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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毛 芃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上午，国家党在惠灵顿公布了参加今年大选的党内排名。奥克兰大学政治系高级讲师、奥大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健博士排名第36，他将首次代表国家党参加新西兰大选。

从现在民调中国家党所获得的支持率来看，如没有大的下滑，国家党对杨健博士的排名可确保他安全进入国会。

除杨健博士外，国家党还新挑选了太平洋岛裔Alfred Ngaro作为国家党的少数族裔候选人，Alfred Ngaro是名牧师，他的党内排名是第37位。

国家党现任韩国裔女议员Melissa Lee排名则第34位。

国家党自1996年大选起就有了华人国会议员黄徐毓芳，黄徐毓芳去年年底因其先生违规使用国会旅行津贴而宣布辞职。

国家党排名公布后，杨健博士接受了我的专访。下面是采访实录。

 杨健2009年9月11日在一个社区活动上讲话  / 毛芃摄影

记者：2005年您曾说过华人作为新西兰的少数族群，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您现在还持这个看法吗？您觉得目前华人有特别的政治诉求吗？如果是，是什么？您打算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 作为少数族裔，华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当然，这个利益同新西兰的整体国家利益并不矛盾。新西兰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关系着我们每个新西兰人的利 益。但是，华人因为绝大多数是新移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肯定不同于新西兰本地人，也不同于早先来到新西兰、已经在新西兰落地生根的其他移民。比如，他们 相对更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更容易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如果进入国会，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国家党报告华人社区的顾虑和诉求。

记者：新西兰已经出现的华人议员中有工党议员霍建强、国家党议员黄徐毓芳和行动党议员王小选，现在您也成为国家党议员候选人，从您们四位的政治选择上来看，三位选择中间偏右，一位选择中间偏左，您如何看待这种选择倾向？

杨健博士： 新西兰华人选民中有许多人选择中间偏右的政治力量，这是因为中间偏右政治力量的价值观同华人的价值观比较吻合。比如华人勤奋自立，尽量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新西兰人在五六十年代经济条件很好，因其大量产品可以高价出口英国，人民因此可以享受很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新西兰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大大改变，整个国 家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生活水平已经属于中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要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努力工作，减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当然，对于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还 是要照顾，要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否则社会不会稳定。

记者：从过往和现有的华人议员身上，您认为能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杨健博士：一方面是要努力工作，保持同本族群的密切联系，始终把自己当成社群中的一份子，绝不能居高临下，要时刻记住服务华社的初衷。
同时，要言行谨慎，因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作为少数族群的政治人物，你的个人行为其实代表着整个族群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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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国家党这三年来的施政有何看法？批评人士认为国家党过于中间偏左，特别是在毛利人问题上让步太多，比如在海床和海岸法律上，这个问题您如何看？

杨健博士： 国家党这三年的执政方针总体比较温和，向中间靠，这是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这也是国家党如今有这么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本届国家党政府的确没有像以往国 家党政府那么偏右，可能因为毛利党是执政伙伴之一，需要做某种妥协。比如在海床和海岸问题上，通过一定的妥协，让这个问题过去。当然妥协是有限度的，这就 是为什么毛利党在是否接受国家党建议的问题上有分歧，最后出现了分裂，多了个Mana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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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现在已经是新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新西兰为了自身经济利 益，现在必须面向亚洲。但同时，新西兰同英国、澳洲都是长期的政治盟友，在国家党政府领导下，新西兰同美国的关系也在恢复和升温中。约翰.基在接受 TVNZ采访时明确说，同中国仅仅是贸易关系。 您作为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问题研究专家，进入国会后在帮助政府平衡新西兰同中国和英、美、澳传统盟友间的关系上，能做哪些工作？

杨健博士：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新西兰经济要发展上去，离不开亚洲，但是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问题上同美国、英国走得近，这个很正常。问题的关键是中美关系，如 果中美之间不出现严重矛盾和冲突，新西兰不会面临支持中国还是美国这样艰难的选择。目前来看，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在短时期内，这种稳定关系也不大会变 化。所以，新西兰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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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过往都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什么使得您放弃令人尊敬的学术生涯，下决心出来从政？您有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确定一个目标？黄徐毓芳曾经说，新西兰以后可能会出现华人总理，您认为在多大的预期范围内有这个可能？

杨健博士： 我是江西人，在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1994年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留学。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2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 业前夕，我立即得到了奥克兰大学政治系的教职，交了博士论文后全家就来到新西兰工作。现在，我和太太及两个女儿都生活在奥克兰。

这次决定代表国家党参选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党的一再邀请，很有诚意。目前中新关系发展密切，新西兰华人选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国家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确需要一个华人国会议员，传递华人心声，加深双方的沟通，在社区和政府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

对于政治生涯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我还没有想过。目前的想法就是，进入国会后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个让主流社会和华人社区都认可的国会议员。

很难预测新西兰什么时候会出现华人总理，短期内很难看到。但是我相信新西兰日后会诞生华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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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1996年新西兰出现第一位华人议员开始，到2002年行动党推出第一名大陆出身的华人候选人，新西兰各个政党似乎越来越看重华人选民，就连过去以反移民著称的新西兰优先党也推出了华人候选人，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杨健博士：各个政党都看重华人选民，这说明了华人选民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忽视，华人社区的政治影响在增加，同时，也说明了新西兰政治的多元化。其实，华人选民像主流社会选民一样，在政治上也是有不同想法、不同选择的，绝对不是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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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阶段，有一种看法认为华人政治人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您打算如何改变人们这种看法？

杨健博士： 华人新移民在新西兰从政，从象征意义走向实际意义，这需要一个过程。其实，这种实际意义是很不容易体现出来的。比如，一个政党的利益如果同华人社区的根本 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个华人议员在党内的意义和地位就不会得到凸显。然而，国会里有了华人，会随时提醒人们这个少数族群的存在，提醒国会注意到这个族群的利 益不能忽视。

记者：2008年华人社区举行了反犯罪715大游行后，有华人社团 召开以主流媒体为主要对象的媒体发布会，表示与游行组织者保持距离。记得当时采访您时，您用“痛心疾首”四个字来形容您的心情，您说：“在涉及到华人的团 结、华人的形象、华人的整体利益时，不应把个人、团体或政党利益放在华人核心利益之上。” 日后如果出现华人的诉求让国家党难堪的情况，请问您会怎么做？

杨健博士： 我想，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民情即时传递给政府，传递到国会，传递到政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在矛盾出现之前，尽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来化解矛盾，解决矛 盾。作为国家党的一员，我当然得遵守党的规定和原则，但是我有我的底线，那就是万一出现华人的根本利益同国家党的利益有分歧时，我会明确向党提出华人的感 受和要求。我会先找清楚矛盾的焦点，想出解决办法，同时用坚决的态度向党表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认为代表国家党就不能代表华人。

记者：进入国会后，新西兰如出现让中国政府不满的事情，比如达赖喇嘛来访，您会如何做？去年达赖喇嘛访问新西兰，工党议员霍建强在工党网站发表文章，就西藏问题表达同中国政府相同的观点，在新西兰政坛受到很多抨击，您对此事如何看？

杨健博士：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如实向国家党反映事实情况，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提出个人建议，帮助党在掌握全面信息基础上做出决定和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左右政党的整体观念，但是，我有责任把事实和后果讲清楚。

原文发布于2011年9月《 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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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芃

2011年是新西兰大选年，行动党8月初公布了党内参选名单，曾担任过行动党国会议员的王小选不在名单之列。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自2002年起就代表行动党披挂出征、参加过三届大选的王小选先生可能就此辞别政坛。

作为第一名进入西方国家议会的有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王小选的从政生涯给后人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拥有中国大学本科文凭的王小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新西兰留学。他突出的艺术才华使他创作的作品在1989年被第14届英联邦运动会选为官方招贴画，那时，他还是奥克兰大学Elam美术学院的研究生。

2002年王小选先生第一次代表行动党参加大选，当年行动党9名候选人进入国会，排名第10的他与国会失之交臂。

2004年，行动党一名毛利裔女议员因经济问题被开除出党，王小选递补进入国会，新西兰国会于是多了一位华人新面孔。

在担任国会议员近一年时间里，王小选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其中包括为三次家中被盗贼光顾的李满朝先生呐喊，在全国组织请愿活动，呼吁国会立法更严厉地打击犯罪行为。

2005年大选，王小选组织一支以年轻学生为主的竞选团队，在住有许多华人的Epsom 选区为行动党拉票，为行动党拿下Epsom选区保住在国会的席位立了功。行动党当年只有两人进入国会，王小选暂时离开政坛。

