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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飞 雪

2023年新西兰大选前夕，专门追踪华裔选民动向的Trace Research机构发布了一份民调。数字呈一边倒的状态，在参与调查的华裔新西兰人中，高达75.1%表示将投票给国家党，工党仅获8.2%的支持，行动党拿到14%。右翼政党的合计支持率接近九成。

这组数据若放在英语世界的背景下审视，会显得格外刺眼。皮尤研究中心2022至2023年的调查显示，华裔美国登记选民中有56%倾向民主党，认同共和党的只有39%。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的调查更为悬殊：64%的华裔澳人表示将投票给工党，只有27%支持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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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群体，落入不同的英语国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面貌。这是为什么？

惯常的解释是华人天生保守，重商轻政，传统文化倾向秩序，所以偏右。但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它无法回答，为何同样保守的华人，在美国大多投给民主党，在澳洲大多投给工党，偏偏到了新西兰才一面倒地拥抱右翼？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解读框架。新西兰华人并没有真的变得更右。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落入了一个坐标系错位的陷阱，当你把一个人放进一把向左偏移的尺子里量，读出来的数字自然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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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英语世界的政治坐标并不统一

理解新西兰华人政治倾向的关键，在于理解新西兰这个国家本身的政治坐标系，天然比其他英语国家更靠左。这是可以量化的现实。

在西方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教堂山专家调查」（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中，新西兰工党被标定为中左政党，新西兰绿党则被视为较为激进的左翼。 英语世界内部，「左」「右」并非统一的尺度。

以下这个比较，是本文认为最具分析价值的核心观察：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光谱定位
美国民主党	澳洲工党	新西兰工党	中左 / 进步自由主义
美国共和党	澳洲自由党	新西兰国家党	中右 / 保守务实主义
—	—	新西兰绿党	左翼 / 生态社会主义

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民主党、澳洲工党、新西兰工党，在名字和旗帜上都属于「左翼」，但其政策实质上落在相近的中左区间。而在全球坐标上，新西兰整体的政治原点，比其他英语国家更靠左。

新西兰的「右翼」国家党，在许多核心政策立场上，比美国民主党更接近左侧。国家党不曾主张废除公立医疗，不曾推动美国式的枪支开放，也不挑战工会的基本权利。甚至有论者认为，中右的新西兰国家党在政策光谱上比美国民主党更左，尽管这个比较本身带有争议性，但它精确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各国政治的「起点」并不在同一位置。

左移的结构性证据：两个历史时刻

1985年，大卫·朗格（David Lange）领导的工党政府宣布新西兰为无核区，拒绝美国核动力或核武装舰船进入新西兰港口。这一决定直接导致美国暂停了对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军事义务，新西兰为此付出了地缘政治代价，但这一政策延续至今，成为两党共识，深入国民意识。

2003年，当美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新西兰是极少数拒绝派遣战斗部队的西方盟国之一。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在内的盟友都参战，新西兰选择站在另一边。这在五眼联盟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这两个历史时刻共同说明了新西兰政治文化中有一种深层的独立性与进步性，使得整个政治光谱比澳大利亚、加拿大更偏向左侧。

这个结构性差异，才是解释「新西兰华人右倾」现象的第一层钥匙。同样一个中左倾向的华人移民，在美国可能投给民主党，在新西兰则可能落在国家党的支持者阵营里，因为在新西兰的坐标系中，国家党才是那个「务实中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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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华人移民的政治本色

要理解坐标系错位如何发生，需要先还原华人移民群体本身的政治底色。

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和商人阶层，其政治底色并非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务实主义。他们重视稳定、秩序、教育投入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支持适度的政府服务，对过度的财富再分配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反对政府干预本身。

如果将这种政治倾向放在西方政治光谱上定位，它大致落在中间偏左的区域。既非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强调个人努力、同时接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务实立场。

美澳的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在美国，华裔选民总体倾向民主党；在澳大利亚，华人选民甚至在2022年以集体转向的方式，惩罚了对华强硬的莫里森政府，让工党赢得关键边缘选区。

这些跨国数据表明，华人移民并不天然是右派的盟友。他们是中左务实派，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坐标系中，只是找到了不同的「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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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将华人推向右翼的具体力量

坐标系的左移是结构性原因，但还不足以解释新西兰华人右倾程度之深。75%支持国家党这样的数字，还需要若干具体的推力来补充解释。

1） 经济利益与国家党的精准契合

新西兰华人移民的阶层构成，以中小商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他们开汽车旅馆、便利店、餐馆、进出口贸易公司，或在地产业活跃。这一阶层对税收政策极为敏感，对政府过度干预经营的抵触程度远高于受雇于大型机构的专业人士。

国家党主张低税率、减少监管、支持小企业，与华人商人阶层的切身利益高度契合。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认同，而是经济理性的直接投射。

2） 约翰·基时代的特殊遗产

在谈约翰·基之前，有必要先回望一段容易被遗忘的历史。

海伦·克拉克执政的九年（1999—2008年），工党与华人社区的关系，远比今日温暖。2002年，克拉克政府正式就新西兰历史上对华人征收的人头税公开道歉，在社区内引发了真实的情感共鸣。2008年4月，新西兰成为全球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这一外交成就对华人商界同样意义重大。那个年代，不少华人移民将工党视为相对自然的政治归宿。

这段历史恰恰是本文核心论点最有力的佐证。华人的投票取，并不来自母国固定的文化基因，它随政党作为、政治生态与移民处境的变化而移动。约翰·基的出现，不过是将这把尺子重新校准了一次。

约翰·基（John Key）总理任期（2008—2016年），从情感与利益两个维度，为国家党与华人社区建立了深厚的纽带。在他执政的八年间，双边贸易翻了一倍有余，新西兰对华出口增长了四倍，中国超越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2014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综合战略伙伴关系」。

对新西兰华人社区而言，国家党执政期间的中新经济红利，诸如中国国际留学生潮、中国游客、农产品出口、地产投资都在持续扩大。国家党对华务实的形象标签，在华人社区中延续至今，成为情感上难以撼动的政治遗产。

3） 疫情后的治安焦虑

疫情之后，新西兰的社会治安问题急剧恶化，成为2023年大选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根据新西兰警察数据，月均案件数从疫情前的不足23,000起，攀升至2023年3月峰值的约35,000起，增幅约66%。

新西兰司法部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亚裔居民感到不安全的比例，从2018年的11%飙升至2023年的22%，增幅在所有族裔中最为显著。

（数据来源：新西兰警察局《受害时间与地点》数据库；新西兰司法部《新西兰犯罪与受害者调查》2024年版。）

对华人移民而言，治安问题有着格外真实的切肤之痛。华人开设的小商品店、便利店、外卖餐馆，都是盗窃和暴力劫案的高发目标。这些商户通常是家庭经营，没有大企业的安保力量，没有深厚的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依赖。

工党执政期间（2017—2023年），在刑事司法改革方向上强调减少监禁、转向康复治疗，这与华人社区在治安问题上的直觉期待，发生了明显错位。国家党「法律与秩序」的竞选主轴，对这个群体的吸引力是发自内心的。

4） 毛利议题的结构性旁观

新西兰工党与毛利人权益议题长期深度捆绑。《怀唐伊条约》赔偿与和解、共同治理框架、毛利语振兴、地名去殖民化等政策，都是工党执政议程的核心部分。这些政策的历史正当性是清晰的，这是对殖民时代系统性不公的结构性修复，是新西兰政治的道德义务。

但对于华人移民而言，这一议程在政策设计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处境。他们既不是历史上的殖民者，也不在政策照顾的受益者名单上。这种「两不靠」的处境，并非出于华人社区对毛利权益的敌意，而是一种在政策分配逻辑中的结构性缺席感。

