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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雪时评】华人右倾,还是新西兰太左?

2023年新西兰大选前夕,专门追踪华裔选民动向的Trace Research机构发布了一份民调。数字呈一边倒的状态,在参与调查的华裔新西兰人中,高达75.1%表示将投票给国家党,工党仅获8.2%的支持,行动党拿到14%。右翼政党的合计支持率接近九成。

这组数据若放在英语世界的背景下审视,会显得格外刺眼。皮尤研究中心2022至2023年的调查显示,华裔美国登记选民中有56%倾向民主党,认同共和党的只有39%。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的调查更为悬殊:64%的华裔澳人表示将投票给工党,只有27%支持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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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群体,落入不同的英语国家,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面貌。这是为什么?

惯常的解释是华人天生保守,重商轻政,传统文化倾向秩序,所以偏右。但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它无法回答,为何同样保守的华人,在美国大多投给民主党,在澳洲大多投给工党,偏偏到了新西兰才一面倒地拥抱右翼?

本文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解读框架。新西兰华人并没有真的变得更右。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落入了一个坐标系错位的陷阱,当你把一个人放进一把向左偏移的尺子里量,读出来的数字自然偏右。


01  英语世界的政治坐标并不统一

理解新西兰华人政治倾向的关键,在于理解新西兰这个国家本身的政治坐标系,天然比其他英语国家更靠左。这是可以量化的现实。

在西方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教堂山专家调查」(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中,新西兰工党被标定为中左政党,新西兰绿党则被视为较为激进的左翼。 英语世界内部,「左」「右」并非统一的尺度。

以下这个比较,是本文认为最具分析价值的核心观察: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光谱定位
美国民主党澳洲工党新西兰工党中左 / 进步自由主义
美国共和党澳洲自由党新西兰国家党中右 / 保守务实主义
——新西兰绿党左翼 / 生态社会主义

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民主党、澳洲工党、新西兰工党,在名字和旗帜上都属于「左翼」,但其政策实质上落在相近的中左区间。而在全球坐标上,新西兰整体的政治原点,比其他英语国家更靠左。

新西兰的「右翼」国家党,在许多核心政策立场上,比美国民主党更接近左侧。国家党不曾主张废除公立医疗,不曾推动美国式的枪支开放,也不挑战工会的基本权利。甚至有论者认为,中右的新西兰国家党在政策光谱上比美国民主党更左,尽管这个比较本身带有争议性,但它精确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各国政治的「起点」并不在同一位置。

左移的结构性证据:两个历史时刻

1985年,大卫·朗格(David Lange)领导的工党政府宣布新西兰为无核区,拒绝美国核动力或核武装舰船进入新西兰港口。这一决定直接导致美国暂停了对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军事义务,新西兰为此付出了地缘政治代价,但这一政策延续至今,成为两党共识,深入国民意识。

2003年,当美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新西兰是极少数拒绝派遣战斗部队的西方盟国之一。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在内的盟友都参战,新西兰选择站在另一边。这在五眼联盟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

这两个历史时刻共同说明了新西兰政治文化中有一种深层的独立性与进步性,使得整个政治光谱比澳大利亚、加拿大更偏向左侧。

这个结构性差异,才是解释「新西兰华人右倾」现象的第一层钥匙。同样一个中左倾向的华人移民,在美国可能投给民主党,在新西兰则可能落在国家党的支持者阵营里,因为在新西兰的坐标系中,国家党才是那个「务实中间」的位置。


02  华人移民的政治本色

要理解坐标系错位如何发生,需要先还原华人移民群体本身的政治底色。

华人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技术移民和商人阶层,其政治底色并非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务实主义。他们重视稳定、秩序、教育投入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支持适度的政府服务,对过度的财富再分配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等同于反对政府干预本身。

如果将这种政治倾向放在西方政治光谱上定位,它大致落在中间偏左的区域。既非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个人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强调个人努力、同时接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务实立场。

美澳的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在美国,华裔选民总体倾向民主党;在澳大利亚,华人选民甚至在2022年以集体转向的方式,惩罚了对华强硬的莫里森政府,让工党赢得关键边缘选区。

这些跨国数据表明,华人移民并不天然是右派的盟友。他们是中左务实派,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坐标系中,只是找到了不同的「落点」。


03  将华人推向右翼的具体力量

坐标系的左移是结构性原因,但还不足以解释新西兰华人右倾程度之深。75%支持国家党这样的数字,还需要若干具体的推力来补充解释。

1) 经济利益与国家党的精准契合

新西兰华人移民的阶层构成,以中小商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他们开汽车旅馆、便利店、餐馆、进出口贸易公司,或在地产业活跃。这一阶层对税收政策极为敏感,对政府过度干预经营的抵触程度远高于受雇于大型机构的专业人士。

国家党主张低税率、减少监管、支持小企业,与华人商人阶层的切身利益高度契合。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认同,而是经济理性的直接投射。

2) 约翰·基时代的特殊遗产

在谈约翰·基之前,有必要先回望一段容易被遗忘的历史。

海伦·克拉克执政的九年(1999—2008年),工党与华人社区的关系,远比今日温暖。2002年,克拉克政府正式就新西兰历史上对华人征收的人头税公开道歉,在社区内引发了真实的情感共鸣。2008年4月,新西兰成为全球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这一外交成就对华人商界同样意义重大。那个年代,不少华人移民将工党视为相对自然的政治归宿。

这段历史恰恰是本文核心论点最有力的佐证。华人的投票取,并不来自母国固定的文化基因,它随政党作为、政治生态与移民处境的变化而移动。约翰·基的出现,不过是将这把尺子重新校准了一次。

约翰·基(John Key)总理任期(2008—2016年),从情感与利益两个维度,为国家党与华人社区建立了深厚的纽带。在他执政的八年间,双边贸易翻了一倍有余,新西兰对华出口增长了四倍,中国超越澳大利亚成为新西兰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2014年,两国关系被提升为「综合战略伙伴关系」。

对新西兰华人社区而言,国家党执政期间的中新经济红利,诸如中国国际留学生潮、中国游客、农产品出口、地产投资都在持续扩大。国家党对华务实的形象标签,在华人社区中延续至今,成为情感上难以撼动的政治遗产。

3) 疫情后的治安焦虑

疫情之后,新西兰的社会治安问题急剧恶化,成为2023年大选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根据新西兰警察数据,月均案件数从疫情前的不足23,000起,攀升至2023年3月峰值的约35,000起,增幅约66%。

新西兰司法部的调查数据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亚裔居民感到不安全的比例,从2018年的11%飙升至2023年的22%,增幅在所有族裔中最为显著。

(数据来源:新西兰警察局《受害时间与地点》数据库;新西兰司法部《新西兰犯罪与受害者调查》2024年版。)

对华人移民而言,治安问题有着格外真实的切肤之痛。华人开设的小商品店、便利店、外卖餐馆,都是盗窃和暴力劫案的高发目标。这些商户通常是家庭经营,没有大企业的安保力量,没有深厚的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依赖。

工党执政期间(2017—2023年),在刑事司法改革方向上强调减少监禁、转向康复治疗,这与华人社区在治安问题上的直觉期待,发生了明显错位。国家党「法律与秩序」的竞选主轴,对这个群体的吸引力是发自内心的。

4) 毛利议题的结构性旁观

新西兰工党与毛利人权益议题长期深度捆绑。《怀唐伊条约》赔偿与和解、共同治理框架、毛利语振兴、地名去殖民化等政策,都是工党执政议程的核心部分。这些政策的历史正当性是清晰的,这是对殖民时代系统性不公的结构性修复,是新西兰政治的道德义务。

但对于华人移民而言,这一议程在政策设计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处境。他们既不是历史上的殖民者,也不在政策照顾的受益者名单上。这种「两不靠」的处境,并非出于华人社区对毛利权益的敌意,而是一种在政策分配逻辑中的结构性缺席感。

这种感受未必对应实际资源分配结果,但政治行为往往首先由感知塑造。

国家党在历史上对毛利权益议题持相对保守立场,其「一个新西兰」的叙事框架,至少在修辞上给了华人一种「被平等包含」的感受,尽管这种感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建构。需要强调的是,华人与毛利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总体和谐,华人社区中也有许多人真诚支持历史和解进程。


04  比较视野:其他国家为何不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还需要解释为何美澳加的华人,面对类似的保守倾向,却没有出现同等程度的右倾?换言之,是什么力量在其他国家抵消了这种趋势?