2008年大选，王小选在新成立的奥克兰Botany选区再度代表行动党参战，并且以不参加党内排名形式，挑战国家党在该选区候选人黄徐毓芳，结果不敌有强大政党支持的对手。

仅就在国会的时间而论，王小选的议员生涯是短暂的，然而，他从政道路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由于他的参选和对竞选的倾情投入，唤起了原本不是那么了解和关注新西兰政治的华人新移民对大选的热情和大选投票的兴趣。根据2005年大选前的民调，行动党当年在华人社区的支持率远高于在主流社会的支持率。

王小选在国会时间虽短，但他在国会留下的正面形象让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注意到了这位华人议员的表现。这段时间，其他政党也开始重视起华人政治力量，2008年大选，工党出现了华人候选人。

以新西兰的MMP选举制度而言，华人有从政的空间，然而，从目前的事实来看，华人在小党容易有突破，但是从政的更大机遇可能还是依赖于依靠大党，通过安全的排名进入国会。

新西兰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出现在1996年，即新西兰第一次开始实施MMP选举制度的那一年。然而，华人社会特别是来自大陆移民对于对新西兰大选的广泛参与是在王小选介入政治选举之后。这与王小选先生的政治激情和他在社区的耕耘努力密不可分。他以无畏者的姿态，让全社会看到华人的政治勇气和对于社会的积极融入。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王小选作为一个具中国大陆背景、在中国接受过完整教育的人，能够在9年前就被行动党接纳，能随后进入西方国家议会，也说明了新西兰社会的包容性和对新移民政治诉求的重视。

行动党的这次候选人名单上没有华人候选人，这是令人遗憾的。据了解，行动党同数名华人候选人都有接触、协商，但因为不能在排名问题上达成共识，华人候选人都放弃了参选。

其实，华人从政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作为少数族裔在国会的代表，首先要赢得社区的支持和认同，这就离不开做大量扎实有效的服务社区的工作，而这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不是一蹴而就的。

议员工作说到底，是一份服务社区和选民的工作，议员的另一个名词是“公仆”（public servent）。一个政治人物，是不是真心为社区服务，选民心中是有杆秤的。

华人社区作为少数族裔，能出个国会议员确实不容易，因此同Kiwi议员们相比，华人议员头顶了太多、太重的光环。其实，对于从政，大家也可拿一份平常心来看待。

有开幕就有谢幕，人生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安排。真诚祝愿王小选在他今后的生活道路上一帆风顺！

（原文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华人社区，先后有来自台湾的黄徐毓芳（国家党议员）、来自大陆的王小选（行动党议员）、霍建强（工党议员）和杨健（国家党议员）进入新西兰国会。 不过，台湾社区的Paul Youn先生政治上也很活跃，他曾经在2011年代表新建立的政党公民党竞选国会议员。 

看看华人从政路上的故事吧。

 

台湾出生的Paul Young 先生将代表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个由亚裔人士发起和组建的政党-新公民党（New Citizen Parties）- 参加2011年3月5日在奥克兰东区Botany 区进行的补选。

晨跑中的 Paul Young  （ 毛 芃 摄影）
47岁的Paul Young 先生已经在Botany区居住了23年，他自认为他比国家党和工党候选人都更加了解当地社区的需求。

每天早上，Paul Young都奔跑在Botany的路上，他边跑步锻炼边向选民挥手致意。虽然是第一次参选，Paul Young先生却是信心满满，他说，“我要一路跑进国会”。

 

同新公民党的渊源

在Botany区商铺林立的Somerville商业小区，Paul Yaung 经营着自己的AMAC公司（亚裔市场和广告顾问公司）和Wow Digital Images公司。他从事的业务包括摄影拍照、广告策划、市场营销以及组织大型文娱活动等。

Paul Young 先生告诉记者，一年多前，他应邀帮助新公民党做筹建工作，具体负责注册登记及对外联络。2010年11月25日，新西兰选举委员会正式批准新公民党建立，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2011年2月初的一天，Paul Young接受新公民党的推荐，作为该党候选人参加Botany选区补选。做出决定的第二天一早，他开始了在Botany社区的健身长跑。

Paul Young毕业于台湾逢甲大学，获得国际贸易学学士。1989年移民新西兰。过去22年来，他一直居住在Botany。 他刚来的时候，Botany 路两边还都是草莓园。

Paul Young说，Botany 区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区，这里将近一半的人口都出生于海外，而这里又是新西兰人均年收入最高的一个区之一，这体现了外来移民对新西兰的贡献。

 

新西兰需要变革

Paul Young表示，他之所以愿意代表新公民党出来竞选，是因为他感觉新西兰有必要进行变革，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移民等领域，新西兰都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他说，国家党政府现在每周要靠借外债3个多亿来维持国家的运转，这个包袱太重了。

Paul Young说，当他参选的竞选牌子挂出来之后，有一对Kiwi老夫妻交给他一份清单，上面列着他对现行的国家政策的种种不满，希望他能为国家的改善做些工作。

Paul Young 说，老人家的希望，让他产生一种使命感。他说他出来竞选不是为了个人“爽”一把，而是为了能实实在在为国家的进步做些具体的事情。

 

四点政纲吸引选民

Paul Young说，他有以下四点政纲，相信能够吸引选民。

1、    改善经济环境，推动将GST降低到10%。
2、    对司法制度进行重新审核和改良，保护社区安全。
3、    重新将传统价值观引进到社会和教育体系。
4、    推动国会议员只能连续任期两届的动议。

Paul Yang 首先从第四点开始谈起。

他说，促使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是前国家党政府华裔部长因为违规使用部长旅行津贴而下台一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流水不腐’，一个人如果长久地身居高位，不可避免地会养成官僚气息和其他毛病，脱离社区和民众。因此， 他认为国会议员在连续担任两届后，就应该下台从事其他服务社会的工作。一届过后，可以再来竞选议员，这样做，比长期呆在国会里更能了解民意和百姓疾苦。

同时，Paul Young赞同将政府每个执政期限由现在的三年改为四年。

 

开源节流，GST逐渐降低到10%

Paul Yang认为，开源节流对发展新西兰经济很重要。

他说，国家党去年将GST消费税提升到15%，造成了物价上涨，增加了普通百姓生活困难，也给中小企业主带来经营上的压力。大的垄断性企业可以把GST增长带来的压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许多中小企业由于竞争激烈，只好自己消化压力。

Paul Yang说，如果他能进入国会，会推动将GST降低到10%的动议。

Paul Yang说，经济发展离不开开源。开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吸引海外投资和技术以及人才，并形成一个配套体系。

他说，台湾和大陆都有特别的贸易免税区，以吸引海外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这种做法值得新西兰借鉴。

Paul Yang认为， 政府在对于海外投资的审核上，应该一视同仁，任何出处于政治、种族和特定商业利益的考量作出的决定，都不利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

 

改进司法系统 让传统观念回归

Paul Young说， Botany 是一个很好的区，但是还不够安全。

Paul Yang曾在2008年担任过亚裔消灭犯罪理事会副主席，并代表Meadowlands商业区同警方开过联席治安会议。

他说， 这几年来，他为商业区打过15次111报警电话，警方也因此抓到近10組企圖搶劫的犯罪团伙。

Paul Yang说，从他同警方的接触中，感到警务系统在同社区的联系、配合上存在着问题。比如Howick警察局的对外服务时间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 他认为警察局不应该那么早关门，至少应该有警员值班，这对犯罪分子就是一个威慑力，也可让社区居民增加安全感。

Paul Yang说，不少亚裔女士都有被歹徒抢包的不幸遭遇，但在新西兰的司法体系中，这种抢劫行为被认定为偷盗行为，因而判罚不严重，这无形助长了歹徒的气焰。

Paul Yang说，新西兰有成熟的司法体系，但这个体系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完善。

Paul Yang认为改善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做法是从教育入手，从小抓好对孩子们价值观的教育。他认为应该让传统的家庭观念回归社会和家庭，让孩子们从小明辨是非。

 

出来竞选不是为了“爽”

从被任命为候选人到补选投票，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Paul Young 说，在这种状况下参加选战，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他说他会当仁不让、全力以赴迎接挑战。

虽然背后没有大党做依托，但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Paul Young 说，他会从其他华人政治人物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他说，他会讲英语、普通话、广东话、台语，还会说点日语，这使他在同民众交流、倾听民意上占有优势。

Paul Young 非常希望还没有登记为选民的华人朋友尽快进行选民登记。他说，在为新公民党做注册登记工作时，发现Botany没有登记为选民的亚裔基本上占亚裔选民的四分之一。