这种感受未必对应实际资源分配结果，但政治行为往往首先由感知塑造。

国家党在历史上对毛利权益议题持相对保守立场，其「一个新西兰」的叙事框架，至少在修辞上给了华人一种「被平等包含」的感受，尽管这种感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建构。需要强调的是，华人与毛利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总体和谐，华人社区中也有许多人真诚支持历史和解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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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比较视野：其他国家为何不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还需要解释为何美澳加的华人，面对类似的保守倾向，却没有出现同等程度的右倾？换言之，是什么力量在其他国家抵消了这种趋势？

1）美国：被亚裔仇恨重塑的政治认同

在美国，华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曾在1992年高达55%（全体亚裔），此后持续下滑。一个关键的「拉左」力量，是反亚裔仇恨议题的政治化。

特朗普时代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亚裔在美国街头遭受的袭击事件显著上升。民主党在应对反亚裔歧视上的积极立场，使部分本来对共和党持开放态度的华裔选民转向。在新西兰，这种身份政治的拉力要弱得多。

2）澳大利亚：被地缘政治重塑的投票逻辑

澳大利亚的案例尤为具有启发性。华裔澳人在历史上曾是自由党（右翼）的稳定支持者，理由与新西兰华人支持国家党高度相似，比如注重经济管理、商业友好、家庭价值观等等。但2019—2022年莫里森政府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及部分自由党政客对华裔澳人是否「忠诚」的公开质疑，引发了强烈的社区反弹。

2022年大选，自由党在华裔聚居选区的选票崩塌，摆动幅度几乎是其他选区的两倍，直接导致工党赢得关键边缘席位。2025年的调查显示，华裔澳人继续以64%的比例支持工党。

数据来源：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调查，样本量3,000人；罗伊摩根调查公司2025年数据。

这给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反面教材。如果国家党或行动党在对华议题上采取莫里森式的强硬立场，或公开质疑华人社区的忠诚度，新西兰华人的投票格局恐怕会迅速重组。目前的75%，部分建立在国家党对华相对务实的形象之上。这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平衡。

3）加拿大：自由党的长期深耕

加拿大的情况较为不同。自由党长期实施积极的多元文化政策，在华人移民聚集的大温哥华地区和多伦多市郊，投入了大量中文社区经营资源，建立了多代人的政治情感纽带。

相比之下，新西兰工党对华人社区的主动经营，历史上远不如国家党积极。在政党经营上的先发优势，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加拿大华人对自由党的支持更为稳定。

4）四国华人选民政治倾向比较

国家	倾向政党	支持率	关键影响因素
新西兰	国家党/行动党	~75–89%	政治坐标整体偏左·疫情治安焦虑·国家党对华务实形象
澳大利亚	工党	~64%	莫里森政府反华言论引发强烈社区反弹·地缘政治身份认同
美国	民主党	~56%	反亚裔仇恨议题政治化·身份政治动员
加拿大	自由党	多数	自由党数十年华人社区深耕·多元文化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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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坐标系修正

梳理至此，可以尝试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判断。

新西兰华人支持国家党，其主要原因更可能不一定是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在新西兰向左偏移的政治坐标系中，国家党恰好站在最接近他们务实诉求的位置，经济管理稳健、对华关系务实、法律秩序可靠。

事实上，如果把新西兰国家党放在国际坐标上审视，它是一个温和的中右政党，远不及美国共和党、澳大利亚部分自由党议员那样的意识形态右翼。新西兰华人选择的，是一个「相对右」的务实政党，而非一种意识形态立场。

这与美国部分华人拥抱特朗普式民粹保守主义，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接近真实右转的政治运动；而新西兰华人的「右倾」，更接近于坐标系偏移造成的视觉错位。当然，这种区分也并非绝对。随着居住时间增长，部分华人的价值观确实会发生真实的转变，真实的右转与表观的坐标错位，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有一个现象，或许是理解这一切的最好注脚。在新西兰长大的华裔第二代，与父辈之间，正在形成一道安静的政治裂缝。

他们接受的是新西兰的主流教育，他们的朋友圈是多元族裔的，他们对毛利文化和《怀唐伊条约》的理解来自学校教室而非父母的饭桌。他们关心气候变化，对多元包容有更高的内在认同。他们中的很多人，政治倾向正在向新西兰主流中左方向靠拢。

第二代的这种转变，是理解第一代选择的最好对照。如果华人的右倾真的是文化基因决定的，第二代应该继承这一倾向。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说明第一代移民的政治选择，关乎的是移民处境、经济利益与政治坐标系的特定组合，而非某种固定的文化编码。

坐标系的错位，可以解释过去。未来的政治选择，还需要华人社区自己书写。

——飞雪札记  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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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附注

新西兰华人投票数据

Trace Research历届调查（世界电视·Trace华裔选民民调）：2017年约71%支持国家党；2020年62%；2023年75.1%，工党8.2%，行动党14%。样本量约1,000—1,400人，主要通过微信等中文平台招募。

美国华裔选民数据

皮尤研究中心2022—2023年调查：华裔美国登记选民56%倾向民主党，39%倾向共和党，样本量7,006名亚裔成年人。2024年大选中，53%华裔选民支持哈里斯，39%支持特朗普（MyAsianVoice数据）。

澳大利亚华裔选民数据

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调查：3,000名受访者中64%表示将投票给工党，27%支持自由-国家联盟。罗伊摩根调查公司数据亦显示华裔出生澳人对工党的支持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0—20个百分点。

新西兰治安数据

新西兰警察局受害数据：月均案件数从2019年底不足23,000起，攀升至2023年3月峰值约35,000起，增幅约66%。新西兰司法部《犯罪与受害者调查》2024年版：亚裔感到不安全比例2018至2023年间从11%升至22%，为各族裔中增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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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五月一日，是大陆华人熟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它的英文是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准确的中文翻译应是“国际劳工节”。国际劳工节诞生于1889年，为的是纪念历史上劳工们为了争取权益、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罢工与抗争。

为什么是五月一日，因为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约35万人举行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一个新西兰人，他的名字叫塞缪尔·帕内尔（Samuel Parnell），八小时工作制的理念最早是这名惠灵顿木匠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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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帕内尔（Samuel Parnell）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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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也有劳动节，但不是五月一日，而是每年10月份的第四个星期一。

今天就来说说塞缪尔·帕内尔先生同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节的故事，也讲讲新西兰历史上八小时工作制如何从个人诉求到成为社会共识、行业惯例，再成为国家法律，并对新西兰同美国八小时工作制从诉求到立法的不同路径做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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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到新西兰：帕奈尔的故事

Samuel Parnell 先生原本是英国人，1810年2月19日出生于伦敦，长大后在伦敦一间大型木工厂工作，成为一个木匠。当时伦敦的木匠每天工作12甚至14个小时，工资和工作条件都很差。帕内尔与工友们经常就工作时长展开讨论。

1839年9月，29岁的帕内尔与妻子结婚。婚后第11天，他们就乘坐“罗克斯堡公爵号（Duke of Roxburgh）”轮船前往新西兰，追求更好的生活。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4个多月，于1840年2月抵达新西兰，落脚在惠灵顿地区。

很快，就有一位商人看上帕内尔的木匠手艺，请他建一个仓库。帕内尔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每天只工作8小时。

帕内尔说，人每天有24小时，应该8小时用来工作、8小时用来休息、另外8小时属于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商人原本不愿答应这个条件，但由于当时新西兰技术工人短缺，木工难寻，只好接受了帕内尔的要求。

