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人物

作者：毛　芃

新西兰第39届总理Bill English 预计将在下周一12月12日上任。这两天，新西兰媒体聚焦在他身上，他在电台接受采访时自嘲自己的特长是“乏味”。新总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真的是个乏味之人吗？

我看不会。

能自嘲的人，通常不会乏味。一个读完商科不急于投身商海赚钱，又去读文学，这样的人，大概也不会乏味。

12月5日,  John Key 宣布辞去新西兰总理和国家党领袖，顺便表示支持他的老搭档 – 副总理和财政部长Bill English – 接替他的职务。虽然还有两名内阁部长也有意竞争总理职务，但到了12月8日，English已赢得党内高层多数成员的支持，下届国家党领袖和新西兰总理，非他莫属了。

短短三天，国家一把手的交接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定下了。

即将领导新西兰的Bill English，1990年进入国会，是名政坛老将，他其实也是第二次担任国家党领袖。

这两天，新西兰媒体把他过往经历翻了个底朝天。他这些年曾有过的风光、曲折、太太是干什么的、孩子有几个、宗教信仰是什么，一股脑都给暴露在新西兰初夏的阳光下。

 

初出茅庐就露锋芒

Bill English 早年的政治生涯还是挺顺的。他1990年被选入国会，很快就被视为国家党冉冉升起的新星。

1996年，他被任命为政府卫生部长。他上任后关注的是医院和病人，而不像他的前任以市场为导向，把国有医院当企业、把病人当消费者。English 因而受到瞩目和欢迎。2001年，他取代 Jenny Shipley 成为国家党领袖。这一年，他年仅40岁。

不过，那时的国家党是在野党。执政的工党在领袖海伦·克拉克大姐的带领下，正意气风发，斗志旺盛。

国家党1999年大选失利后，士气不高、状态低迷。Bill English 一上任就面临大选。面对强势的海伦·克拉克，国家党2002年再次败选，而且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只获得20.93%的选票。

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国家党2002年的失败，为日后崛起埋下伏笔。因为这届大选让国家党进来了两名不凡人物，一位是前储备银行行长Don Brash 博士，另一位是雄心勃勃的前华尔街金融交易员、富豪John Key。

 

Don Brash 博士（左）和John Key

2003年，Don Brash 博士取代Bill English，成为国家党领袖。

English 当时的处境不妙。本来就因大选惨败被一些同事们指责、抱怨，接下来领袖职务被剥夺更是雪上加霜，一般政治人物在这种令人难堪的境地下，可能就卷起铺盖卷，回家种红薯了。可是，这名来自新西兰南岛的农场主很顽强，农场长大的孩子不怕羞辱，不轻言放弃。

这也许同他的天性有关，也可能同他一直得到选区选民的支持有关。或许Bill English 曾经泪眼婆娑考虑过放弃，但低头想到选民的支持和期待，又握紧了拳头。

要说明的是，在新西兰，进入国会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党内排名进入国会，一是在选区打拼赢得选民支持进入选区。通常，赢得选区席位的议员，内心是比较骄傲的，因为背后有选民的支持。

从1990年开始，Bill  English 每次大选都是以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直到上届大选才没参加选区竞选，靠党内排名进入国会。

话说回Bill English在国家党低调度过了三年。到了2006年，时任国家党财经事务发言人的John Key踌躇满志地取代了Don Brash，成为新一代领袖，English成为他的副手、成为新的财经事务发言人。Bill 和John的黄金搭档开始了。

Bill 和John：黄金搭档

2008年大选，John Key领导的国家党获胜，他任总理，Bill English 任副总理，还担任财政部长。

 

据英文媒体披露，Bill English同John Key关系起初并不很合拍，English也几乎不隐瞒他对Key的看法。

Bill English 是个政策专家，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一个天主教徒，在社会问题上持强烈的保守主义观点。而John Key是从华尔街回来的金融市场交易员，在社会问题上态度开明，支持同性婚姻。

无论他们如何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和谐、融洽的。

Bill English在国会辩论大厅发言。 

John Key要辞职，今年 9月就告知了Bill English他的辞职意图，给了English充分的时间来考虑接班问题。

John Key 是在12月5日宣布辞职的当天上午，才将辞职决定通告国家党政府内阁成员。他们当中虽然有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女士和卫生部长Jonathan Coleman 对总理职务有兴趣，但有John Key在辞职声明中公开为Bill  English背书，他们终究不是对手。

12月8日，新总理人选呼之欲出，Bill English毫无悬念地将成为新西兰第39届总理。

发布过八个政府预算案

在进入国会第26个年头上，Bill English终于有机会成为新西兰总理，第二次挑起了国家党领袖的担子。

John Key政府过去执政8年来，Bill English一直都是财政部长，他的经济政策，是John Key 政府的特色。

English 担任财长以来，已经发布了八个政府预算案。这八年来，新西兰成功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English显然在经济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财政事务方面，English 十分谨慎，被许多人形容为是经济保守主义人物。

英文媒体报道，减税是Bill English关注的主要工作之一。他认为经济增长应该使更广泛的社区受益。

同John Key相比，English更加关注公共政策。他从政期间，在这方面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他对政府政策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影响非常关注。

 

English 会是很乏味的总理吗？

每个领袖人物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信奉天主教的Bill English貌似不像在华尔街见过大世面的John Key那么随和风趣、在媒体和公众面前那么谈笑自如，任何时候都是一副自信乐观、讨人喜欢的模样。

不过，Bill English可能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肃、严厉。

毛利党（Maori Party）领袖 Marama Fox 评价English是个非常理性和稳重的人。

Bill English自嘲自己的特长是“乏味”，能这么自嘲自己，骨子里大概不会很乏味。

要知道，Bill English可是有两个学士学位的。他先是拿了一个商科学位，然后又拿了英国文学学位。学了商科不急忙投身商海赚大钱，还肯再去读文学，这样的人，心里恐怕多少是有 “诗和远方” 吧。

明年是大选年，这将是Bill English关键的一年。 大选结果，不仅决定他在总理宝座上能坐多久，还决定他的国家党领袖能做多久。

这么说可是有前车之鉴的。

2001年10月，Bill English 在大选前接替党领袖职务，结果竞选失败。两年后他黯然辞去领袖职务。

现如今，Bill English 再次在大选前一年接替党领袖职务，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目前看来，国家党势头不错。2016年11月27日公布的One News Colmar Brunton 的民调中，国家党的支持率为50.0% ，工党为28%。