他说，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新西兰是个好地方，社会福利好，人民生活有保障。不过，亚裔选民需要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选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Paul Young的参选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他同妻子Rosana有两个孩子，12岁的女儿Kelly和11岁的Martin都出生在奥克兰，双双都在Botany南部的Sancta Maria College读书。

 

资深毛利政治人物为竞选助阵

为新公民党在此次Botany补选中担任竞选经理的是资深毛利政治人物Eru Thompson。

Eru Thompson先生对记者说，在最初讨论新公民党成立的时候，他就是讨论小组的一员。那时，他还是毛利党奥克兰竞选办公室主席。他说，新西兰公民党需要他，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竞选活动经验。他曾经参与过新西兰优先党、毛利党和工党的竞选活动。

Eru Thompson说，他愿意帮助新公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公民党愿意同毛利人合作。

Eru Thompson说，亚裔选民同毛利选民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两者都是少数民族。而毛利人作为新西兰的原居民，有着照顾后来者、新移民的责任。

他说，毛利人可以同新公民党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相互合作。

 

专家说法

奥克兰大学教授叶宋曼瑛教授也相信毛利人同华人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两者都是少数民族。

叶宋曼瑛教授也是“BeingMaoriChinese”（《云乡龙裔毛利情》）一书的作者。她说，“华人同毛利人的的交情深厚，一百多年前就有华人劳工同毛利人通婚，而如今更有毛利人年轻人在中国作生意。”

她说，毛利人对一些诸如海产品在内的传统资源方面有一些特别的权利，而这些资源又都是亚洲市场所特别需要的。

另外，华社里不愿公布姓名的评论人士认为，新西兰社会种族关系和谐，Winston Peters 那种反移民的势力没有市场，因此，新移民很难有特别的政治诉求，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政党也很难在社会上有号召力和影响力。

 

 

原文发表于2011年2月18日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2010年4月22日晚，世界著名华人大提琴家王健先生在奥克兰市政厅（Town Hall）同奥克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海顿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其精湛的演出获得了听众长久热烈的掌声，王健加演了一首曲子听众还是欲罢不能，最后，王健演奏了中国名曲《二泉映月》，他在演奏前，向听众介绍了这首作品的背景。

王健在上海长大，4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大提琴，后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

70年代末。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访问中国，随他来访的摄制组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纪录片以当时11岁的王健演奏大提琴作为结尾。该片在19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王建作为大提琴神童在片中的出现，其罕见的音乐才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好奇和关注。

王健16岁高中尚未毕业，就去耶鲁大学求学，后来进入世界最知名的音乐学府之一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他是第一位与代表着古典音乐最高水准的唱片公司-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的中国音乐家。

王健17岁尚在求学期间，就在经理公司的安排下开始了职业演出。当年在著名的纽约卡内基音乐会厅里，就曾回荡过这位中国少年美妙的琴声。

从那时起至今，王健的演出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他在几乎所有世界著名的音乐厅演奏过，如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 迪艺术中心、巴黎香榭丽舍大厅、卢浮宫、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悉尼歌剧院。他同包括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捷克爱乐乐团、东京交响乐团等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交响乐团和指挥都有过合作演出。

每年，王健要在世界各地演出四、五十场。

作为出身于中国的大提琴音乐家，定居芬兰的王健经常受邀同中国的交响乐团合作在中国和海外进行演出。2010年5月，王健还将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进行演出。

趁王健到新西兰演出，我在王健下榻的奥克兰希尔顿酒店对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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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您四岁就开始学琴，能否先介绍一下您小时候学琴的情况？

王健：我是四岁开始跟我父亲学琴的，我很庆幸有一个很懂孩子心理的父亲，他知道小孩子的注意力不可能长时间集中在一件事上，所以只他要求我每天练5分钟，但在这五分钟里一定要全神贯注地去练。

我小时学琴时没有像样的大提琴。开始是父亲是把一个中提琴绑上根筷子倒立在地上让我当大提琴练。 后来我长大了些，父亲就画了一张大提琴的图纸，找了个木匠照虎画猫， 做出了一把琴，我就是拉着这自制的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记者：您在1979年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演奏过大提琴，这部片子还在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这件事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健：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美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斯特恩带着一个摄制小组来中国，对中国进行文化探索，他们到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拍摄了学习音乐的孩子，因为事先听说过我，所以把我拍入镜头，影片结尾就是以我演奏大提琴来定格结束。

后来，香港大昌贸易公司总裁林寿荣先生看到了这部影片，他主动写信同我联系，要资助我去美国学习，林先生非常热爱音乐，他还是个乐器收藏家。

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16岁时去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的。后来，又以全额奖学金进入朱利亚德音乐学院学习。

林先生不仅资助我去耶鲁深造，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把17世纪制作的名贵意大利琴送我使用。

林先生对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肯如此热诚帮助，这种慷慨和善良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在中国拍纪录片，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早就认识了我，他知道我到美国后，就介绍我认识音乐圈中的朋友，包括经纪人。我17岁时，也就是到美国的第二年，就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开始了职业演出。 那时候，是与马友友在同一家经纪人公司。（马友友也是世界著名大提琴家，他出生在法国，美国长大 – 记者注）

记者：斯特恩也帮助过其他有音乐才华的美国之外的年轻人吗？

答：是的，他是犹太人，他帮助过许多以色列的年轻音乐家。

记者：您这些年来同世界上顶尖的交响乐团和指挥都有过合作，95年签约代表着世界古典音乐顶级水平的德意志唱片公司（DG），还数次获得过美国格莱美音乐奖提名，您还年轻，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请问今后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答：演奏音乐不同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有一个又一个答案需要解答。演奏音乐是永远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中，同样的曲子，同不同的乐团合作会有不同的效果，就是同同一个乐团合作，每次的演出情况也会不一样。这也是演奏音乐的魔力所在，总是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所以，能做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并且保持最佳状态。

记者：对于一个华裔背景的音乐家来说，是什么使得您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上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深受欢迎的大提琴家？我相信就演奏技巧来说，一定有很多人都很优秀。

王健：演奏技巧高就像是一个人有很大的单词量，但单词量大，不一定就能写得出好文章。 西方古典音乐它其实是用另一种语言、一种音乐的语言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来展现一种高深的精神境界。掌握了这种语言，你才能理解古典音乐表现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你的琴声，再现你对它的感受和理解。所以，每个音乐家对于音乐作品的演绎都是不一样的。

音乐语言不同于小说语言，它没有语种的不同和国界的限制，因为人类说到底，可以在语言、肤色、文化、生活习惯上有所不同，但是最顶层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类的情感和人性。而这些已经被西方古典音乐家在几百年前通过他们的音乐表现到了极致，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古典音乐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它们同人类最深邃的情感有关。

记者：您录制过全套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您最欣赏巴赫是吗？

王健：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6首》是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古典音乐家中专门写大提琴曲的不多。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都有崇高的一面，我喜欢巴赫，也是因为巴赫的音乐展示了人性中最美好、最崇高、最圣洁的那一面。

古典音乐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不同于流行音乐，是为了让人娱乐、消遣。记得一次在中国接受采访，一个记者问我为何演出时那么严肃，没有笑容？唉，这样的问题真不好回答。首先，得明白古典音乐是什么。

问：您这些年常回中国演出，总体来说，您认为中国的交响乐团的水平在什么层次上？听众欣赏古典音乐的水平如何？

答：同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比起来，中国的交响乐团还是有差距，但这些年来进步很快。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乐团去中国演出，看得多、听了多了，自然会受到影响，有助于水平的提高。不像几十年前，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是件很了不了的事。

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严肃的音乐，音乐是为了娱乐。过去演京剧是在茶馆里，台上有说有唱，台下有吃有喝，高兴的时候还大声叫好。中国人喜欢热闹，缺乏“肃静”的的观念，只要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就少不了大声喧哗。这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缺陷。

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但中国人现在普通缺乏对严肃认真的追求，人们过于浮躁，可能是过去多年艰难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以此麻痹自己。但是一个民族长期缺乏严肃认真的处世态度是不行的。

记者：中国许多父母都鼓励孩子学琴，新西兰的华人家庭也不例外，您对这些琴童的家长有什么建议吗？

王健：中国人的一大优点是上进心特别强，不好的一面就是喜欢不切实际地同人攀比。别人的孩子学琴，那我的孩子也得学，可能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

如果你只是单纯地希望孩子成名，那你不如送孩子去好莱坞演电影，运气好了，也许会成为童星。你可能认为这种可能性太小，但实际上指望孩子通过从小学琴今后成为大音乐家的可能性更小。