帕内尔赢得每天8小时工作的权利后，积极在当地社区倡导每天8小时工作理念。他经常到码头迎接从英国来的新移民，劝说他们不要接受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的工作。

由于帕内尔先生对劳工权益的积极倡导，在1840年的一个劳工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随后的一年里，8小时工作理念在新西兰得到进一步巩固，当时的修路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而罢工。

8小时工作理念后来成为现代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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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诞生

可能是新西兰工人8小时工作的理念和实践漂洋过海，传到了北美。1866年：美国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正式提出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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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易。20年后，1886年5月1日，约30万芝加哥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886年5月3日，加哥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悍然向人群开枪，打死四人，受伤者无数。

这一事件事引起芝加哥劳工群体的激愤，5月4日，工会在乾草市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在场警察与示威者爆发冲突，有人向警察燃烧弹，警察则向群众开火。结果有一名警察被烧死、数名被烧伤；另有十多名劳工被警察开枪打死，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　“乾草市广场惨案”。

事后，警方逮捕了劳工领袖，以谋杀罪起诉八人，除一人被判入狱十五年、二人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余五人被判死刑。

描绘乾草市广场惨案的木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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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的1889年，为纪念这段壮烈的历史，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　(社会主义国际 /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　做出决定，将5月1日定为工人运动纪念日，要求各国的劳工共同努力，为八小时工作日而奋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5月1日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节日，目前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把五月一日当成法定节日。不过，美国和新西兰的劳动节都不在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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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人的劳动节

国际劳工节诞生的第二年，即1890年，新西兰人首次庆祝自己的劳动节。这一年的10月28日，惠灵顿市民组织了首届劳动节游行，并向8小时工作日的首位倡导者帕内尔先生致敬。

帕内尔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上，引领游行队伍前往当地的一个公园。在那里，人们向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还向他赠送了一份精美的纪念册，感谢、致敬这位“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之父（father of the eight-hour day movement）”

此时已经80高龄的Parnell 先生说：“我今天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五十年前奏响的琴弦如今已响彻全球。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亲眼见证八小时工作制被世人普遍认可，并成为世界各国的法律。”

这之后没多久，帕内尔因病于1890年12月17日去世。惠灵顿市民为他举行了公开葬礼。1890年12月20日，数千民众在军乐队的引领下，游行至惠灵顿公墓。工人们则轮流抬着帕内尔的棺材，一路送至公墓。

1899年，新西兰国会通过法案 – 《1899 年劳动节法案》（Labour Day Act 1899），将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定为劳动节，公共假日。自1910年起，劳动节的日期改为每年十月的第四个星期一。

虽然这不是一个二有关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但实质上是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肯定。它是国家层面承认八小时工作制的一个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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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与美国的八小时工作制立法

新西兰并不是通过一部明确的“八小时工作制”法律开始实施八小时工作制， 而是先实践、成为行业惯例，然后逐步制度化 。

除了上述的《1899 年劳动节法案》，1894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工业调解与仲裁法》；1908年，新西兰通过了《劳工部法》（Labour Department Act 1908）。这两部立法都让“八小时工作制”更加制度化。那时，八小时工作日在很多行业已经成为标准。

直到2000年，新西兰才有了八小时工作制立法。那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2000年雇佣关系法》（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00），这是对一个社会惯例做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落实。

反观美国，1938年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统执政时，就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FLSA) ，规定每周不超过40小时（约等于每天8小时），对于超过40小时的工作时间，雇主必须支付至少 1.5倍 的加班工资。

这一立法是美国劳工史上的里程碑，它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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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兰克林·罗斯福说，总统之职主要是一股道德领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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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八小时工作制的诞生，在新西兰和美国有着不同的路径。

在新西兰，八小时工作制不是从议会诞生的，而是从劳动工地开始的。

“八小时工作日之父”帕内尔并非通过暴力或大规模抗争推动改革，而是通过个人坚持和推广，达成社会共识，成为行业惯例，八小时工作日因而逐步建立，最终被被法律确认。

新西兰的劳动节，不在五月一日；不像美国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大规模罢工、对抗和流血冲突，它展示了另一种故事，一种温和的叙事，一种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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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和每周48小时工作制立法

最后，顺便说一下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和每周48小时工作制。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政务院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的5月1日为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

直到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出台修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国工人才开始享受：“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这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大背景下，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双休日的诞生不仅改变了工作节奏，也重新塑造了城市生活方式——周末消费、旅游和服务业的兴起，都由此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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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2026年4月18日周六，新西兰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Ministry for Ethnic Communities）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对华人社区发表讲话，她重点阐述了外国干涉对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的危害以及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的应对措施。

Pratima Namasiv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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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并首先发表演讲的还有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General）Phil McKee，他介绍了NZSIS的使命和职责，重点讲解了新西兰国家安全面临的两大挑战– 恐怖主义、极端暴力和外国干涉。

新西兰警方全国族裔事务伙伴关系经理、有着警司（Superintendent）头衔的Rakesh Naidoo也出席了会议。

以上三人都是专程从惠灵顿飞到奥克兰参会，这是新西兰政府首次就国家安全和社区安全议题派出三个机构的代表同华人社区面对面交流。

这一活动是由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同奥克兰长者互助关爱协会、奥克兰东区华人协会和奥克兰多族裔文化艺术联盟联合举办。

左为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右为少数族裔社区部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 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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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干涉比我们想得更严重

少数族裔社区部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是在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之后发表的演讲。她说：“正如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 刚才所言，外国干涉是真实存在的，外国干涉比我们想得更严重。”

以下是Pratima Namasivayam 的发言概要。

Namasivayam 强调要对外国干涉保持警惕，并说明了以下三条理由：

1）外国干涉威胁社会和谐

由于外国干涉是隐形的，它可能威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

外国干涉会破坏社区内部​​的信任，破坏社区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同时，它还能破坏不同社区之间的信任。更可怕的是，它能破坏新西兰不同社区与及公共机构之间的信任。

2）少数族裔社区是防御外国干涉的第一道防线

社区在反对外国干涉方面，可以发挥非常强大且重要的作用。

新西兰有110万少数族裔人口。对我们的一些社区来说，外国干涉是切实存在的。

作为社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互相支持，公开讨论外国干涉问题，让那些对外国干涉感到忧虑、恐惧的人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3)  外国干涉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

NZSIS 副局长Phil McKee 刚才谈到了国会新近对刑法的修订 – 《2025年打击外国干涉刑法修正案》 （（去年11月27日生效），这是通过立法来保护个人与社群。

我想强调的重点是，从事外国干涉后果严重，一旦触犯了相关法律、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入狱10年，最严重的可判监高达14年。这在新西兰的刑法中，这是非常长的刑期。

这说明在如何保护我们的社区免受外国干涉方面，立法者已经进行了相当严肃而深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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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社区部在做什么

现在说说我们少数族裔社区部为了应对外国干涉正在做什么。

我们多年来一直与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警方以及其他多个政府机构合作，我们主要做三件事：

1）、 加强政府对少数族裔社区如何遭受外国干涉的了解，包括其性质、普遍程度和影响。我们走进各个社区，与社区成员交流，特别是听取高风险社群的观点，了解外国干涉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并据此收集第一手信息资料。

2）、我们通过这些了解和调查、开发出相关工具包并提供相关举措，以增强社区的韧性，确保社区成员理解什么是外国干涉，并具备抵御这种干涉的能力。

我们为社区准备的这套社区组织工具包，旨在提供一站式服务，提升基层社会的防范意识与应对能力。工具包内容如下：

（Pratima Namasivayam 的PPT/幻灯片内容）

工具包内容包括：保护您的社区组织免受外国干涉、建立“敢于发声”的文化、管理礼品、资金和捐赠的关键做法等等。

3）、强化公共部门的能力。我们与其他公共部门的同事合作，提升公共部门的整体能力，使公共部门能够识别并有效应对影响少数族裔社区的外国干涉；在社区有需要时，能够比现在更有效地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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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的资源

