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毛芃作品

喧闹一时的大奥克兰市议会同毛利人法定委员会（Maori Statutory Board）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结果是，奥克兰纳税人今年要为这个非经选举产生、但有权参加奥克兰市议会18个委员会中至少11个委员会会议的毛利法定委员会的运作，支付180万费用。 

前些时侯，这个毛利法定委员会因不满奥克兰市议会将他们提议的明年340万预算削减到190万，将市议会告上法庭。预计这场官司将耗费纳税人10万多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奥克兰市议会近一半议员呼吁进行公开辩论。

在竞选中标榜要公开透明办公的Lyn Brown市长则在获得刚超过半数议员同意的情况下，关起门来同毛利法定委员会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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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成立

根据国会去年通过的建设大奥克兰市的立法，毛利顾问委员会是大奥克兰市议会框架的一部分。

本来，毛利人竭力争取在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三个专属毛利人议席。然而，这个提议遭到地方政府部长Rodney Hide的强烈反对，他威胁说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他就辞职。

毛利人虽然没有得到专有议会议席，但是，国家党政府同意建立一个毛利人法定委员会，就市议会在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管理上提供建议，而且这个委员会可以对大奥市18个委员会中的11个委员会有任命权。

由于毛利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这一提议在国会得到通过。

按照法规，奥克兰市议会要为这个毛利顾问委员会提供事业经费。

今年2月，市议会策略和财经委员会通过决定，打算今年给毛利人顾问理事会拨款200万，明年拨款340万。

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民众批评声浪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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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打官司

在舆论压力下，大奥克兰市议会决定将今年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200万拨款削减至146万，将2011-2012的年度拨款从340万削减至190万。

这下子，毛利法定委员不干了，他们决定将奥克兰市议会告上法庭。

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解释说：“这个预算费用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市议会在拒绝时没有给出基本理由。”

根据毛利法定委员会的预算提议，他们的CEO年薪将有15万。

相比之下，奥克兰市长Len Brown年薪24万，副市长Penny Hulse年薪9.6万，市议员们的年薪为8万。 

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 说，340万的预算是用来支付顾问委员会运营的合理费用，包括给秘书处和顾问们的报酬。

他说，这个数目的钱是必须的，有了这笔钱，他们才能够履行顾问委员会的职责。

Taipari先生还说，根据立法，大奥克兰市议会有责任给毛利法定委员会拨款。

毛利顾问委员会要同自己的东家打官司，预计此举将耗费纳税人10万多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奥克兰市议会近一半议员呼吁进行公开辩论。

在是否就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一事上，不主张进行公开辩论的市长Len Brown获得11票对9票的支持

然而，在去年的大奥克兰市长竞选中，Lyn Brown市长可是标榜要公开透明办公的。

根据奥克兰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关起门来达成的协议，毛利法定委员会将撤回即将在高等法院开打的官司。

根据协议，大奥克兰市政府将给毛利法定委员会在今年余下的8个月的运作中，拨款180万，直接拨给委员会的资金为$984,200，其中包括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的$75,000薪水、副主席Patience Te Ao的$65,000薪水和其他委员的$53,000薪水。

同时，市议会同意为毛利法定委员会提供财务和信息技术服务，这方面的服务成本是$264,000，而提供两名政策顾问和审计服务的成本是$265,000，此外，市议会还要为委员会委员和员工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住房费用一次性支付25万。 

协议通过之后，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Taipari承认，这180万拨款和其他资金支持够他们展开200万拨款要求中所列明的工作项目。

奥克兰市长Brown先生对此似乎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现在可以携手为所有奥克利人的最佳利益工作了。”

Brown市长表示，他打算把双方之间的争议忘到脑后。

Brown 市长还说，市议会按照法规建立这个毛利法定委员会并不容易，因为这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毛利委员会可以坐镇11个市议会委员会，并享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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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无存在的必要？

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首先，毛利顾问委员的职能就引起了争议，因为其成员可以参加奥克兰市政府至少11个委员会的会议，并且能为这些委员会任命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的毛利人代表。

大奥克兰市议员 Mike Lee先生表示，成立这个毛利顾问委员会“从原则上来说是错误的，是反民主的，是带分裂性的。”

当毛利法定委员会打算起诉奥克兰市议会时，Mike Lee先生说他们实际是在起诉奥克兰市民，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工党奥克兰事务发言人Phil Twyford先生说，这个委员会的结构有缺陷，应该扔到垃圾箱里。

他说，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他为此指责政府部长Rodney Hide，要求他辞职。

Rodney Hide则说，是政府内阁做出决定让大奥市议会在构架上包含毛利法定委员会，所以，他没有责任，不会辞职。

Rodney Hide说，大奥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在拨款上的冲突说明，根本就不应该立法成立这个委员会。

有人批评说，如果当初在国会设立毛利人议席，开支远远没有现在大， 因为市议员的年薪只有8万。

奥克兰市太平洋人社区代表Arthur Anae称，市政府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是一个“悲哀的错误”。

太平洋社区顾问委员会发言人说，他们社区无论如何拿不到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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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政府身上 ？

地方政府部长Rodney Hide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在大奥市议会设立固定的毛利议席，因为他不希望看到那些没有经过选举的毛利人进入议会掌控市议会拨款。

而现在，大奥市议会对于毛利法定委员会如何花钱有控制权。

他批评毛利法定委员会“有先天的分裂性和争议性”，他说，是国家党和毛利党成立了这个“怪兽”。

“我从来没有想到国家党政府会同意让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投票权。” Rodney Hide说。

他批评国家党没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他还说，国家党的这个决定应该由国家党的支持者来评判。

不过， Rodney认为大奥克兰市议会可以通过减少几个同自然资源事务有关的委员会来限制毛利顾问委员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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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奥市议会对毛利法定委员会的一揽子拨款计划

对毛利法定委员会的直接拨款: $984,200

财经和IT服务拨款：$264,000

工作人员和审计服务拨款：$265,000

住宿拨款: $250,000

总计: $1,763,200

（原文发表于2011年4月18日《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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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芃