中国现在有3千万琴童，全世界顶尖音乐家有多少？大提琴方面也就是15个左右，小提琴家也就是二、三十个， 钢琴方面也就是五、六十个。

不过，你如果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提高自身修养那是很值得鼓励的。音乐会让人产生对美的追求，这个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对美有追求，那么就会注重生活质量，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这样的人会比较生动、优雅，有自信，对他人也会有吸引力。

总之，鼓励孩子学习音乐是件好事，但是不要给孩子不切实际的压力。要明白学习音乐其实就是一种追求美的过程。

（原文写于2010年4月23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100%的创作自由，很难有艺术的成功。” – 李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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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下午，奥克兰市中心Whitcoulls 书店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场景：一位温文典雅的中年华人面带谦和、诚挚的微笑在签名售书，书名是Mao’s Last Dancer。

签名售书的作家名叫李存信。70年代末，他是中国舞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80年代、90年代，他旋转、亮相于国际芭蕾舞台，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一。

放眼全世界华人艺术家，恐怕没有哪个比李存信的人生更富戏剧性、更富传奇色彩。Mao’s Last Dancer就是李存信用英文创作的自传，而根据这本自传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于本周三晚在奥克兰举行了首映，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2月17日中午，本记者在市中心的Langham 酒店对李存信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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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一：从乡村走进芭蕾舞殿堂

李存信60年代初出生于中国山东青岛附近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家中七兄弟中他排行第六。文革时期，11岁的李存信意外被北京舞蹈学院选去学习芭蕾舞。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7年里，李存信接受了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开始时，这位农村少年不懂芭蕾为何物。可当他发现了芭蕾舞的美妙时，对这门西方古典艺术产生的兴趣和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早上5点，当别的孩子还在睡梦中，他就在腿上绑上沙袋，在楼梯上来回上下地蹦跳；晚上当其他孩子已经入睡时，他点上蜡烛，在舞蹈训练室一圈圈地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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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二：为爱情和艺术“叛逃”美国

70年代末，表现优异的李存信和另一名同学被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选中去美国学习。他们是文革结束后中国送到美国学习的第一批学生。

不会说一句英语的李存信，经过两天的英语培训，踏上了美国国土。这一次去，不但让他打开眼界，还让他认识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美国芭蕾舞女演员。

1981年，李存信第二次去美国学习、表演，他与伊丽莎白相恋。归国的日期到了，因为不忍离开爱人，因为向往美国自由的艺术氛围，李存信痛下决心留在美国。他同年仅18岁的美国恋人迅速结婚，然后要求在美国定居。休斯敦芭蕾舞团希望李存信能向中国驻美机构解释清这件事。在妻子、律师和芭蕾舞团艺术指导的陪同下，李存信进入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在领事馆被扣。

李存信的“叛逃”行为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根、副总统布什都亲自过问此事。经过两国政府协商，李存信在被扣押21小时之后，被准许留在美国。此后，李存信在休斯敦芭蕾舞团担任主演。

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李存信说：他当年决定留在美国，首要是为了爱情。这是他的初恋，想到返回中国后可能永远再同恋人相见，这让他无法忍受。其次，是为了在芭蕾舞艺术上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李存信说，休斯敦芭蕾舞团有着世界一流的演员、编舞、音乐家，能与他们合作演出，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事。再者，休斯敦芭蕾舞团每年能上演五、六场新剧目，一年演出的剧目相当于中国五、六年演出的总合。而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在跳红色芭蕾舞。

更重要的是，李存信在美国进一步地领悟到了芭蕾舞的境界，懂得艺术和个体的自由表达。他对记者说：“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100%的创作自由，很难有艺术的成功。”

芭蕾舞演员的艺术生命很短，留在美国，无疑有更多的艺术发展机会。为了爱情，为了追求倾注了全身心热情的芭蕾舞事业，李存信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之后的多年，他无法同家人联系，不知道家人是否会因为他受到牵连，而家人也不知道他在美国情况如何，是死是活。

李存信说，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很想家。为了排遣痛苦，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芭蕾舞中。可每天总有不排练、不表演的时候。他那时候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常从噩梦中惊醒。

更让李存信痛苦的是他同伊丽莎白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半。回首过去，李存信感慨道：“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我20岁，伊丽莎白18岁。我的英文水平不高，伊丽莎白不懂中文，两个人很难有深层的交流。而两人的文化、成长背景差异太大。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心理压力很大，这种焦虑、痛苦、不安的情绪肯定会影响到伊丽莎白。”

分手后，李存信和伊丽莎白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对方后来也重新建立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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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三：世界芭蕾舞台上大放异彩

李存信在休斯敦芭蕾舞团工作了16年，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一。他被世界上一些顶级芭蕾舞团聘请为客座演员；他曾在三项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得两次银奖、一次铜奖。他还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优秀芭蕾舞演员之一。

一次在伦敦表演时，李存信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芭蕾舞演员Mary McKendry。Mary是澳大利亚人。1987年，两人在美国结婚。90年代中旬，他们移居墨尔本。

在问到李存信后来同中国父母亲的第一次见面时，李存信对本记者讲述了一个感人故事。

李存信是在同中国隔绝关系6年后在美国见到了父母亲。这多亏当时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夫人芭芭拉的鼎力相助。李存信说，老布什是美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后最早被派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夫妻俩人对中国感情非常深。他第一次到美国没多久，就被芭芭拉请到家中吃饭，芭芭拉是休斯敦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

在老布什夫妇的帮助下，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村的李存信父母生平第一坐火车、坐飞机、第一出国、第一次进剧院、第一次观看芭蕾舞演出、第一次看自己儿子的表演。

由于飞机晚点，李存信的父母无法在演出开始前赶到剧院，剧院方面破天荒地延迟演出。由于李存信的故事当时在休斯敦广为人知，当李存信的父母颤巍巍地走进剧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存信说，他是在演出开演前才知道父母已到美国，就要来看他的演出，他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

李存信对父母有着深厚的感情。在Mao’s Last Dancer 这部自传中，每每提到父亲或母亲时，李存信使用的是“Die（爹）”、“（Niang）娘”这样的中文拼音，而没有用相应的英文单词。谈到这一点时，李存信解释说：“这样写让我感到亲切，从小我就是称呼父母为‘爹’、‘娘’，现在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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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四：从芭蕾舞王子到股票经纪人

李存信与太太移居澳大利亚后加入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女儿苏菲很小就有耳疾，几近失聪，玛丽不得不在事业巅峰期退出舞台，在家照顾孩子。

芭蕾舞演员表演生涯短暂，34岁的年龄上，李存信就开始为今后的转行做筹划。他可以驾轻就熟去做芭蕾舞老师，但是要让家庭维持一个较好的生活水平，要让孩子们接受优质的教育，要帮助山东的父母、兄弟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必须要做更有收益的工作。于是，李存信选择了学习财会和金融。1997年，他参加了澳大利亚证券学院（Australian Securities Institute）的远程学习，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在从芭蕾舞生涯向股票经纪人的两年过渡期间，李存信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功，8点赶到证券交易所做股票经纪人工作。中午之后，是他参加排练和演出的时间。对一个从小沉浸在芭蕾舞世界的人来说，股票、金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学习的障碍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李存信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经纪人。他目前在澳大利亚一家证券公司担任高级经理。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李存信商业上的成功像他在芭蕾舞艺术上的成功一样，另人震惊、称奇。这些年来，他不断地被金融公司、公关公司以及包括IBM公司在内的国际知名公司邀请到世界各地演讲，介绍自己事业成功的经验。2009年5月12日，他还应邀到到奥克兰进行演讲，听众中有许多是商界领袖。

李存信说：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勤奋工作，是他成功的秘诀。

李存信最崇敬的人物是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性格坚强、信念坚定、有宽广的视野、无私的胸怀、巨大的勇气、还有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这些都深深激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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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五：自传畅销全球，搬上银幕

进入21世纪，李存信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写自己的生平故事。2003年9月8日，Mao’s Last Dancer首次在澳大利亚出版，并连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位居澳大利亚10大畅销书排名榜。该书还获得澳大利亚最佳年度图书奖，在美国获得Christopher 奖，并入围全美国自传作品奖提名。

Mao’s Last Dancer到目前已再版45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行。该书中文版《舞遍全球》2007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Mao’s Last Dancer还有专门为中小学生改编的版本，还做成画册，取名《农夫王子》，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儿童中心和小学校都有。

李存信说，写作出版这本书给他的最大的回报是他的故事激励、鼓舞了很多人，给了他们希望和勇气。

2-009年，李存信的女儿苏菲从一个为正常学生开设的高中毕业，并开始上大学了，李存信为此非常骄傲。他去年被选为澳大利“最佳老爸”。

2005年，Mao’s Last Dancer被澳大利亚导演Bruce Beresford搬上银幕；2009年10月1 日影片在澳大利亚首映，由于影片深受欢迎，至今仍在澳大利亚上映。