1)美国:被亚裔仇恨重塑的政治认同

在美国,华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曾在1992年高达55%(全体亚裔),此后持续下滑。一个关键的「拉左」力量,是反亚裔仇恨议题的政治化。

特朗普时代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亚裔在美国街头遭受的袭击事件显著上升。民主党在应对反亚裔歧视上的积极立场,使部分本来对共和党持开放态度的华裔选民转向。在新西兰,这种身份政治的拉力要弱得多。

2)澳大利亚:被地缘政治重塑的投票逻辑

澳大利亚的案例尤为具有启发性。华裔澳人在历史上曾是自由党(右翼)的稳定支持者,理由与新西兰华人支持国家党高度相似,比如注重经济管理、商业友好、家庭价值观等等。但2019—2022年莫里森政府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及部分自由党政客对华裔澳人是否「忠诚」的公开质疑,引发了强烈的社区反弹。

2022年大选,自由党在华裔聚居选区的选票崩塌,摆动幅度几乎是其他选区的两倍,直接导致工党赢得关键边缘席位。2025年的调查显示,华裔澳人继续以64%的比例支持工党。

数据来源: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调查,样本量3,000人;罗伊摩根调查公司2025年数据。

这给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反面教材。如果国家党或行动党在对华议题上采取莫里森式的强硬立场,或公开质疑华人社区的忠诚度,新西兰华人的投票格局恐怕会迅速重组。目前的75%,部分建立在国家党对华相对务实的形象之上。这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平衡。

3)加拿大:自由党的长期深耕

加拿大的情况较为不同。自由党长期实施积极的多元文化政策,在华人移民聚集的大温哥华地区和多伦多市郊,投入了大量中文社区经营资源,建立了多代人的政治情感纽带。

相比之下,新西兰工党对华人社区的主动经营,历史上远不如国家党积极。在政党经营上的先发优势,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加拿大华人对自由党的支持更为稳定。

4)四国华人选民政治倾向比较

国家倾向政党支持率关键影响因素
新西兰国家党/行动党~75–89%政治坐标整体偏左·疫情治安焦虑·国家党对华务实形象
澳大利亚工党~64%莫里森政府反华言论引发强烈社区反弹·地缘政治身份认同
美国民主党~56%反亚裔仇恨议题政治化·身份政治动员
加拿大自由党多数自由党数十年华人社区深耕·多元文化政策基础

05  坐标系修正

梳理至此,可以尝试给出一个更清醒的判断。

新西兰华人支持国家党,其主要原因更可能不一定是在意识形态上认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在新西兰向左偏移的政治坐标系中,国家党恰好站在最接近他们务实诉求的位置,经济管理稳健、对华关系务实、法律秩序可靠。

事实上,如果把新西兰国家党放在国际坐标上审视,它是一个温和的中右政党,远不及美国共和党、澳大利亚部分自由党议员那样的意识形态右翼。新西兰华人选择的,是一个「相对右」的务实政党,而非一种意识形态立场。

这与美国部分华人拥抱特朗普式民粹保守主义,在性质上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更接近真实右转的政治运动;而新西兰华人的「右倾」,更接近于坐标系偏移造成的视觉错位。当然,这种区分也并非绝对。随着居住时间增长,部分华人的价值观确实会发生真实的转变,真实的右转与表观的坐标错位,在现实中是交织在一起的。

有一个现象,或许是理解这一切的最好注脚。在新西兰长大的华裔第二代,与父辈之间,正在形成一道安静的政治裂缝。

他们接受的是新西兰的主流教育,他们的朋友圈是多元族裔的,他们对毛利文化和《怀唐伊条约》的理解来自学校教室而非父母的饭桌。他们关心气候变化,对多元包容有更高的内在认同。他们中的很多人,政治倾向正在向新西兰主流中左方向靠拢。

第二代的这种转变,是理解第一代选择的最好对照。如果华人的右倾真的是文化基因决定的,第二代应该继承这一倾向。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说明第一代移民的政治选择,关乎的是移民处境、经济利益与政治坐标系的特定组合,而非某种固定的文化编码。

坐标系的错位,可以解释过去。未来的政治选择,还需要华人社区自己书写。

——飞雪札记  2026年


数据附注

新西兰华人投票数据

Trace Research历届调查(世界电视·Trace华裔选民民调):2017年约71%支持国家党;2020年62%;2023年75.1%,工党8.2%,行动党14%。样本量约1,000—1,400人,主要通过微信等中文平台招募。

美国华裔选民数据

皮尤研究中心2022—2023年调查:华裔美国登记选民56%倾向民主党,39%倾向共和党,样本量7,006名亚裔成年人。2024年大选中,53%华裔选民支持哈里斯,39%支持特朗普(MyAsianVoice数据)。

澳大利亚华裔选民数据

悉尼科技大学2025年调查:3,000名受访者中64%表示将投票给工党,27%支持自由-国家联盟。罗伊摩根调查公司数据亦显示华裔出生澳人对工党的支持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0—20个百分点。

新西兰治安数据

新西兰警察局受害数据:月均案件数从2019年底不足23,000起,攀升至2023年3月峰值约35,000起,增幅约66%。新西兰司法部《犯罪与受害者调查》2024年版:亚裔感到不安全比例2018至2023年间从11%升至22%,为各族裔中增幅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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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木匠帕内尔先生最早提出8小时工作制,但新西兰劳动节却不是“五一“

五月一日,是大陆华人熟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它的英文是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准确的中文翻译应是“国际劳工节”。国际劳工节诞生于1889年,为的是纪念历史上劳工们为了争取权益、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罢工与抗争。

为什么是五月一日,因为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约35万人举行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一个新西兰人,他的名字叫塞缪尔·帕内尔(Samuel Parnell),八小时工作制的理念最早是这名惠灵顿木匠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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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帕内尔(Samuel Parnell)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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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也有劳动节,但不是五月一日,而是每年10月份的第四个星期一。

今天就来说说塞缪尔·帕内尔先生同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节的故事,也讲讲新西兰历史上八小时工作制如何从个人诉求到成为社会共识、行业惯例,再成为国家法律,并对新西兰同美国八小时工作制从诉求到立法的不同路径做个比较。


Samuel Parnell 先生原本是英国人,1810年2月19日出生于伦敦,长大后在伦敦一间大型木工厂工作,成为一个木匠。当时伦敦的木匠每天工作12甚至14个小时,工资和工作条件都很差。帕内尔与工友们经常就工作时长展开讨论。

1839年9月,29岁的帕内尔与妻子结婚。婚后第11天,他们就乘坐“罗克斯堡公爵号(Duke of Roxburgh)”轮船前往新西兰,追求更好的生活。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4个多月,于1840年2月抵达新西兰,落脚在惠灵顿地区。

很快,就有一位商人看上帕内尔的木匠手艺,请他建一个仓库。帕内尔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每天只工作8小时。

帕内尔说,人每天有24小时,应该8小时用来工作、8小时用来休息、另外8小时属于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商人原本不愿答应这个条件,但由于当时新西兰技术工人短缺,木工难寻,只好接受了帕内尔的要求。