然而，工党方面也不容小觑。工党到明年就在野9年，早就等的心急不耐烦了，无奈John Key 支持率居高不下，让工党似乎看不到前景。

John Key的突然辞职，对工党来说无异于是份提前到来的圣诞礼物，借此打个翻身仗估计会是工党上上下下的一致誓言。

2017年，没有了John Key 这个政治明星的光环，国家党同工党的竞争会可能会相当激烈。

说实在，反对党不强大，一党当权太久，对新西兰的政治生态来说并不是好事。所以，让明年的竞选之战来的更猛烈些吧！

Bill English会表现的乏味吗？且看吧。

Bill Enlgish和John Key及其他同事在一起游戏

Bill English生平

姓名: Simon William (Bill) English

年龄:  54岁

早期职业：农场主， 财政部政策分析师，1990年进入国会。

所任部长职务： 财政部长、副总理、新西兰公屋署署长

政治倾向： 保守，反对堕胎，反对安乐死，反对同性婚姻。

最广为人知的事情：发布政府预算案；John Key 的副手；2001-2001年任国家党领袖；2002年大选他领导的国家党惨败，得票率仅为20.93%，工党为41.26%。

私生活：天主教徒，妻子Mary是名家庭医生，Mary在政治上也很积极，经常作为代表参加国家党年会。两人有6个孩子。

童年： 1961年12月30日出生在南岛南地（Southland）的 Lumsden, 从小在农场长大。

教育：在首都惠灵顿天主教男子寄宿学校St Patrick’s College 读中学。在但尼丁的奥塔哥大学获得商学学士学位。然后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学校学习，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

 

 1928年St Patrick’s College时的模样

Bill English的政治生涯

1980年：加入国家党，在Southland和惠灵顿地区国家党分支机构做行政工作。

1987年：在新西兰政府财政部担任两年政策分析员。

1990:  进入国会。在全国大选中赢得Clutha-Southland 选区席位。

1996年：进入政府内阁，负责医疗卫生，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担任卫生部部长。

1999：国家党在选举中败给了海伦·克拉克领导 的工党，国家党成为反对党，English 担任财经事务发言人。

2001: 取代 Jenny Shipley 成为国家党领袖。

2002: 在大选中败给海伦·克拉克领导的工党。

2003: Don Brash 取代 English 成为国家党领袖。

2006：Don Brash辞去国家党领袖职务，John Key接任党魁职务，English成为他的副手和财经事务发言人。

2008:  国家党赢得大选，John Key 成为总理，English为副总理、财政部长。

2009: 他被披露出居住在惠灵顿自己家时，每周领取近1000元的部长津贴，包括支付电费和清洁费。 事发后他退回一些津贴。这被视为他的丑闻。

2013: 投票反对婚姻修改法，反对同性婚姻。

2014 – 现在: 国家党排名议员，财政部长和公屋署署长。

2016:  继John Key 12月5日宣布辞去国家党领袖职务和总理职务后，Bill English宣布他会竞争领袖职务，并赢得核心层多数成员的支持。他将在12月12日下周一成为国家党领袖和新西兰总理。

 

（维多利亚大学博士生Elaine Peng 对本文有贡献）

---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

近年来，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我敬重的一位大陆朋友无穷先生8月6日发来他写的有关仓央嘉措的文章，并接受了我的采访。 无穷先生1980年起在西藏师范学院（现在的西藏大学）教授古汉语，现已从长春市城市研究所退休。

---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作者： 无穷

十七世纪末，欧洲人性启蒙运动正波澜壮阔地向纵深推进，而中华大地依旧死气沉沉，丝毫看不到人性启蒙的希望。康乾盛世的各族民众虽经历了经济繁荣时代，但精神上却被儒释道等形形色色的教俗枷锁牢牢地禁锢着。就在这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维护皇权泯灭人性的时候，大西南的雪域高原出现了奇迹。一位放荡不羁的西藏高僧凭着激情喷涌的情诗发出了人性启蒙的呐喊，在黑沉沉的宗教夜幕上撕开了一道裂缝，让一缕人性的灵光照到了世俗生活的舞台。他，就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1683年，仓央嘉措出生在一个宁玛（红教）派佛教农民家里，从小天资聪慧，被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十五岁时在布达拉宫行坐床典礼，成为六世达赖喇嘛。披上袈裟，他是佛光下的高僧；脱下袈裟，他是才华出众的英俊少年。

网络图片

仓央嘉措不甘心在深宫青灯下诵经，经常到布达拉宫后面园林里纵酒放歌，写诗填词。他甚至同平民百姓交朋友，参加男女青年的聚会。在朋友的心目中，他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宗教领袖，而是风流潇洒的诗人、和蔼可亲的歌手。他开始向往民间普通人的生活，追求美好的爱情，人性解放的意识在他的心中日渐成熟。

一次，仓央嘉措在龙王潭酒楼与聪明美丽的买酒女郎达娃婥玛不期而遇，两人一见钟情，心心相印。他决定放弃至高无上的达赖喇嘛宝座，逃出布达拉宫与达娃婥玛私奔，去过世俗平民的生活。

然而，仓央嘉措几次逃出又几次被抓回。他的叛逆行为不仅使西藏当局震怒，而且惊动了大清朝廷，康熙皇帝亲自下令将其解送北京。路过青海湖畔，他面向家乡一声长啸，带着对达娃婥玛无尽的思念跳入水中，结束了二十五岁的年轻生命，向严酷的现实作了最后的抗争。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名”（陶渊明诗）。仓央嘉措的死同屈原一样，为人世留下了永恒的凄美，他的诗歌像青海湖水一样涟漪不绝，永存人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西藏工作时，常听到两个响亮的名字，一个是天上的神灵格萨尔王，一个是地上的喇嘛仓央嘉措。出于好奇和敬仰，我专门去听了藏族教师讲的关于仓央嘉措情歌的文学课。课后向讲课的老师打听，哪有仓央嘉措的遗迹，想去瞻仰。

老师说遗迹有，但不在西藏，在内蒙贺兰山脚下。

1758年，人们为纪念六世达赖，在那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南寺，也叫广宗寺，可惜文化革命时已被毁掉。

文革初期，一队自称是毛泽东的红卫兵的人将庙里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一阵打砸抢烧将整个庙宇夷为平地。现在研究仓央嘉措已没有什么文物可考，只有流传的诗歌。

现在的广宗寺（网络图片）

---

后人将仓央嘉措留下的诗歌编辑成《仓央嘉措情歌集》，不仅有汉文、藏文多种版本，还翻译成二十多种外文，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然而遗憾的是，在诗人的祖国、故乡，《仓央嘉措情歌集》只被当作一般的爱情诗阅读，没有从人性启蒙的角度挖掘深层的内涵。

