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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芃

2010年5月22日，新西兰国家党政府公布了财政预算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从2010年10月1日起：

– $14,000的收入需要纳税10.5%, 现在税率为12.5%。
– $14,001到$48,000之间的收入需纳税17.5%, 现为21%。 
– $48,001到$70,000之间的收入需纳税30%, 现在是33%。 
– $70,000以上的收入部分纳税33%，现在是38%。

政府预算案中的税制表显示，平均年收入为$50,000的个人每周收入将增加$29.42，刨除GST提升到15%所增加的开支，每周净收入增加$13.71。

年收入$120,000的人士减税后每周获益$89，刨除GST提升因素，每周净收入为$56。

年收入低于$50,000的人士，减税后每周收入的增加足以抵消GST提升所带来的开支的增加。　

财长Bill English举例说，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6,000，每周的收入将增加$25。

他说，不论是低、中还是高收入人士，其减税后得到的收入都会大过GST消费税增加带来的额外开支。

Bill English说，他原本可以在削减开支和减税上步伐迈得更大，但政府最后还是决定避免采用“令人震惊”的做法，而是采用“经过深思熟虑”的稳健、温和的做法。 

总理John Key表示，税改计划将使得国家经济收益增加一个百分点。　

公司税削减令商家惊喜

今年预算案中一个出人意料的内容是公司税明年4月起从30%降低到28%。削减公司税的计划受到了商家的热烈欢迎。　

几个星期前，澳洲财长Wayne Swan 公布预算时，新西兰人还担心他会把公司税削减到30%以下，因为这样的话，无疑会吸引更多的新西兰商家把业务转移到澳洲。好在澳洲的预算案没有那么咄咄逼人，澳洲政府只是决定将公司税在2014年中之前降低到28%。因此，财长宣布新西兰比澳洲提前两年将公司税削减到28%是让商家们“惊喜”的消息。　

新西兰商会总裁Phil O’Reilly说，降低公司税会刺激本国竞争力的增长。　

另外，新西兰的许多小生意经营者并没有注册公司，他们只是缴纳个人所得税，而最高个人所得税从38% 降低到33%，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作伙伴说，此次预算案的税制体系改革是一种好的转变，也符合国际趋势。同时，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告诫商界，税局收到了政府的大笔资金，可以预料税局今后会对逃税者施以更大的压力。　

GST提高不会引发“突击消费”

提升消费税是本次预算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提升消费税增加的税收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主要资金来源。

不过，对于零售商来说, GST 提升到15% 是让他们感到头疼的事情。　　

大部分零售商都认为政府提高GST的时机不好，将对他们的生意造成不良影响。一份对奥克兰Newmarket 400多位零售商的调查发现，82%的受访者认为提升GST“很糟糕”，他们大多数人都表示要将成本的增加转嫁到顾客身上。

GST消费税提升将在今年10月1日开始执行。消费税的变化必然影响到成千上万种产品的价格。储备银行行长Alan Bollard敦促零售商尽快做好准备，因为四个月的时间会“飞快”过去。

对于人们是否会像1986年和1989年消费税增长前那样大肆购物，专家们认为不会，因为人们现在不会认为2.5%的折扣是个大数字。

1989年，新西兰消费税从10%增加到12.5％，据说零售商并没有从中得利。

医疗行业仍有资金缺口

未来4年，政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拨款是21亿——但距离保持现有医疗服务水平所需要的资金还有3亿元的缺口。
　
医疗健康专家警告说，预算案提供的资金让他们无法保持现有的服务水平。虽然医疗卫生机构得到的新增加拨款为11亿, 但是5.21亿的额外拨款比去年预算案的7.5亿拨款要少。

医学专家协会总裁Ian Powell说，地区医疗管理局要保持现有的医疗服务水平已经至少欠缺一亿元。他认为减少拨款会促使地区医管局在工作上短视，忽略长期治疗效果。Powell说，未来一年将是病人和高级医生们日子难过的一年。　

不过，卫生部长Tony Ryall表示，额外拨款“在国家持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已是足够的。”

预算可能引发房租上涨

本次预算案收紧了对于投资地产的规定，“以使税制系统更加公平，鼓励更多的生产性投资和出口”。

由于房屋出租者将面临额外的纳税负担，这意味着租户可能要承受这种结果。

税务部长Peter Dunne表示，未来三到四年房租可能会微涨1.5%。绿党联合领袖Turei表示，这一“微涨”对已经在为生活挣扎的低收入家庭来说影响很大。

新西兰地产投资商联合会周五表示，他们预计房租今后可能会增加4.5% 至6.5%。

工党坚决抵制预算案

反对党工党强烈反对国家党政府的预算案，称之为是富人预算案。

工党领袖Phil Goff称，预算案是一个减税“欺骗案”。他说，通货膨胀会“悲惨”地抵消低、中收入人士从减税中增加的收入。                                      

工党警告说，广泛的减税和提高GST可能会导致高达6%的通货膨胀，而这将是1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他说，“这个预算案不仅违背诺言，它还是一个丧失机会的预算”，对于国家在对未来——我们的下一代人的投资上，“是个灾难性的失败”。

工党说，政府预算案削减幼儿教育资金，这意味着有小孩子的父母亲不得不另外找钱送孩子上幼儿园；而未来4年对健康方面投入的减少，对老年人和病人都是一个打击。

工党不相信国家党政府的承诺，即平均每个家庭将通过减税至少增加25元的收入，工党认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收入30元。

贸易联盟理事会是众多商业机构中唯一强烈批评政府预算的商业机构。该机构秘书Peter Conway说：“收入为$26,000的人士每周额外增加4元，而收入为$106,000的人士每周增加43元。如果你看看谁需要最多，你不能说这是公平的。”

