆成功,土耳其将很快沦陷,随之而来的毫无疑问是民族的灾难。

“也许正是在这样绝境下,土耳其诞生了出色的军事天才- Mustafa Kemal Ataturk, 这位Gallipoli第一战区司令成为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人和它的首任总统。

“没有Mustafa Kemal Ataturk的指挥,没有土耳其士兵的忘我牺牲精神,大概不会有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

“在这场血腥的毫无意义的冲突中,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国家都在自己的士兵身上发现了深深蕴藏的勇气和英雄主义气概。

“在Gallipoli战役中,野蛮、高贵、痛苦、悲惨和英雄主义精神相交织。

“也许正是这种史诗式的英雄主义,使Gallipoli战役成为历史上少见的能够把对立的参战国在战后联系在一起的战役。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1924年国际社会签署《洛桑条约》承认了新土耳其的存在后,一种相互的尊敬和理解把土耳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密联系起来。

“三个国家的人民纪念Gallipoli战役,不仅因为战场上阵亡的将士是各民族的骄傲,也因为这是对当年英勇的年轻人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付出的牺牲的尊重。”


John Key 去土耳其参加Gallipoli战役95周年纪念

才从美国和加拿大出访回来的John Key总理本周三率团前往土耳其参加Gallipoli战役95周年纪念。

John Key将在那里参加Anzac黎明纪念仪式,新西兰Anzac纪念仪式和澳大利亚Anzac纪念仪式。

政府老兵事务部长Judith Collins同总理一同前往。随总理前往土耳其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22名退伍老兵,21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学生,他们是一个多媒体竞赛获奖者。


“他们将永远年轻”

每年的Anzac纪念日,無數人都要重溫著名英國詩人Laurence Binyon (1869 – 1943)的著名詩篇 – 《致那些倒下的士兵》。

“他們將永遠年輕,不象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會衰老,

时光不會改變他們的容顏,歲月也不再把他們侵擾。

每当夕陽西沉、旭日東升,

我們都會缅怀他們,把他們記牢。”

“They shall not grow old, as we that are left grow old:
Age shall not weary them, nor the years condemn.
At the going down of the sun and in the morning
We will remember th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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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毛时代的最后舞者》:“要想飞翔,先要有自由”

作者: 毛 芃

影片《毛时代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下周四就要在奥克兰公映了。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海报已张贴到许多地方。英文电影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醒目- “要想飞翔,先要有自由”(Before you can fly, you have to be free) 。

因为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华裔,来自中国,电影发行商几天前专门为奥克兰文化、媒体圈人士放映了这部电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这是第二次看,还是被深深感动,尤其是近结尾时,看到影片主人公李存信同父母在美国相见的场面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影片放映结束,看看十几位友人,从20多岁到80多岁,几乎个个眼中都有泪痕。

Mao’s Last Dancer表现的是一个有着中国背景的芭蕾舞蹈家李存信的人生故事。也许是因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缘故,我一向对表现真实事件的影片更感兴趣,一直相信真实的故事比戏剧更精彩。

李存信的一生,无疑充满戏剧色彩。然而,无论是他的自传Mao’s Last Dancer 还是根据这部书改编的同名电影,打动人心的地方与其说是他的传奇人生,不如说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追求梦想的巨大热情、勇气和为之付出的艰辛与代价。

李存信从小生活在中国山东的一个贫困农家,他十一岁时被北京来的大人物人选到北京学习,他舍不得离开娘,他娘搂着他说:“你走得越远越好!”

一个母亲对11岁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内心恐怕无不酸楚。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7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是怎样的贫困,普通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无望。

穷人家出来的孩子,知道把握住轻易不会降临的机会有多重要。难得的是,李存信热爱芭蕾,他有成为优秀芭蕾舞演员的潜力,他肯为此比别的孩子下更多功夫进行枯燥、艰苦的训练。所以,毫不奇怪他会成为北京舞蹈校院的优秀毕业生,会被来学院进行艺术交流的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选中去美国学习,会在去美国的时候是个学生,要离开时已俨然成为芭蕾舞明星。

80年代初,在中国与世隔绝几十年、刚刚打开国门的情况下,被美国的一切震惊和吸引的李存信选择生活在美国,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他在那儿有了初恋,有了能发展芭蕾舞事业的良机。为了爱情和事业,他选择留在美国。然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选择,让他能背上“叛逃”这样压得人喘不过来的政治罪名,忍受与家人长期隔绝的精神孤寂和痛苦。

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作出这样沉重的人生抉择,从另一侧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幸福、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向往。

1986年李存信在休斯顿芭蕾舞团表演的画面

其实,想想我们这一二十年来移居新西兰和世界各地的华人们,我们的移民选择同李存信当年的抉择又有多大本质上的不同呢?因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比李存信要幸运得多,我们可以不用惊动任何人就走出国门,不用像先行者李存信那样,为自己的选择惊动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为追求自由飞翔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

在《毛时代最后的舞者》中扮演成年、青年和少年李存信的都是华人芭蕾舞演员, 其中成年李存信扮演者曹池同样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也有在西方学习、表演的经历。他在北京毕业后到伦敦进行芭蕾舞深造,目前在伯明翰芭蕾舞团担任演员。知名华人演员陈冲在影片中扮演母亲,陈冲在中国70年代末演出《小花》成名后到美国学习、生活,演出电影,她同李存信经历过同样的年代,有着类似的生活轨迹。陈冲扮演的母亲虽然戏不多,但是演得精彩、传神,让人难忘。 

不久前我在采访李存信时,曾问他是否介入了Mao’s Last Dancer这部影片的创作。他告诉我说,影片编剧每创作完一个章节,都会给他过目,请他提意见,他为此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李存信虽然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吃了很多苦头,但影片里中国官员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被脸谱化,我相信这同李存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