2015年2月写于长春雁鸣湖山庄

网络图片

---

毛芃对无穷先生的访谈

毛芃： 请问西藏民族在仓央嘉措的年代，就有自由恋爱的习俗是吗？

无穷：藏民生活在偏远高寒地带，不受中华礼教束缚，自由恋爱古已有之，但佛教的禁欲主义严格地控制着某些教派的婚恋活动。山南地区某些教派准许僧人婚嫁。

毛芃：达娃卓玛后来什么命运？

无穷：下落不明。也有传说仓央嘉措和达娃卓玛一起逃走隐居在印度，这大概是人民的美好愿望吧。

毛芃：藏族文化中，爱情诗歌很多吗？

无穷：非常多。

毛芃：现在广泛流传的那些说是仓央嘉措的诗，真是他的作品吗？ 是谁最早把他的诗翻译成汉语的？

无穷：大多是他原作，比较可信。早年无所谓出版，主要来自民间流传。我在西藏时，就有汉译本。

毛芃：仓央嘉措会读、说汉语吗？他是否用汉语写过诗？

无穷：他当高僧时要受专门教育，当然要学汉语了。他的诗开始时限于口头传颂，后人整理成文。

毛芃：整理成藏文是吗？

无穷：最早当然是藏文记载，后来不知是什么人译成汉文和英文，也许英文更早。

毛芃：您文章中说，高僧的诗发出来人性启蒙的呐喊，这个怎么理解？藏民的人文启蒙早吗？

无穷：人文启蒙分两种：一种是源于古代的、自然的、非理性的启蒙，一种是源于欧洲的理性启蒙。

藏民的人性启蒙恐怕是以第一种为早，大规模理性启蒙不会比汉族早。 这里有传统的非理性启蒙对宗教和大清朝廷的反叛，也包含从境外（比如印度)传来的理性因素。

近现代的人性解放，不提高到理论高度是不可能普及全民的。各民族情况不同，但第一种启蒙早晚要融入第二种…

毛芃：倉央嘉措为了爱情不惜放弃达赖喇嘛宝座，可以说他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吗？我知道这么说比较俗。

无穷：不能这样说，不能用汉族的传统套用。

毛芃： 那怎么理解他为了爱情，宁愿舍弃至高无上的地位呢？

无穷：他少年时爱情观在家乡已经形成，因为坚不可摧，所以没有被布达宫的生活打磨掉… 有时候，最美的人性一旦形成，坚不可摧，战无不胜，各民族都有先例。

高僧、帝王也是人。汉人中敢于挑战传统、生死不惧的爱情典型，大有人在。只不过史官专记载符合传统的，反叛型的不给记载，或很少记载。

毛芃：您当年在西藏师范学院任教时，藏族老师讲文学课是用藏语还是汉语？

无穷：两种语言都用，有时也用英语。

毛芃：为什么还用英文？有外国学生吗？

无穷：当时西藏上层文化界受印度影响很深，英语及西方文化经印度传入西藏。

毛芃：藏民中的文化人多吗？

无穷：当年有些老贵族还活着，他们的子弟多在印度受教育，一般都通晓藏、汉、英印等多种语言。

西藏贵族画像

毛芃拍摄于奥克兰西藏博物馆

毛芃：那时候的藏民贵族为什么那么容易去印度而不是大陆？是交通原因还是宗教原因？

无穷：当时大陆国共两党连年内战，哪有学习的环境啊，当然也有宗教原因。

毛芃：藏语同印度语接近吗？

无穷：它的有声语言同汉语接近，某些宗教习惯与印度相似。

毛芃：西藏什么时候有大学的？

无穷：我任教的西藏师院是当时刚成立的唯一的大学。

毛芃：您到西藏后，对藏族文化感受比较深的是什么？

无穷：藏文化并不像内地想象那样封闭，它的开放性超过汉文化，这是我当感受极深的。

毛芃：藏族文学除了诗歌，还有哪些主要内容？

无穷：太多了，文字记载的有史传文学、神话故事、宗教故事等等，一言难尽；至于口头文学就更多了。

毛芃：您对藏族文学和文化整体什么看法？作为普通汉族人，我个人接触从小就接触过藏族歌舞，很多汉人都喜欢藏族歌舞，但其他就几乎没有。

无穷：歌舞不是藏文化的主题，它的史学、文学、哲学、宗教等等不比歌舞份量轻。藏民是宗教的奴隶，汉人是皇权的奴才……藏文化十分深广，研究它需要太多的精力。藏汉传统不同，但没有高低之分。

毛芃：我们新西兰桃源诗社有朋友问仓央嘉措写的是情诗还是梵歌?

无穷：不是梵歌，但有禅意。

毛芃：诗社有年轻朋友想知道“倉央嘉措的诗学和美学是如何启蒙的呢？”

无穷：藏人的诗学有理论专著 – 诗镜论，美学尚未发现专著，散见于其他著作中。诗镜论即诗学专著。我去听过，没有汉语授课，听不懂。讲诗学的都是从印度流学回来的贵族子弟。

毛芃：倉央嘉措的诗读起来很美，我们诗社一诗友说：“说是情诗，读起来令人魂不守舍；说是梵歌或是道歌，颂起来也是让人荡气回肠。谁翻译的，真厉害！”另一诗友说：“翻译者不但第二语言要好，第一语言要跟原作者的语言水平不差上下，而且也能使用原作者的眼光和口气来写作。这实在是不容易。”  请问您怎么看待诗歌翻译这回事？

无穷： 我觉得不同语种诗歌的对译，只能是根据原作提供的艺术形象进行再创作，不可能直译……

毛芃：谢谢您！非常感谢接受我的采访！

---

文 / 毛芃，   摄影 / 洪宇

 

新西兰人爱喝咖啡，在城镇的大街小巷，咖啡馆随处可见。传统上，新西兰的咖啡馆一向是白人经营。近年来，随着亚裔移民的增多，一些咖啡馆悄然更换了主人。像经营饭馆、蔬菜水果店一样，经营咖啡馆成为一些亚裔移民的热门选择。

来自中国哈尔滨的孙玉杰女士曾做过10年的咖啡馆老板，加上被华人经营的咖啡馆请去做咖啡师和点心师，玉杰在新西兰的咖啡馆行业已工作了15年。

谈起新西兰的咖啡文化、谈起十几年咖啡馆的工作经历，玉杰感触良多。

能同客人聊天很重要

“要想经营好咖啡馆，光是咖啡做得好还不够，能同客人聊天也很重要。”

在奥克兰Symonds 大街 229号的Arcadia咖啡馆，玉杰同我面对面，侃侃而谈。

“在新西兰的咖啡文化中，咖啡店老板同客人的关系不仅是买卖关系，还是一种朋友关系。”