该机构也对医疗健康和早期儿童教育开支的削减表示担忧。

其他政党的态度
绿党：绿党认为预算案在改善国家自然环境和高科技产业上毫无作为，还说预算案仅仅是为富人而做的减税计划。

绿党联合领袖Metiria Turei周五说，政府应当将精力集中在堵塞税制漏洞而不是减少最高个人所得税上。

行动党：行动党表示支持政府预算案，特别是支持投资240万成立一个生产力委员会。但是行动党领袖Rodney Hide继续批评政府的废气排放贸易计划。

联合未来党：联合未来党领袖Peter Dunne 赞扬减税计划将使近3/4的新西兰纳税人仅纳税17.5%。他相信增加GST造成的家庭开支增长会被减税和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

Peter Dunne说，这次政府提GST，比起上一次政府宣布提高后6周就匆忙执行、而且没有给民众补偿的做法好多了。

进步党：进步党领袖Jim Anderton对预算案持批评态度。他说，富人将从减税中获益，然后考虑是买一辆奔驰车还是一艘游艇。而穷人则是看着提升的物价盘算自己还能买得起什么。

毛利党：毛利党强烈反对增加GST。不过，政治评论人士表示，对于毛利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将预算案看作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看到GST消费税的增加。

国会将从本周五起开始预算案的立法通过程序。分析人士说，虽然社会舆论对于政府周四公布的预算案总体评价不错，但预算案要在国会通过成为法律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作者： 毛 芃

2010年4月22日晚，世界著名华人大提琴家王健先生在奥克兰市政厅（Town Hall）同奥克兰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海顿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其精湛的演出获得了听众长久热烈的掌声，王健加演了一首曲子听众还是欲罢不能，最后，王健演奏了中国名曲《二泉映月》，他在演奏前，向听众介绍了这首作品的背景。

王健在上海长大，4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大提琴，后来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

70年代末。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访问中国，随他来访的摄制组在中国拍摄了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纪录片以当时11岁的王健演奏大提琴作为结尾。该片在19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王建作为大提琴神童在片中的出现，其罕见的音乐才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好奇和关注。

王健16岁高中尚未毕业，就去耶鲁大学求学，后来进入世界最知名的音乐学府之一朱丽亚音乐学院深造。他是第一位与代表着古典音乐最高水准的唱片公司-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约的中国音乐家。

王健17岁尚在求学期间，就在经理公司的安排下开始了职业演出。当年在著名的纽约卡内基音乐会厅里，就曾回荡过这位中国少年美妙的琴声。

从那时起至今，王健的演出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他在几乎所有世界著名的音乐厅演奏过，如林肯艺术中心、华盛顿肯尼 迪艺术中心、巴黎香榭丽舍大厅、卢浮宫、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悉尼歌剧院。他同包括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捷克爱乐乐团、东京交响乐团等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交响乐团和指挥都有过合作演出。

每年，王健要在世界各地演出四、五十场。

作为出身于中国的大提琴音乐家，定居芬兰的王健经常受邀同中国的交响乐团合作在中国和海外进行演出。2010年5月，王健还将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进行演出。

趁王健到新西兰演出，我在王健下榻的奥克兰希尔顿酒店对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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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听说您四岁就开始学琴，能否先介绍一下您小时候学琴的情况？

王健：我是四岁开始跟我父亲学琴的，我很庆幸有一个很懂孩子心理的父亲，他知道小孩子的注意力不可能长时间集中在一件事上，所以只他要求我每天练5分钟，但在这五分钟里一定要全神贯注地去练。

我小时学琴时没有像样的大提琴。开始是父亲是把一个中提琴绑上根筷子倒立在地上让我当大提琴练。 后来我长大了些，父亲就画了一张大提琴的图纸，找了个木匠照虎画猫， 做出了一把琴，我就是拉着这自制的琴，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记者：您在1979年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演奏过大提琴，这部片子还在8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这件事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健：1979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美国著名的小提琴家斯特恩带着一个摄制小组来中国，对中国进行文化探索，他们到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拍摄了学习音乐的孩子，因为事先听说过我，所以把我拍入镜头，影片结尾就是以我演奏大提琴来定格结束。

后来，香港大昌贸易公司总裁林寿荣先生看到了这部影片，他主动写信同我联系，要资助我去美国学习，林先生非常热爱音乐，他还是个乐器收藏家。

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16岁时去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的。后来，又以全额奖学金进入朱利亚德音乐学院学习。

林先生不仅资助我去耶鲁深造，还将自己珍藏的一把17世纪制作的名贵意大利琴送我使用。

林先生对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肯如此热诚帮助，这种慷慨和善良让我非常感动。

因为在中国拍纪录片，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早就认识了我，他知道我到美国后，就介绍我认识音乐圈中的朋友，包括经纪人。我17岁时，也就是到美国的第二年，就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开始了职业演出。 那时候，是与马友友在同一家经纪人公司。（马友友也是世界著名大提琴家，他出生在法国，美国长大 – 记者注）

记者：斯特恩也帮助过其他有音乐才华的美国之外的年轻人吗？

答：是的，他是犹太人，他帮助过许多以色列的年轻音乐家。

记者：您这些年来同世界上顶尖的交响乐团和指挥都有过合作，95年签约代表着世界古典音乐顶级水平的德意志唱片公司（DG），还数次获得过美国格莱美音乐奖提名，您还年轻，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请问今后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答：演奏音乐不同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有一个又一个答案需要解答。演奏音乐是永远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中，同样的曲子，同不同的乐团合作会有不同的效果，就是同同一个乐团合作，每次的演出情况也会不一样。这也是演奏音乐的魔力所在，总是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所以，能做的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并且保持最佳状态。

记者：对于一个华裔背景的音乐家来说，是什么使得您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上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深受欢迎的大提琴家？我相信就演奏技巧来说，一定有很多人都很优秀。

王健：演奏技巧高就像是一个人有很大的单词量，但单词量大，不一定就能写得出好文章。 西方古典音乐它其实是用另一种语言、一种音乐的语言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来展现一种高深的精神境界。掌握了这种语言，你才能理解古典音乐表现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你的琴声，再现你对它的感受和理解。所以，每个音乐家对于音乐作品的演绎都是不一样的。

