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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采访经历

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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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5年底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小D的父母亲


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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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必胜客:新西蘭一定要有唐人街吗?

作者:必胜客

在報端拜讀一篇長文,提及新西蘭與唐人街之種種歷史因由、現況及遠景。對新西蘭至今沒有唐人街的原因,除了歷史上白紐政策和主流排外的因素,作者忽略了兩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新西蘭華人人口遞增的變化以及華僑歷史的文化傳承。

必勝客認為,華人的人口遞增,在新西蘭華僑歷史上,一直沒有明顯的上升,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才跳躍式猛增,其後再隨著大陸移民的湧入,才達到當今這個人口規模。這導致唐人街缺乏出現與形成的根本條件。

唐人街,顧名思義,必得有唐人,而且是很多的唐人,才可以成行成市也成街。

《初使泰西記》中記有:“金山為各國貿易總匯之區,中國廣東人來此貿易者,不下數萬。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國人呼之為‘唐人街’。建立會館六處。”1887年,王詠霓在《歸國日記》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為太平洋貿易總匯之區,華人來此者六七萬人,租屋設肆,洋人呼為唐人街。”

在十九世紀,美國舊金山的華人就多達六七萬人,而當時的美國政府的排華政策正相當苛嚴。由於華人聚居的人口規模实在龐大,唐人街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必然的了。

新西蘭國土面積和英國一般大,白人人口都那麼稀少,當年來這裏的唐人就可想而知更少了。在如此廣闊的土地上,華人在南島淘金,北島事農,千辛萬苦留下來做生意,散居在南北兩島各地。華人人口之所以一直比較少,与新西蘭的生存与發展大環境有直接關係,其次才是白紐政策与排外思潮的影響。而今天聚居奧克蘭的十多萬華人,是受奧克蘭經濟文化發達、宜人氣候的吸引,並無華僑歷史的沿襲因素,由於無先僑祖上留下的根柢,也沒有鄉梓親朋的人際網絡。所以即使富可敵国,來了這里之后也是單打獨斗,各自為戰,缺乏凝聚与靠攏,這也是唐人街在華人人口大幅增加后仍然無法出現的主要原因。

遠的且不說,就說近鄰的澳洲悉尼,澳洲的白澳政策是舉世臭名昭著的,但去澳洲的華人在清代咸豐年間已逾數萬,這麼多的華人初時是因言語不通為求相互依靠,比鄰而居,以老僑的店鋪果欄作聯絡聚集地點,在該聚居點又不斷置業,遂漸漸形成一個有文化特質異國風情的商業街區。

沒有百年僑史的積澱,沒有世代交迭僑商的苦心經營,現今的悉尼德信街,即使在街口立了牌坊,里面的內涵也是空洞無物的,只是假中國城而已。

所以新西蘭之所以沒有唐人街,移民政策、主流排外都并非決定性因素,華人未能在一百多年前增至一個可觀的人口規模,是根本原因。

其次,華人人口太少的另一個原因,也同中國大陸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未閉關鎖国限制公民出境有關,這導致本來人丁單薄的新西蘭華人社會,缺少新血補充。一些回國的老僑如楊湯城,在當時的大陸政治氣候里備受摧殘,許多土生華人因此卻步無法回鄉接受中華文化而全盤西化。這也是唐人街一直未能形成的另一個原因。

指望當地政府打造一個唐人街,很美妙但始終是空想,因為新西蘭的經濟規模決定了人氣不足,人流不夠。我們不妨看看他国的經驗,德國柏林以北一個叫奧哈尼恩堡的小鎮准備建起一座大型中國城,如果計划通過,到2010年前後,這裏將建成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國城:有中國式的住宅樓、高級酒店和商鋪,計划中還將建起一座中醫治療中心,提供包括針灸、按摩、氣功在內的治療服務。

奧哈尼恩堡鎮人口僅有41199人,盡管建造大型中國城這個計划很宏大美麗,但當地人擔心的還是,在德國的華人是否願意遷入中國城,畢竟如此巨大的建設規模,如果居民數量不夠的話,中國城將落得個慘澹收場的結果。這也是小城政府的擔憂,如果招商和入住規模沒有達到預期的話,德國唐人街同樣有可能“無疾而終”。