采访孙玉杰女士（右）

据说新西兰咖啡馆80%的客人都是回头客，是这样吗？我问玉杰。

“就是这样。” 玉杰回答道。

对新西兰人来说，咖啡馆是他们消遣放松的地方；而且，洋人客人比较在意同咖啡馆老板的交流，如果双方关系不错，客人不仅会时常光顾，还会带自己的亲戚、朋友来。

“那些时常光顾咖啡馆的，不全是奔着咖啡来的，有许多是奔着咖啡馆的社交氛围、店主同顾客的关系。”

玉杰说，如果咖啡馆老板能同顾客什么都能聊上几句，那会很受欢迎。

她说，一个咖啡馆如果换了老板，客人可能会因此而流失。

新西兰咖啡馆老板同客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最大的挑战：交流和沟通

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孙玉杰认为对华人移民来说，经营咖啡馆的最大挑战是同洋人顾客的交流和沟通。

在玉杰眼里，华人移民买下咖啡馆生意并不难，但要经营好并非易事。

这是因为华人移民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语言障碍，即便英文有一定水平，也可能因为缺乏对新西兰社会的了解，同顾客很难交流起来。

玉杰说，顾客来自四方八方、各行各业，学生家长可能会聊几句孩子在学校的事情；喜欢橄榄球的可能同你聊几句头天晚上的橄榄球比赛。如果客人同你说这些你两眼发愣，接不上话，哪怕你咖啡做的再好，客人可能也不会再光顾了。

玉杰还说，一个受顾客欢迎的咖啡馆老板，能够记住所有熟客的名字，知道每个客人的咖啡口味。

不过，她承认她才做这一行时，记住洋人客人的姓名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事。

 

独特温馨的咖啡文化

新西兰不仅有世界上数得着的美味咖啡，还有温馨独特的咖啡文化。

到咖啡馆同朋友会面聊天、同客户会面、在咖啡馆读书、上网，甚至开办公会议，这些在新西兰的咖啡馆司空见惯。

新西兰的咖啡馆不仅提供人们喝咖啡、吃点心，它更像是一个社交场所。

“来咖啡馆的客人什么样的都有，有西装革履的上班一族；有的光着脚丫、穿着背心就进来了；还有推着宝宝车的妈妈。有时候，小宝宝在婴儿车里睡着了，妈妈就靠沙发上打盹，”玉杰说。

这些年，孙玉杰去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旅行。每到一个国家，她都特意到当地咖啡馆看看。让她惊讶的是，在这些国家的咖啡馆基本看不到客人同咖啡馆老板或服务员聊天。

“可能是这些国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吧！”

而在玉杰工作的Symonds 大街 229号Arcadia咖啡馆，有免费Wifi，有当日出的英文报纸，在那里，经常有客人一坐就是半天甚至一天。

玉杰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她会专门做些中国的小点心，随咖啡送给客人，礼轻情意重，洋人顾客很看重这个的，他们不在乎东西的多少。

 

做好咖啡不容易

玉杰告诉我，做一手好咖啡不是容易的事情。真正会喝咖啡的客人，对味道要求很高，如果口感稍有不对，就会直接告诉你。

“每个顾客的口味都不一样。同一款咖啡，有的客人喜欢多些奶沫，有的喜欢咖啡热些，有的喜欢浓些，有的喜欢淡些。”

玉杰说，作为亚裔咖啡师，经常会遭遇到洋人顾客的偏见，因为有些客人怀疑亚裔面孔是否能做好咖啡。不过，一旦他们认可你做的咖啡，每次来都会点名要你做。如果你这会儿忙，他们宁肯等着。

玉杰还透露，咖啡馆的熟客不太容易接受新手做的咖啡。如果咖啡馆来了新手，老板会先安排新手打杂一阵子，等同顾客交情熟了，才让新手上阵做咖啡。

会不会遇到刁蛮顾客呢？我问玉杰。

“总体而言，洋人顾客的文明素质还是很高的。不讲理的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玉杰回答道。

给新手的建议

随着华人投资移民和学习西厨的中国学生的增加，华人在新西兰开咖啡馆的逐渐增多。我请玉杰根据自己十几年从事咖啡馆业的经验，给想要经营咖啡生意的华人提一些建议。

玉杰略想了一下，给出下面两点“个人”建议。

一、不能把咖啡馆当成普通的餐馆生意来做，要透彻了解新西兰的咖啡文化，要善于、并乐于同客人交流，这对留住客人很重要。

二、咖啡和西点一定要保证质量。宁可价钱高点，东西一定要做好；否则人家吃了一次，不会光顾第二次。入口的东西做不好的话，别说便宜，就是白给人家，人家也不要。因此，要货真价实，高质足量。

玉杰告诉我，在新西兰购买咖啡馆生意，卖家通常会为买家提供学做咖啡和西点的服务，直到你能上手。她还说，相比起做咖啡，西餐点心要容易做得多。

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毛芃摄影）

作者：毛芃

叶宋曼瑛博士是新西兰著名学者、研究新西兰早期华人移民史的先驱、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要想了解新西兰华人移民史、了解新西兰的种族关系，曼瑛博士的著述是绕不过去的。例如，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要花三年时间研究新西兰华人移民史，就在去年和最近分别派出三名研究人员到奥克兰，登门拜访曼瑛博士。

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邱志红博士（左）、赵庆云博士（右）和曼瑛博士（中) 　摄影：毛芃

来自香港

叶宋曼瑛博士出生在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她自小在家中接受严格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在全英文教学的学校接受严谨的西式教育。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土壤上，随处可见的跨文化现象开拓了她的视野；但一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让她和她做医生的先生感觉不很舒服。

曼瑛引用了一句不少人耳熟能详的话，20多岁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社会主义者， 那你就没有良心。……

1974年，曼瑛随先生叶医生定居新西兰，随后进入奥克兰大学深造，1977年获奥克兰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奥大历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论文1992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名为《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叶宋曼瑛博士的博士论文被印成中英文书籍（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曼瑛博士从1982年起任教于奥大亚洲研究院。工作中，她发现早期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历史基本是空白，还发现新西兰历史上充斥着对华工的歧视，新西兰政府向早期华工收取高昂人头税更是让她震惊。她于是开始了对早期华人移民的细致研究工作，采访了很多早期华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通过口述史研究方式，记录下早期华人移民的甜酸苦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曼瑛研究撰写的著作相继出版，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好评。她的第一本书–Home away from home : life stories of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women（1990年出版） 曾列入新西兰十大畅销书排行榜，还被制成录音带版本。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这是一本描述第一代新西兰女性华人移民的专著，该书中文版《也是家乡》1994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本都同著名中国文学家、小说《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和夫人杨绛先生有不解之缘。