音乐语言不同于小说语言，它没有语种的不同和国界的限制，因为人类说到底，可以在语言、肤色、文化、生活习惯上有所不同，但是最顶层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类的情感和人性。而这些已经被西方古典音乐家在几百年前通过他们的音乐表现到了极致，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古典音乐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它们同人类最深邃的情感有关。

记者：您录制过全套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您最欣赏巴赫是吗？

王健：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6首》是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古典音乐家中专门写大提琴曲的不多。

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都有崇高的一面，我喜欢巴赫，也是因为巴赫的音乐展示了人性中最美好、最崇高、最圣洁的那一面。

古典音乐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不同于流行音乐，是为了让人娱乐、消遣。记得一次在中国接受采访，一个记者问我为何演出时那么严肃，没有笑容？唉，这样的问题真不好回答。首先，得明白古典音乐是什么。

问：您这些年常回中国演出，总体来说，您认为中国的交响乐团的水平在什么层次上？听众欣赏古典音乐的水平如何？

答：同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比起来，中国的交响乐团还是有差距，但这些年来进步很快。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乐团去中国演出，看得多、听了多了，自然会受到影响，有助于水平的提高。不像几十年前，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是件很了不了的事。

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严肃的音乐，音乐是为了娱乐。过去演京剧是在茶馆里，台上有说有唱，台下有吃有喝，高兴的时候还大声叫好。中国人喜欢热闹，缺乏“肃静”的的观念，只要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就少不了大声喧哗。这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缺陷。

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但中国人现在普通缺乏对严肃认真的追求，人们过于浮躁，可能是过去多年艰难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养成一种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以此麻痹自己。但是一个民族长期缺乏严肃认真的处世态度是不行的。

记者：中国许多父母都鼓励孩子学琴，新西兰的华人家庭也不例外，您对这些琴童的家长有什么建议吗？

王健：中国人的一大优点是上进心特别强，不好的一面就是喜欢不切实际地同人攀比。别人的孩子学琴，那我的孩子也得学，可能忽视孩子的兴趣和特长。

如果你只是单纯地希望孩子成名，那你不如送孩子去好莱坞演电影，运气好了，也许会成为童星。你可能认为这种可能性太小，但实际上指望孩子通过从小学琴今后成为大音乐家的可能性更小。

中国现在有3千万琴童，全世界顶尖音乐家有多少？大提琴方面也就是15个左右，小提琴家也就是二、三十个， 钢琴方面也就是五、六十个。

不过，你如果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音乐提高自身修养那是很值得鼓励的。音乐会让人产生对美的追求，这个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对美有追求，那么就会注重生活质量，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这样的人会比较生动、优雅，有自信，对他人也会有吸引力。

总之，鼓励孩子学习音乐是件好事，但是不要给孩子不切实际的压力。要明白学习音乐其实就是一种追求美的过程。

（原文写于2010年4月23日，发表于《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芃

2010年3月1日，《性、炸弹和汉堡包》（Sex, Bombs and Burgers）一书由澳大利亚的艾伦-昂温出版社(Allen & Unwin )出版。作者Peter Nowak曾是《新西兰先驱报》的记者。在这本书中，Nowak提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难以预料的观点：过去60年来人类技术巨大进步的动力来源于色情、军事和快餐食品。 

战争、色情和快餐在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对这三样东西的嗜好似乎标志着人类最丑陋的一面——战争给人类造成痛苦和死亡；色情导致婚姻破裂、腐蚀社会道德；快餐业使肥胖人口数量大增，更不用说损害了西方文化的丰富和典雅性。

然而，在Peter Nowak眼里，如果不是战争、色情和快餐食品、人类可能至今还居住在穴洞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控制欲、吃和传宗接代，人类世界不会在20世纪后半叶产生令人惊愕的技术爆炸和迅猛的全球经济发展。

芭比娃娃里的现代科技

在这本令人吃惊、富有独创性的书中，Peter Nowak指出，过去60年来人类的大部分技术进步，从保鲜膜到喷雾器、从数码相机到感冒药，从基因食品到Google搜索引擎，从移动电话到高清电视，人类现在所享受的这些种种舒适和便利的产生源头，都可追溯到三项行业之一 ——色情、军事和快餐业。这三大行业创造了数以亿万计的产值，迎合了人类对性、食品和控制欲的最基本需求。

在《性、炸弹和汉堡包》这本书中，作者描述了玩具如芭比娃娃的发明者如何利用军事技能让其产品更加完美；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登陆月球的壮举会让我们的医院有更好的食品和更为严格的食品质量管理指南；该书还讲述了成人电影业的创新如何帮助科学家造出更好的机器人肢体。 

根据Nowak在书中的阐述，色情行业是个充满创新的行业。这些年来，随着录像机、DVD和激光产品的问世到因特网的发明和使用，色情行业一路凭借技术的先导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Nowak说：准确的数字很难掌握，但是色情市场的市值有1000亿美金，几乎等同于新西兰一年的的GDP。

根据Nowak的预测，在未来20年里，具有解剖学功能的被称作“真实伴侣”的机器人将会进入市场。届时，这些机器人性伴侣不但会威胁到“充气娃娃”的生存，更可能会抢去娼妓的生意。

Nowak承认，大部分人会认为同机器人发生性行为令人恶心和不安。但他坚信机器人性伴侣正朝人类走来，而且一定会有很好的销路。

Nowak说，人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态度和观念，就像人们从前对同性恋和婚前性行为从不能接受，现在已不再认为其大逆不道。

第一张网络图片来源于《花花公子》

在《性、炸弹和汉堡包》这本书中， Peter Nowak还用一位名为Lena Sjooblom的女性做例子来强化他的观点—— 没有什么技术比性更容易被销售。 

Lena Sjooblom是瑞典人，她因为在《花花公子》上的裸照而被称为“因特网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