喧闹一时的大奥克兰市议会同毛利人法定委员会（Maori Statutory Board）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

结果是，奥克兰纳税人今年要为这个非经选举产生、但有权参加奥克兰市议会18个委员会中至少11个委员会会议的毛利法定委员会的运作，支付180万费用。

前些时侯，这个毛利法定委员会因不满奥克兰市议会将他们提议的明年340万预算削减到190万，将市议会告上法庭。预计这场官司将耗费纳税人10万多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奥克兰市议会近一半议员呼吁进行公开辩论。

在竞选中标榜要公开透明办公的Lyn Brown市长则在获得刚超过半数议员同意的情况下，关起门来同毛利法定委员会达成了协议。

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成立

根据国会去年通过的建设大奥克兰市的立法，毛利顾问委员会是大奥克兰市议会框架的一部分。
本来，毛利人竭力争取在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三个专属毛利人议席。然而，这个提议遭到地方政府部长Rodney Hide的强烈反对，他威胁说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他就辞职。

毛利人虽然没有得到专有议会议席，但是，国家党政府同意建立一个毛利人法定委员会，就市议会在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管理上提供建议，而且这个委员会可以对大奥市18个委员会中的11个委员会有任命权。由于毛利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这一提议在国会得到通过。

按照法规，奥克兰市议会要为这个毛利顾问委员会提供事业经费。

今年2月，市议会策略和财经委员会通过决定，打算今年给毛利人顾问理事会拨款200万，明年拨款340万。

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民众批评声浪强烈。

为何要打官司

在舆论压力下，大奥克兰市议会决定将今年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200万拨款削减至146万，将2011-2012的年度拨款从340万削减至190万。

这下子，毛利法定委员不干了，他们决定将奥克兰市议会告上法庭。

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解释说：“这个预算费用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市议会在拒绝时没有给出基本理由。”

根据毛利法定委员会的预算提议，他们的CEO年薪将有15万。

相比之下，奥克兰市长Len Brown年薪24万，副市长Penny Hulse年薪9.6万，市议员们的年薪为8万。

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David Taipari 说，340万的预算是用来支付顾问委员会运营的合理费用，包括给秘书处和顾问们的报酬。

他说，这个数目的钱是必须的，有了这笔钱，他们才能够履行顾问委员会的职责。

Taipari先生还说，根据立法，大奥克兰市议会有责任给毛利法定委员会拨款。

毛利顾问委员会要同自己的东家打官司，预计此举将耗费纳税人10万多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奥克兰市议会近一半议员呼吁进行公开辩论。

在是否就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一事上，不主张进行公开辩论的市长Len Brown获得11票对9票的支持

然而，在去年的大奥克兰市长竞选中，Lyn Brown市长可是标榜要公开透明办公的。

根据奥克兰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关起门来达成的协议，毛利法定委员会将撤回即将在高等法院开打的官司。

根 据协议，大奥克兰市政府将给毛利法定委员会在今年余下的8个月的运作中，拨款180万，直接拨给委员会的资金为$984,200，其中包括委员会主席 David Taipari的$75,000薪水、副主席Patience Te Ao的$65,000薪水和其他委员的$53,000薪水。

同时，市议会同意为毛利法定委员会提供财务和信息技术服务，这方面的服务成本是$264,000，而提供两名政策顾问和审计服务的成本是$265,000，此外，市议会还要为委员会委员和员工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住房费用一次性支付25万。

协议通过之后，毛利法定委员会主席Taipari承认，这180万拨款和其他资金支持够他们展开200万拨款要求中所列明的工作项目。

奥克兰市长Brown先生对此似乎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现在可以携手为所有奥克利人的最佳利益工作了。”

Brown市长表示，他打算把双方之间的争议忘到脑后。

Brown 市长还说，市议会按照法规建立这个毛利法定委员会并不容易，因为这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毛利委员会可以坐镇11个市议会委员会，并享有投票权。

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无存在的必要？

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首先，毛利顾问委员的职能就引起了争议，因为其成员可以参加奥克兰市政府至少11个委员会的会议，并且能为这些委员会任命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的毛利人代表。

大奥克兰市议员 Mike Lee先生表示，成立这个毛利顾问委员会“从原则上来说是错误的，是反民主的，是带分裂性的。”

当毛利法定委员会打算起诉奥克兰市议会时，Mike Lee先生说他们实际是在起诉奥克兰市民，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工党奥克兰事务发言人Phil Twyford先生说，这个委员会的结构有缺陷，应该扔到垃圾箱里。

他说，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他为此指责政府部长Rodney Hide，要求他辞职。

Rodney Hide则说，是政府内阁做出决定让大奥市议会在构架上包含毛利法定委员会，所以，他没有责任，不会辞职。

Rodney Hide说，大奥市议会同毛利法定委员会在拨款上的冲突说明，根本就不应该立法成立这个委员会。

有人批评说，如果当初在国会设立毛利人议席，开支远远没有现在大， 因为市议员的年薪只有8万。

奥克兰市太平洋人社区代表Arthur Anae称，市政府给毛利法定委员会的拨款是一个“悲哀的错误”。

太平洋社区顾问委员会发言人说，他们社区无论如何拿不到这么多钱。

问题出在政府身上 ？

地方政府部长Rodney Hide说，他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在大奥市议会设立固定的毛利议席，因为他不希望看到那些没有经过选举的毛利人进入议会掌控市议会拨款。

而现在，大奥市议会对于毛利法定委员会如何花钱有控制权。

他批评毛利法定委员会“有先天的分裂性和争议性”，他说，是国家党和毛利党成立了这个“怪兽”。

“我从来没有想到国家党政府会同意让毛利法定委员会有投票权。” Rodney Hide说。

他批评国家党没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他还说，国家党的这个决定应该由国家党的支持者来评判，