Mao’s Last Dancer将于2010年3月5日在新西兰影院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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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步很大”

记者问他的爹娘当年是否因为他的“叛逃”而受到迫害，李存信摇头说：“没有，这倒是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体现了邓小平真是在搞改革开放。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情况一定会不同。”

李存信告诉本记者说，他如今可以随时回中国，他还曾作为主演同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到中国演出过两次，不过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些活动时并没有提到他。他现在同母校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团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到了北京还会去那儿看看。

本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变化，李存信认为”中国整体是向积极的方面发展。现在恐怕不大会发生艺术家叛逃西方的故事，即便发生，也不会惊动国家的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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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7月31日，杀妻弃子的薛乃印在奥克兰高院被判处终身监禁，至少12年不得假释。

我作为《华页》的记者，聆听了那次判决。法庭上坐满了记者。

判决结束后，薛乃印从侧门离开法庭，我因为正好坐在靠近侧门门口的地方，薛经过时还冲我点头，神色轻松；也许是案子总算有了了解，有些如释重负吧。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我从未同他有过任何交往，也没有打过招呼。他或许认识我，或许只是因为看到华人面孔而向我点头。

走出奥克兰高院，看到外面已经站满了记者，他们是在等候律师出来并进行采访。

这是惯例，每逢高院审了社会关注的大案子后， 法庭外就是这样，等候采访当事人律师的记者排成一圈。

薛乃印的杀妻案当年的确轰动一时，我在现场还看到凤凰卫视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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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外等候采访的记者们 （毛芃摄影）

薛乃印的律师 Chris Comeskey 终于走出高院大门，记者们一拥而上，对他进行采访。（毛芃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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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审讯中，因为薛乃印拒绝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刘安安，Comeskey律师曾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疑问，即受害人刘安安是否并非被薛乃印用领带勒死，而是自己在用领带“自慰窒息（auto-erotic asphyxiation）“的性行为中意外身亡。

不过，病理学家 Timothy Koelmeyer在法庭上说：”被勒住脖子失去意识的人需要持续受到压力才会死亡， 而失去意识的人很难自行施加这种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Chris Comeskey 律师后来因为酒后驾车和逃税等行为被吊销律师执照。2015年，他申请加入新南威尔士州律师协会时，隐瞒了他在新西兰被剥夺律师执业资格的事实。在被发现后，澳洲法院下令将其从澳大利亚律师名册中除名，并责令其支付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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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薛乃印被判终身监禁，至少服刑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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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不久前，Herald on Sunday (新西兰先驱报周日版）请我帮忙采访在美国捉拿薛乃印的几位华人。

到底是主流媒体，资源丰厚，神通广大。我刚刚在办公室坐下，一份同薛乃印被抓案子有关的所有当事人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就已经放在我面前。上面有现场捉拿薛乃印的美国警察负责人的姓名和电话、有美国警方侦缉小组负责人的姓名电话，还有参与捉拿薛乃印的六位华人的姓名和电话，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的李新宝、吴桂森、董顺利、陈伟、齐金波和陈定清（见下图）。

关于薛乃印被捉细节，网络上已经有不少报道，大致脉络我基本清楚，需要了解的是一些更准确、具体、生动的细节。 于是我打起了越洋电话，对几位在美国亚特兰大抓获薛乃印的中国人士進行了专访，详细了解他们抓捕薛乃印的经过。 – 毛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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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于与化名老唐的薛乃印住同一旅馆

2008年2月23日，美國一份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刊登薛乃印和女兒薛千尋的人頭像，並詳細講述了薛乃印案件。雖然薛乃印涉嫌殺妻棄子的案情已在美國華人媒體被廣為報道，但《世界日報》的這次報道直接導致了薛乃印亡命生涯的完結。

2月26日晚，住在亞特蘭大Chamblee小鎮一個家庭旅館的董順利先生有些心神不定。他再三審視《世界日報》上薛乃印的頭像，越看越覺得像是幾天前曾在這裡住過的老唐。

於是，董先生給齊金波先生打了電話，這是因為老唐幾天前在公寓住的時候，齊先生等人同老唐一起吃過飯。

齊先生此時正同天津同鄉李新寶、陳偉和吳貴森先生在一處吃飯。聽到這個消息，他們覺得情況重大，就一起返回到董先生、同時也是吳先生租住的家庭旅館。

位於Shallowfrord大街3600號的一幢公寓樓中有一個三室一廳的廉價家庭旅館，專為往來過路的人提供短期出租服務。董先生和他的伴侶住一間，吳先生住在客廳。2008年2月22日晚，一個自稱老唐的人也住了進來，他同吳先生一起住在客廳。

 
老唐進來的時候正值晚飯時分，大夥兒於是邀老唐一起坐下吃，老唐沒有推托就坐下一起吃了。他邊吃邊誇獎飯菜做得不錯，还問吳先生是不是廚師。老唐問對了，吳先生確實是廚師，他和李新寶先生同在華人餐館做廚師，而齊先生和陳先生則是為餐館送貨的司機。

 
這四位先生年齡相當，除李先生50歲外，其他幾個都四十多歲；他們都是逾期滯留人士，已在美國非法居留打工8到11年了。可能是因為這種種原因，這四個後來被稱為「天津四傑」的人士關係一直比較密切，有空就在一起聚聚，互相照應。

 
22日晚初次見到老唐，大家同他寒暄一下，並沒多打聽他的背景。雖然幾個人覺得聽口音老唐並不像是自稱的張家口人。

 
吳先生回憶說，老唐22日來的時候身著迷彩服，看起來很疲倦，但並不狼狽。隨身還有一個挺新的手提電腦。

 
吳先生說他那一夜沒睡好，因為老唐夜裡打呼嚕、說夢話，夢裡又是哭、又是笑，又是說，又是唱。

吳先生第二天起床後發現老唐已經離開。不過23日晚飯時分，老唐又回來了，又同眾人一起吃了飯，還喝了點酒。吳先生說：「你昨夜睡覺動靜那麼大，你一人都能搞一場演唱會了。你一定有心事。」

老唐對此沒說什麼。大家只知道老唐有按摩手藝，想找一份按摩工作。

晚飯後，齊先生要回自己的住處，老唐自告奮勇開車送齊回去。身為職業司機的齊先生對車輛有一種本能的留意，他注意到老唐頭天駕駛的藍色福特Thunderbird車掛的是得克薩斯州車牌，可第二天卻變成紐約車牌了。

而且，老唐的車看起來非常破舊，在美國幾乎看不到有人駕駛那麼舊的車。

吳先生問老唐，他的車是否買了保險，老唐沒有回答。

24日，老唐走了。原以為老唐就像這幢家庭旅館的許多過客一樣會永遠消失，不料《世界日報》關於薛乃印的消息讓齊先生等此生再也不會忘記那個自稱老唐的薛乃印。

26日晚，接到董先生電話的齊先生一行四人回到家庭旅館，仔細看看《世界日報》上薛乃印的頭像，越看越覺得老唐很可能就是薛乃印。可此時老唐已不知所蹤。但他曾給董順利先生打過一個手機電話，董先生的手機上留有薛乃印的手機號。

 
經商量，齊先生給老唐打電話，告訴他找到了一個有按摩執照的朋友，約老唐28日上午10 點同該人見面，商量做按摩生意的事。老唐答應了。

 

语言不通，四次报警

27日晚，老齊等人拿著印有薛乃印頭像的報紙去當地警察局報警，希望警察第二天能趕到約會現場抓獲薛乃印。可是因為語言交流障礙，又趕上晚上值班警察交接班，齊先生等人在警察局花了幾個鐘頭才讓警察警察大致明白是怎麼回事情。警察要他們第二天見到薛再通知警方。

第二天上午10點之前，吳先生又向警方報警。可薛乃印並沒有如約出現在事先約好的「大華超市」，而是去了齊先生住處。齊先生於是又把他約到名為「劉姐包子鋪」的華人餐館。

吳先生第三次向警方報案，可雙方交流還是有障礙，警方搞不清楚地址。

齊先生和吳先生等“天津四傑”後來終於同薛在華人餐館會面。但是這裡比較空曠，館子外面還有一個小廣場。“天津四傑”擔心一旦雙方動手較量起來場面不好控制，傷害到其他無辜人士。於是便找借口把約會地點改到家庭旅館。因為他們知道薛是武功大師，報紙說他身上可能還藏有武器。