帕内尔赢得每天8小时工作的权利后,积极在当地社区倡导每天8小时工作理念。他经常到码头迎接从英国来的新移民,劝说他们不要接受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的工作。

由于帕内尔先生对劳工权益的积极倡导,在1840年的一个劳工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随后的一年里,8小时工作理念在新西兰得到进一步巩固,当时的修路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而罢工。

8小时工作理念后来成为现代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一。


可能是新西兰工人8小时工作的理念和实践漂洋过海,传到了北美。1866年:美国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正式提出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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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易。20年后,1886年5月1日,约30万芝加哥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886年5月3日,加哥政府出动警察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悍然向人群开枪,打死四人,受伤者无数。

这一事件事引起芝加哥劳工群体的激愤,5月4日,工会在乾草市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在场警察与示威者爆发冲突,有人向警察燃烧弹,警察则向群众开火。结果有一名警察被烧死、数名被烧伤;另有十多名劳工被警察开枪打死,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 “乾草市广场惨案”。

事后,警方逮捕了劳工领袖,以谋杀罪起诉八人,除一人被判入狱十五年、二人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余五人被判死刑。

描绘乾草市广场惨案的木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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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的1889年,为纪念这段壮烈的历史,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 (社会主义国际 /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 做出决定,将5月1日定为工人运动纪念日,要求各国的劳工共同努力,为八小时工作日而奋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5月1日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节日,目前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把五月一日当成法定节日。不过,美国和新西兰的劳动节都不在五月一日。


国际劳工节诞生的第二年,即1890年,新西兰人首次庆祝自己的劳动节。这一年的10月28日,惠灵顿市民组织了首届劳动节游行,并向8小时工作日的首位倡导者帕内尔先生致敬。

帕内尔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上,引领游行队伍前往当地的一个公园。在那里,人们向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还向他赠送了一份精美的纪念册,感谢、致敬这位“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之父(father of the eight-hour day movement)”

此时已经80高龄的Parnell 先生说:“我今天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五十年前奏响的琴弦如今已响彻全球。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亲眼见证八小时工作制被世人普遍认可,并成为世界各国的法律。”

这之后没多久,帕内尔因病于1890年12月17日去世。惠灵顿市民为他举行了公开葬礼。1890年12月20日,数千民众在军乐队的引领下,游行至惠灵顿公墓。工人们则轮流抬着帕内尔的棺材,一路送至公墓。

1899年,新西兰国会通过法案 – 《1899 年劳动节法案》(Labour Day Act 1899),将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定为劳动节,公共假日。自1910年起,劳动节的日期改为每年十月的第四个星期一。

虽然这不是一个二有关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但实质上是对八小时工作制的肯定。它是国家层面承认八小时工作制的一个重要节点。


新西兰与美国的八小时工作制立法

新西兰并不是通过一部明确的“八小时工作制”法律开始实施八小时工作制, 而是先实践、成为行业惯例,然后逐步制度化 。

除了上述的《1899 年劳动节法案》,1894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工业调解与仲裁法》;1908年,新西兰通过了《劳工部法》(Labour Department Act 1908)。这两部立法都让“八小时工作制”更加制度化。那时,八小时工作日在很多行业已经成为标准。

直到2000年,新西兰才有了八小时工作制立法。那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2000年雇佣关系法》(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00),这是对一个社会惯例做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落实。

反观美国,1938年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统执政时,就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FLSA) ,规定每周不超过40小时(约等于每天8小时),对于超过40小时的工作时间,雇主必须支付至少 1.5倍 的加班工资。

这一立法是美国劳工史上的里程碑,它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每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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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兰克林·罗斯福说,总统之职主要是一股道德领导力量。


八小时工作制的诞生,在新西兰和美国有着不同的路径。

在新西兰,八小时工作制不是从议会诞生的,而是从劳动工地开始的。

“八小时工作日之父”帕内尔并非通过暴力或大规模抗争推动改革,而是通过个人坚持和推广,达成社会共识,成为行业惯例,八小时工作日因而逐步建立,最终被被法律确认。

新西兰的劳动节,不在五月一日;不像美国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大规模罢工、对抗和流血冲突,它展示了另一种故事,一种温和的叙事,一种循序渐进的社会改良。


补充: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和每周48小时工作制立法

最后,顺便说一下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和每周48小时工作制。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政务院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的5月1日为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

直到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出台修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国工人才开始享受:“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这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大背景下,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双休日的诞生不仅改变了工作节奏,也重新塑造了城市生活方式——周末消费、旅游和服务业的兴起,都由此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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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少数族裔社区是防御外国干涉的第一道防线

2026年4月18日周六,新西兰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Ministry for Ethnic Communities)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对华人社区发表讲话,她重点阐述了外国干涉对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的危害以及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的应对措施。

Pratima Namasiv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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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并首先发表演讲的还有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General)Phil McKee,他介绍了NZSIS的使命和职责,重点讲解了新西兰国家安全面临的两大挑战– 恐怖主义、极端暴力和外国干涉。

新西兰警方全国族裔事务伙伴关系经理、有着警司(Superintendent)头衔的Rakesh Naidoo也出席了会议。

以上三人都是专程从惠灵顿飞到奥克兰参会,这是新西兰政府首次就国家安全和社区安全议题派出三个机构的代表同华人社区面对面交流。

这一活动是由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同奥克兰长者互助关爱协会、奥克兰东区华人协会和奥克兰多族裔文化艺术联盟联合举办。

左为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右为少数族裔社区部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 摄影:毛 芃


外国干涉比我们想得更严重

少数族裔社区部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是在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之后发表的演讲。她说:“正如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 刚才所言,外国干涉是真实存在的,外国干涉比我们想得更严重。”

以下是Pratima Namasivayam 的发言概要。

Namasivayam 强调要对外国干涉保持警惕,并说明了以下三条理由:

1)外国干涉威胁社会和谐

由于外国干涉是隐形的,它可能威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

外国干涉会破坏社区内部​​的信任,破坏社区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同时,它还能破坏不同社区之间的信任。更可怕的是,它能破坏新西兰不同社区与及公共机构之间的信任。

2)少数族裔社区是防御外国干涉的第一道防线

社区在反对外国干涉方面,可以发挥非常强大且重要的作用。

新西兰有110万少数族裔人口。对我们的一些社区来说,外国干涉是切实存在的。

作为社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互相支持,公开讨论外国干涉问题,让那些对外国干涉感到忧虑、恐惧的人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3)  外国干涉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

NZSIS 副局长Phil McKee 刚才谈到了国会新近对刑法的修订 – 《2025年打击外国干涉刑法修正案》 ((去年11月27日生效),这是通过立法来保护个人与社群。

我想强调的重点是,从事外国干涉后果严重,一旦触犯了相关法律、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入狱10年,最严重的可判监高达14年。这在新西兰的刑法中,这是非常长的刑期。

这说明在如何保护我们的社区免受外国干涉方面,立法者已经进行了相当严肃而深入的考虑,


少数族裔社区部在做什么

现在说说我们少数族裔社区部为了应对外国干涉正在做什么。

我们多年来一直与新西兰安全情报局、警方以及其他多个政府机构合作,我们主要做三件事:

1)、 加强政府对少数族裔社区如何遭受外国干涉的了解,包括其性质、普遍程度和影响。我们走进各个社区,与社区成员交流,特别是听取高风险社群的观点,了解外国干涉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并据此收集第一手信息资料。

2)、我们通过这些了解和调查、开发出相关工具包并提供相关举措,以增强社区的韧性,确保社区成员理解什么是外国干涉,并具备抵御这种干涉的能力。

我们为社区准备的这套社区组织工具包,旨在提供一站式服务,提升基层社会的防范意识与应对能力。工具包内容如下:

(Pratima Namasivayam 的PPT/幻灯片内容)

工具包内容包括:保护您的社区组织免受外国干涉、建立“敢于发声”的文化、管理礼品、资金和捐赠的关键做法等等。

3)、强化公共部门的能力。我们与其他公共部门的同事合作,提升公共部门的整体能力,使公共部门能够识别并有效应对影响少数族裔社区的外国干涉;在社区有需要时,能够比现在更有效地作出回应。


政府提供的资源

迄今为止,我们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已有15项相关文件帮助社区识别、防范和应对各种威胁。

如果访问政府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Ministry of Ethnic Communities)的网站,就会看到15份相关文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翻译成30种不同语言。

我们还与各类社区领袖开展了多项试点项目。此外,我们也会像今天这样走进社区,与不同群体进行广泛交流与互动,确保大家了解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

(Pratima Namasivayam 的PPT/幻灯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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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鼓励你们在社区内公开讨论外国干涉问题。如果有人感到害怕,欢迎同我们倾谈。

我真心认为社区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新西兰免受外国干预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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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森总理取消TVNZ每周定期节目采访,国家党投诉TVNZ记者 

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新西兰民众期待的是公平、平衡和准确的报道,不需要 “媒体炒作的肥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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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政治人物对媒体采访是相当配合的,特别是在大选年里。然而,新西兰总理、国家党领袖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4月24日周五做出惊人宣布,取消原本每周一次的TVNZ早间节目Breakfast采访;国家党还就TVNZ记者的行为提出投诉。

支持率一直萎靡不振的国家党领袖、一向以温和态度示人的卢克森为何对TVNZ摆出一副强硬姿态,不惜得罪堂堂新西兰国家电视台?

政治专家已经指出此举后果很严重 – 卢克森取消每周的TVNZ早间节目访谈,将会导致卢克森同部分选民疏远。

其实,卢克森总理并非要减少同媒体沟通,只是有选择地与不同的媒体平台沟通。例如,卢克森在新西兰电台(RNZ)的晨间报道中的露面、在NewstalkZB电台接受Mike Hosking主持的Breakfast节目的访谈都将继续。

据卢克森总理发言人的声明,卢克森从下个月起,将出现在三个独立的早间电视新闻节目里。

总理发言人十分清楚,“新西兰人获取新闻的渠道多种多样——广播、电视、播客和数字平台。“

对于电视台TVNZ的Breakfast节目的采访,卢克森总理也并非一概拒绝,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

昨天,4月28日本周二,卢克森在Newstalk ZB电台为自己的这一举动辩护。他告诉主持人迈克·霍斯金(Mike Hosking),他已经“调整”了自己与媒体互动的方式“,还称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相比,他“相当平易近人”。

卢克森接受NewstalkZB电台Mike Hosking的采访


Tova O’Brien难以招架?

卢克森总理为何要取消TVNZ早间节目Breakfast对他的每周一次的定时采访呢?一位政治学专家相信,这是因为他难以招架主持人托瓦·奥布莱恩(Tova O’Brien)的辛辣采访风格。

大约一个月前,前Newshub政治编辑 Tova O’Brien才被任命为TVNZ的Breakfast 节目的联合主持人。

Tova O’Brien在节目中采访卢克森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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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讲 Claire Robinson博士认为,卢克森总理在接受奥布莱恩早间节目采访时,出现了一些表达“失误”,而这些失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对卢克森造成不利影响。

例如,卢克森说自己的工作岗位是”CEO“,Tova O’Brien 立即纠正他,不对,”你的工作职务是总理(Your job is the Prime Minister)”。

卢克森说自己是”CEO“, 大概是因为他曾经在2013-2019年担任过新西兰航空公司的CEO。对这一段经历念念不忘。Tova O’Brien指出他的”总理“身份,也许是暗中批评他缺乏领导力。

卢克森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政治人物。他在2020年以国家党候选人身份赢得奥克兰Botanny选区席位,进入政坛。第二年,2021年,卢克森就接替担Judith Collins 担任任国家党领袖;2023年大选过后,他领导的国家党同行动党组成联合政府,他成为新西兰第42任总理。

不过,Robinson博士表示,卢克森取消TVNZ早间节目对他每周的定期采访,长期来看,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利影响,会让人觉得总理似乎不在乎这一部分观众,这一部分选民群体。

新西兰电视台(TVNZ)表示,卢克森也一直拒绝TVNZ周日早间的Q+Q节目的邀请。他上次接受主持人Jack Tami的采访还是在2024年12月。

其实,卢克森并不是第一位取消媒体采访的国家总理。前国家党总理John Key 在任职时间(2008-2016)里就取消了与新西兰广播电台 (RNZ) 晨间报道的定期采访。2021年,前工党政府总理 Jacinda Ardern(2017-2023))也曾取消她在NewstalkZB 电台与霍斯金的每周例行采访。

在新西兰公共讨论中,Newstalk ZB 给听众的观感是偏中右翼,保守派声音较强。作为中间偏左的工党政府领袖,阿登可能觉得Newstalk ZB 节目主持人过于咄咄逼人。

而卢克森总理取消在TVNZ的早间节目访谈,恐怕也是出类似原因。

TVNZ发言人对此表示:“我们的新闻团队致力于提供准确、公正、全面和深入的新闻报道。编辑独立性是这一切的根本,也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关键所在。而这其中一部分,就是让掌权者接受问责。“


投诉TVNZ记者不当行为

国家党上周向TVNZ投诉其在国会采访的新闻团队记者的“不当”行为,称TVNZ的记者在试图采访首席党鞭斯图尔特·史密斯的过程中违反了议会规则。

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Simeon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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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TVNZ的工作人员尾随史密斯进入一条走廊。然而,未经明确许可,媒体不得在此进行采访。

据称,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二晚些时候,当天卢克森召开重要会议,成功赢得团队对其领导地位的信任投票。然而,党鞭史密斯缺席了此次至关重要的党团会议。

西蒙·布朗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咄咄逼人”地敲了史密斯的办公室门几分钟,并向他施压,要求他接受采访。

不过,TVNZ否认了国家党的说法。

TVNZ发言人对此的回复是:“我们的记者像往常一样,代表公众提出问题。……我们期待斯图尔特·史密斯能够就其缺席党团会议一事作出解释。”

卢克森总理的发言人上周五表示:“新西兰民众希望媒体能够公平、平衡、准确地报道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们尊重媒体的角色,但媒体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至关重要。”

国家党竞选活动主席西蒙·布朗在X网站上发帖称,TVNZ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并且“明显违反”了议会关于媒体准入的规定。

“我们尊重媒体的角色,但媒体必须遵守标准,而这些标准至关重要,”他说道。

他表示,新西兰民众期待的是公平、平衡和准确的报道,而不是“媒体炒作的肥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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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王子现身基辅 喊话美国在停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特朗普说他不代表英国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国际目光多被中东局势牵扯,4 月 23 日,一位特殊人物突然现身基辅,这个人就是英国哈里王子,他坐夜班火车从波兰抵达基辅,全程保密,直到走下火车被拍到,外界才知道他来了。

4月23日当天,哈里王子于在基辅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展现领导角色,并指美国是确保乌克兰主权和国土得到尊重的保障之一。

乌克兰总理尤利娅·斯维里登科与哈里王子在基辅


呼吁美国领导人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

当地时间 4 月 23 日清晨 8 点,基辅中央火车站,哈里王子穿着 “不可征服基金会” 夹克,走下火车和迎接的人握手致意。

这是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哈里第三次访问乌克兰,第二次来基辅,前两次也都是行程结束才对外公布,核心原因就是安全。