不过， Rodney认为大奥克兰市议会可以通过减少几个同自然资源事务有关的委员会来限制毛利顾问委员会的影响。

大奥市议会对毛利法定委员会的一揽子拨款计划

对毛利法定委员会的直接拨款: $984,200

财经和IT服务拨款：$264,000

工作人员和审计服务拨款：$265,000

住宿拨款: $250,000

总计: $1,763,200

（原文2011年4月17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如果不是新西兰前国会议员、国家党政府内阁部长黄徐毓芳的倒台风波，连云港气垫船公司董事长杨光明的名字恐怕在新西兰罕为人知。一个风光一时的政治人物因在其丈夫参与的公司生意中，以部长身份在合同上签字以及旅费问题而最终落台，这自然使事件漩涡中的连云港飞浪气垫船公司和公司负责人杨光明先生进入了公众视线。

杨光明  （摄影： 毛芃）

无疑，杨光明在公众中的亮相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事件而成为争议性人物。同他发生争执的一方是同他一起去中国合作开发气垫船公司的Rotorua太平洋气垫船公司——Pacific Hovercraft的大股东和经营者Stephen Preest先生。

这两个曾经意气风发要在中国土地上大展宏图的合作伙伴，如今似乎已经不共戴天。Stephen Preest要杨光明赔偿他200万美金，还把杨光明的照片和资料放进一个“肮脏欠债者”（Dirty Debtors）的网站；而杨光明指责对方是“无赖”，说他的技术只是停留在气垫船制造爱好者的水平，根本无法商业化，并说要通过法律手段反诉Stephen Preest，要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近日，杨光明先生来到《新西兰联合报》报社，向记者讲述他同Stephen Preest之间的恩怨。本报记录的杨先生从他个人角度的叙述，为读者和大众了解事件真相提供了一个视角，也为读者和大众对事件的评判提供了更多的资讯。

前国会议员丈夫牵线搭桥促成合作

杨光明先生承认他在这起纠纷中的最大失误是轻信中介人的介绍。杨光明所说的这个中介人是黄徐毓芳的先生Sammy Wong。

杨光明说，Sammy Wong 2007年11月拿一个介绍Pacific Hovercraft气垫船公司的光碟给他看，询问杨是否有兴趣投资气垫船生产。杨光明说，光碟所展示的气垫船画面非常诱人，虽然展示的是驾气垫船在湖面、海面上消闲的景象，凭他多年的商业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立即预见到这种气垫船可以在中国的抗洪救灾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杨光明说，他知道Sammy Wong是Pacific Hovercraft气垫船公司的股东，出于对Sammy Wong的信任，也出于对新西兰技术的信任，杨光明决定投资生产气垫船。通过商议，他们决定合作，在中国建立气垫船生产厂。

建厂得有厂地。杨先生于是回国找地，选中了连云港市政府提供的300亩建厂用地。

于是，Stephen Preest所在的太平洋气垫船有限公司同杨光明拥有的连云港气垫船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通过律师签订合作合同。

杨光明说，合同规定，他这一方出资金、厂地和劳动力，Stephen Preest负责提供核心技术和人员的技术培训。并且，双方也谈妥了利益分配，凡是中国市场以外销售的气垫船都会按实际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给Stephen Preest利润分成。

    “Stephen Preest把工厂当成了研究所”

杨光明说，签订合同时，他才知道Stephen Preest已经在马来西亚建立了生产基地，其主要技术设备包括零部件、模具等都在那里，由于同当地合作伙伴关系出现了问题，Stephen Preest才计划从马来西亚撤出，把基地转移到中国。

杨光明说，在同Stephen Preest的合同中，特别注明要把在马来西亚的大概三四个集装箱的技术设备运到连云港来。

杨光明说，一个主要问题就产生在这里。到现在为止，Stephen Preest的这些东西还没运到中国。杨光明认为，原因可能是Stephen Preest同马来西亚的合作伙伴因为法律纠纷，无法把东西运出境。杨光明说，就这一点，就能充分说明Stephen Preest没有完全履行合同。

问题不仅于此。杨先生说，生产开工时，他才知道Stephen Preest既没有详尽的技术资料，也没有详尽的产品图纸，更没有一套详尽的工艺资料，没有一张零部件清单和图纸，没有一份系统地检验气垫船是否合格的标准，也没有一张装配图。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是把工厂当成了研究所，每天很多新思路，每天凭着多年从事气垫船生产的经验，拍脑子决定做这或是做那。

杨先生说，由于这些原因，他们推迟了给第一批客户的交货时间。而产品出来时，Stephen Preest告诉他，气垫船是否能依照客户的要求在黄河上破冰，他也没有底。

杨光明说，第一批用于黄河破冰的气垫船试用时不算成功，因为发动机技术有问题。他说，这也因为气垫船确实对环境要求非常高，在新西兰水上环境驾驶自如的气垫船需要在技术上改进才能适应中国的水土。

杨光明说，连云港气垫船厂刚开始生产的气垫船在发动机线路技术上不过关，经常启动不起来，他要求Stephen Preest尽快解决这一技术问题。

然而，2009年6月，Stephen Preest先生不辞而别，不知所踪，杨光明说他通过中介人Sammy Wong 寻找其下落也没有结果。心急如焚等了20多天，Stephen Preest才回来。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回来后，要求支付70万新币，其中包括卖出去的四艘气垫船他应得的利润和他的加班费，还有因为杨光明拒绝一家印度客户200万美元订单给他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杨光明说，他拒绝了这一要求。原因是第一批卖出去的气垫船都有技术问题，不能用；二是Stephen Preest自己填报的加班费有十几万新币，太离谱；三是拒绝印度客户订单的原因是目前公司的气垫船制造技术不成熟，印度的订单根本做不了。

由于双方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杨光明要Stephen Preest回新西兰搞研发，技术成熟之后再来中国。而他这边也会找人进行技术研发，Stephen Preest仍可继续为连云港气垫船在国际市场进行销售。