迄今为止，我们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已有15项相关文件帮助社区识别、防范和应对各种威胁。

如果访问政府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Ministry of Ethnic Communities）的网站，就会看到15份相关文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翻译成30种不同语言。

我们还与各类社区领袖开展了多项试点项目。此外，我们也会像今天这样走进社区，与不同群体进行广泛交流与互动，确保大家了解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

（Pratima Namasivayam 的PPT/幻灯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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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鼓励你们在社区内公开讨论外国干涉问题。如果有人感到害怕，欢迎同我们倾谈。

我真心认为社区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新西兰免受外国干预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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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向华社发表重要讲话，他都讲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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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新西兰民众期待的是公平、平衡和准确的报道，不需要 “媒体炒作的肥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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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治人物对媒体采访是相当配合的，特别是在大选年里。然而，新西兰总理、国家党领袖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4月24日周五做出惊人宣布，取消原本每周一次的TVNZ早间节目Breakfast采访；国家党还就TVNZ记者的行为提出投诉。

支持率一直萎靡不振的国家党领袖、一向以温和态度示人的卢克森为何对TVNZ摆出一副强硬姿态，不惜得罪堂堂新西兰国家电视台？

政治专家已经指出此举后果很严重 – 卢克森取消每周的TVNZ早间节目访谈，将会导致卢克森同部分选民疏远。

其实，卢克森总理并非要减少同媒体沟通，只是有选择地与不同的媒体平台沟通。例如，卢克森在新西兰电台（RNZ）的晨间报道中的露面、在NewstalkZB电台接受Mike Hosking主持的Breakfast节目的访谈都将继续。

据卢克森总理发言人的声明，卢克森从下个月起，将出现在三个独立的早间电视新闻节目里。

总理发言人十分清楚，“新西兰人获取新闻的渠道多种多样——广播、电视、播客和数字平台。“

对于电视台TVNZ的Breakfast节目的采访，卢克森总理也并非一概拒绝，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

昨天，4月28日本周二，卢克森在Newstalk ZB电台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辩护。他告诉主持人迈克·霍斯金（Mike Hosking），他已经“调整”了自己与媒体互动的方式“，还称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相比，他“相当平易近人”。

卢克森接受NewstalkZB电台Mike Hosking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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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va O’Brien难以招架？

卢克森总理为何要取消TVNZ早间节目Breakfast对他的每周一次的定时采访呢？一位政治学专家相信，这是因为他难以招架主持人托瓦·奥布莱恩（Tova O’Brien）的辛辣采访风格。

大约一个月前，前Newshub政治编辑 Tova O’Brien才被任命为TVNZ的Breakfast 节目的联合主持人。

Tova O’Brien在节目中采访卢克森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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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讲 Claire Robinson博士认为，卢克森总理在接受奥布莱恩早间节目采访时，出现了一些表达“失误”，而这些失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对卢克森造成不利影响。

例如，卢克森说自己的工作岗位是”CEO“，Tova O’Brien 立即纠正他，不对，”你的工作职务是总理（Your job is the Prime Minister)”。

卢克森说自己是”CEO“, 大概是因为他曾经在2013-2019年担任过新西兰航空公司的CEO。对这一段经历念念不忘。Tova O’Brien指出他的”总理“身份，也许是暗中批评他缺乏领导力。

卢克森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政治人物。他在2020年以国家党候选人身份赢得奥克兰Botanny选区席位，进入政坛。第二年，2021年，卢克森就接替担Judith Collins 担任任国家党领袖；2023年大选过后，他领导的国家党同行动党组成联合政府，他成为新西兰第42任总理。

不过，Robinson博士表示，卢克森取消TVNZ早间节目对他每周的定期采访，长期来看，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利影响，会让人觉得总理似乎不在乎这一部分观众，这一部分选民群体。

新西兰电视台（TVNZ）表示，卢克森也一直拒绝TVNZ周日早间的Q+Q节目的邀请。他上次接受主持人Jack Tami的采访还是在2024年12月。

其实，卢克森并不是第一位取消媒体采访的国家总理。前国家党总理John Key 在任职时间（2008-2016）里就取消了与新西兰广播电台 (RNZ) 晨间报道的定期采访。2021年，前工党政府总理 Jacinda Ardern（2017-2023））也曾取消她在NewstalkZB 电台与霍斯金的每周例行采访。

在新西兰公共讨论中，Newstalk ZB 给听众的观感是偏中右翼，保守派声音较强。作为中间偏左的工党政府领袖，阿登可能觉得Newstalk ZB 节目主持人过于咄咄逼人。

而卢克森总理取消在TVNZ的早间节目访谈，恐怕也是出类似原因。

TVNZ发言人对此表示：“我们的新闻团队致力于提供准确、公正、全面和深入的新闻报道。编辑独立性是这一切的根本，也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关键所在。而这其中一部分，就是让掌权者接受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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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TVNZ记者不当行为

国家党上周向TVNZ投诉其在国会采访的新闻团队记者的“不当”行为，称TVNZ的记者在试图采访首席党鞭斯图尔特·史密斯的过程中违反了议会规则。

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Simeon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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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TVNZ的工作人员尾随史密斯进入一条走廊。然而，未经明确许可，媒体不得在此进行采访。

据称，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二晚些时候，当天卢克森召开重要会议，成功赢得团队对其领导地位的信任投票。然而，党鞭史密斯缺席了此次至关重要的党团会议。

西蒙·布朗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咄咄逼人”地敲了史密斯的办公室门几分钟，并向他施压，要求他接受采访。

不过，TVNZ否认了国家党的说法。

TVNZ发言人对此的回复是：“我们的记者像往常一样，代表公众提出问题。……我们期待斯图尔特·史密斯能够就其缺席党团会议一事作出解释。”

卢克森总理的发言人上周五表示：“新西兰民众希望媒体能够公平、平衡、准确地报道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尊重媒体的角色，但媒体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至关重要。”

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在X网站上发帖称，TVNZ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并且“明显违反”了议会关于媒体准入的规定。

“我们尊重媒体的角色，但媒体必须遵守标准，而这些标准至关重要，”他说道。

他表示，新西兰民众期待的是公平、平衡和准确的报道，而不是“媒体炒作的肥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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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26年4月18日周六，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General）Phil McKee 在奥克兰东区Pakuranga社区中心向华人社区发表演讲，他介绍了NZSIS的使命和职责，重点讲解了新西兰国家安全面临的两大挑战 – 恐怖主义、极端暴力和外国干涉。

出席这场会议的除了NZNSIS二号人物、副局长Phil McKee之外，还有新西兰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Ministry for Ethnic Communities）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以及新西兰警方全国族裔事务伙伴关系经理、有着警司（Superintendent）头衔的Rakesh Naidoo。

他们三人都是专程从惠灵顿飞到奥克兰参会，这本身就意义重大。

新西兰情报安全局、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和新西兰警方分别派出三位重量级人物同时出席奥克兰华人社区会议，这是华人社区历史上头一遭。

这是新西兰政府首次就国家安全和社区安全议题同华人社区面对面交流。

这一活动是由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同奥克兰长者互助关爱协会、奥克兰东区华人协会和奥克兰多族裔文化艺术联盟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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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右为少数族裔社区部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 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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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SIS 副局长Phil McKee 的发言