这次访问为期两天,核心行程有三个:出席基辅安全论坛并演讲、看望乌克兰伤兵、探访扫雷慈善机构 “哈洛信托会”。

哈里王子在基辅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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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王子在会上呼吁美国领导人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并称这是美国“在全球安全中发挥的持久作用”。

他搬出 1994 年《布达佩斯备忘录》,说当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换了美英俄的安全承诺,现在美国该履行义务,发挥领导作用,这不是慈善,是美国的全球责任。

他表示,“美国在这件事中扮演著独特的角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实力,还因为当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时,美国是确保乌克兰主权和国土得到尊重的保障之一”。

哈里在发言中未直接点名特朗普,但相关内容被解读为对美国政策的呼吁。

他说世界绝不能习惯乌克兰战争,不能对战争带来的苦难麻木,直言这场战争没有赢家,继续打下去只会有更多伤亡,没有任何结果能证明人员伤亡合理。

他直接督促普京停止战争,谴责克里姆林宫的血腥策略,包括强行转移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

他特意强调自己不是以政治家身份发言,而是以军人、人道主义者和乌克兰朋友的立场讲话,这番表态,既划清了和英国王室的界限,又强化了个人发言的分量。


特殊的身份

哈里王子此行身份是萨塞克斯公爵,不是英国王室官方代表,毕竟他早就脱离王室,定居美国加州,不再承担王室公务。

但他的身份又很特殊 ——10 年英军服役经历,两度赴阿富汗,还是 “不可征服基金会” 创始人、“哈洛信托会” 赞助人。

网易4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说,哈里突访基辅的目的有三。其一是推人道主义事业,哈里的 “不可征服基金会” 专门帮受伤退伍军人康复,乌克兰有不少伤残军人参与项目,他来就是实地看看进展,给这些军人打气。

哈里王子访问乌克兰布查附近的一支哈洛信托会(Halo Trust)排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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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洛信托会” 是他母亲戴安娜王妃支持过的扫雷机构,乌克兰现在遍地地雷,他来探访,既是延续母亲的事业,也能提升自己的公益形象。

其次,哈里王子三次访问乌克兰,高调谈国际事务,能让他从 “脱离王室的王子” 转型成 “关注国际危机的人道主义者”,提升个人形象,获得西方舆论的好感。

第三个目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帮西方 “盯紧” 乌克兰。因为最近中东局势火热,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西方援乌的动力也在减弱。

哈里这次来,就是用个人影响力提醒西方,别忘记乌克兰,继续给乌提供支持,尤其是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帮乌克兰稳住局势。


西方舆论大多持肯定态度

哈里的表态,很快引发各方反应,不同立场的声音差异很大。

英媒、美媒觉得他说得对,强调不能忽视乌克兰的苦难,支持他呼吁西方继续援乌的立场,把他的访问塑造成 “人道主义关怀” 的典范。

乌克兰这边自然是欢迎,乌方官员和民众觉得哈里是 “真诚的朋友”,他的到来和表态,能给乌克兰带来更多国际关注和支持,也能鼓舞乌方士气。

俄罗斯这边没正式回应,但俄媒普遍批评哈里的言论 “不客观、带偏见”,觉得他是在西方反俄叙事下发言,没考虑俄罗斯的安全诉求,也没看到乌克兰方面的问题。

英国王室和政府态度很谨慎,王室没发表任何评论,保持一贯的中立,毕竟哈里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不用为他的言论负责。

对此,特朗普于23日在白宫受访时,先以轻松语气询问哈里与其妻子近况,“哈里王子?他最近怎么样?他的妻子呢?请代我向她问好。”

他随后强调,“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哈里王子不代表英国”,但同时表示“仍很感谢他的建议”。

当询及是否会在英国国事访问期间邀请哈里,特朗普未正面回应,但表示与查尔斯三世关系良好,并称对方为“很棒的人”,双方已联系且对会面抱持期待。

与此同时,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将于下周一启程前往美国,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将包括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出席国宴以及纪念911事件25周年活动,并将与特朗普及第一夫人马拉尼亚会面。

此次访问正值美英关系敏感时期,特别是在伊朗战事议题上,双方立场出现分歧。

(综合外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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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向华社发表重要讲话,他都讲了啥

2026年4月18日周六,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General)Phil McKee 在奥克兰东区Pakuranga社区中心向华人社区发表演讲,他介绍了NZSIS的使命和职责,重点讲解了新西兰国家安全面临的两大挑战 – 恐怖主义、极端暴力和外国干涉。

出席这场会议的除了NZNSIS二号人物、副局长Phil McKee之外,还有新西兰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Ministry for Ethnic Communities)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以及新西兰警方全国族裔事务伙伴关系经理、有着警司(Superintendent)头衔的Rakesh Naidoo。

他们三人都是专程从惠灵顿飞到奥克兰参会,这本身就意义重大。

新西兰情报安全局、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和新西兰警方分别派出三位重量级人物同时出席奥克兰华人社区会议,这是华人社区历史上头一遭。

这是新西兰政府首次就国家安全和社区安全议题同华人社区面对面交流。

这一活动是由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同奥克兰长者互助关爱协会、奥克兰东区华人协会和奥克兰多族裔文化艺术联盟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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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右为少数族裔社区部副首席执行官Pratima Namasivayam / 摄影:毛 芃


NZSIS 副局长Phil McKee 的发言

一、介绍NZ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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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SIS 副局长 Phil McKee 在发言 / 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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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情报安全局(NZSIS)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General)Phil McKee 在会议上对NZSIS的工作职能做了介绍。他说,作为情报安全部门,SIS的工作重心是国家安全,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行调查,搜集同国家安全相关的情报,以及从事安全防护性工作。具体内容包括:

  • 反间谍和反外国干涉;
  • 反恐和反对极端暴力;
  • 安全防护性工作,例如协助社区、政府及企业提升其防范威胁的能力;
  • 关注并致力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繁荣和韧性。

Phil McKee表示,NZSIS的工作不是谍报电影描绘的那样,“我们不是詹姆士·邦德(007)”。

他说,NZSIS是情报机构,不是执法机构,因而没有逮捕权。

他表示NZSIS的行为“受到严格监督”,如要动用法律赋予的高层级权限,必须先取得搜查令(warrant);而要取得搜查令,须得到政府部长签署批准;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签字。

新西兰情报安全局有一个监督机构,每项行动、每份搜查令,都由情报监察长(Inspector-General of Intelligence)审核。

Phil McKee 说,NZSIS 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不涉密的《新西兰威胁环境评估报告》, 该报告可以在NZSIS官网上查阅。

“这份报告帮助我们向社区说明情况,也帮助新西兰公众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威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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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暴力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

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 表示,NZSIS的职责之一,是应对暴力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terrorism)。

众所周知,新西兰曾遭遇过恐怖袭击。而新西兰目前所面临的安全环境非常复杂和严峻。

现在,新西兰全国性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是 “possible”(有可能发生)。这意味着现阶段新西兰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次遭遇恐袭的可能性比过去更高。


  • 出于宗教信仰动机型的暴力极端主义者
  • 具有强烈政治动机型的人士
  • 身份认同动机型的暴力极端主义

Phil McKee 指出,暴力极端主义风险有多种不同的威胁来源。例如,我们正面对所谓的“宗教动机型暴力极端主义者(faith-motivated violent extremists)“带来的威胁,这包括 ISIL(伊斯兰国)和 Al-Qaeda(基地组织)。

此外,极右翼势力 – 包括一些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或个人、即白人身份认同极端主义(white identity extremism)也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另一类威胁来自具有政治动机的人士。也就是那些反政府、反权威的人。这些人在疫情期间表现活跃。

(Phil McKee演讲PPT内容)