 
“天津四傑”中，李新寶先生當過兵、「實戰」經驗豐富，他知道在狹小的空間裡，對方武藝難以施展。

 
眾人回到那家家庭旅館後，吳先生謊稱出去買菜準備午飯，走出公寓樓外第四次報警。這一次，報警總算成功。第一輛警車10分鐘後就到達了，然後陸續又有四輛警車趕到。等候得心急火燎的吳先生立即迎上前去，把警方帶入房間。

結果發現薛乃印此時已經束手就擒。 

齊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對我說，薛乃印的反抗並不強烈，不像是有高深武功的樣子。

對於有說薛當時呼吸沉重，像是受了內傷的樣子，齊先生說，雙方在較量過程中都很緊張，每個人都是喘著粗氣。

齊先生說，他當時問老唐是不是薛乃印，是不是在奧克蘭殺了自己的妻子，但老唐只是大罵，並不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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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緝要犯薛乃印在有約一萬人口的小鎮Chamblee被捉，令當地警察局的33個警察非常興奮，他們視之為「一生難得的經歷」。

负责抓捕薛乃印案子的紐西蘭高級警官偵探Simon Scott先生讚揚了齊先生等幾位抓獲薛乃印有功的中國人士，說紐西蘭警方非常願意把US$10,000 (NZ$12,700)獎金獎給他們，說他們的行为值得獎勵。

他說，「我們前些天忙著將薛引渡回國，這一星期我們可以處理獎金的事情了」。

薛乃印的律師McCormick律師說，媒體在這一次薛乃印被抓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高度讚揚了那些抓捕薛乃印的中國人的勇氣和主動精神。

「沒有各方面的合作，薛可能還在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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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2008年3月11日，薛乃印在美國移民和海关执行署四名官員的押解下，从美國洛杉矶乘飞机返回奧克兰。

薛乃印持是持90天有效签证进入美国的，签证2007年12月到期。美国移民和海关执行署以薛逾期滯留为名將其驅逐出境。

2009年7月31日，奥克兰高等法院判薛乃印杀人罪成立，判他终身监禁，至少12年不得假释。

天津四杰的行为确实值得嘉奖，他们帮助抓获了美国和新西兰警方追捕的要犯，让美国警方对新西兰有了交代，让新西兰警方对本国民众有了交代，也让司法正义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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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四杰如今可好？

抓获薛乃印的几位天津人士都是在美国的逾期滞留者，2008年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其中三位已在美国呆8年，一位呆了11年。

这么多年，他们从未回家过。久别家乡亲人，就是为了赚钱，为了国内亲人过上富裕些的日子。 没有合法身份保障，只能在社会底层东躲西藏谋生。他们两位在华人餐馆做厨师、两位给华人餐馆开车送货。

当我问他们是否能把个人发照片给报社时，他们说没有电脑，也不会用电脑上网。

从他们四次向警方报案才有结果，可知他们虽在美国多年，但起码的英文沟通能力都还欠缺。 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愿意留下来，哪怕收入微薄、哪怕没有合法身份带来的安全保障。

采访中，他们解释说，当初决定报警抓薛乃印真不是为了一万美元的奖金，因为薛乃印是杀人疑犯，报上还说他是武功大师、身上还可能有武器，是个危险人物，他们犯不上冒风险为钱搭上性命。他们是觉得既然碰上了通缉要犯，那就有责任向警方报告。只是因为语言关系几次报警不果，才自己动手先把薛给制服。他们也知道这其中的风险，万一搞错了人，那作为非法居留者，他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他们坦诚表示希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什么样的承认他们没有明说，但我明白他们希望的是能合法在美国生存，工作、赚钱。

记得当时听到他们这番表白心里颇为感慨，事后除了报道这个采访，还写了一篇短文。短文章结尾说：“合法地生活在美国，但愿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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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由此可想见，每个回头浪子的转变该有一段多么动人心魄的故事。今天给读者讲述的正是一个回头浪子的故事，而且，是一位洋人“浪子”在华社善良的人们的帮助下努力走向新生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名叫Dave Gilmore，今年（2008）33岁。14岁离家出走，16岁进入少年拘留所（Detention Center）,  17岁起进监狱，17岁到31岁之间，共被判监65次。

对Dave Gilmore的采访不是在他的家中，也不是在他工作处，而是在纽西兰中国盆景协会会长杨学源老先生家中的盆景工作室。原来，Dave Gilmore 正在Bolckhouse Bay这里向杨老先生拜师学艺，学习中国的盆景种植艺术。

在Dave和杨老先生的身边，有他的妻子 Lea Gilmore女士，有负责做翻译的华人杨元勇，还有不时替大伙儿递茶送水的杨老先生的夫人陈炳玉老师。

自去年11月开始，除去圣诞节和新年期间杨老先生夫妇回中国度假，每周六下午如此这般的免费义务教学已经进行了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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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Gilmore含泪讲述过去

上周六下午，在杨老先生的盆景工作室，Dave Gilmore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他不堪回首的往事。

Dave出生于南岛中部一个叫Timaru 的镇子。他母亲酗酒，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遗弃了家庭，他甚至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Dave有三个兄弟、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母亲同继父之间经常因为争执而导致家庭暴力。 Dave5岁时全家移居到南岛最南端的镇子Invercargill。他13岁的时候，全家移居到北岛的Bay of Plenty,  不久后又移居到奥克兰。

14岁时，仅仅读完中学Form 3的Dave 就从缺少关爱的家中出走。很快，他同一群品行不端的年轻人混在了一起。所谓“近墨者黑”，1991年Dave 16岁时，便被送进少年拘留所。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变，从17岁开始，Dave开始了进监狱如回家般的生活。他曾经有坐监18个月后出狱两天又因犯罪而被判监两年的记录。

因为感染上毒瘾，Dave完全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惩教对他不起作用。进戒毒所也没多大帮助。有时候，他觉得进监狱反倒是一件迫使自己远离毒品的好事。可是，监狱并不是安全的地方，那里总有可怕的暴力发生。Dave亲眼目睹有犯人被其他犯人残酷殴打，有人上吊自杀。

从17岁到31岁，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Dave 进出监狱多达65次, 全国的监狱差不多让他住遍了。

不知在纽西兰、在全世界还有多少人比Dave Gilmore 更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Dave对记者说，他一直坚信如果从小有亲身父亲在身边，他的人生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说到这里，Dave睛里泛起了泪花。坐在身边的妻子Lea见状急忙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安抚他。

Dave说。他24岁时，终于想办法同在澳洲的生父通上电话，没想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居然那么冷漠、无情，伤心之极的他此后再也没同生父有过任何联系。

Dave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曾同一位女士建立了家庭并生养了三个可爱的男孩。然而，孩子的母亲不幸也是一个有毒瘾的人。这样的家庭自然无法给孩子们正常的关爱。孩子的姨妈数年前将三个孩子带去了澳洲。现在大男孩已经12岁，两个小双胞胎也10岁了。

Dave说，他很思念自己的孩子。过去一年里，他通过纽西兰政府同澳洲政府联系，希望寻找到孩子的下落，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果。因为需要一系列法律程序，所以恐怕还得有半年时间才可能找到孩子。

Dave 说，自己从小失去父爱，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失去父爱。他说：过圣诞节，孩子们都会收到爸爸的礼物，可是自己却没办法给孩子们送礼物。话到此，他眼眶又涌出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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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人生变化

两年前，Dave Gilmore 的人生有了可喜的转折。从监狱出来的他遇到了在加油站工作的毛利姑娘Lea, 两人随后相爱，并于去年7月结了婚。

在采访中，Lea动情地告诉记者，她在遇到Dave之前，生活中从未出现过有沾染毒瘾的人。她现在知道了一个有毒瘾的人要真正告别过去、要从过去的生活阴影中走出来有多不容易，得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和意志。Lea说，她为自己的丈夫骄傲。她还说，同一个人建立感情关系，能够在这个人的人生低潮时陪伴他走出来非常重要。

Lea说，她很羡慕杨学源老先生夫妇能携手一生，她希望自己和Dave也能像杨老夫妻一样相濡以沫，白头到老。

Dave说他很喜欢艺术，喜欢园艺，他还记得几年前在一个戒毒中心见到前来访问的海伦卡拉克首相。首相当时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想做园艺。

没有想到，正是由于对园艺的爱好，让Dave的人生产生了另一个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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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一群有爱心的华人

Dave Gilmore夫妇租住的房子的屋主是纽西兰亚裔公民协会主席简绍武先生。去年下半年的一天，简先生太太刘晓梅女士因故到出租屋去，意外发现整个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后花园里花草繁茂，很有观赏性。当知道这是Dave的“杰作”、当知道这个有很多纹身的年轻人其实不但主动收拾自己的花园、还帮助邻居整理花园时，刘晓梅便把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先生。不久，简先生就邀请Dave 到自己的农场去帮助收拾那里的大花园。