杨光明说，至此为止，他前后支付Stephen Preest的费用共有29万美金。

他说，由于Stephen Preest的技术不成熟，他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因为迟迟不能批量生产，政府拨地被收走，不算工人的工资开支，为建厂房而设围墙、铺道路的费用、十几台气垫船发动机损坏的费用、Stephen Preest下令购买的一些永远也派不上用场的原料费用加起来也有几十万美金。

    移师上海，求助于美国和英国技术

杨光明告诉本记者，Stephen Preest声称他在新西兰的11年里，一共建造了十几艘气垫船。他无疑是一个狂热的气垫船爱好者。但是，他的技术完全没有商业化，而新西兰优质的空气和环境对于气垫船的技术要求同中国特定的环境对气垫船的技术要求肯定不同。而且，气垫船生产的地点不同、使用材料不同、工人不同，都有可能使气垫船的生产工艺出现差异。

杨光明说，由于在技术上不能再依赖Stephen Preest，又不能让刚刚建成的公司垮掉，他于是把研发基地搬到了上海，请中国唯一一家国家级气垫船研究机构——708研究所的技术人员帮助公司进行产品设计研发。同时，他走访欧美一些有先进气垫船制造技术的公司，同他们签订技术合作协议。经过技术研发和利用欧美先进技术，他经营的气垫船公司总算渡过难关，起死回生。现在，建立在上海的工厂已经能够生产12个型号的气垫船。

杨光明说，为尽可能减少气垫船在运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气垫船公司对于客户的技术培训也高度重视。几经努力，气垫船厂现在已经拥有稳定的订单，成为中国气垫船制造行业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生力量。

杨光明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生产的气垫船已经被中国水利部和武警总队定为专用救援设备。 现在一年的销售额能够达到1.2亿人民币。

毕业于杭州大学法律系、在中国化工行业颇有建树的杨光明说，他争取在2014年将公司建成全球最大的气垫船生产基地，并成为上市企业。

    不满Stephen Preest“诽谤”  杨光明也要打官司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离开中国后，便到韩国去办气垫船厂，还挖走连云港气垫船厂的几个骨干。但到后来，这家气垫船厂也没能在韩国经营下去。

杨光明说，他随后就不停地接到Stephen Preest发来的的要求补偿他200万美金的信函，这200万美金包括技术使用费（royalties）、零部件费和Stephen Preest认为自己应得的利润。

杨光明说，补偿200万美金的要求没有丝毫道理，是非理性要求。他当然只能拒绝。但Stephen Preest因为得不到满足而不断在媒体上说一些严重有损他的名誉的话，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精神折磨，他打算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家人的安宁。

杨光明说，Stephen Preest曾经向连云港劳动局起诉他，说他没有支付其工资。但是连云港劳动局驳回这一指控，说Stephen Preest同连云港气垫船公司之间是公司伙伴关系，并非员工，不存在工资支付问题。

杨光明说，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再到韩国，Stephen Preest同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最后都不欢而散，这很能说明问题。

他还披露，Stephen Preest在连云港的一年时间里，开车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多达123次，公司为他支付的罚款就有两万多人民币。

据2010年11月17日《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 报道，5年前，Preest的公司被法庭责成赔偿一名顾客两万新币。该报道还说，“法官形容Preest是一个‘不可靠的证人’和‘缺乏信用’的人”。

这篇文章还说，Stephen Preest承认现在陷于资金流动困难。

最后，记者询问杨先生，前国家党领袖Jenny Shipley 同连云港飞浪气垫船公司是什么关系，对方是否是公司股东。杨先生回答说，公司并没有法律文件说Jenny Shipley是公司股东，但彼此达成过由Jenny Shipley帮助在国际市场推销飞浪气垫船的口头协议。他说，在黄徐毓芳的问题被媒体曝光后，Jenny Shipley主动联系他的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关系。

杨光明还说黄徐毓芳出事后，气垫船公司同其先生Sammy Wong的业务关系实际上也不存在了，但还维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本报道主要内容完全基于对杨光明先生的采访，并不是对这起商业纠纷的完整调查，特此说明。

原文 2011-04-8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芃

2011年3月下旬，才成立不久的新公民党（New Citizen Party）公布了三项经济政策。我为此采访了华人社区的一些人士，并在随后的《新西兰联合报》公布了评论人士的意见。对社区的反馈意见，新公民党（下面简称新党）国会议员候选人Paul Young杨宗泽先生表示，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意见，新党都非常欢迎，因为有批评才能有进步。

台湾出生的Paul Young 先生将代表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个由亚裔人士发起和组建的政党 – 新公民党（New Citizen Party）- 参加2011年大选。

Paul Young说，新党内部对于社区的意见非常重视，他个人代表新党对社区意见逐一进行了解释，希望新党的经济政策能更好地服务新西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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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除对商业移民的英语测试

新党认为，现在的商业移民政策过分强调对英语水平的要求，限制了中等资产规模的海外投资者。因此，应该放开对商业移民申请人的语言水平的限制。

倪靖武（百伦移民留学公司老板）

目前华人商业投资移民进入新西兰的最大困难不是英文要求，而是新西兰政府出于对国际洗黑钱活动的控制，要求商业移民在资金转移渠道上必须通过银行，可是，中国政府恰恰又有严格的外汇出境管理规定。所以，资金入境渠道不通畅是中国投资移民进入新西兰的主要障碍。对于这个问题，行业内已经有多次呼吁，希望新西兰政府能够在政策上做相应调整。

Paul Young 反馈

倪先生的点评很好，很中肯。解除对商业投资移民英语水平的限制，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投资移民，而是针对所有非英语国家的商业移民申请者。新党的总体出发点是不要让语言成为移民投资和创造工作机会的障碍。比如，有华人投资商自己不懂英文，但是在新西兰却创造了200多个就业机会，所以并不是不懂英文就不能创业，就无法对经济做贡献。

新党不是移民公司，对现有移民在实施细节上遇到的问题不是那么清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于资金流出和进入渠道的管理和规定，这个无可非议。

对于倪先生提出的具体情况，新党将考虑同业界人士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希冀能够通过银行和政府的协商解决问题。