1972年，当Lena Sjooblom还是个18岁的漂亮姑娘时，她到美国去旅行，体验海外生活。还为《花花公子》杂志拍摄了照片。她的照片刊登在当年11月《花花公子》的内页。 

那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实验室从美国军方那里接到了一个实验合约，任务是将传统照片转换成数字图像，用于扫描并发送到电子网络上。由间谍卫星和侦察机拍摄的照片已经被作过实验，但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可以用于实验的人类面部照片。 

一天，一位科学家带着有Lena照片的 《花花公子》杂志来到实验室，他仔细将照片上的裸体部分裁减掉，让照片尺寸刚好符合扫描仪的尺寸规格。 

结果，Lena充满魅力的照片成为世界首张jpeg照片，她的照片还成为IT行业约定俗成的图片标准。 

为了写作 《性、炸弹和汉堡包》这本书， Nowak特意到瑞典采访了Lena Sjooblom女士。当年的妙龄女郎如今已经做了奶奶。她对自己的照片在IT 世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几乎毫不知晓，因为她“不上网”。

满足食欲是最大的科技进步动力

不要以为《性、炸弹和汉堡包》阐述了色情行业同技术进步的关系而认为这是一本低俗读物。这本书还用大篇幅阐述了食品行业的例子，说明食品工业是技术飞跃发展的第三大原动力。

35岁的作家Peter Nowak说，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比过去更仔细地观看食品包装上的标签，结果，看出了食品业同技术发展的关系，也看出了军事同食品的关系。 

拿冷冻油炸食品做例子，看起来乏味的冷冻油炸食品技术其实揭示了战争同肠胃的关系。爱达华州企业家John Richard Simplot借鉴古印加人在高海拔和寒冷气候下储存食品的经验，将土豆泥冷冻干燥，然后同牛奶和水包装成一体销售给军队，这让他在战争期间发了一大笔财。战后，市场需求有了变化，Simplot的技术团队利用其他公司发明的冷冻饮料技术，将土豆炸成薯条后进行冷冻，经过这种技术处理的薯条再回锅油炸时会非常容易。 

后来，土豆巨人Simplot同麦当劳联系，说服其创始人Ray Kroc使用他提供的油炸薯条。对于麦当劳来说，这意味着省去了将土豆削皮、切割和做熟这些过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他们之间的合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1960年，平均每个美国人吃掉36公斤的新鲜土豆和近2公斤炸薯条。但是到了20世纪末，美国人吃掉的新鲜土豆平均降至22公斤，但吃进肚子里的炸薯条增加到13.6公斤，大部分都是来自快餐食品店。所以，毫不奇怪如今美国有那么多人患肥胖症：美国人消费的蔬菜中有四分之一是油炸土豆片，占据了每天应摄入脂肪量的近一半。 

不过，Simplot从来没有忘掉那些给他带来首笔财富的美国士兵。他在80年投资建立了Micron Technology公司。到了2006年，这家已经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3500名退伍军人做员工，占了员工总数的16%。

Simplot两年前离世的时候，其家族财产已经超过42亿美金。 

基因食品

Peter Nowak在写作新书时对基因改造技术进行研究，结果他有了熟悉的发现。基因食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大公司杜邦公司Du Pont 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在过去战争期间为美军所做的工作。

1950年，杜邦公司微生物学家Norman Borlaug创造了一个超级麦子工厂，引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帮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的饭桌上有了口粮。

基因技术经过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已经产生出一种“金色大米”（Golden Rice）。这种富含维生素A的大米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免于色盲和营养不良。然而，由于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批评使得“金色大米”不能得到推广。

Nowak 先生承认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类有潜在的危害作用。但他说：现在每年有两百万的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死亡，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尝试。 

机器人的发明

另一个例子是机器人的发明：从做家务到在战区扫雷、清理炸弹，机器人的发明是革命性的。

目前，全球有5500万家用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会吸尘、割草、检查室内安全系统，还会同孩子玩耍。 

机器人不但可以家用，还用于军事目的。如今，机器人已经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机器人不仅肩负扫雷、清除炸弹的工作，还可以窥探岩洞和敌军阵营。 

Peter Nowak说，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如果被人错误地使用，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换句话说：人们用技术做什么更重要。 

（原文发表于2010年04月10日 《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每年3月前后，是全新西兰各高校开学的日子，也是大量中国留学生开始他们在新西兰求学、追求梦想的日子。脱离熟悉的环境，远离家人朋友，独自来到语言文化陌生的地方，年轻学子们其实有许多难题要面对。

留学生活不都是浪漫的日子， 新西兰并不是世外桃源，如何在独立的生活中学会保护自己，这是留学生们需要正视的。

其实，在帮助中国留学生适应留学环境、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方面，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奥克兰领事馆的官员们做过不少切实工作。前两天，我还因一个留学生案子同大使馆的教育参赞联络，亲身体验到他们对留学生安全的重视。

2010年3月3日，我应邀参加在AUT（奥克兰理工大学）举办的一个留学生安全教育座谈会，教育领事高宇航先生同警方华裔联络官 Jessica Phuang 的讲话内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所讲述的案例、他们提出忠告和建议，相信对所有的留学生们来说都很有价值。

以下内容是根据高宇航先生和杰西卡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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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勿作假，作假被抓后果严重

新西兰是一个高度的法制国家，留学生一定要了解、遵守新西兰的法律、法规，遵守新西兰的文化习俗。 一些在中国看来可能不那么严重的事情，在新西兰就可能是违法的，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在新西兰的高校，写论文时抄袭他人文章、或是采用他人观点不注明出处、来源，会受到相应处罚。

在新西兰，文件造假也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Manukau 法庭曾经宣判过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伪造文件团伙。该团伙在网络上发布消息，称任何文件包括留学回国证明都能伪造。被抓获后，法庭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详尽调查，光是宣判就用了三个钟头。一位仅仅是参与递送假文件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判刑6年。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中国女学生因为不想上课而冒充医生开病假条的事。这种伪造公文行为在新西兰最高可被判刑7年。这一事件最后以造假中国女生向新西兰癌症基金捐款3000元了结。