Dave和妻子在简先生的农场不辞辛苦劳作了大半天。完工后，简先生请两人喝咖啡。攀谈中，简先生惊讶地了知道了Dave的过去。

有丰富人生阅历的简先生决定帮助这个年轻人。他知道要让一个回头浪子踏踏实实地走上正路，一定得帮助他掌握一技之长。

于是，简先生联系上老朋友— 对中国盆景素有研究的杨学源老先生，看他是否愿意收一个洋子弟。

杨老先生和夫人陈老师原是中国江苏镇江市机关干部，1998年定居纽西兰。杨老先生这辈子从没收过弟子，现在要收一个洋弟子，还是一个有累累犯罪前科的人，杨老夫妇认真考虑了起来。

陈老师对记者说，经过了解，他们觉得Dave是一个很值得同情和帮助的人，他走上犯罪道路同他从小缺乏家庭温暖有很大关系。他 现在他愿意悔改，我们应该伸出一臂之力，给他温暖和帮助。

收徒的事情定下了，可是师徒间语言不通，所以，还需要一名翻译。于是，简绍武同一位名叫杨元勇的年轻人取得了联系。这位立志于从事促进华人社会和主流社会文化沟通和了解的小杨一口答应了，他不仅充当义务翻译，还同时兼任司机，每周六下午他要从奥克兰东区开车到中区Mt Roskill,  接上家中无车的Dave Gilmore夫妇，然后再开车到家住西区的杨会长家中。

第一次上课，简绍武先生也来了，他告诉Dave按中国的传统规矩，拜师是要给师傅磕头的。Dave一听，当真跪下给杨老先生磕了个响头。杨老先生扶起洋弟子，心里感慨万千。

翻译小杨还清楚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情景。那是去年十一月份，天气已经暖和了，可Dave却穿着一件毛衣。小杨问Dave妻子是不是Dave感冒了。Lea说不是，是因为想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拜师，而那件毛衣是Dave最像样的衣服。

小杨说，第一次学习结束，Dave从工作室走到满是盆景的院子，一个人哭了起来。小杨走过去劝他。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因为大家这么下功夫帮助他， 却是什么都不图。

的确，Dave非常幸运地在人生转折点的时候认识了这么一批什么也不图就是希望他能好好地走上正道的热心、善良的华人。

杨老先生近八十岁了，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视力只有0.1，授课时，需要剪枝去叶的时候他只好拜托夫人在一边代劳。

采访中，杨老先生对记者说，人都是需要劳动的。现在教Dave盆景，教他一技之长，他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这个洋子弟究竟学得如何？杨老先生说，Dave学习很认真，很有悟性，他爱提问，也很能问到点子上。 另外，杨老先生还评价说，Dave夫妻对人很尊敬，有礼貌。圣诞节前，还给师傅、师母送来圣诞卡，祝二老回国旅行顺利。

其实，杨老先生心中早有一个宿愿，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有关中国盆景的知识和经验传给他人，可是无奈于年轻人都忙于学习，中年人又忙于工作。现在，有洋人弟子有兴趣来学习、求教，杨老先生只想把自己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对方。

至于能教多久，杨老先生说，艺无止境，只要Dave愿意学，他就一直教，直到教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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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不仅仅是一颗小树”

Dave对记者说，他把自己学习中国盆景的事情告诉了老母亲，结果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要他千万别辜负华人朋友们的一片好意。

“盆景不仅仅是一颗小树，它让我的生活有了目标，使我能把精力集中在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Dave说。

把精力集中在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对于一个已经两年没有再入狱、正努力走向新生的年轻人来说多么重要！ 

Dave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简绍武先生、杨老先生夫妇和翻译小杨，他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因为是他们给了他重新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机会。就是为了他们，他也不能重蹈覆辙，因为他不能让这些好心人失望。

（原文发表于2008年1月29日《中文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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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2008：这个故事终于引起了TV3“60 MINUTES”的注意

观看电视3台《六十分钟时事》节目有感

作者：毛 芃

2007年10月9日下午一点，“小南瓜信托”的信托人薛娇（Grace Xue）在《中文先驱报》会议室同奥克兰华人媒体举行了一个记者见面会，就这段时间来发生在她身边的围绕着小千寻和小南瓜信托成立种种事情做了说明，同时也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出席本次记者会的人士除了我（当时任中文先驱报记者），还有来自Skykiwi网站、中文网网站、WTV、《镜报》和《华页》的记者。

记者会上，Grace首先为自己没有及早通过华人媒体向关心小南瓜和信托机构的广大华人沟通说明情况而致歉，因为这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Grace说，她是2007年9月18日晚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小南瓜被她父亲薛乃印遗弃的报道，她很震惊，当晚就同警方取得了联系。　　

她说，在这之前她同父亲已多年没有过联系。不知自己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妹。她不知千寻在中国还有什么亲人，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应当出面帮助千寻。　

Grace Xue的身份公开后，立即招致大批媒体记者追踪采访。她意识到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于是向公关顾问Tony Edmonds求助。

在Tony的建议下，Grace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他们找到富有名望的Richard Douglas爵士。道格拉斯爵士是纽西兰著名经济改革家，因其对纽西兰社会的特殊贡献被英女王册封为“Sir ”（ 爵士）。70多岁的道格拉斯爵士欣然受命，担负起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联络了几个同样有名望和地位的人士做基金会信托人。此时，基金会的目的不仅仅是帮助小千寻，也是为了要帮助纽澳两国一些象千寻一样遭遇家庭不幸的孩子。

据统计，纽澳两国每年有120到200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

Grace说，基金会一成立就得到很多人支持，曾为首相Helen Clark设计过个人网站的一家网络公司免费为基金会设计了网页。　

她说，她和男友都有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住房，经济能力不错，有能力照顾千寻。但是她从未说过一定要抚养千寻，因为一切都要以最大程度符合千寻利益来出发。当她听说千寻在中国还有外婆等亲人后非常高兴。

Grace说，她同千寻外婆见面之后放了心，因为她感到外婆同千寻关系很好，能抚养好千寻。她们在会面中就千寻的抚养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家庭法庭判外婆抚养千寻一是出于对千寻最佳利益的考量，也是尊重她和外婆之间协议的结果。虽然千寻现在不在纽西兰，但不论在哪里，她都是她的姐姐，都会关心她，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她。　

有记者问Grace关于英文媒体指她向基金会报销2000元公关费的问题，她回答说，当时她并没有收到来自公关顾问的账单，更谈不上报销问题。

还有记者问网络上有一个揭露她过去事情的帖子对她很不利，她为什么不对次此做回应。

Grace说，她明白网络上的攻击谩骂不代表整个华社的声音，如果太在乎别人的言论，那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她只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她说让她最伤感的是道格拉斯爵士等人是真心要帮千寻，他们的信誉竟然因此受到怀疑，这是可悲的事情。

有记者问道格拉斯是行动党创始人，因此被一些人认为基金会同行动党有关，情况是否如此。

Grace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个基金会同行动党没有任何关系。　　

有记者问她在电视上公开评论自己的父亲，被一些人批评有违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她对此如何看待。

Grace说，传统文化有很多是好的，但不都是好的。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循序中国传统观念做事。　

还有记者问Grace在同外婆商议千寻抚养权问题上是否考虑过另外一种选择，即把千寻送给纽西兰或是澳洲的一户家庭抚养。

Grace说抚养权的事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她们也考虑过这种做法，但觉得在目前情况下让千寻生活在自己熟悉的亲人身边，可能对她的成长更有利。　

最后，Grace说基金会才成立，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通过媒体向华人朋友传递这样的信息，基金会需要更多的人的帮助，需要义工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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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摄影、报道

自奥克兰薛乃印将女儿薛千寻遗弃在墨尔本火车站的事件在20179月17日在新西兰媒体曝光之后，知名画家、新西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曹俊一家人象无数新西兰人一样关心着小千寻的命运，关注着案情的发展。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没几天功夫，曹俊的名字竟同这个案件搅到了一起，他被人猜测是刘安安在其个人博客中描述的那个秘密“情人”；之所以被如此推断，大概是因为有网友在刘安安的个人博客中发现有曹俊的照片，刘安安还用文字注明是“偶像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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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多家媒体指为刘安安情人