Peter Lu（社会观察评论人士）：

取消对150万投资类别移民申请人的英语要求会方便许多移民进来。但是150万也只能做做小生意，而放开对小生意投资移民的限制，可能会加剧新西兰小生意业主的竞争，使他们本已经不容易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我以为，新西兰目前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大型的生产项目的投入，并且，还是要在世界上有影响的。

Paul Young反馈：

新党支持新西兰发展大型的有创造性的企业。但是除了大企业，还一定得有中小企业做补充。150万虽然数额不是那么巨大，但是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聚少成多，产生的集体效应不可小觑。就拿留学生做例子，每个家长给他们的投资一年是多少，也就是十来万吧，但是在留学生达到三四万人的时候，给新西兰带来了多少工作机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影响！

另外，不应该以孤立的观点来看这150万，这只是对这类移民申请人的最低要求。商业移民在真正投资的时候，投入的钱可能不止150万。150万不算多，但是足够开10个Takeaway的生意了。投资一旦进入经济流通体系，比如最普通的租房子、买碗筷、汽车加油或是修车等等，都能创造经济活动，促进经济活力。

而且，有些投资人可能会选择投资到他人现在已经有的企业，这也会给一些小型企业的发展带来活水、动力。

谈到竞争，万事都离不开竞争。物竞天择，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如果由于他人的竞争造成自己的困难，那首先应该从自己身上找找差距。当然，违反公平交易法的恶性竞争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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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入征收对外国投资新西兰实体的资源税

新党提议对海外投资商在新西兰进行的诸如土地等实体投资交易收取资源税。

新党的这个政策是建议政府对涉外投资实体交易中的买卖双方同时收取5% 总交易额的税收。

新党认为，资源税的征收使得降低GST成为可能。新党希望将GST降低到12.5%，甚至逐渐降低到10%。

施维（某投资顾问公司董事）

征收资源税是个很好的想法，但是目前新西兰的资产投资状态可能还没有发展到支撑征收资源税的地步。因为，新西兰许多地产项目还没有开垦发展出来，投资商买下地，还需要继续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开发建设。征收资源税，无疑会加重他们经济的负担。可以考虑在一定的限期内缴纳资源税，也就是说，在投资商获得盈利的情况下，再向他们征收资源税。

林慧增（作家、评论人士）

增加资源税好像同鼓励海外投资移民投资新西兰相矛盾。减少GST当然人人都高兴，但是资源税的收入是否能弥补减少GST造成的国家税收损失？这个要打个问号。政府现在每周都要向海外国家借钱，经济危机和接二连三的地震灾害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困难，政府已经在减少教育、卫生、福利方面的支出。如果有办法，政府恐怕也不会要削减GST。

Paul Young反馈

我不是很认同这个说法，你不能说你赚钱了你才缴税，你既然来投资，就应该做好通盘考虑。增加资源税好像同鼓励海外投资移民投资新西兰并不矛盾。新西兰的资产，无论是农场、牧场、森林等，相对世界上其他地方来说，都不是那么贵。

至于削减GST，我们并不是说只用资源税的收入来弥补减少GST造成的国税欠收。新党主张的是刺激经济活动，开源节流，通过这种做法来创造财富，减少国民经济负担。国家党政府增加GST，却还要削减公共开支，这是他们无能，他们不懂开源节流。国家经济这么困难，还为了黄徐毓芳辞职搞补选，一下又花纳税人50 多万。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权巩固，偏偏推出大奥克兰市议会议员Jami- Lee Ross，搞得奥克兰市议会还要补选，又一次浪费纳税人钱。

刘必义（社会评论人士）

新党的政策是试图放松现有法律／地方法律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某些地产领域的限制。新西兰法律允许外国人在新购买地产，但不是大宗的。新党建议对投资地产的外国投资者征收“印花税”的政策，是不是适用于所有包括现有法律／地方法律所准许的每一桩地产买卖个案？海外投资者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要征收印花税吗？

10%的资源税是笔数目很大的税收。卖主支付的5%资源税最终会转嫁给买方，否则，他们是不会把地产卖给外国投资者的。

Paul Young反馈

新党提议的征收资源税的对象是那些在新西兰投资于农场、牧场、森林、矿产的海外投资商，并不是针对房地产商。小额的地产买卖依旧是要遵循新西兰现有的法律。

卖方会将5%资源税转嫁给买方这个不奇怪，任何卖主都会把成本增加到客户身上。

新党关于提议资源税的政策，说到底是希望新西兰开放海外投资的大门，新西兰人对海外投资很有顾虑，特别是对亚裔投资商有顾虑，然而，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紧密相联。你看Warehouse，几乎都是中国制造。新西兰的许多行业都已经被海外公司控制，比如新西兰银行，除了Kiwibank银行外，都是海外银行，大家也不担心。因为，人家海外银行并没有把新西兰的钱给拿走。各行业都有各自的规矩，大家都是按照行业规矩在办事情。所以，对海外投资新西兰应该放宽胸怀。

说句不好听的实话，新西兰人对亚裔投资是有种矛盾的心理，他们喜欢亚裔人的钱，但又不喜欢亚洲人拥有他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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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本地中小企业与亚洲投资及市场接轨

新党认为，新西兰的经济要得到迅速发展，必须加强同亚洲的经济联系。

林慧增（作家、评论人士）

仅靠亚洲移民和资金来注入强心剂是不够的。新西兰首先要考虑如何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环境，以阻止本地优秀人才向海外的流失，否则，好的人才进来后还有可能流失。

Paul Young 反馈

人才流失，是新西兰没有提供一个好的经济和发展环境。新西兰再不改善环境，人才还会进一步流失。

新西兰真的应该放宽海外投资环境，通过在税收上给以优惠待遇吸引海外资金，特别是海外有影响的大企业，人家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有技术、经验、科技和人才。

华社政界、学界人士评说

杨健博士（奥克兰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选民对政党的认同不仅看政策，也会考虑到政党的整体形象和政党候选人形象是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小党在政策制定上还是需要考虑政治上的可操作性和社会认同，因为选民会对政策进行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黄伟雄（大奥克兰市Howick 区议员）