一、介绍NZ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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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在发言 / 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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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General）Phil McKee 在会议上对NZSIS的工作职能做了介绍。他说，作为情报安全部门，SIS的工作重心是国家安全，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行调查，搜集同国家安全相关的情报，以及从事安全防护性工作。具体内容包括：

• 反间谍和反外国干涉；
• 反恐和反对极端暴力；
• 安全防护性工作，例如协助社区、政府及企业提升其防范威胁的能力；
• 关注并致力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繁荣和韧性。

Phil McKee表示，NZSIS的工作不是谍报电影描绘的那样，“我们不是詹姆士·邦德（007）”。

他说，NZSIS是情报机构，不是执法机构，因而没有逮捕权。

他表示NZSIS的行为“受到严格监督”，如要动用法律赋予的高层级权限，必须先取得搜查令（warrant）；而要取得搜查令，须得到政府部长签署批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签字。

新西兰情报安全局有一个监督机构，每项行动、每份搜查令，都由情报监察长（Inspector-General of Intelligence）审核。

Phil McKee 说，NZSIS 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不涉密的《新西兰威胁环境评估报告》, 该报告可以在NZSIS官网上查阅。

“这份报告帮助我们向社区说明情况，也帮助新西兰公众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威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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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暴力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

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 表示，NZSIS的职责之一，是应对暴力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terrorism）。

众所周知，新西兰曾遭遇过恐怖袭击。而新西兰目前所面临的安全环境非常复杂和严峻。

现在，新西兰全国性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是 “possible”（有可能发生）。这意味着现阶段新西兰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次遭遇恐袭的可能性比过去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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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胁的来源

• 出于宗教信仰动机型的暴力极端主义者
• 具有强烈政治动机型的人士
• 身份认同动机型的暴力极端主义

Phil McKee 指出，暴力极端主义风险有多种不同的威胁来源。例如，我们正面对所谓的“宗教动机型暴力极端主义者（faith-motivated violent extremists）“带来的威胁，这包括 ISIL（伊斯兰国）和 Al-Qaeda（基地组织）。

此外，极右翼势力 – 包括一些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或个人、即白人身份认同极端主义（white identity extremism）也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另一类威胁来自具有政治动机的人士。也就是那些反政府、反权威的人。这些人在疫情期间表现活跃。

（Phil McKee演讲PPT内容）

目前，新西兰最有可能出现的威胁类型，是所谓的”独狼式行为者“（lone actor）。一些极端人士、或是在网络上表现极端的人士，会设法避开执法机关或情报机构的视线，可能使用刀具、武器、车辆等手段发动袭击。这是当前新西兰最现实、最有可能发生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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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轻人暴力犯罪

Phil McKee说，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年轻人的暴力问题。目前看到的许多威胁个案的涉案者年龄都在25岁以下，有些甚至才十几岁，大多数是男性，而这是一种全球性趋势。

目前全球局势复杂，我们密切关注着加沙、伊朗和其他冲突，关注其对新西兰的影响。

眼下的社交媒体环境非常恶劣，充满仇恨和暴力言论，其中很多直接针对新西兰的特定社区与群体。一些年轻人可能因为互联网的影响而变得激进、最终诉诸暴力。

Phil McKee说，社区向NZSIS提供线索对识别威胁至关重要。

他说：“我们会认真对待所有举报，我们与警方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确保降低风险。

Phil McKee 还提醒大家在遭遇极端暴力事件时如何自我保护。

首先，尽快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并藏匿起来，记住不要让手机发出声响；最后在确认识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打111电话报警。

（Phil McKee演讲PPT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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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国干涉每天都在发生

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 在会议上强调说，“外国干涉在新西兰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每天都看到外国干涉在新西兰发生。“

他说：“当我们谈到外国干涉时，我们谈的是外国政治实体及其影响力。”

他接着说：“这些外国政治实体的代理人，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对象。”

（1） ”外国干涉“的定义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将外国干涉定义为一个外国政治实体（通常通过代理人）意图以欺骗性、胁迫或是贪腐性手段来破坏、颠覆、影响我们的国家利益。

Phil McKee 特别强调了定义外国干涉手段的三个关键词：

• deceptive（欺骗性）
• coercive（胁迫性）
• corruptive（腐蚀性）

Phil McKee 明确说：”在新西兰，从事外国干涉活动的国家不止一个。“

他说，正常的外交活动、游说和不在NZSIS的关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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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国镇压

Phil McKee 指出，外国干涉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 。

他说：”我们在新西兰最常见到的干涉形式，是社会层面的干涉（societal interference），其针对的正是那些同我们一起举办这类活动的群体。“

Phil McKee 通过PPT向与会者介绍外国政府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干涉行为，其中包括：

• 试图控制和恐吓社区或社区组织/团体；
• 外国政府对社区进行非法监视和监控，以威胁或恐吓民众；
• 试图通过威胁或恐吓手段，阻止某些团体或社区公开分享他们与外国政府不同的观点或意见；
• 试图阻止在新西兰举办的一些活动，从而限制人们表达被外国政府所反对的观点和信仰；
• 向新西兰社区施加来自外国政府的威胁，试图改变选举和其他民主程序的运作方式。

Phil McKee 表示： 跨国镇压在多个领域出现。例如，我们看到对新西兰社区的监视行为。这类监视通常是为了向某个国家汇报信息，信息涉及的是异议人士，或是那些违背该国政府意图的人士。

我们也看到骚扰行为，某些骚扰甚至接近肢体威胁，目的是阻止某些人表达观点，阻止其行使言论自由等权利。我们还看到针对相关人士家属的骚扰。

有时，这种打压会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比如阻止某人获得回祖籍国旅行的签证申请，或是阻止其从祖籍国返回。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以胁迫手段强制将某些人遣返。这通常是指其他国家的人员 — 无论是执法机关人员还是类似执法机构的人员 — 来到新西兰，试图强迫某人返回其祖籍国。i

在某些案例中，我们甚至看到来自外国的国家力量针对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人士实施肢体暴力。

这些代表外国政府所实施的行为，在新西兰是不可接受的。

这些行为违背了新西兰所珍视的自由价值、违背了新西兰的言论自由。有时候，这种干涉是试图限制学术讨论；有时候，则是干预社区对于公共话题的讨论与参与。无论是哪一种，这在新西兰都是不可接受的。

NZSIS的职责，就是尽力识别这些行为，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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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外国干涉法的通过

去年（2025年），新西兰政府通过《犯罪法》（Crimes Act）框架下的新立法 ——《2025年打击外国干涉刑法修正案》，加强了打击外国干涉的法律力度。

这项立法赋予了我们的警察同事更大的权力，来应对外国干涉的所带来的威胁。

也就是说，当某人被发现为外国政府效力时，无论是从事刚才提到的某些跨国颠覆行为，还是更广泛的外国干涉活动，根据新通过的《2025年打击外国干涉刑法修正案》，都可能会因涉及外国干涉相关的罪行而被起诉。

通过立法手段将外国干涉明确视为刑事犯罪，这对新西兰降低国家安全风险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Phil McKee演讲PPT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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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呼吁社区的协助、鼓励举报

Phil McKee 在讲话结束前，强调了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同华人社区合作的重要性，他呼吁社区成员如果看到任何可疑情况，都请向NZSIS 举报。

他说：“新西兰情报安全局与新西兰警方与以及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都有密切合作，但我们也需要社区的帮助。无论是有关恐怖主义还是外国干涉，只要看到任何可疑情况，都请向我们举报。”

“如果是遇到暴力极端主义、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请立即拨打电话111报警；如果对生命没有直接威胁，可通过105报警。”