目前,新西兰最有可能出现的威胁类型,是所谓的”独狼式行为者“(lone actor)。一些极端人士、或是在网络上表现极端的人士,会设法避开执法机关或情报机构的视线,可能使用刀具、武器、车辆等手段发动袭击。这是当前新西兰最现实、最有可能发生的威胁。


Phil McKee说,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年轻人的暴力问题。目前看到的许多威胁个案的涉案者年龄都在25岁以下,有些甚至才十几岁,大多数是男性,而这是一种全球性趋势。

目前全球局势复杂,我们密切关注着加沙、伊朗和其他冲突,关注其对新西兰的影响。

眼下的社交媒体环境非常恶劣,充满仇恨和暴力言论,其中很多直接针对新西兰的特定社区与群体。一些年轻人可能因为互联网的影响而变得激进、最终诉诸暴力。

Phil McKee说,社区向NZSIS提供线索对识别威胁至关重要。

他说:“我们会认真对待所有举报,我们与警方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确保降低风险。

Phil McKee 还提醒大家在遭遇极端暴力事件时如何自我保护。

首先,尽快在安全许可的情况下离开现场;并藏匿起来,记住不要让手机发出声响;最后在确认识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打111电话报警。

(Phil McKee演讲PPT内容)


三、外国干涉每天都在发生

情报安全局副局长Phil McKee 在会议上强调说,“外国干涉在新西兰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每天都看到外国干涉在新西兰发生。“

他说:“当我们谈到外国干涉时,我们谈的是外国政治实体及其影响力。”

他接着说:“这些外国政治实体的代理人,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对象。”

新西兰安全情报局(NZSIS)将外国干涉定义为一个外国政治实体(通常通过代理人)意图以欺骗性、胁迫或是贪腐性手段来破坏、颠覆、影响我们的国家利益。

Phil McKee 特别强调了定义外国干涉手段的三个关键词:

• deceptive(欺骗性)
• coercive(胁迫性)
• corruptive(腐蚀性)

Phil McKee 明确说:”在新西兰,从事外国干涉活动的国家不止一个。“

他说,正常的外交活动、游说和不在NZSIS的关注范围。


Phil McKee 指出,外国干涉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 。

他说:”我们在新西兰最常见到的干涉形式,是社会层面的干涉(societal interference),其针对的正是那些同我们一起举办这类活动的群体。“

Phil McKee 通过PPT向与会者介绍外国政府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干涉行为,其中包括:

  • 试图控制和恐吓社区或社区组织/团体;
  • 外国政府对社区进行非法监视和监控,以威胁或恐吓民众;
  • 试图通过威胁或恐吓手段,阻止某些团体或社区公开分享他们与外国政府不同的观点或意见;
  • 试图阻止在新西兰举办的一些活动,从而限制人们表达被外国政府所反对的观点和信仰;
  • 向新西兰社区施加来自外国政府的威胁,试图改变选举和其他民主程序的运作方式。

Phil McKee 表示: 跨国镇压在多个领域出现。例如,我们看到对新西兰社区的监视行为。这类监视通常是为了向某个国家汇报信息,信息涉及的是异议人士,或是那些违背该国政府意图的人士。

我们也看到骚扰行为,某些骚扰甚至接近肢体威胁,目的是阻止某些人表达观点,阻止其行使言论自由等权利。我们还看到针对相关人士家属的骚扰。

有时,这种打压会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比如阻止某人获得回祖籍国旅行的签证申请,或是阻止其从祖籍国返回。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以胁迫手段强制将某些人遣返。这通常是指其他国家的人员 — 无论是执法机关人员还是类似执法机构的人员 — 来到新西兰,试图强迫某人返回其祖籍国。i

在某些案例中,我们甚至看到来自外国的国家力量针对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人士实施肢体暴力。

这些代表外国政府所实施的行为,在新西兰是不可接受的。

这些行为违背了新西兰所珍视的自由价值、违背了新西兰的言论自由。有时候,这种干涉是试图限制学术讨论;有时候,则是干预社区对于公共话题的讨论与参与。无论是哪一种,这在新西兰都是不可接受的。

NZSIS的职责,就是尽力识别这些行为,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去年(2025年),新西兰政府通过《犯罪法》(Crimes Act)框架下的新立法 ——《2025年打击外国干涉刑法修正案》,加强了打击外国干涉的法律力度。

这项立法赋予了我们的警察同事更大的权力,来应对外国干涉的所带来的威胁。

也就是说,当某人被发现为外国政府效力时,无论是从事刚才提到的某些跨国颠覆行为,还是更广泛的外国干涉活动,根据新通过的《2025年打击外国干涉刑法修正案》,都可能会因涉及外国干涉相关的罪行而被起诉。

通过立法手段将外国干涉明确视为刑事犯罪,这对新西兰降低国家安全风险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Phil McKee演讲PPT内容)


Phil McKee 在讲话结束前,强调了新西兰情报安全局同华人社区合作的重要性,他呼吁社区成员如果看到任何可疑情况,都请向NZSIS 举报。

他说:“新西兰情报安全局与新西兰警方与以及政府少数族裔社区部都有密切合作,但我们也需要社区的帮助。无论是有关恐怖主义还是外国干涉,只要看到任何可疑情况,都请向我们举报。”

“如果是遇到暴力极端主义、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请立即拨打电话111报警;如果对生命没有直接威胁,可通过105报警。”

他提醒大家可以通过 NZSIS 官网进行举报,举报时可署真名,也可以匿名。

Phil McKee 表示:”我们强烈鼓励大家向我们举报任何可疑情况,我们会保护所有信息来源,不会把相关信息或是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分享给外部机构。“

最后,他向与会者表示感谢,谢谢大家花时间来参加这个会议 。


(4月18日会场 / 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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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人:为何中国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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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我看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希望,晋升通道没有,赚钱的途径匮乏,没有了买房的意愿和能力。

二、买房的重要群体集体躺平和出逃。

1)国内政治环境险恶,任何有关联的领导出事都可能涉及到老板或者高管,而这些人才是高端房产的主要购买群体。如果他们卖出资产出逃,只会加快房价下跌。

2)大面积的以反腐败之名对官僚阶层的清洗导致人人自危。官员阶层本身是讲究体面的阶层,原本也是高端房的主要买家。 但在当下人心惶惶的环境下谁还有心情买房?而每年几十万官员出事,一旦要求退赃,很多情况下他们会不计代价的抛售房产退赃;这在客观上形成对房市的砸盘。

三、过去二十年中国房产涨幅过大,泡沫严重。以北京为例,过去二十年很多房子涨幅达到近乎二十倍。房地产真正升值的部分应该是土地价值,而房子本身只会越住越旧,越来越贬值。但是在中国,房产没有土地所有权,凭啥涨那么多?按潘石屹的说法,中国房价暴涨其实就是庞氏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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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近日网络流传的有关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何萧条的帖子)

第一,人口萎缩,绝大部分地区的房子不会有人接盘,价格不可能止跌。

第二,房地产质量差,未来不但不值钱还要掏钱修,尤其是高层住宅,这就会形成“流动性陷阱”,持续吞噬居民现金流。

第三,目前最有消费力的年富力强的70后,子女赶上就业难,普遍的裁员降薪,高校毕业生薪资已回到10年前,70后子女啃老非常多,5-10年后70后的子女有可能面临中年危机,孩子前途不确定,70后不敢消费,甚至还要用退休金和积蓄不断补贴子女。

第四,老龄化速度太快,人口基数又大,政府已经没有财力和时间应对。庞大的70后群体70岁的时候也就是2040年,医疗护理费用会大幅增加,而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可能会出现养老金危机,绝大部分省份的养老金结余可能会在2035年前耗尽。