对此流言，许多人半信半疑。但很快，主流英文媒体也有了相关报道。

2007年9月21日上周五晚六点的新闻节目中，新西兰电视一台在播放刘安安被害案的新闻时，节目中出现曹俊的画面，暗示曹俊就是刘安安的情人。

同样在9月21日晚，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网站上出现一篇名为“Pumpkin’s dad fury over his wife’s affair”（《小南瓜的爸爸对妻子婚外情大感愤怒》）的文章，文章指名道姓称“惠灵顿艺术家 Cao Jun ”就是刘安安的情人。

随后，在海外华文网站“文学城”出现了一张将曹俊、刘安安和薛千寻（小南瓜）三人头像拼凑在一起的照片。

此事，人们很难相信先前社会上和网络上的传说仅仅是传言，而曹俊一家昔日的幸福和安宁也从此被打破。曹俊俨然成为刘安安被害案的另一男主角。

在巨大的压力下，曹俊从9月24日本周一起，在诸多华人媒体刊登声明，称自己“从未见过刘安安”，刘安安博客中的他本人的照片为“薛乃印于2006年8月底采访曹俊时所拍”。他声明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曹太太五年内从未回过中国”，因为刘安安博客中描述在其“情人”的妻子回中国的时间里两人“像一家人一样和乐融融的生活了快两个月”。

声明发出后，华社又是一片哗然。

2007年９月28日星期五，我做为中文先驱报记者，对身陷是非“漩涡”的曹俊做了特别采访。

曹俊家住北岸市，曹俊热情地把我迎进他的画室，他的太太随后进来同我打招呼。我注意到这位外表秀丽端庄的女性一脸倦容和憔悴。她像是对记者说也像是自言自语说：“这些天就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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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曹俊

记者：您声明中说刘安安搏客中您的照片为薛乃印所拍，两组照片都是薛拍摄的吗？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拍的？

曹俊：两组照片都是薛拍摄的。薛总共对我做过两次采访，一次是2005年，我当时还住在Mt Roskill, 另一次是2006年8月底。薛两次来我家中采访、拍照，我太太都在场。

记者：薛是一个人来还是同刘安安一起来？

曹俊：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刘安安。但我知道薛有一个年轻太太和一个孩子。

记者：你同薛乃印关系怎么样？

曹俊：我其实同薛没有太多的联系。2005年，本地华人媒体圈中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同薛相识。2005年5月，我捐给当时国会议员王小选的一幅画在筹款会上拍得近三万元的高价后，有许多人以各种名义来向我求画。大概是当年8月份，薛乃印也来向我要画，他说要搞一个拍卖会，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组织一个武术团代表纽西兰去参加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这个事不大靠谱，就婉言拒绝了。

记者：薛当时是什么反映？

曹俊：薛不大高兴，此后很久他都没同我有联系。2006年8月26日，我定居纽西兰前卖出的一幅画在中国以106.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卖，创下65岁以下画家所作中国画的最高拍卖纪录。我当时很高兴，就打电话知会薛乃印，也想借此缓和一下关系。薛于是很快就来我家做了采访。这一次，我当场写了“精”、“气”、“神”三个字送给他，我写字的时候，他在一旁拍了一些照片，这就是后来被放到刘安安博客里“偶像曹俊”影集中的照片。

薛当时挺高兴的，在《一周通》上发表了采访我的文章。但随后不久他又张口向我要画，理由是“你曹俊在纽西兰出名还不都是因为我嘛！ ”他还提出要做我的经纪人，他这些话让对他产生了反感，觉得他这样的人不可交。从此我同他之间就再也没有过任何往来。

记者：你如何看待刘安安在博客中称你为“偶像”？

曹俊（沉吟）：我在国画创作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得到多方面的承认和肯定，受到一些人的尊敬也不奇怪。我在创作上目前还处于上升阶段，我有自己的志向，我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非常、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我很同情刘安安的遭遇。

记者：你当初看到网上出现你同刘安安的传闻和报道时有何反应？

曹俊：当网上只是出现传闻时，我觉得很可笑，决定以超脱的态度来对待。我甚至还在第二天出去钓鱼。但是当澳洲媒体公开点名说我就是刘安安的“情人”的时候，我上网一看，头都大了，人都傻了，觉得非常无辜和无助。

记者：你太太是什么反映？她对你产生过怀疑吗？

曹俊：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但是这件事情对她冲击很大，毕竟把我同这么一个举世震惊的案子扯到一起，情人、凶杀什么的，太难听了。

记者：你在声明中说你太太过去五年来从没有回过中国，您能把她的护照拿给我看看吗？

曹俊：当然可以。

曹俊很快把全家人的护照都拿到我面前。我翻看曹俊太太先前的中国护照和现在的新西兰护照，她上次从中国返回新西兰时间还是２００２年8月；纽西兰护照上，只有她今年（2007）９月从澳大利亚入境的海关戳印，曹俊解释那是他们一家花了一周时间在澳大利亚旅游。　

记者：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的那篇对你指名道姓的文章在登出前，他们的记者可有对你进行过采访？

曹俊：有，我书面回答了他们的采访问题。但是他们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用我提供的内容。我看到他们的文章后立即同他们联系要他们解释，对方说我的回答来晚了，他们在接到我的回答之前就把文章做好了。

记者：你可曾同对方有进一步交涉？

曹俊：当然有。我同这家报社的总部联系，但是被告知这是墨尔本办公室的事情。我先后６次同采访我的记者联系，请求他们把登在〈每日电讯报〉网页上的文章拿掉，但是，每次他们都同意拿下来，他们说过“几分钟后就拿下”、“十分钟后就拿下”、“一个小时后就拿下”，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拿下，推脱说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记者：这件事一定对你的家庭生活带来很大困扰，是吗？

曹俊：这件事情严重扰乱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现在出门就被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我太太受到了很大刺激和冲击，脾气变得暴躁；我１７岁的女儿都不愿出门见人，连她的同学都向她询问这件事。我出门时邻居们都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一种怪怪的表情看着我。你知道，目光有时候是可以杀死人的。

记者：你打算对此采取什么行动吗？

曹俊：当然，我要用生命捍卫我的声誉。我已经准备着手采取法律行动，已经有几个律师主动向我提供帮助。根据律师的建议，我首先会要求《每日电讯报》在同样的版面、以同样规格向我作出道歉声明，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否则的话，我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权利。

记者：您有信心打赢官司吗？

曹俊（沉思）：对于打贏官司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坚信法律的公正性。但毕竟诉讼过程是一个耗時耗力的过程，我会做好充分准备再开始打。如果打赢官司我得到经济赔偿的话，除去法律费用外，我一分钱也不会要，我会全部捐献给中国的贫困失学儿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对方道歉，恢复我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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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曹俊送我出门，望着晴朗的天空，曹俊脸上绽放出一丝笑容。

“我从前出门穿着很休闲，但是现在，我一定是穿上西装出门，把头昂得高高的，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并没有做亏心事。”

 “一个人要成大器，可能注定是要经受磨难，这倒是能锻炼一个人的胸怀。”。

这是曹俊对我说的最后的话。

• 本记者截稿时，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那篇指名道姓说曹俊是刘安安情人的文章依旧挂在该报网页上。
• 经记者调查，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属世界著名报业大亨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一间报社。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还有英国的《世界新闻报》、《太阳报》、《泰晤士报》和一些美国的媒体产业。
• 刘安安博客网页上还有摄影家大为王和画家穆先生的照片，我向他们查询时，两位先生都证实照片是薛乃印拍摄的，他们俩人从前都不知道自己的照片被刘安安放进博客中，当他们在刘安安博客中看到自己的照片时候，都“非常吃惊”。

（原文刊载于2007年9月29日《中文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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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警方找到刘安安真正情人，还曹俊清白，曹俊写公开信

2007年10月2日，新西兰警方在调查刘安安被杀案中，找到刘安安生前绯闻男友。早先曾被外界怀疑是刘安安情人的奥克兰画家曹俊，2日发表公开信，感谢本地媒体还他清白。

曹俊在公开信中写道：

本人被无端卷入“小南瓜”事件以来，直至今天才感觉重见天日。因为，据报道新西兰警方已找到了受害人刘安安女士生前的真正情人，彻底打消了大众由于先前澳洲某媒体不实报道造成的对本人的误解。

在此我想向信任并帮助我澄清事实的新西兰电视三频道；澳大利亚电视七频道；凤凰卫视《文涛拍案》节目组；新西兰中文先驱报；新西兰镜报；skykiwi中文网；168商务通网站；新西兰中文网站等媒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向一直以来默默支持我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特别感谢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杨海鹰先生！

曹俊

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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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曹俊今年41岁，江苏省泰州人。1993年投师于冯大中先生研习中国画。2002年8月移民新西兰，定居于奥克兰。2003年9月10日 出任新西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