他提醒大家可以通过 NZSIS 官网进行举报，举报时可署真名，也可以匿名。

Phil McKee 表示：”我们强烈鼓励大家向我们举报任何可疑情况，我们会保护所有信息来源，不会把相关信息或是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分享给外部机构。“

最后，他向与会者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花时间来参加这个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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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会场 / 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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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少数族裔社区是防御外国干涉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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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在对66.69%的选票完成统计后，彼得·马加尔领导的蒂萨党在匈牙利议会199个席位中已获得137席，拥有三分之二绝对多数，从而在推进宪法改革方面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民族主义者奥尔班败选显然让欧盟振奋，其批评者将其形容为“非自由民主”的代表人物，他与普京关系密切，经常试图阻拦欧盟通过有关制裁俄罗斯的决策。同时，他也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赏识，投票前夕，美国副总统万斯特意访问匈牙利以示支持，但万斯的加持最终无济于事。

万斯在匈牙利投票前几日来到布达佩斯，称赞特朗普的这位“盟友”欧尔班是“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同时抨击欧盟干预匈牙利选举，称“我从来未见过或读过如此险恶的外国干预”。他批评“布鲁塞尔的官僚们试图破坏匈牙利的经济，削弱匈牙利的能源独立，让价格飙升，让匈牙利消费者付出代价，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憎恶奥尔班”。万斯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明显的干预。

欧尔班不仅常常在乌克兰等重大问题上与诸多欧洲领袖意见相左，甚至处于冲突状态。因此，他的败选让许多欧洲领导人感到振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欣喜地祝贺“匈牙利选择了欧洲 !”   她在X平台写道： “今晚，欧洲的心脏在匈牙利跳动得更快了 !” 她认为通过此次投票，“一个国家重新走上了欧洲之路”。

德国总理默茨向彼得·马加尔致以“诚挚祝贺”。默茨在X平台写道：   “我期待与您合作， 让我们齐心协力，建设一个强大、安全、尤其是团结的欧洲。”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X上发文表示：“法国对民主参与的胜利、匈牙利人民对欧盟价值观的坚守表示祝贺，让我们携手推进一个主权更强的欧洲，以保障我们大陆的安全、我们的竞争力以及我们的民主，”相反，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巴德拉却向“伟大的爱国者奥尔班致敬”，

英国首相斯塔默周日祝贺彼得·马加尔时表示：  “这不仅对匈牙利，对欧洲民主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我期待与您携手，共同致力于两国的和平与繁荣”。

正在北京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日对“欧洲价值观”的胜利表示祝贺。他说： “祝贺所有匈牙利公民在今天这场历史性的选举中取得的胜利，这是欧洲和欧洲价值观的胜利。”他表示希望与马加尔合作，“为所有欧洲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周日，匈牙利民众踊跃投票，民调机构预测投票率将创下自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以来的新高。据选举当局称，截至下午6时30分——即投票站关闭前半小时——投票率已达登记选民的77.8%，而2022年同期同一时间段的投票率为67.8%。

欧尔班下台不仅可能对匈牙利产生重大影响，对欧盟同样如此，他在欧盟内部经常与各国领导人唱反调；此外，这对乌克兰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他最近阻挠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计划。

欧盟方面可能会解冻原定拨付给匈牙利的资金，此前由于布鲁塞尔方面认为维克多·欧尔班执政期间民主标准遭到侵蚀，这些资金的拨付已被暂停。

同时，欧尔班的失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构成间接的挫折，普京由此在欧盟内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同时，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对于欧洲的“非民主派”甚至直到白宫都构成一个间接的挫折。

欧尔班的失败，除了执政疲劳和对其执政方式的批评之外，似乎还与匈牙利三年来经济停滞、生活成本上涨，以及被指控与当权者关系密切的商人涉嫌敛财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现年45岁的彼得·马加尔竞选时承诺大力打击腐败，恢复司法独立，以及各种机构在奥尔班漫长的生涯中被侵蚀的独立地位，马加尔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承诺，取决于他的党在国家议会拥有的席位规模。

他在选举获胜后在数万名支持者的欢呼声中表示， “今晚，我们做到了：蒂萨党和匈牙利大获全胜”。他还说：“我们共同推翻了奥尔班政权。我们解放了匈牙利，我们夺回了我们的祖国。”

（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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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2026年4月7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问中国大陆。在上海机场，她受到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的迎接。

郑丽文此次出访时机很是耐人寻味。

3月30日，郑丽文宣布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邀请将访问大陆。这一天，正值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到访台湾并同赖清德总统会面。中美两种力量，在同一时间点同时作用于台湾。

郑丽文的此次大陆之行，从一开始就折射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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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2026年3月30日会见美国参议院率跨党派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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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美国跨党派参议员代表团访台的目的是为了敦促台湾立法院尽快通过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美方称，台湾面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在这之前，执政的台湾民进党提出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在立法院已遭国民党及民众党两大在野党联手10度封杀。此举引发美国方面的关注和不满。

作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本人就反对政府增加国防开支、采购美国武器的计划。她曾对法新社表示：“台湾不是提款机。”

有分析人士指出，郑丽文此行可能被北京用来强化对台影响，遏制美国的对台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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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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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亲美务实派和亲中疑美派

在台湾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亲美务实派和亲中疑美派。郑丽文在去年竞选国民党主席时，因为在两岸关系上强调“中国认同”，被视为“亲中”。

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国民党主席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电文提及“推进国家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涛在“受权宣布”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郑丽文率国民党访问团到访大陆时，特意提到“中国国民党郑丽文主席就任以来，多次表达希望来大陆访问的意愿。”

郑丽文曾表示，若当选国民党主席，愿与习见面，“不要說见一次，见一百次都愿意。”

她近日还对媒体表示，与习主席会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可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海峡两岸和平，是海内外华人的普遍期盼，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但郑丽文此次的大陆行真能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早在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就访问了北京，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这次历史性会晤重启了国共高层对话，在这之后的20年里，数位国民党主席先后飞往北京，同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接触。

然而，两岸关系并未向好，如今大陆军机绕台已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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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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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今次并不是郑丽文首次赴京，早在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时，随行人员中就有郑丽文，那年她35岁，身份是国民党发言人。

连战的那次大陆行被称为“破冰之旅”，这是1949年以来国共最高层的首次接触。连战因而受到北京高规格款待，一时间，全中国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海峡对岸的“连爷爷回来了“，这一称呼勾勒出胡锦涛时代营造的两岸一家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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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8日，连战在北京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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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后，国共高层逐渐形成了互动模式：

• 2008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北京，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
• 2015年5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 2015年11月，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会面， 这是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 2016年10月，时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赴大陆开展 “和平之旅”，与习近平会面。

从最后一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到现在，时间已过去将近10年。

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北京时，郑丽文（右一）是国民党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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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2005年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所激发的震荡，给当时尚年轻的郑丽文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希望能再续国共高层对话，希望再现当年连战访问大陆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也许，她相信国共合作是维系两岸和平的最佳路径，她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当然，志向远大的郑主席借此积累政治资本、塑造自身的历史定位也是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4月，连战的大陆“和平之旅”第一站是南京——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此次郑丽文的大陆行，第一站也是南京 —— 曾经的中华民国首都，她将在4月8日拜谒中山陵。

显然，郑丽文在沿着国民党前辈的足迹前行。

对于此次郑丽文赴京，人们也许好奇她手中究竟有什么牌能完成她的心愿 ——为两岸和平关系奠定“基础”？

洪秀柱10年前访问北京时，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框架” ，明确“以和平政纲对抗台独党纲”；比起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洪秀柱的论述更接近北京的政治叙事。

郑丽文此行，既要满足北京的期待，又不能得罪美国，还要有助于国民党在岛内的选情。而在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支持“急统”的背景下，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操作，几乎注定困难重重。