第五,地方政府债务缠身,隐性显性的债务余额可能与GDP持平,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日趋窘迫,非核心城市公共服务质量会大幅下降,例如失业金可能拖欠,医保报销可能会拖欠,教师医生的工资可能会拖欠……这必将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运作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加税加费,压力会转移到居民家庭。

第六,由于严格的外汇管制,中国没有“渡边太太”群体,绝大多数人无法通过海外投资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总之,随着老龄化加深,中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只会持续恶化,主要标志就是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普遍的消费降级。

中国毫无疑问会走日本的路,但未富先老、未富先债的中国一定会比日本惨。如果中国社会再有内外部大折腾,结局只会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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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先生随笔】此刻我正在日本,东京远郊

此刻我正在日本,东京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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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去近三十年第四次来日本。 最有标志性的日本拉面价格终于突破1000日元一碗,1300左右。 当年一美元兑80日元,如今160。 以美元计价,曾经平均收入超过美国一万美元的日本人如今只有美国的40%。

日本城市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老旧一些。 这次看到一点微小进步,通勤火车改进不少,终于有一点新房子建起来。外国人到处都是,连郊区也能看到,不要说京都、东京更是云集。 第一次来日本对物价之高震惊变成现在对物价之低的享受。

因家庭成员流感脱水去日本医院紧急输水,也见识了日本医疗状况。收费大约是美国十分之一。但设施陈旧,到处脏兮兮,与美国医疗设施基本上五星酒店级差距巨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

1990年来日本,眼前全是靓丽的高楼和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现在的游客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一模一样,只是陈旧罢了。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 大概中国2050、2060年也还会是目前的样子, 想不出来有更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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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崩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

1990年,日本站在经济繁荣的顶峰,像一个相信自己会永远向上的国家。

东京银座的一小块土地,每平方米价格高达一百万美元。有人甚至算过一道著名的题:仅东京都的地价总值,理论上足以买下整个美国加州。今天回看,这样的说法近乎荒诞。但在当时,它不但没有被当作笑话,反而被许多人视作时代实力的证明。

一个社会一旦走进那种氛围里,很多看起来离谱的事,都会慢慢变得合理。房价上涨,不只是市场现象,而成了一种全民情绪。土地升值,也不再只是资产变动,而像一种不证自明的信仰。许多人相信,土地是唯一不会贬值的东西,买房是人生中最稳妥的决定,买买买,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也对家庭负责。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这个神话就开始崩塌。

更准确地说,它像一堵早已出现裂缝的墙,先从内部松动,再在漫长岁月里一点点剥落。最先失去的是价格,然后是信心。最终被改写的是普通人的人生秩序。

这是一个关于资产泡沫的故事,一个关于时代心理的故事。日本如何跌入「失去的三十年」,一个社会如何在繁荣中集体相信某种东西,又如何在神话破裂之后,慢慢学会接受另一个现实。在这不确定的当下,值得拿岀来说道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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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世的底色:泡沫是怎么吹起来的

要理解1991年的崩塌,必须先回到1985年。

那一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协议的核心,是推动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压力。此后三年,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升至120,几乎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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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年前:日本房地产泡沫兴衰史

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签订“广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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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大幅升值,对日本出口产业形成了明显打击。制造业承压,增长放缓,市场信心开始动摇。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风险,日本央行从1986年开始连续降息,将基准利率一路压低到2.5%的历史低位。

问题就出在这里。

当利率足够低,钱就会变得异常廉价;而当一个社会同时又笃信某类资产「只涨不跌」,大量资金就很难老老实实流向那些回报慢、周期长、见效不确定的实体部门。与其辛苦扩建工厂、研发产品,不如直接买土地、等升值、再抵押、再借钱、再买更多土地。这个过程更快、更直观,也更能制造财富神话。

银行也愿意参与其中。因为在那个年代,土地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抵押品。只要有地,就意味着有信用;只要地价继续涨,风险就像被自动抵消了一样。于是,企业拿地融资,个人按揭买房,开发商继续高价拿地,银行继续放贷,资产价格继续上升。价格上涨强化信心,信心带来更多资金,更多资金再推动价格——整个系统就这样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

国际资本同样嗅到了机会。日元升值意味着持有日元资产本身就有汇率收益,热钱快速流入,又进一步推高了股票和土地价格。那几年,日本资产市场仿佛变成一台永动机。不需要太多解释,只要身处其中,就会被不断上涨的数字说服。

1985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至334,三年内几乎翻了两倍。到1990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神户六大城市地价较1985年上涨约90%。整个日本房地产总市值,甚至一度被估算为美国的五倍。

在那样的气氛里,泡沫并不以「泡沫」的面貌出现。它总是先以繁荣、机会、安全感和共识的样子出现。它反射出的是人们最想相信的东西。努力有回报,早买总没错,资产会替你守住未来。

也正因如此,当社会上的人们开始普遍相信,这种房价快速上涨本身就是常态时,狼来了。


二、房子如何从「最稳的资产」变成长期负担

所有宏观叙事,最终都会落到普通家庭的饭桌、账单和睡眠里。

在日本泡沫最热的那些年,很多家庭买房,是因为恐惧超过了人性中的贪念。因为他们害怕再不买,以后就永远买不起了。害怕今天不进入市场,明天会被彻底甩下。也害怕在一个人人都在讨论买房、换房、地价上涨的环境里,自己成了那个「没跟上时代的人」。

于是,买房成了一场对未来人生位阶的押注。月供高一点没关系,生活紧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房价继续上涨,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有很多人在做投机,但是更多的人是在用尽全力追赶那个看似不会停止上升的时代。

1991年之后,房价开始下跌。

起初,大多数人并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把这看作一次短期调整,甚至把下跌理解为「又一次入场机会」。但市场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反弹,反而开始进入一种漫长、缓慢、却几乎没有尽头的下行通道。

真正让普通家庭感到窒息的,除了账面亏损这个概念本身,还有在现实生活中那种越来越明显的不匹配感。房子的市值在缩水,债务却仍然要按原计划偿还。资产在跌,人生却不能暂停。你以为自己握着的是未来,最后却发现那更像一副无法轻易卸下的担子。

当房子从「安全感来源」变成「财务压力核心」,一个家庭的很多决定都会被连锁改写。有人因此不敢辞职,不敢换城市,不敢创业,也不敢轻易生育。原本用于改善生活的收入,被锁进长期偿债。原本应当属于未来的时间,被用来填补过去高位买入留下的窟窿。

这也是房地产下行真正残酷的地方。它伤害的是人的行动能力。它会让一个社会中大量原本有活力、有计划、有向上意愿的人,突然开始变得保守、防御、迟疑。他们正常的发财欲望,逐渐被债务和不确定性驯化了。


三、一次性暴跌也就罢了,但这回是「慢慢跌很多年」

很多人以为,泡沫破裂意味着一夜之间的崩盘,像股灾那样迅速、剧烈、血流成河。但日本的真实教训,其实比这种想象更残酷。

它是急性崩塌之外的慢性失血。

1991年之后,日本地价开始下跌,但绝大多数年份的跌幅并不夸张,通常在5%以内。正因为跌得不算太急,很多人反而没那么容易警觉。每一年看起来都像还能承受,每一年都像只是「暂时还没见底」,每一年都有人相信,下一年也许就会好起来。

这种「还没到最坏」的感觉,殊为致命。它让人迟迟不愿承认趋势已经反转,也让市场参与者不断在希望里停留,在等待里消耗。

根据日本统计局数据:1992年至2015年,六大主要城市住宅用地价格累计跌幅达到65%;全国平均跌幅53%;商业用地跌幅更高达70%,几乎回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水平。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跨越几十年、持续侵蚀财富与信心的深层调整。