留学生不要对学校和中介提一些不正当要求，比如花钱购买假签证、假出勤率、假成绩、假证书等，避免给中介公司或个人以及学校违规、违法经营创造可乘之机，因为这样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

二、 不贪小利，谨慎交友

在生活、择校上不贪小利，不相互借钱，交友尤其要谨慎。 过往就有中国留学生因为交友不慎而酿惨剧。

2006年4月，年仅19岁的中国留学生万彪被他的“朋友”绑架、杀害，尸体被塞进一个箱子中丢进Waitemata港口。两名杀人凶手Cui Xiangxin 和Li Zheng也都是中国学生，都只有22岁，他们被判终身监禁，至少18年半不得保释。

左起:  Li Zheng 和 Cui Xiangxin  （被判谋杀罪成立，至少服刑18年半不得假释）

还有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也因交友不慎丢掉性命。她因为同男朋友Wen Hui Cui分手，于2003年4月在北岸市被Wen Hui Cui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位在场的中国学生。23岁Wen Hui Cui自己也是留学生，他被判至少19年不得出狱。

Wen Hui Cui 犯案时23岁

2009年8月27日，《新西兰先驱报》公布了一份新西兰最坏罪犯 （NZ’s worst criminals）的名单。名单上，就有上述这三名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名单上仅有的亚裔罪犯。

留学生们不要相互借钱，因为许多纠纷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

不要以为彼此是男女朋友关系，就可以随便借钱给对方，更不能把信用卡密码告诉对方，因为对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你，成为别他人的男友或女友。

2003年1月到5月，新西兰共发生留学生绑架案23起，平均每周一起。基本上都是交友不慎或是经济纠纷引起，这还不包括私下解决的。

绑架案发生如此频繁，以至于新西兰法院法官法庭上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是华人学生绑架季节吗？“

实际上，新西兰至少在2010年之前发生的中国学生被绑架案，绑架者都是中国人。

三、 遇到问题不要怕，要及时报警

留学生们遇到问题一定要及时联系学校、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移民局、或教育部，以得到及时帮助。 

学生们万一发生被盗、被抢事件，一定要报警，这样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伤害，被盗的物品也有找回来的可能性。而且，到保险公司办理赔付事项也需要警方的证明及报案登记。

更为重要的是，报警会使警方了解针对特定族群的犯罪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更好地保护社会。

新西兰社会清廉度很高，警察不会偏袒哪一方，更不会收取贿赂。如果你贿赂警察，警察不但不会接受，行贿者还会有麻烦。

受到他人欺侮、威胁也要报警、报告学校。

曾经有一名中国女生被一名中国男生殴打、恐吓，那个女生非常恐惧，精神几乎崩溃。她最后鼓足勇气报案，结果是那个曾经威吓她的男生在调查人员面前吓得浑身发抖。

四、注意交通安全，避免交通事故

从2003年到2006年，在新西兰因过马路而被车撞死的人全部是亚裔，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

一位从北京来的学生到新西兰47天就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这位1.85米的帅气小伙子才只有20岁，非常令人痛惜。

高宇航先生说，最令他难以启齿的是告知留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在新西兰遇车祸身亡。

当然，开车一定要遵守新西兰交通规则。

五、 保持与家人联系  外出要告诉室友

高宇航先生再三告诫留学生们一定要定期同国内亲人联系，避免父母担忧。他说：做儿女的一定要明白，无论同家里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和问题，父母亲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的孩子。

据高宇航先生说，新西兰每年都约有30起中国留学生失踪案需要领事馆协助寻找。那些因孩子失踪而致电领事馆的留学生家长一个个都是心急如焚。

为了寻找那些失踪的中国留学生，领事馆和警察年年都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的情况下是留学生去某地旅行，过些日子自己回来了，有的是干了违法的事被抓进监狱了，还有的可能是逾期滞留“黑”下来，因为海关显示他们并没有出境。

到2010年为止，仍有两个失踪七、八年的中国学生没有下落，而他们在国内的父母因为不知道儿女的命运如何而度日如年。

留学生外出时，一定要告诉Homestay（寄宿家庭） 家长或是Flatmate （室友）自己的行踪，而且一定要留下联络电话。这样万一失踪，警方也会知道你最后的去向、同什么人在一起，这些线索对警察及时破案会起到关键作用。

（原文发表于2010年3月《华页》）

​从2010年2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新西兰发生了 3起恶性袭警事件。这些事件已经严重到迫使总理John Key公开表态，说要修改法律、加大对袭警罪犯的惩罚力度。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也出面强调要“重建法律尊严”、“重建对于法律的敬畏” 。

三起袭警事件令人痛心

2010年2月19日星期五下午，在奥克兰以南55公里的Tuakau 小镇上，警官John Connolly在劝解打群架的学生时遭到这些学生的群殴，几乎被活活打死。

这天下午，39岁的警官John Connolly休班在家。他发现离家不远处有两拨学生打群架，于是过去劝解，希望他们停止殴斗。结果这两拨学生（约30人）一拥而上，对Connolly警官大打出手，把他打倒在地后继续拳打脚踢，还疯狂在他身上和头上踩踏，直到把 Connolly警官打得失去知觉。John Connolly警官后来被送进奥克兰Middlemore医院治疗。他的头盖骨被打裂，面部多处骨折，肺部受伤，颌骨、踝骨都被打碎。他的警察同事们都以为他活不过来了。

Franklin市长曾经在奥克兰南区做过警官，他对发生的事件非常震惊。他说，过去17年来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对警察采取如此暴力的行为。 