在郑主席启程到大陆之际，让我们先听听毛传媒的几位老朋友的高见！

恩泽

对台湾问题颇有研究兴趣和心得的网友恩泽指出：“郑丽文的要价是大陆方面对台的和平，避免武力攻台。”

他进一步解释说：“郑丽文目前要走的道路是试图回到马英九时代的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在一国两区的概念下，不谋求独立，也不追求统一。”

恩泽认为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到，因为马英九阐述这一有关两岸政策的“三不“主张时，中国还处于胡锦涛时代，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大陆当局的政策是防独不促统，与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正好契合。”

恩泽认为：“过去这十几年来，大陆的台湾政策明显有变，军事准备也在踏实推动。理论上而言，如果试图用‘不独’做条件，郑丽文可能从陆方换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承诺或者利好。

“毕竟时过境迁，陆方的要求和期望已不在十几年前的那个阶段。何况郑丽文目前不过是一个在野党领袖，她甚至不能统一因短期选举压力而各有路线主张的蓝营各基层势力。”

有梦人

网友有梦人对郑丽文的评论则是一针见血。他说：“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统派，甚至可以说是急统，比习都急。

“当然她在策略上，为了顾及国民党眼前的选举不得不做些掩护，不会马上直接表现出急统。但他们密室里谈的，一定是统策，如何尽早达成习愿。“

有梦人认为：“中共及其台湾代理人肯定在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推进其统一目标。而台湾方面除了依靠美国的坚强支撑，自身几乎无法长期抵御被渗透和切香肠般的蚕食。“

对于中方在川席会之前邀郑丽文赴京，是否会以此向川普施压、表明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反对台独，有梦人表示：“川普有拿台湾做交易的动机，哪怕仅仅是玩他的权宜之计用来欺骗习近平，都会对台湾造成莫大的伤害。“

彭丽芳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人文社科学院的彭丽芳博士认为，郑丽文的大陆行有助于北京避免因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但郑此行是否能奠定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还难说。

彭博士指出：“国民党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对大陆的访问，确实有利于北京了解台湾部分群体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这种沟通对于北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然而，从长远利益和台湾政治的特征来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访问，包括郑丽文的访问和未来国民党官员可能对大陆的访问，是否能成为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却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

“台湾政治自民主化后呈现的重要特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大陆的态度与政策、对《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法》）有关两岸关系的条款存在严重的认知分歧；台湾民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分裂。再则，虽然国民党和大陆都承认“九二共识”，但大陆对“一中政策”和“九二共识”的阐释与国民党的阐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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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无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此次大陆行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中方期待郑丽文而不是亲美派成为国民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期待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屹立不倒。

是否能如愿，且看接下来几天郑丽文同大陆官员如何互动；她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们细心揣摩，不仅台湾人会瞪大眼睛看，国际社会也在看，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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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丽芳博士

3月30日，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台北召开了一场记者会。郑丽文宣布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欢迎并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于4月7日至12日前往江苏、上海及北京参观访问；她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和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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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提到此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和她此次行程，都是基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不仅如此，郑女士还强调了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及其法理基础：自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后，“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被写进了国民党党章，它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与精神，也是国民党一贯的两岸路线。她认为“一中政策”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区域的稳定乃至世界的和平；只要回归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台海真的不需要打仗。郑女士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为两岸永续不变的和平奠定成功的基础。

郑丽文的表态很快引发了民进党中国部（民进党处理涉及中国大陆相关事务的机构）的强烈批评：翻开国民党历任党主席访中历史，充满“矮化、失格、脱序”的累累前科，如今国民党在立院挡国防预算、对军购摆烂，请国民党不要再当“统战棋子”与“毁台内应”，为一党之私出卖台湾的主权尊严、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

目前民进党虽然为执政党，但在议会中并不占绝对优势：113位立法委员中，民进党占51席；国民党占53席；民众党占8席；无党籍1位。鉴于此，只要国民党与民众党意见一致，便可通过议会半数，阻止民进党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岸关系不至于非常紧张。

倾向支持国民党政策的民众认为郑丽文此次访问大陆能改善或缓和两岸关系。那么，访问是否真的会像郑女士所期盼的那样，成为台海永续和平的基础呢？

某种程度上而言，国民党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对大陆的访问，确实有利于北京了解台湾部分群体的政治倾向，从而避免因为缺乏直接沟通而导致的误判。

这种沟通对于北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而言仍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大陆的政策和法律，台湾如果存在独立的行为，那么将直接引发台海军事冲突。在台湾不改变台湾宪法和有关两岸关系法的前提下，如果独立只是部分群体或者某些政党的倾向，北京对武力统一台湾的选择仍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

根据《台湾关系法》第三条，如果台湾遭受大陆军事袭击，美国需要承担保卫台湾的责任：提供防御性质的武器和军事服务，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至于提供多少数量和何种种类的武器与技术服务，以及美国是否会派遣军队至台湾与大陆对抗或采取其他行动，《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将由美国总统和国会自行判断和决定（这就是美国对台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尽管如此，北京不排除这可能导致美国直接军事干预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中美军事冲突。

对于中美两国的政治领袖来说，两国发声军事冲突，这不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最坏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自中美建交以来，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长期执行的政策是“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美国所需承担的保卫台湾的责任和《台湾关系法》相关法律条文的阐释提供灵活性，避免战略清晰可能引发的两岸或中美军事冲突。

在台湾问题上，相对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美国国会（立法部门）是更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的一方。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的有关台湾的法案（2018年《台湾旅行法》、2020年《台湾保证法》和2025年《台湾保证实施法》），都是美国国会推动并通过的。这些法案实质上并未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模糊政策。可能改变美国这一政策朝着战略清晰方向发展的尝试为202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和预算委员会联合提出的《台湾政策法》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该法案因为存在刺激大陆而导致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被国会多数通过。

据报道，拜登政府认为这项立法会产生反作用，它将干扰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坚持的“战略模煳”政策。在法案审议期间，拜登政府甚至游说美参议院民主党人叫停《台湾政策法》。由此可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与国会相比更为谨慎，不大愿意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对北京来说，如果存在和平谈判的空间，武力统一台湾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这可能直接导致中美战争。

在了解了台湾民众和政党就独立和统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且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大陆能采取的政策只能是保持与反对台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政党与民众的交流，并在合适的时机，制定利于台湾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政策，以赢取这部分台湾人的信任。所以，大陆必然需要保持同国民党以及反对台独的台湾民众（包括文娱界名人）的交流，以平衡台湾岛内支持独立和反对一中政策的势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党政治人物连战、马英九访问大陆时，北京方面都比较重视，并给与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从这一层面而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确实将能在短期内缓和自民进党执政以来的比较紧张的台海关系。

然而，从长远利益和台湾政治的特征来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访问，包括郑丽文主席的访问和未来国民党可能对大陆的访问，是否能成为两岸永久和平的基础却是一件不太确定的事。

台湾政治自民主化后呈现的重要特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在野党与执政党对大陆的态度与政策、对《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简称《两岸关系法》）有关两岸关系的条款存在严重分歧；台湾民众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极为分裂。

再则，虽然国民党和大陆都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大陆对“一中政策”和“九二共识”的阐释与国民党的阐释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是理解台海关系发展或变化的关键。至于民进党，则完全否认“九二共识”，拒绝与大陆交流。

具体而言，“九二共识”并非正式协议，而是1992年11月海基会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达成的口头共识。海基会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均为半官方机构，分别服务于当时的台湾政府（国民党执政）和大陆政府。对比海基会、国民党的官方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以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九二共识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达成的共识是“一个中国原则”。