曼瑛博士告诉我，1989年她在北京做研究的时候，带着书稿去见钱钟书先生夫妇，钱先生对这本书的内容很感兴趣，这本书的中英文名字都是钱先生给起的。因为这本书讲的是新西兰华人女性的故事，杨绛先生为此书的中文版题写了书名。

曼瑛说，《也是家乡》后来又出版时，封面设计有变，杨绛先生又一次为该书题写书名。

杨绛先生两次为《也是家乡》题写书名（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除此之外，钱钟书先生还为曼瑛博士题词，谦虚地引用了杜甫的诗句-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钱钟书在《围城》一书上的题字（毛芃拍摄于曼瑛家中）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建设性研究

叶宋曼瑛博士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她对华人移民史的深入研究、对新西兰历史上针对华人收取人头税的研究，无形中帮助政府决策者重新审视对待亚裔移民的政策和立法，也让普通新西兰人知道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移民都被平等对待。

曼瑛博士仍清晰地记得新西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在国会大厦正式就人头税向华社道歉的场面。

2012年春节，海伦•克拉克代表新西兰历届政府为《1881年华人移民法》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因为该立法要求入境华人每人必须缴纳100磅人头税，而这一歧视性立法只针对华人。

新西兰前总理、现任联合国发展署署长的海伦·克拉克（网络图片）

上述文字是海伦·克拉克的道歉发言的部分内容

2005年，叶宋曼瑛博士同另一位研究新西兰华人史的学者、惠灵顿国家图书馆馆员Nigel Murphy先生合作出版了一本漫画集-《同桌异客–新西兰人看亚裔》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

华人自1860年随着当时的淘金热进入新西兰以来，报纸和杂志上以攻击和丑化华人的政治漫画数不胜数。这本汇集了当年历史漫画的书籍获得极高评价，它引发新西兰人就他们对亚裔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进行重新思考，也让华裔对自身在新西兰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处境有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新西兰总督 Paul Reeves 爵士就该书评论道：这本书表现了深藏在新西兰人内心的忧虑和不安全感。他们担心亚裔人士的大量涌入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他们的就业和工作、影响他们虽然不高但却十分舒服的生活水平。他们害怕亚裔人士会带来腐败并令一切可以保护新西兰人的东西消失殆尽。

Paul Reeves 爵士(左四）、叶宋曼瑛博士（左二）和Nigel Murphy先生（左三）在《同桌异客》新书发布会上。

（毛芃拍摄于2005年）

叶宋曼瑛博士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毛利人和华人关系。2008年，她撰写的 《毛利裔华人》 （Being Maori-Chinese: Mixed Identities）出版。

曼瑛为撰写此书采访了不少毛利人和华人混血儿的后代，探寻毛利人和华人间的历史关系和在当代的社会关系。在她之前，这一领域还没有被人深入研究过。

早期华工在南岛的淘金热潮结束后，一些人到菜园或果园工作，同毛利人交往比较多。由于早期华工都是单身男子（女性家属当时被禁止入境），他们中一些人同毛利女性成家并生子。现如今，一些毛利血统的新西兰人还保留着华人的姓氏。

曼瑛博士说，研究毛利人和华人的关系发展对理解新西兰的种族关系很重要。

叶宋曼瑛博士研究毛利人和华人关系的著作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签名册上的中文签名

2010年2月11日，叶宋曼瑛博士荣获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称号。这是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首次给予人文学科的学者授予院士称号。

手捧皇家科学院院士证书的叶宋曼瑛博士  （曼瑛提供图片）

在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的网站上，对曼瑛的学术研究成就介绍如下：

曼瑛的“研究是真正的开创性研究，她单枪匹马地（single-handedly）地开拓了华裔新西兰人的研究领域，对他们的作用和身份的转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当代意义的研究”。

曼瑛博士告诉我，按传统，所有获院士称号的人都要在皇家科学院装裱典雅的名册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在这本记录着100多年来所有皇家科学院院士签名的名册上，曼瑛先用中文签了自己的中文名，然后用英文签下了全名。

叶宋曼瑛博士的签名 （ 曼瑛提供图片）

她把签名照片发给远在香港的家人，她的弟弟看出了问题，问她怎么没有在中文签名中写上自己的姓。

曼瑛说，她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平时大家都喊她曼瑛，所以她习惯地签上“曼瑛“两个字。

虽然没有签上自己的姓氏，但从叶宋曼瑛博士签名那刻起，新西兰皇家科学院的签名册上历史性地有了中文签名。

 

感谢有曼瑛

从一个普通香港移民到一个硕果累累的知名学者、皇家科学院院士，叶宋曼瑛博士堪称新西兰华人的骄傲。

这些年来，曼瑛博士共出版了7本 有关新西兰华人的专著，其中包括研究出生在新西兰第一代华人的书 – 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 : 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 （《龙在云乡》）（(1996年出版)。

此外，曼瑛还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有关新西兰亚裔移民的研究文章。

2004年，曼瑛博士同新西兰国家电视台TVNZ合作，制作了纪录片New Faces Old Fears （《新面孔、旧恐惧》）。这部描述亚裔移民经历的纪录片探索了新西兰的多元文化、社会凝聚力和存在的种族主义。该片2005 年获新西兰全国传媒大奖Qantas大奖提名。

手捧获奖提名证书的叶宋曼瑛博士   （毛芃拍摄于2005年）

曼瑛博士头顶很多光环，她是新西兰文学院院士，1993年 – 新西兰女性获得选举权100周年那年- 获得新西兰Suffrage Centennial Medal（妇女选举权勋章），1996年荣获O.N.Z.M （Officer of the New Zealand Order of Merit），这是至今为止新西兰华人获得的级别最高的皇家荣誉勋章。

对于新西兰华社来说，有叶宋曼瑛博士这样的学者是幸运的，她的研究不仅加深了主流社会对华社的认识和理解，也促使政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更好地了解亚洲。同时，她的研究也对新移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认识自己的新家园有很大的帮助。

去年，在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院工作了30多年的叶宋曼瑛博士退休了，原本奥大教授的她，获得奥大授予的“荣誉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的头衔，如今，她还带着三名博士生，每周都要到学校去，她的办公室还在，联络方式依旧……

 

40岁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或许不熟悉潘寅林的名字，但他们十有八九会对小提琴独奏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苗岭的早晨》、 《金色的炉台》、 《阳光照耀着塔石库尔干》等耳熟能详。这些诞生于70年文革后期的小提琴作品就出自潘寅林先生之手。在那万马齐喑、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潘先生这些旋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曲好像久旱后的雨露、好象拂晓的晨光，滋润着人们心田，让人们感受到光明到来的希望。