一些目睹了残酷殴打警察场面的学生甚至要接受心理辅导。

警方誓言要将行凶歹徒绳之以法， 要他们为自己的野蛮行径付出应有的代价。

参与殴打警官的凶手基本上是当地高中Tuakau College的学生。

至25日（本周四），警方已经抓获了11名行凶疑犯，这些人的年龄从14到18岁不等， 他们将在Pukekohe 青年法庭出庭。另外两名13岁的少年因为年龄关系，将由另一个机构Police Youth Aid 处理。

Tuakau College高中校长表示，一些参与行凶的学生可能会被开除。

警方披露说，John Connolly警官目前处于康复中，可能还要在医院继续治疗2到3周。但由于受伤太重，完全康复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新西兰警察专员Howard Broad 先生和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分别专程到医院探望了John Connolly警官，对他进行慰问。 

2月20日（上周六），在Whangarei北部的Kamo，发生了另一起袭警事件，一位警官被一名涉嫌醉酒驾车的司机咬掉一块嘴唇。

当天晚上大约11点15分，29岁的Reo Rangipohewa Uerata涉嫌醉酒驾车被警察截停。Reo Rangipohewa Uerata不但不配合警官的询问，反而动手野蛮殴打对他进行询问的警官，该警官面部严重受伤，一大块嘴唇被咬掉。

Reo Rangipohewa Uerata事后被控6项罪名，包括袭击、拒捕、重伤他人身体致人毁容、违章驾驶、拒绝警方采取血液样本、威胁袭击另一名警察。他已经在Whangarei地区法院出庭。

第三起袭警事件发生在21日（上周日）晚。警察在Oamaru的Thames的一个路段上对过路司机进行例行的酒精测试。一位驾车者被测出酒精超标后，不但不配合警察进行进一步测试，反而袭击警察。警察遂使用胡椒喷雾器试图将他制服，结果这辆车中的五名乘客全部跳出车来，把警察打倒在地，并持续对他拳打脚踢。

这位警官后来被送进医院医治，他的脸部、肘部和膝盖都有受伤。警方对参与袭警的六个人进行了讯问，对其中三名男子进行了起诉， 这三名男子一人20岁，两人18岁。

政府考虑加重惩罚袭警行为

上周末发生的3起严重袭警行为震惊了全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增加对那些袭警罪犯的判刑力度。

总理John Key 22日说：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不可能全面制止袭警行为的发生，但是会向社会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

John Key说：警察工作有风险，我们要让警察得到社会的高度尊敬，他们值得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尊敬。

Key认为袭击警察的凶徒有的可能使用毒品。不过，他不赞同为值勤警察配备武器。原因是给警察配备的武器可能会被罪犯抢夺过来对付警察。而因为这一点，警察也不大情愿拔出武器。

新西兰警察现在已配有太瑟枪，太瑟枪可以用来制服凶徒，但不会致人死亡。
恶性袭警事件发生后，警察部长Judith Collins呼吁“有必要重建对于法律的敬畏”。

Collins部长说：她已经着手对法律作出改变的工作，以使法律更能保护警察，但首要的一步是要在社会上开始重新建立对于法律的尊重和敬畏。

在西澳大利亚州，袭警罪犯被监禁6个月。

警察协会主席分析袭警现象

近日，新西兰警察协会主席Greg O’Connor先生对于上周末发生的几宗袭警事件发表了评论。他说，这不是偶然事件，在新西兰，袭警事件已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O’Connor先生说：全社会应该意识到，袭击执行公务的警察，不仅是一种针对个人的暴力行为，更是对社会和法律的蔑视，它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果公众看到警察似乎连他们自己都无法保护好，不可避免地会对警察保护社会的能力失去信心。

Greg O’Connor先生对在新西兰不断扩大的惯于批评、指责警察的风气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风气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轻视警察、蔑视法律。

Greg O’Connor先生认为社会对警察工作存有一定偏见，认为警察在公务中遭人辱骂、吐痰、推搡、甚至被投掷瓶子、石块是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也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甚至媒体和法官也都认为警察应该容忍这些，不觉得这些行为有多严重。

Greg O’Connor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对于警察遭受的轻度侮辱、伤害持默认态度，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袭警事件的发生，比如上个周末发生的这几桩令人愤慨的袭警事件。

Greg O’Connor先生指出：社会过于关注警察操守而不是关注犯罪行为，会助长人们对警察的蔑视态度，认为从事警察工作都是一帮笨蛋，一帮有问题的人。

他说，由于社会大众特别是媒体对于犯罪行为本身不那么关注，反而是对警察在公路上高速追赶有问题的车辆更感兴趣并大肆批评，以至于导致了一种怪现象的出现：人们相信如果你在被警车追赶的时候逃得足够块，警察就不再追赶，会放你一马。

Greg O’Connor先生表示：在寻找到解决袭警事件的方法上，要有足够宽的视野，看得更广阔一些，只有当社会对于袭警事件绝不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原文发表于 2010年02月27日星期六《 新西兰联合报》

作者： 毛 芃

影片《毛时代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下周四就要在奥克兰公映了。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海报已张贴到许多地方。英文电影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醒目- “要想飞翔，先要有自由”（Before you can fly, you have to be free） 。

因为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华裔，来自中国，电影发行商几天前专门为奥克兰文化、媒体圈人士放映了这部电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这是第二次看，还是被深深感动，尤其是近结尾时，看到影片主人公李存信同父母在美国相见的场面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影片放映结束，看看十几位友人，从20多岁到80多岁，几乎个个眼中都有泪痕。

Mao’s Last Dancer表现的是一个有着中国背景的芭蕾舞蹈家李存信的人生故事。也许是因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缘故，我一向对表现真实事件的影片更感兴趣，一直相信真实的故事比戏剧更精彩。

李存信的一生，无疑充满戏剧色彩。然而，无论是他的自传Mao’s Last Dancer 还是根据这部书改编的同名电影，打动人心的地方与其说是他的传奇人生，不如说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追求梦想的巨大热情、勇气和为之付出的艰辛与代价。