需要沉下心来研究社会现状，找出问题所在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并用彼此可以接受的方式提出建设性的方针和政策，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王小选

我更想知道新党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比如，我想知道新党是否像行动党那样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反对毛利人享受政治特权等。

Paul Young反馈

新党在同不同的社区组织进行政策讨论，听取意见，把政策细节化。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的政策提意见和建议。因为，新党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经济更加发展和强盛，是同新西兰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完全一致。

新党出生仅4个月，但是要为促进新西兰的经济发展全力以赴。经济搞好了，老百姓才能生活得好。新党诚挚欢迎各界人士提出对国家未来发展有益的建议，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讨论。国家党和工党在国会占据强势地位这么多年，但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拿不出良方良药。

(原文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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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NZ华人从政故事】（2011）PAUL YOUNG：“我要一路跑进国会”

* 台湾出生的Paul Young 先生将代表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个由亚裔人士发起和组建的政党 – 新公民党（New Citizen Party）- 参加2011年3月5日在奥克兰东区Botany 区进行的补选。

作者： 毛 芃

从2011年3月2日开始的奥克兰艺术节20日（周日）拉上了帷幕。近20天的艺术节期间，世界许多优秀艺术家获邀前来奥克兰演出。其中，由中国顶尖民乐演奏家组成的紫禁城室内乐团为新西兰听众展示了耳目一新、非同凡响的中国民乐。

紫禁城室内乐团由11位中国音乐学院的民乐演奏家和研究学者们组成，他们为听众们奉献的曲目不仅有传统的中国京剧曲牌《夜深沉》、琵琶古曲《霸王卸甲》，更有中国、美国、新西兰著名音乐家专为紫禁城室内民乐团创作的融合了古典乐、传统民乐和当代音乐的中国民乐曲目。

紫禁城室内乐团从2011年3月16日开始，在汉密尔顿的怀卡托大学、奥克兰音乐学院、奥克兰市政厅室、但尼丁的中国花园进行了演奏。本周四，他们还将在惠灵顿的孔子学院的开幕式上进行演奏。

(图片由紫禁城室内乐团提供)

刘顺：“文化的精彩之处在于交流和碰撞”

3月15日上周二，在紫禁城室内乐团来到新西兰的第二天，记者采访了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刘顺先生、团长杨靖女士和中国知名作曲家高为杰先生。

在紫禁城室内乐团此次演出的节目单上，八首曲目中有三首是外国音乐家所作——新西兰作曲家Jack Body的《五首摇篮曲》、新西兰华人作曲家高平的《清风》以及美国作曲家William Duckworth的作品，其中后两首还是全球首演。

于是，记者采访从曲目的编排谈起，从中国民族器乐同西方作曲家的合作、从中国传统民乐在当代的创新实践谈起。这原本只是采访话题之一，没想到，这个话题成为整个采访的中心。

也许，这个话题切合了紫禁城室内乐团的音乐家们多年来对中国民族音乐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和探索。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顺先生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刘顺先生首先谈了他对传统的理解。他说：“传统是无尽头的，音乐是流动的，文化是变化的。今天我们视为传统的东西在过去可能是革新的东西。音乐随人走，就像不能抽刀断水，传统同现代不能截然分开，因此，音乐家应怀有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心态，不拒绝任何可以丰富音乐表现力的元素。”

刘顺先生提到了为紫禁城室内乐团写曲子的美国作曲家William Duckworth先生。他说，Duckworth 2010年在英国的一个音乐会上偶然听到了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出，很惊讶，也很受触动，因为这不是他在美国素常听到的中国民乐。紫禁城室内乐团对中国民乐的新颖演绎让他着迷，他为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状态所感动，于是自告奋勇要为乐团写曲子，分文不收。

在谈到为紫禁城室内乐团作曲的新西兰作曲家Jack Body时，刘顺先生说，Jack Body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高为杰先生几十年的老朋友，他喜欢中国音乐，对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很有兴趣。紫禁城室内乐团这次演奏他的《五首摇篮曲》，其中第三首就有了中国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的痕迹。

刘顺先生说，文化的精彩之处在于交流和碰撞，一个优秀的音乐作品离不开碰撞。

刘顺先生在介绍紫禁城室内乐团时说，这个乐团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为走向的音乐团体。团员们都是潜心于中国民乐研究和开拓的专家、学者。他说，民乐创新离不开深入民间，离不开沉淀和思考。

刘顺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二胡、琵琶等传统中国乐器有一天成为像小提琴、钢琴那样的世界性乐器，在世界各地都有人演奏。

他说，中国民族乐器是美丽的，他希望有一天能在伦敦的街头看到有人弹琵琶，在纽约的小巷中看到有人拉二胡。

刘顺先生最后说：“这次来新西兰演出是希望新西兰听众能近距离了解和感受中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经典魅力，把当代作曲家们创作的、彰显中国音乐当代语境和寻求与世界音乐文化对话的作品展示给大家，增进与新西兰音乐界的沟通，促进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

高为杰：“中西跨界，跨一步万紫千红！”

随紫禁城室内乐团来到新西兰演出的高为杰先生是中国著名作曲家。高先生被一些西方音乐界人士誉为比西方人还了解西方音乐。他创作的《风声》在本次奥克兰艺术节上是世界首演。

高为杰先生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他说，作曲技法是西方音乐的东西，是从西方传入东方的。重要的是，在掌握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方法后，要能把这一技巧用来表现东方文化的内容。

这些年来，高为杰先生一直在为中国音乐的跨文化发展在努力工作。他的一句名言是：“跨一步万紫千红！”

高 为杰先生认为，作为研究西洋音乐作曲的专家，他从中国传统音乐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表示，人类文化特别是音乐的发展，是需要依靠跨文化来提升的。他 举例说，京剧是中国有影响的传统剧种，但京剧本身就是跨文化的产物，是许多地方戏曲和剧种的融合，徽班进京是很近代的事，京剧最早可以追溯到陕西的汉水。他还说，大作曲家德彪西在音乐创作中也不忘吸收东方音乐的因素。