 

那时候，潘寅林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英俊小伙子，而且，已经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30多年后的2009年，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声”的潘先生到奥克兰演出， 他的演奏赢来听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场面之热烈、感人，我这个音乐会的常客都不曾多见。

 

潘先生在奥克兰的数天里，我有幸与潘先生三次会面。潘先生返回悉尼后，又同他有过一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深感潘先生的艺术、潘先生的人生的确精彩，值得一书。

 

摄影：毛 芃

 

10岁学琴，19岁进上海交响乐团

 

很多音乐大师自小就是琴童。1947年出生于上海的潘寅林10岁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这得感谢比他大18岁的哥哥。哥喜欢音乐，要求小弟弟学琴，自称“有点怕哥哥”的潘寅林为了“应付哥哥”，开始学起小提琴。

 

潘寅林报考了上海市少年宫，每周去上一次课，琴是少年宫的，曲谱是少年宫的，老师是音乐学院的。潘寅林早年的学琴生涯没花家里一分钱。提到这段往事，潘先生说，这得感谢宋庆龄基金会，感谢当时的社会制度。

 

潘寅林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随后进入附中，他的老师王人艺先生曾是中国大音乐家聂耳的老师。潘寅林在中学时就展现了出色的音乐才华，1967年中学毕业即被上海交响乐团招去当小提琴手，那年他19岁。

 

这 段故事说起来颇为有趣。上海是中国的大都市，较为西化，交响乐团相对受到重视，而乐团为了保持在中国乐坛的竞争力，很看重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一 流的音乐学府，但最好的毕业生常常会被北京要去。因此，上海交响乐团“捷足先登”，直接到音乐学院附中选拔人才。于是，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潘寅林就这样 幸运地开始了职业音乐家生涯。

 

做了两年小提琴手后，潘寅林22岁坐上了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交椅。这可着实不简单。这不但要有一流的服众望的琴艺，还需要有高超的交流技巧，因为首席小提琴手是指挥与乐队间的桥梁。

 

奥克兰白云合唱团指挥魏启祥先生当时也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他对我说，那时还是文革时期，乐团同社会一样，存在着政治派系斗争。但是大家都对小潘这个年轻人印象很好，不仅是因为他琴艺好，更因为他人品、个性好，做事没有私心。

 

在极左的文革年代，中国除了样板戏一花独放，没有其他艺术可欣赏。交响乐团不能演奏西洋乐曲，就连中国自己的小提琴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不能演，上海交响乐团那时只能排演交响乐《智取威书山》，用交响乐演绎样板戏。

 

独奏为乐坛带来清风

 

70年代后，人们厌倦了样板戏，厌倦了口号式的革命歌曲。文革期间几乎销声匿迹的器乐作品开始出现。上海交响乐团作曲家阿克俭先生把女高音独唱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独奏者自然由潘寅林担当。那是1972年10月，潘寅林25岁。

 

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人们第一次听到小提琴独奏。

 

潘寅林充满激情、热情和深情的演奏立即得到行家们的认可，被誉为“拉得比唱得还好听”。 演奏录音很快在北京中央人们广播电台播送，随即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与艺术审美久违的中国人仿如“于无声处听惊雷”、仿如感觉清风扑面。不少人感慨道，听到这样的音乐不容易，真像是千年铁树开了花！

 

潘寅林初次独奏大获成功，人们希望听到他更多的独奏曲。可在那极左的年代，到处都是演奏禁区。于是，还在“牛棚”里劳动改造的中国著名小提琴作曲家、《梁祝》作曲家之一的陈刚先生被勒令回乐团，专门从事小提琴曲目的改编和创造。 陈刚文革期间成功改编了7首小提琴曲，其中有《苗岭的早晨》（1975年）、 《金色的炉台》（1974年）、 《阳光照在塔什库尔干》（1976年）。这些曲目均由潘寅林首演，均轰动一时并广为流传。现在，这些曲目被誉为“红色经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16&v=Yo1dJi9RXVg

这些诞生于文革期间的作品是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下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带有特殊历史烙印的乐曲经过天才的小提琴作曲家和演奏家的改编和演奏，有了很强的音乐欣赏性，这些曲子旋律优美，节奏明快、音域跨度大，充分表现了小提琴的音色特征。

 

如今，这些“红色经典”乐曲被人们欣赏和怀念，不仅在于这些乐曲的独特艺术性，还在于这些音乐作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冲击和慰籍。在那个黑暗年代里，它触动了人性中被忘却的温柔和高贵，给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异样的感动。

 

按潘寅林的说法，这些曲子不是为了宣传革命口号，是为老百姓们写的；它们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但又跳出了那个时代。

 

从1972年到1981年初，潘寅林带着他的小提琴曲目，在中国到处巡回演出，所到之处，盛况空前，有乐迷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演出门票。

 

潘寅林的成功演奏在当时的中国大地引起巨大回响。人们为音乐的力量和美所倾倒，同时，也看到年轻人投身艺术的前景。一时间，中国琴童遍地，光是青岛就有上万个琴童。潘寅林还清楚地记得如今著名的旅美华人小提琴家吕思清当时只有5岁，被他父亲从青岛带到上海，找潘寅林学习琴艺。

 

据潘寅林回忆，小提琴当时在上海非常走俏，商店时常断货，乐器店一旦有小提琴到货，人们会连夜排队购买。

 

东渡扶桑担任乐团首席

 

1981年，事业上红火得如同红日高照的潘寅林先生选择了东渡日本。

 

这主要是因为潘寅林的岳母是日本人，他的钢琴家太太雷敬蓉女士回了日本，他自然希望随夫人而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直生活在封闭的中国，潘寅林希望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那个年代出国可不容易。1981年5月，潘寅林获准出国，为了尽快出去与太太团聚，他几乎是不吃、不喝、不睡，在两天内办妥了70几件事。他担心夜长梦多，出现什么变故。

 

1981年底，潘寅林考入了日本三大乐团之一的读卖新闻交响乐团。

 

潘寅林说，进团时要考试，考官给他的外国曲目是他从没接触过的。虽然生疏，但他演奏得却是那么动听，考官被打动了，他被获准进入交响乐团。

 

1982年，潘寅林参加了日本第29届文化放送小提琴比赛，获得第一名。

 

潘寅林进入读卖交响乐团两年后，担任了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读卖交响乐团资金雄厚，为了提高乐团水准，乐团在全世界招聘首席小提琴手，报名者各个都是高手。强手林立中，潘寅林脱颖而出。

 