李存信从小生活在中国山东的一个贫困农家，他十一岁时被北京来的大人物人选到北京学习，他舍不得离开娘，他娘搂着他说：“你走得越远越好！”

一个母亲对11岁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内心恐怕无不酸楚。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7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是怎样的贫困，普通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无望。

穷人家出来的孩子，知道把握住轻易不会降临的机会有多重要。难得的是，李存信热爱芭蕾，他有成为优秀芭蕾舞演员的潜力，他肯为此比别的孩子下更多功夫进行枯燥、艰苦的训练。所以，毫不奇怪他会成为北京舞蹈校院的优秀毕业生，会被来学院进行艺术交流的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选中去美国学习，会在去美国的时候是个学生，要离开时已俨然成为芭蕾舞明星。

80年代初，在中国与世隔绝几十年、刚刚打开国门的情况下，被美国的一切震惊和吸引的李存信选择生活在美国，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他在那儿有了初恋，有了能发展芭蕾舞事业的良机。为了爱情和事业，他选择留在美国。然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选择，让他能背上“叛逃”这样压得人喘不过来的政治罪名，忍受与家人长期隔绝的精神孤寂和痛苦。

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作出这样沉重的人生抉择，从另一侧面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幸福、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和向往。

其实，想想我们这一二十年来移居新西兰和世界各地的华人们，我们的移民选择同李存信当年的抉择又有多大本质上的不同呢？因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比李存信要幸运得多，我们可以不用惊动任何人就走出国门，不用像先行者李存信那样，为自己的选择惊动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为追求自由飞翔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

在《毛时代最后的舞者》中扮演成年、青年和少年李存信的都是华人芭蕾舞演员， 其中成年李存信扮演者曹池同样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也有在西方学习、表演的经历。他在北京毕业后到伦敦进行芭蕾舞深造，目前在伯明翰芭蕾舞团担任演员。知名华人演员陈冲在影片中扮演母亲，陈冲在中国70年代末演出《小花》成名后到美国学习、生活，演出电影，她同李存信经历过同样的年代，有着类似的生活轨迹。陈冲扮演的母亲虽然戏不多，但是演得精彩、传神，让人难忘。 

不久前我在采访李存信时，曾问他是否介入了Mao’s Last Dancer这部影片的创作。他告诉我说，影片编剧每创作完一个章节，都会给他过目，请他提意见，他为此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李存信虽然为自己当年的选择吃了很多苦头，但影片里中国官员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被脸谱化，我相信这同李存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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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100%的创作自由，很难有艺术的成功。” – 李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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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17日下午，奥克兰市中心Whitcoulls 书店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场景：一位温文典雅的中年华人面带谦和、诚挚的微笑在签名售书，书名是Mao’s Last Dancer。

签名售书的作家名叫李存信。70年代末，他是中国舞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80年代、90年代，他旋转、亮相于国际芭蕾舞台，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一。

放眼全世界华人艺术家，恐怕没有哪个比李存信的人生更富戏剧性、更富传奇色彩。Mao’s Last Dancer就是李存信用英文创作的自传，而根据这本自传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于本周三晚在奥克兰举行了首映，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2月17日中午，本记者在市中心的Langham 酒店对李存信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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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一：从乡村走进芭蕾舞殿堂

李存信60年代初出生于中国山东青岛附近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家中七兄弟中他排行第六。文革时期，11岁的李存信意外被北京舞蹈学院选去学习芭蕾舞。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7年里，李存信接受了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开始时，这位农村少年不懂芭蕾为何物。可当他发现了芭蕾舞的美妙时，对这门西方古典艺术产生的兴趣和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早上5点，当别的孩子还在睡梦中，他就在腿上绑上沙袋，在楼梯上来回上下地蹦跳；晚上当其他孩子已经入睡时，他点上蜡烛，在舞蹈训练室一圈圈地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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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二：为爱情和艺术“叛逃”美国

70年代末，表现优异的李存信和另一名同学被美国休斯敦芭蕾舞团选中去美国学习。他们是文革结束后中国送到美国学习的第一批学生。

不会说一句英语的李存信，经过两天的英语培训，踏上了美国国土。这一次去，不但让他打开眼界，还让他认识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的美国芭蕾舞女演员。

1981年，李存信第二次去美国学习、表演，他与伊丽莎白相恋。归国的日期到了，因为不忍离开爱人，因为向往美国自由的艺术氛围，李存信痛下决心留在美国。他同年仅18岁的美国恋人迅速结婚，然后要求在美国定居。休斯敦芭蕾舞团希望李存信能向中国驻美机构解释清这件事。在妻子、律师和芭蕾舞团艺术指导的陪同下，李存信进入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在领事馆被扣。

李存信的“叛逃”行为惊动了中美两国政府最高层，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根、副总统布什都亲自过问此事。经过两国政府协商，李存信在被扣押21小时之后，被准许留在美国。此后，李存信在休斯敦芭蕾舞团担任主演。

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李存信说：他当年决定留在美国，首要是为了爱情。这是他的初恋，想到返回中国后可能永远再同恋人相见，这让他无法忍受。其次，是为了在芭蕾舞艺术上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李存信说，休斯敦芭蕾舞团有着世界一流的演员、编舞、音乐家，能与他们合作演出，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事。再者，休斯敦芭蕾舞团每年能上演五、六场新剧目，一年演出的剧目相当于中国五、六年演出的总合。而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在跳红色芭蕾舞。

更重要的是，李存信在美国进一步地领悟到了芭蕾舞的境界，懂得艺术和个体的自由表达。他对记者说：“搞艺术的人如果没有100%的创作自由，很难有艺术的成功。”

芭蕾舞演员的艺术生命很短，留在美国，无疑有更多的艺术发展机会。为了爱情，为了追求倾注了全身心热情的芭蕾舞事业，李存信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之后的多年，他无法同家人联系，不知道家人是否会因为他受到牵连，而家人也不知道他在美国情况如何，是死是活。