高为杰先生也拿中国历史做例子，他说，唐朝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唐朝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了不同文化的优质精髓。

高先生说，对传统的保存和传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保存是封闭式的，传承是开放式的。以保守的态度看传统，把传统看成定型、静止的东西，传统就失去了活力和意义，充其量只能被保存在博物馆里。这种态度对中国文化的进步没有益处。

高为杰先生说，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在文化上比较保守，但今天的环境已经不同于过去，在人类地球村里，人类文化交融已经成了大趋势。而文化的跨界、交流同融合 也给了文化发展的动力，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哪个强势文化能消灭弱小文化，保护文化环境的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发展趋势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展现了 世界的和谐大同，体现了一种人类崇高的理想。

高为杰先生肯定了紫禁城室内乐团这些年来在继承中华民族民间音乐优秀遗产、着力探索民族音乐 发展新路子上的努力。他认为，这是对传统的一种致敬。

同时，高先生对充斥当下中国文化中的娱乐至上、“娱乐到死”的现象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他说，娱乐应该是雅俗共赏，但现在一些东西“越来越俗，俗不可耐”。

高为杰先生说，文化需要激励人心、温暖人心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历久弥新。

紫禁城室内乐团此次新西兰的演出中还演奏了新西兰华人作曲家高平先生的作品 -《清风》。高平是高为杰先生的儿子。

高平博士是钢琴家、作曲家，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他在那里进行了钢琴演奏深造和作曲研究。目前，他在坎特伯雷大学担任音乐教学工作。

高平博士曾就艺术趣味的高雅低下发表评论说，听众有权利欣赏到最有艺术价值的音乐，为迁就大众的艺术口味而向听众提供廉价的注重感官娱乐的东西是错误的，音乐家们为迎合大众而降低艺术标准是对听众的轻视和愚弄。

杨靖的琵琶独奏打动观众

中国著名琵琶演奏家杨靖女士此次作为紫禁城室内乐团团长来新西兰演出。她在怀卡托大学音乐厅独奏琵琶古曲《霸王卸甲》后，听众起立抱以热烈的掌声。一位新西兰女听众感动到落下眼泪。

新西兰知名音乐评论家William Dart先生在评论紫禁城室内乐团的表演时，对杨靖的独奏评价极高，称她的演奏是“大师级的”。

杨靖1982年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曾师从中国当代著名琵琶大师刘德海教授，现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她出访过三十余个国家及地区，曾与国际著名的德国柏林室内乐团、约翰内斯堡等众多交响乐团、中国的民族乐团合作演出过。
原文发表于2011年3月22日《新西兰联合报》

2011年2月22日，基督城发生6.3级地震，地震造成23名华人失踪，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

2月26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失踪人员的亲属抵达基督城，到28日，已经有13家失踪华人亲属抵达基督城。他们在基督城机场受到了当地华人地震援助小组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住入热心友善的华人家庭。

截至周一,基督城地震中确认遇难的人数已经达到148人。而在倒塌的CTV大楼做清理工作的中国、新西兰和日本救援队队员在周一上午发现了四具亚裔尸体。

13失踪华人亲属已抵达基督城

2月27日上午，第一批地震失踪人员的亲属抵达新西兰。失踪的King’s Education女学生赖嫦的父亲、丈夫黄春荣和表兄等三名家属从广州取道香港、经奥克兰转机抵达基督城。半个多小时后，另外一名失踪的广东籍学生叶彩英的叔叔叶宏发等三位家属搭乘另一航班从奥克兰飞抵基督城，随后被其基督城的亲属接走。赖嫦的家人则暂时借住在赖嫦业余打工时的雇主江先生家中。

27日下午，总共有6位失踪中国人的家属抵达基督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领事部的工作人员、基督城华人地震救援小组的工作人员以及留学生志愿者等都早早在机场迎候失踪人员家属，向他们表示慰问。

据记者本周一上午从基督城华人地震救援小组副组长欧阳宇先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到本周一中午，已有13家在地震中失踪人员的亲属从中国抵达基督城。他们中有的是一家来两三人，有的是一家来一人。欧阳宇先生说，所有这些中国同胞或是住在亲人、熟人那儿，或是由中国大使馆协助，由基督城地震救援小组安排入住当地友善的华人家庭。

失踪学生亲属的三点希望

据《联合报》前线特约记者Hewitt从基督城发来的消息，8名失踪中国学生家长28日在基督城的一所教堂进行了会面，会面后，中国家长们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是希望召开了一个祈福活动，为那些仍旧失踪的中国学生祈福，希望他们能奇迹生还。

第二是希望新西兰救援方面能够加快废墟现场的清理和挖掘进度，尽快完成尸体辨认工作，因为他们从精神上、情感上、体力上和经济上都经不起在新西兰的长久消耗。

第三是希望能够得到新西兰社会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援助，以解当前困境。

由于倒塌的CTV大楼目前仍旧封闭，失踪人员亲属不能进入废墟现场，他们于是把失踪亲人的遗物或是心爱的小物品委托工作人员带入废墟现场，陪伴失踪亲人。

失踪学生家长发言人李新安先生对于为何当局还让学生在经历过9月4日地震的CTV大楼中继续上课，表示不满并提出质疑。

李先生说：“9月份基督城地震后，CTV大楼已经出现裂缝，当局为什么不对已经出现问题的大楼实施坚固措施，而是让学生们继续在这里面上课？”

李先生质问道：“为何CTV大楼附近的楼都没有倒塌，只有CTV倒塌？”

李新安先生的儿子李得也在这次地震中失踪。李得出生于1992年12月22日，刚满18岁。

据前线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有建筑专家认为钢筋水泥结构的CTV大楼钢筋不够，水泥太多。