要坐上乐团首席，必须过三道关口。一是艺术总监同意，二是董事会通过，三是全体团员民主选举。在日本，首席不是终身制，一年选一次，但是，潘寅林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就稳坐了下来。他说，要得到众人的尊重和信任，一要靠实力服人，二是离不开人品和个性。

 

潘寅林告诉我，在日本乐团工作的这些年很锻炼人，因为演出量很大，接触的古典音乐曲目非常多；同时，要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指挥家合作，因此积累了丰富的演奏经验。

 

后来，潘寅林先生进入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在这里，他几乎演奏了世界上所有知名的歌剧。再后来，他又回到日本，在日本三大乐团之一的东京都交响乐团任首席。潘先生开创了华人在国外几大交响乐团担任首席之先河。

 

2003年， 潘寅林先生应上海乐团邀请重回阔别多年的故里，再次坐到了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位置上，为使乐团成为“国内顶尖、亚洲一流”的交响乐团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 验。虽然回国工作的收入仅为在国外的三分之一，但他看重的是回国能有更多演奏中国曲目和开独奏音乐会的机会，他认为这是回馈祖国的一种方式。

 

潘先生已年过花甲，持日本护照同时又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他仍旧他饱满、健康的工作状态游走在日本、澳洲和中国之间，用 他那精湛、美妙、有如神助的琴声为人们带来音乐的审美和享受。他演奏的中国听众喜闻乐见的红色经典曲目也为人们带来对历史的思考和情感的升华。

（原文发表于2009年《华页》）

 

 

新西兰以绿色清洁的环境享誉世界，政治廉洁度也是世界中数一数二。

几乎每年，新西兰都会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政坛例子像世界展示清廉现象。

现在，新西兰又在上演着一出清廉反腐的大戏。人物的主角是新西兰华人 – 新西兰首位华人议员和首位华人部长黄徐毓芳女士。

2010年的11月，可能是黄徐毓芳女士14年国会议员生涯中倍受煎熬的一个月。

因为身为新西兰首位华裔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而享受特殊荣耀的黄徐女士，近日被揭发出利用部长身份影响她先生在中国的生意、并且违规使用国会旅行津贴，因而被迫在上周五黯然辞去部长职务。随着有关她违规行为的进一步被揭露，黄徐毓芳女士的国会议员职务也岌岌可危。

黄徐毓芳出生在上海，生长在香港，在香港拥挤的公寓中度过了少女时代。1974年她17岁时随父母移居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学习了商科，获得硕士学位。

上世纪90年代，大量台湾和香港人因为新西兰政府开放了移民政策而涌入新西兰。新西兰民族成分的构成越来越多样化。为了照顾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特别是社会边缘群体、少数族群的利益，新西兰在1996年开始实行MMP选举制度。得益于这一混合比例选举制度，黄徐毓芳在1996年作为国家党的华人代表，靠党内排名进入国会。她进国会的那天，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国会大厦外聚集了众多华人，人们兴奋地高唱“龙的传人”，庆贺新西兰历史上首位华人议员的诞生。

从1999年到2008年，黄徐毓芳女士所在政党一直是在野党。2008年，国家党在大选中获胜，黄徐毓芳也因为在一个华人比较集中的新选区获胜，作为选区议员进入政府内阁。能凭借选区获胜进入国会，这个成绩要远远高于靠党内排名进入国会。或许是凭借这一成就，黄徐毓芳担任了政府民族事务部长和妇女事务部长。

然而，头顶首位新西兰华人部长光环仅两年，黄徐毓芳就因为违反国会规定，损公肥私而失去部长职务。

按新西兰国会规定，资深议员和伴侣在私人国际旅行时，可享受高达90%的机票折扣。当然，由纳税人负担的旅行津贴只限于私人旅行，不适用于商务旅行。但是，黄徐毓芳和她的丈夫黄先生被披露2008年去中国旅行时，涉及了商务活动。而且，她还以部长身份在一份她先生参与的生意合约中作为见证人签字。

11月10日，反对党议员在国会指黄徐毓芳违反内阁部长行为守则，以自己政府部长职务影响她丈夫在中国的生意。他说：黄徐毓芳2009年1月在她先生参与的连云港飞浪气垫船有限公司的一份文件上作为见证人签名，在职务一栏上写着：“新西兰政府部长”、在地址一栏写着“国会大厦”。

霍奇森先生质问黄徐毓芳在以“政府部长”名义签字时，“是不是在行使部长的职能？”

不过，黄徐毓芳坚决否认自己利用部长身份影响丈夫在中国的生意。

然而，当新西兰媒体记者问黄徐毓芳这次中国商务之行是谁出资时，黄承认使用了国会旅行津贴。但她咬定这是一个假日旅行，符合国会规定。

黄徐毓芳夫妇的中国之行到底是度假还是同商务有关呢？

总理办公室展开了调查，结果很快出来。黄徐毓芳的确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她先生的商务之旅买单。

11月12日，黄徐毓芳发表声明辞去部长职务。

她在声明中承认，她用国会旅行津贴支付她丈夫2008年在中国的旅行费用。她承认她先生在旅行中“确实联系了一些生意。”

黄徐毓芳还无法向国会保证她只有这一次违反旅行津贴使用规定。

当时还在日本参加欧佩克高峰会的新西兰国家总理约翰·基当即接受黄徐毓芳辞呈。他还说，如果黄不辞去部长职务，他也会把她开除。

与此同时，新西兰国会宣布对黄徐毓芳以往在国际旅行中使用旅行津贴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反对党工党也要求政府提供黄徐毓芳过去14年来使用旅行津贴的全部情况，包括她和她丈夫去中国的次数。

由于黄徐毓芳不是第一个因使用国会旅行津贴出问题的议员，她的辞职立即引发新西兰各政党和媒体对于国会旅行津贴制度的检讨。黄徐毓芳辞职的第二天，新西兰两家最有影响力的英文大报《新西兰先驱报》和《领土邮报》均发表社论，呼吁取消议员海外旅行津贴，而且是“越快越好”。

其他一些政党也提出由一个独立机构对国会议员的收入和权力享用进行监管。

社论说，黄议员在有她先生参与的生意合约中以政府部长的身份作为见证人签字是一个较大失误，因为政府并没有参与这个生意。然而，违规使用政府津贴则是致命的错误。

11月15日，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从日本访问归来。当天下午，他即在媒体发表会上提出希望尽快取消海外旅行津贴制度，说这个制度已经不符合现今社会潮流。

辞去部长职务，并没有让深陷麻烦的黄徐毓芳女士结束烦恼。反对党工党随后再报猛料，指黄议员的先生所开的两家公司注册地址同黄议员选区办公室同一个地址。在纳税人资助的议员选区办公室内开个人公司，这在新西兰，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在反对党和媒体的不断爆料和穷追猛打下，黄徐毓芳在2010年12月14日黯然辞去国会议员职务。