不过，双方对“中国”一词的具体定义有所不同。

首先，国民党理解的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台湾和大陆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双方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个中国原则。《中华民国宪法》为台湾解释“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1912年至今）。台湾和大陆作为两个区域，同属一个中国。然而，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指出，对大陆而言，“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国民党很清楚，国共两党在“中国”一词的定义上存在分歧。

马英九于2023年3月27日至4月7日访问大陆期间，多次提及“中华民国”。大陆所有官方媒体均未表示批评，反而正面报道马先生的访问。马英九对“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解释了为何大陆并未批评其言论。

对大陆而言，“一个中国”原则必须纳入“九二共识”。除了“一个中国”原则之外，还有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解读：一是维护国家统一，二是行政事务中不涉及“中国”一词的政治含义。这两点由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明确阐述。他表示：“台湾和大陆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都将努力实现国家统一。但是，在两岸行政事务谈判中，不会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

国民党和马英九将大陆上述声明解读为“一中各表”。为了保持和大陆的交流，避免冲突，国民党侧重寻求“九二共识”中与共产党“同”的部分，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搁置差异，即对“中国”的具体定义之理解。国民党认为“九二共识”符合台湾宪法和法律精神，能够成为与大陆交流和谈判的政治基础，从而促进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通过援引宪法和法律，国民党和马英九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

2023年4月2日，马英九访问湖南大学期间，向大陆听众表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国由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两个区域组成。

如果我们考察中华民国宪法的修正案（序言、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十一条）以及《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和第二条），马英九的解读并没有错。

李登辉政府于1991年5月修改宪法，增设了区分“自由地区”和“大陆地区”的条款。这里的“自由地区”指的是台湾。此外，李政府还决定制定一部法律，处理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法》。宪法修正案和《两岸关系法》都提到了“国家统一”。法律对“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人民”和“大陆地区人民”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例如，“台湾地区”指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辖的其他地区。“大陆地区”指中华民国在台湾地区以外的领土。

尽管国民党将中国定义为中华民国，民进党并不承认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解读，并将国民党版本的九二共识等同于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民进党认为，1992年台湾与大陆之间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马英九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阐释也遭到民进党的强烈反对。

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角度来看，民进党的理解毫无根据。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指出，“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表达了一个中国原则，规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而后者则是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也认为二者不同，“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产物。

如果民进党想要驳斥“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的法理基础，就必须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关系法》。正如前文所述，宪法和《两岸关系法》将大陆和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一个中国）的两个区域，并未排除“国家统一”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何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多次试图修改宪法和《两岸关系法》。例如，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2月，陈亭妃、蔡适应、陈欧珀等民进党立委提交了修宪提案。他们建议从宪法增修条文中删除“国家统一”一词，并修改宪法第四条中关于国家领土和现有国界的定义。

民进党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修宪门槛很高。修宪提案必须先获得立法院会议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通过，且出席会议的议员人数必须至少达到全体立法院议员的四分之三。满足这些条件后，提案将由台湾选民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赞成票数必须超过选民总数的一半（宪法增修条文第十二条）。

鉴于较高的投票门槛，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目前很难成功修宪。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有关两岸关系的宪法条文和法律条文问题上，态度与民进党截然不同。国民党认为，此举极有可能改变台海现状，使台湾遭受来自大陆的军事攻击。因此，国民党倾向维持现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寻求与大陆谈判。

民进党、国民党及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两岸关系以及中华民国宪法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除非主要政党能对大陆的政策达成共识，除非台湾民众同意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否则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台湾社会内部对相关问题的政治分歧会长期存在。这些分歧并不会因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大陆的交流而消失。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的民调中，大多数（超过半数）台湾民众自90年代以来仍然不支持统一(偏向统一和尽快统一)，也不认为独立可行（偏向独立和尽快独立）。相反，多数台湾民众倾向永远维持现状或维持现状以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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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飞雪

张雪峰是去年最有争议性的大网红，他是中国全民焦虑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人物，也是这个流量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他身上有太多中产阶层挣扎的痕迹，被众号写作者维舟称为“卷王”是有道理的。

以俞敏洪、张朝阳的第一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者退场之后，接手的是张雪峰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结果是，主打网络民粹主义的张雪峰也走不下去了。

张在跑步机上心梗过世是有隐喻的，在以权力主导的中国社会，所有人，哪怕是成功人士，你也必须马不停蹄地奔跑，致死方休。 而中国社会就是台由权力操控高速转动的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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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红书上看到张雪峰的一段视频，张雪峰用东北人特有夸张的神态与幽默诙谐语言辅导学生家长，“你家的孩子有向上管理的能力吗（会不会来事）吗？家里有社会资源支持孩子读博吗？”“如果都没有，我劝你孩子不要念医学专业”。

张雪峰的意思就是你普通人家的孩子只会读书，就不要与人竞争医生这个所谓的高薪职业跑道了。 这是个旧视频，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但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董小姐事件”，已经证明了张雪峰的英明洞见。

2023年6月，张雪峰在直播间回应“新闻学无用论争议”时，掏出一张Excel表格：“这是近三年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注意看底薪那一栏。”

这个行为艺术般的场景，完美呈现了新一代知识偶像的生存逻辑：用数据解构情怀，用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

他的语气不再鼓舞，而是劝退，甚至带有一点冷漠的斩钉截铁：“二本不读师范就别想进体制”、“读错专业等于浪费四年”——他的人设不再是举火把照亮人心的老师，而是举着“施工告示牌”的现实调度员。

张雪峰的走红，像一面照妖镜，映出这代年轻人的集体焦虑——学历不再是敲门砖，而成了入场券，还是张未必能兑换的券。

十年前，“考上好大学=好工作”的逻辑尚且成立，如今却成了“名校毕业=有资格竞争月薪6000的岗位”。2024年，超过一半的应届生愿意接受低薪“先上岸”，六成毕业生挤向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这不是年轻人“躺平”，而是现实逼出的生存策略，当努力未必能改变命运，至少得先找个不会轻易沉没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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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他多高明，而是他精准踩中了年轻人的痛点——我不知道该往哪走，但至少他告诉我先迈哪条腿。 他的建议未必正确，甚至被批功利，但对迷茫的年轻人来说，错误的答案也比没有答案强。

当社会不再提供清晰的上升路径，张雪峰至少给出了一套可执行的方案：能考研就考研，能考编就考编，别管喜不喜欢，先活下来。

这种“工具理性”看似冰冷，却是这代人的无奈选择——理想太远，先顾眼前。

张雪峰的争议，本质上是两套价值观的冲突：老一辈相信努力就能成功，年轻人面对的却是努力也未必有出路。 当高学历不再保证体面生活，当拼搏可能换来裁员通知，年轻人只能调整策略：不求逆天改命，但求少掉坑里。张雪峰的火爆，不过是这种集体心态的投射。

从正装站台到睡衣连麦，从千人讲座到弹幕狂欢，知识的仪式感被彻底消解。在B站，“张雪峰切片”中点赞最高的往往是他爆X口或翻白眼的“人设崩坏”瞬间——观众通过娱乐性消费完成对权威的最后祛魅。

在文化社会学视野中，偶像更迭并非仅是名人更替，而是深层认知结构的迁移。

从俞敏洪、张朝阳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者的离场，到张雪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受欢迎，中国社会另一种“超真实”倾向清晰可见：青年们渴望的不再是虚构的奋斗神话，而是赤裸的生存算法； 他们不再相信“格局决定结局”，更相信“专业决定月薪”。

这种冷峻，并非无知，而是一种高度清醒的犬儒策略：在理想被系统性剥夺后，理性就是最后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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