从倒塌的CTV大楼中逃生的中国女学生刘宏玲24日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9月份地震发生后，学校老师对他们说，CTV大楼能抗8级地震，所以，大家根本没有什么地震防范意识。”

救援工作

2月27日下午，基督城市长Bob Parker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救援人员在中国留学生被埋最多的CTV大楼中已经发现了一些遗体，但暂时无法确认这些遗体的身份。他表示，只要有最后一丝希望，政府绝不会放弃在CTV大楼的搜救工作。

救援人员自23日以来就没有发现过幸存者。参与救援的新西兰警务人员表示，救援人员知道一些死者遗体所在位置，但由于震后不少建筑摇摇欲坠，救援人员难以靠近。

“我知道他们（救援人员）能看到遗体，他们会尽力把遗体（从废墟中）移出。这是场悲剧。”

一名新西兰救援人员说，他们8人至12人为一组，进入建筑物寻找幸存者，虽然5天来尚无发现，但不会放弃希望。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程雷参赞表示，他本人多次去CTV大楼的搜救现场向救援人员了解情况，目前几乎可以肯定没有生命迹象，但是搜救人员依然在期待奇迹的发生。遗体的辨认工作也已经展开，来自美国、日本的第一批法医已经到达。

程雷透露，根据新西兰法律，遗体的鉴别工作至少需要一个月，多则甚至需要半年时间。

基督城救援指挥中心表示，CTV大楼的清理工作还需要三至四天的时间。

目前，中国救援队同新西兰救援人员混编成一个救援队同日本救援队一起，在CTV大楼废墟清理现场。

10位中国救援队员中，有一名被新西兰救援指挥中心抽调去做危楼鉴定工作。

负责指挥救援工作的警界高层克利夫先生表示，CTV大楼坍塌后遭遇严重火灾，这使确认死者身份非常困难。

他表示，专家们正借助DNA检测确认死者身份，更新死者和失踪人员名单。

高等教育部长史蒂文·乔伊斯对遇难外国留学生表示哀悼，他说，留学生的遇难让人感到心痛。

奥克兰华人社区伸出援助之手

面对严重灾情，奥克兰的政府机构和民众以及华人社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奥克兰机场，民防部门、红十字会搭起了“帮助台（Help Desk）”，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也搭起了帮助台，给那些从基督城地震灾区出来的难民提供各种可能的帮助。

25日，由工党华人部长朱旭东女士牵头发起的奥克兰华人地震协助小组成立。这个小组专门为从基督城到奥克兰的有需要的华人提供联络和帮助。

朱旭东女士说，一些基督城华人的住房因为地震损害无法居住，需要暂时在其他地方借住一段时间。经同基督城华人援助小组协商，双方决定联合为这些有需要的华人朋友提供帮助。基督城华人援助小组将需要到奥克兰临时居住的华人名单提供给奥克兰的华人地震协助小组，由后者在奥克兰华人社区寻找有富裕房间、愿意为灾区民众提供帮助的家庭。

朱旭东女士说，华人地震援助小组请求华人社区给灾区华人同胞以帮助公告发出后，得到了热烈响应，已经有大约40个家里有空余住房的家庭愿意为灾区同胞提供住宿；另外，还有十几名热心人士报名做义工。

朱旭东说，这些热心义工为设立在Manukau的一处专门帮助从基督城过来的服务中心送去热汤、热菜、热饭。

朱旭东说，一名从基督城过来的28岁女子Erica 因为原来的华人房东在地震后投靠了惠灵顿的亲友，原来的工作也因为地震而不能继续，她只好一人来到奥克兰寻求帮助。华人地震协助小组现在已经帮她找到一户热心人家安置下来。目前，她急需一份工作，以便能迅速自立。朱旭东希望读到这篇报告的读者朋友中有能帮忙提供工作给Erica，或是帮助她找到工作。

奥克兰华人协助小组还帮一对来自基督城的韩国老夫妇联系上韩国社团，为老夫妻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原文发表于新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2011年2月22日下午四点多，基督城6.3级地震发生两个多小时，我正在看电视3台播送的地震现场的救援情况，澳洲一位朋友电话打来慰问电话，说惊闻基督城地震，澳洲人都很关心，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公司的同事都在电视上看有关地震的新闻报道。他说，当地电视台一直在转播新西兰的震后现场援救情况。

这位住在昆士兰州的朋友说，澳洲国会议员在国会默哀，为地震中伤亡的新西兰人祈祷，澳洲总理吉拉德女士说，她已经同新西兰总理John Key通过电话，澳洲将向新西兰提供一切尽可能的帮助，澳洲的救援队伍已经上路。

我听着朋友的话，嘴里“噢”、“噢”地应着声，眼睛里已经有泪水渗出。

我想起吉拉德上星期还访问新西兰，这位澳洲总理在新西兰国会发表讲话说，澳洲同许多国家都很友好，但是同新西兰的关系很特别，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晚上新闻报道说，已经有65人被证实遇难。还有至少一百多人被埋在瓦砾当中。

市中心一座写字楼建筑，好像是五层，已经被挤压成千层饼。里面平时有200多人在办公。

基督城是我非常喜爱的城市，去过四次。那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去年新年，我们一家就是在基督城过的，在大教堂广场同上万人一起观看乐队的演出，倒数新年的钟声。

从电视看到，我们那次居住的就在市中心的漂亮四星级酒店在地震中倒塌了。

晚上同基督城的年轻朋友通电话，他说，市中心80%的建筑都被毁坏。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很幸运，刚刚经过市中心那个著名的大教堂广场，，地震就发生了。他亲眼见到倒塌的大教堂将教堂边上的人压死。他说，地震发生的迅雷不及掩耳，根本来不及反应。

朋友正同我说着话，突然说，“又震了”，是余震。

希望今夜基督城平静。但是，我知道那些眨眼间失去了亲人的家庭，今夜将是一个悲伤的难以安宁的夜晚。想想那些再也见不到妈妈、爸爸的小朋友，想想那些知道自己的孩子埋在瓦砾中、生死不明的年老父母亲，真让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