黄徐毓芳在辞去部长职务的声明中说：能够成为新西兰首位排名华人议员、首位选区议员和首位华裔/亚裔部长超出我最大的想象”。

对于一个外来移民来说，能够在新西兰成功接受高等教育、能够被选入国会，能够担任政府部长，确实不容易。

黄徐毓芳的经历和成就本来对于新西兰的新移民特别是有抱负的年轻亚裔移民来说，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和榜样的力量。

从首位华裔议员、首位华裔部长到首位因为违反规定、谋取私利而被迫辞职的华裔部长，黄徐毓芳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有的光彩，有的不那么光彩，结局难免让人嘘唏。

 

（原文写于2010年11月16日，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

黄少麟,  可能不少奥克兰华人都知道他。他担任过新西兰福建商会会长，现任福建同乡会会长，职业是房地产投资顾问。不过，这次对他的采访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上周末冒雨参加了在奥克兰举行的ITU铁人三项赛。这一赛事是国际铁人三项赛联盟奥克兰站的比赛，由新西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Barfoot Thomson赞助并冠名。黄少麟参加的是奥运标准的铁人三项赛：1500米游泳、40公里骑自行车和10公里跑步。从现场参赛情况来看，全程参加这一赛事的华人很少，屈指可数。

下面是毛传媒记者同黄少麟先生的采访对话：

记者：铁人三项赛对大部分华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体育赛事，您能介绍下当天比赛的情况吗？
黄少麟：铁人三项赛是3月29日举行的。早上7点30分开始第一项1500米游泳，接着是40公里自行车，最后是10公里跑步。游泳开始时候，天边才露出曙光。游泳结束后天下起雨来，40公里自行车的比赛可谓风雨交加，因为路面滑，有些参赛者在拐弯处不慎滑倒。感谢上帝，我在全程比赛中还挺顺利，没有出意外。

游泳比赛就要开始了，挥手者是黄少麟。

记者：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三项赛事？成绩在什么水平？

黄少麟：我的手表记录显示是花了3小时13分。我完成赛程后就离开了。具体排名不清楚，我也不关心这个。

（黄少麟提供图片）

记者：有多少人参加这次比赛？是否按年龄分组？
黄少麟：参加的人不少，具体数字不清楚。参赛者确实是按年龄划分的， 例如，有20岁以下的，有 20-29岁组别的，有30-39岁组别的，有40-49岁组别的，有 50-55岁、56-60岁组别的，还有75以上的。

参赛者右腿小肚上都有一组数字，比如65M代表他是65到69的男士。我居然看到75M，好奇心让我问那人多大年纪，他回答说“78”！

记者：您是第二次参加铁人三项赛，同第一次比有什么不同吗？

黄少麟：今年参加的是奥运标准的铁人三项赛，去年参加的是半程赛。也就是，去年竞赛距离只是今年的一半，比如游泳是750米，骑自行车是20公里，跑步是5公里。

去年的铁人三项赛上（黄少麟提供图片）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铁人三项赛训练的？是否有教练？

黄少麟：没教练。我为今年的参赛训练了30多天。

记者：那您平时一定很注重身体锻炼吧？
黄少麟：我一周大概游泳三到四次，我感觉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为了这次参赛，我进行了跑步训练，但不很多。

在新西兰生活了24年，受到新西兰人喜欢户外锻炼的影响，我夏天常在海边游泳，每年的跨海游泳运动我也会参加。

记者：您参加铁人三项赛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少麟：在跑步过程中我看到不少五、六十以上、甚至是近80 的老人。新西兰中老年人真是很热衷三项赛运动。当你看到他们，你就会明白铁人三项赛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新西兰人热爱户外运动这一点让我感受深刻。

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新西兰运动员夺得铁人3项赛金牌和银牌，一个小国家奥运会上能取得好成绩，同国民酷爱运动密不可分。

参赛者沿途受到观众的欢呼（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奥克兰人热衷观看铁人三项赛（网络图片）

记者：参加铁人三项赛的华人、亚裔人士多吗？
黄少麟：我看到有华人朋友参加某一项目的比赛，例如只参加跑步。没看到有华人参加全程赛事的，也可能有，但我没看到。

记者：您明年还会参加铁人三项赛吗？有没有想过找些华人伙伴一起参加？
黄少麟：明年还会参加，也希望能有其他华人参加。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今年参赛的消息后，就有朋友表示想明年一起参赛。

华人朋友如果想参加铁人三项赛，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标准距离的赛事，也可选择半程赛事；可以三个项目都参加，也可只参加一项。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参加铁人三项乃人生幸事，欢迎联系我。

记者：主流社会是否有铁人三项赛的群众组织？
黄少麟：应该是有的，我知道有跨海游泳俱乐部，有跑步俱乐部等。

今年四月，奥克兰还有一个跨海游泳比赛，是从北岸Milford 游到Takapuna，大约两公里多的赛程。这个赛事我也会参加。如有朋友对这个海上游泳活动感兴趣，可联系我。

记者：Barfoot Thomson是本次赛事的冠名赞助商，你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公司是不是很鼓励员工参加锻炼？
黄少麟：BarfootThomson一向鼓励员工参加体育锻炼。今年公司大约30多人参加了铁人三项赛，报名费都是公司出的。这三十多人大部分只参加三项赛中的一项或是两项比赛。

记者：您对体育锻炼有什么心得？
黄少麟：人们常说健康是1、财富是0。没有这个1，后面有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运动与健康息息相关，运动可以让人身心愉悦，带给人充足的精力和饱满的精神面貌。运动、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愉快心情是健康四大基石。新西兰人喜欢运动，尤其是室外运动，新西兰人整体看起来都比较健康。

记者：听说您参加此次铁人三项赛得到商家朋友的赞助，而您表示要把赞助款捐给奥克兰儿童医院，为何这么做？
黄少麟：一些朋友听说我要参加奥克兰国际铁人三项赛事，纷纷给予慷慨赞助，特别是新西兰福建商会副会长、福建同乡会常务理事、日新水产批发公司Nishin 董事长张志强先生 、 福建同乡会和商会常务理事、新西兰蜂蜜产品公司NUXTEN Been Products 董事长张志祥先生和Barfoot & Thompson 的同事都给予很大支持。

奥克兰儿童医院是新西兰最大的儿童医院，我女儿小时曾在这家医院看过病，医生护士的医德、敬业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决定把所得到的数千元捐款加上我自己拿出的300元一起捐给奥克兰儿童医院，表达一份心意。

 （图片除有注释外，均为陈洪灿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