折磨人的「抄底幻觉」。市场每隔几年都会释放一些短暂的积极信号。比如价格跌幅收窄了,成交略有回暖了,政策似乎发力了,一部分核心区域开始企稳了……这些信号总会吸引一批人重新燃起希望,认为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但接下来,现实又会把这种希望重新压回去。

于是,很多人的伤口在一次次「看见转机—投入信心—再次失望」的循环中不断加深。比起一次痛快的崩盘,这种反复更耗损社会心理。它让人逐渐失去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判断力、耐心,以及对未来的基本想象。


四、银行、企业与家庭,是如何一起陷入衰退的

房地产泡沫崩塌之后,受到冲击的不单单是购房者。

日本银行系统很快暴露出巨大的坏账问题。过去那些以高估值土地作为抵押品发放的贷款,在资产价格持续下跌后迅速恶化。1992年至2003年间,日本共有180家金融机构相继破产。银行为了自保,开始收紧信贷。而一旦银行谨慎起来,整个经济循环就会迅速冷下去。

企业借不到钱,扩张计划被迫搁置,投资减少,招聘减少,裁员和停产开始增多。家庭看到就业预期转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消费变弱,又进一步打击企业盈利。房地产下行,就这样从资产市场问题,逐步演变为金融问题、企业问题、就业问题,最后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问题。

这正是经济学里常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表面上看,社会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增长不足。可更深一层看,是所有主体都在优先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银行想缩表,企业想降杠杆,家庭想还债。每个人都在做看似理性的自保动作,但当所有人同时这样做,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低温状态。没有谁敢大步往前,因为谁都不确定前方是否还有更深的坑。

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问题一旦进入系统层面,修复起来总是特别慢。它是从每时每刻的「房子跌一点」,顺着金融、就业、消费、预期一路传导,把整个社会拖进一种长期谨慎之中。


五、政府拼命救市,为什么还是没能让信心回来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并非毫无动作。

利率一降再降,最终逼近零。财政刺激不断加码,十年内累计增发逾四百万亿日元公债。公共工程密集上马,修桥、修路、整治河道,希望用扩张支出来对冲民间部门的低迷。

如果只看政策力度,日本当年并不算保守。很多今天听起来耳熟的工具,他们几乎都用过了。

问题在于,政策可以提供流动性,却未必能立刻重建信心。它可以让市场不至于瞬间失血而死,却很难让已经受过伤的家庭和企业重新恢复扩张冲动。

1991年,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为48%;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30%,远高于同期欧美主要经济体。债务越来越高,增长却始终没有真正回到曾经的轨道。

原因并不难理解。日本面对的,早已不是短期景气问题,更要命的是结构性困境。人口老龄化加速,适龄购房人口减少,城镇化接近尾声,社会预期持续转冷。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利率更低、政府花钱更多就自动逆转。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神话一旦破灭,之后最难修复的部分,就是预期与信心。一个曾经深信「持有房产就等于持有未来」的社会,一旦开始怀疑这套逻辑,后续所有政策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缺乏相信经济可持续繁荣的叙事。

1997年,日本为了整顿财政,提前上调消费税,直接刺破了刚显露出来的一点复苏迹象。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冲击叠加内部疲弱,日本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回头看,日本政策上的真正失误,在于它始终低估了一个关键核心问题的重要性。当一个社会同时遭遇债务压力、资产缩水、人口变化与信心坍塌时,复苏不会像经济教科书上那样来得那么符合理性与逻辑。人心叵测,不仅指个人,也是实指社会群体。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出现近30年的长期停滞。


六、失去的三十年,也是一代人的心理坐标

日本房地产泡沫留下的后果,还远远不止「房价跌了很多年」这么简单。

它改写了一整代日本人的风险偏好和生活想象。

2005年,社会学家三浦展出版《下流社会》,描述了一种泡沫破裂后的新现实。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放弃向上流动的欲望,转向低消费、低欲望、低预期的生活方式。表面看,这是自主选择。更深层看,这也是历史留下的后遗症。

他们看见过父辈如何把一生积蓄投入房产,又如何在漫长下跌中被套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资产,从「人生底盘」变成「长期压力源」。一代人最核心的安全感,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年轻人发现,努力未必自动对应回报,买房也未必自动通向稳定时,他们会重新评估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必须谨慎的。于是,消费收缩了,野心收缩了,预期也收缩了。很多变化并不会体现在某一年的统计数据里,但会慢慢沉淀进社会气质中。

空置率数据同样触目惊心。2008年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房屋空置率已达13.1%,农村地区更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空屋免费赠送,只求有人维护」的公告。一个曾经为了抢一套房而彻夜排队的社会,三十年后却要为没人接盘而发愁。

这就是资产神话崩塌后的冷意。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理所当然地相信「房子天然等于安全」。

更微妙的是,东京核心区域近年来又出现了新一轮上涨。有人把它视为复苏,也有人担心那只是新一轮泡沫的回声。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它总会在熟悉的地方发出回响。每当一个社会再次把某类资产当作唯一确定性的来源时,旧问题就可能换一种方式重新出现。


七、神话是怎么死的

日本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归咎于谁呢?。

广场协议带来的汇率压力,央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对土地抵押的过度迷信,企业和个人在财富效应中的羊群行为,以及媒体和专家不断强化的「土地不会跌」叙事,共同构成了那个年代的合力。

泡沫,起初它让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那不是真的。

当一个社会开始普遍接受同一套资产逻辑时,质疑者往往会显得格格不入。你如果提醒风险,会被视作悲观。你如果强调周期,会被认为不懂时代。你如果说价格不会永远上涨,别人只会拿过去几年的涨幅来教育你。

神话就是这样形成的。它在日复一日的新闻、谈资、成功故事、专家意见、家庭决策和市场数据中,被不断重复、不断强化,最后变成一种几乎无人怀疑的常识。

神话的死亡,也是从越来越多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真正相信它了。

他们嘴上也许还在说「会回来的」「再等等看」,可心里已经开始收缩支出、放弃计划、停止冒险。价格的下跌只是表层,信念的松动才是根部。一旦根部出问题,再多的刺激也只能托住表面,很难让一个时代重新回到原先的情绪里。


结束语

多年之后再看,日本失去的,除了增长速度与房地产价格,更是一种「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集体确定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东西一旦流失,修复起来往往比修复资产负债表更慢。

这或许是所有房地产泡沫留给后来者最值得警惕的教训。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总以为自己买的是房子。等到下行周期真正到来,才会发现自己买下的,往往还包括预期、信心、选择权,甚至是未来很多年的生活方式。

房子固然只是钢筋水泥。但它承载的是一个家庭对稳定的想象,与一代人对上升通道的理解。也是一个社会对繁荣是否能够持续的判断。

所以,日本泡沫破裂真正崩塌的,并不只是房地产的价格。

崩塌的其实是一整套关于财富、安全与未来的神话。


鹦鹉先生

此刻我正在日本,东京远郊。

这是过去近三十年第四次来日本。 最有标志性的日本拉面价格终于突破1000日元一碗,1300左右。 当年一美元兑80日元,如今160。 以美元计价,曾经平均收入超过美国一万美元的日本人如今只有美国的40%。

日本城市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老旧一些。 这次看到一点微小进步,通勤火车改进不少,终于有一点新房子建起来。外国人到处都是,连郊区也能看到,不要说京都、东京更是云集。 第一次来日本对物价之高震惊变成现在对物价之低的享受。

因家庭成员流感脱水去日本医院紧急输水,也见识了日本医疗状况。收费大约是美国十分之一。但设施陈旧,到处脏兮兮,与美国医疗设施基本上五星酒店级差距巨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差距。

1990年来日本,眼前全是靓丽的高楼和世界最好的基础设施。现在的游客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一模一样,只是陈旧罢了。几十年没有任何变化。 大概中国2050、2060年也还会是目前的样子, 想不出来有更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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