李存信说，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很想家。为了排遣痛苦，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芭蕾舞中。可每天总有不排练、不表演的时候。他那时候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常从噩梦中惊醒。

更让李存信痛苦的是他同伊丽莎白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半。回首过去，李存信感慨道：“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我20岁，伊丽莎白18岁。我的英文水平不高，伊丽莎白不懂中文，两个人很难有深层的交流。而两人的文化、成长背景差异太大。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心理压力很大，这种焦虑、痛苦、不安的情绪肯定会影响到伊丽莎白。”

分手后，李存信和伊丽莎白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对方后来也重新建立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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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三：世界芭蕾舞台上大放异彩

李存信在休斯敦芭蕾舞团工作了16年，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一。他被世界上一些顶级芭蕾舞团聘请为客座演员；他曾在三项国际芭蕾舞大赛中获得两次银奖、一次铜奖。他还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优秀芭蕾舞演员之一。

一次在伦敦表演时，李存信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芭蕾舞演员Mary McKendry。Mary是澳大利亚人。1987年，两人在美国结婚。90年代中旬，他们移居墨尔本。

在问到李存信后来同中国父母亲的第一次见面时，李存信对本记者讲述了一个感人故事。

李存信是在同中国隔绝关系6年后在美国见到了父母亲。这多亏当时美国副总统布什和夫人芭芭拉的鼎力相助。李存信说，老布什是美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后最早被派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夫妻俩人对中国感情非常深。他第一次到美国没多久，就被芭芭拉请到家中吃饭，芭芭拉是休斯敦芭蕾舞团的董事会成员。

在老布什夫妇的帮助下，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村的李存信父母生平第一坐火车、坐飞机、第一出国、第一次进剧院、第一次观看芭蕾舞演出、第一次看自己儿子的表演。

由于飞机晚点，李存信的父母无法在演出开始前赶到剧院，剧院方面破天荒地延迟演出。由于李存信的故事当时在休斯敦广为人知，当李存信的父母颤巍巍地走进剧场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李存信说，他是在演出开演前才知道父母已到美国，就要来看他的演出，他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

李存信对父母有着深厚的感情。在Mao’s Last Dancer 这部自传中，每每提到父亲或母亲时，李存信使用的是“Die（爹）”、“（Niang）娘”这样的中文拼音，而没有用相应的英文单词。谈到这一点时，李存信解释说：“这样写让我感到亲切，从小我就是称呼父母为‘爹’、‘娘’，现在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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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四：从芭蕾舞王子到股票经纪人

李存信与太太移居澳大利亚后加入了澳大利亚芭蕾舞团。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女儿苏菲很小就有耳疾，几近失聪，玛丽不得不在事业巅峰期退出舞台，在家照顾孩子。

芭蕾舞演员表演生涯短暂，34岁的年龄上，李存信就开始为今后的转行做筹划。他可以驾轻就熟去做芭蕾舞老师，但是要让家庭维持一个较好的生活水平，要让孩子们接受优质的教育，要帮助山东的父母、兄弟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必须要做更有收益的工作。于是，李存信选择了学习财会和金融。1997年，他参加了澳大利亚证券学院（Australian Securities Institute）的远程学习，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在从芭蕾舞生涯向股票经纪人的两年过渡期间，李存信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功，8点赶到证券交易所做股票经纪人工作。中午之后，是他参加排练和演出的时间。对一个从小沉浸在芭蕾舞世界的人来说，股票、金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学习的障碍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李存信终于成为一个成功的经纪人。他目前在澳大利亚一家证券公司担任高级经理。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李存信商业上的成功像他在芭蕾舞艺术上的成功一样，另人震惊、称奇。这些年来，他不断地被金融公司、公关公司以及包括IBM公司在内的国际知名公司邀请到世界各地演讲，介绍自己事业成功的经验。2009年5月12日，他还应邀到到奥克兰进行演讲，听众中有许多是商界领袖。

李存信说：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勤奋工作，是他成功的秘诀。

李存信最崇敬的人物是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性格坚强、信念坚定、有宽广的视野、无私的胸怀、巨大的勇气、还有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这些都深深激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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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五：自传畅销全球，搬上银幕

进入21世纪，李存信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写自己的生平故事。2003年9月8日，Mao’s Last Dancer首次在澳大利亚出版，并连续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位居澳大利亚10大畅销书排名榜。该书还获得澳大利亚最佳年度图书奖，在美国获得Christopher 奖，并入围全美国自传作品奖提名。

Mao’s Last Dancer到目前已再版45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20多个国家发行。该书中文版《舞遍全球》2007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Mao’s Last Dancer还有专门为中小学生改编的版本，还做成画册，取名《农夫王子》，在澳大利亚的许多儿童中心和小学校都有。

李存信说，写作出版这本书给他的最大的回报是他的故事激励、鼓舞了很多人，给了他们希望和勇气。

2-009年，李存信的女儿苏菲从一个为正常学生开设的高中毕业，并开始上大学了，李存信为此非常骄傲。他去年被选为澳大利“最佳老爸”。

2005年，Mao’s Last Dancer被澳大利亚导演Bruce Beresford搬上银幕；2009年10月1 日影片在澳大利亚首映，由于影片深受欢迎，至今仍在澳大利亚上映。

Mao’s Last Dancer将于2010年3月5日在新西兰影院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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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步很大”

记者问他的爹娘当年是否因为他的“叛逃”而受到迫害，李存信摇头说：“没有，这倒是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体现了邓小平真是在搞改革开放。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情况一定会不同。”

李存信告诉本记者说，他如今可以随时回中国，他还曾作为主演同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到中国演出过两次，不过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些活动时并没有提到他。他现在同母校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团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到了北京还会去那儿看看。

本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变化，李存信认为”中国整体是向积极的方面发展。现在恐怕不大会发生艺术家叛逃西方的故事，即便发生，也不会惊动国家的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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