唐人街的賣點,不光是中國古玩字畫、美食和針灸,還帶有一種古老的況味、歷史的滄桑。在今天來講,興建唐人街百分之九十都是出於商業動機,其他理由無論多堂而皇之,都只是口號而巳。具體在唐人街運營的還要靠華人,還要看有無永續經營的發展前景。新西蘭既然缺少形成唐人街的各方面條件,我們就不要去強求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提出這些并無多大多迫切的社會意義。

說到奥塔哥的帝皇酒店,在那里建唐人街更是天方夜譚,還不如集資修建一個歷史遺跡博物館,搶救与保存正在湮沒失散的新西蘭華僑歷史,讓人們記住新西蘭今天的發達繁榮,其中也有華人的血汗淚水。這比建一條前景未明的唐人街,意義大得多了。


为什么奥克兰的中国城永远都做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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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必胜客:万家灯火里的黑暗

作者:(新西兰)必胜客 

周未在家欣賞了一部四十年代的經典電影,沈浮導演的《萬家燈火》。描寫主人公胡智清的老母親和弟弟從農村投靠到上海胡家,胡家立即陷入了窘境,房子狹小,物價高昂,三餐不繼。電影的視角完全站在都市的市民的一邊,農村的來人,變成了面臨困境的都市生活最後沉重壓力的一部分。當時有評論家指出:“故事雖簡單而卻非常真實,有如你我一樣,假如一旦有同樣的事情臨到我們頭上,也馬上會變成劇中人。”

在十里洋場、夜色迷人的大上海,萬家燈火下的人間悲劇,充滿淚水与哀傷,只有用良知与社會責任感去觀察、剖析和批判,才能抓住焦點,找到根源。公共知識份子的責任,從來如此。古今中外的千古文章,之所以不朽,正在於這一種風骨和情懷的體現。

有人認為知識分子是一種精神,而公共知識分子卻是一種現代職業。

      美國當代法學家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定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一群關心政治、社會以及意識形態問題的知識分子,並經常地在公眾媒體發表議論,如發表文章、參與電視及電台的廣播和演說等。

      曾有人指出,也某些知識分子故意扭曲事實以迎合大眾市場,而在評論/知識生產的市場運作下,建立一種聽起來合理而又動聽的論述并推出市場,企圖及時造成輿論,對公眾產生影響。於是采取簡化或扭曲問題、將事件’典型化”(stereotyping)、製造口號式評論、硬套錯套文化理論等表演技倆,其目的都只是讓大眾欣賞到一場精采易明的應時演出。

讀過了先驅報前主編文揚的文章”中國人的信心從何而來”,覺得有可商榷之處,先不講那個” 中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度和對領導人的信任度常常會高達80%–90%”的荒謬數椐。單單就是文揚先生講的﹕”近三十年來,從最大的前蘇聯算起,全世界慘遭忽悠搞錯了本國的輕重緩急和優先次序的新生 “民主國家”不下三十個。雖然目前不幸的狀況各有各的輕重,但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在30年裏經濟增長了10倍並大幅度地改善了民生的國家則是可以肯定的事實。”這段話就不太准确。

前蘇聯的俄羅斯現在怎樣了?和中國相比怎樣了?

俄羅斯實施了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憲法和《俄羅斯聯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團體法》的保障。

在俄羅斯實施了多黨制度,實現了自由選舉。包括總統大選和議會大選。自1991年以來,俄羅斯選舉頻繁。從1991年到2004年,全民公決就有7次:4次議會大選,4次總統大選。自由選舉由俄羅斯聯邦憲法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法》《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選舉法》。

在俄羅斯人民獲得了新聞自由,發行少於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進行任何登記。言論自由受到憲法和《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法》的保障。在俄羅斯聯邦根據這部法律成立了數千家私有的大眾媒體,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

俄羅斯確立了自由的市場經濟,企業按照需求生產,企業效率得到了恢復。歐盟和美國已經承認俄羅斯為市場經濟國家。

俄羅斯實現了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任何政府成員在就職前必須申報個人和家屬的財產。並且要每年月1日前申報上個會計年度的收入和財產變化情況。這些申報可以通過媒體公佈,以便公民監督和舉報。由俄羅斯聯邦憲法性法律政府法規定和保障。

俄羅斯提前償還了前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所有1150億美金的債務。其中提前償還了巴黎俱樂部的債務近500億美金。免除了伊拉克的90億債務。

俄羅斯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前蘇聯時期的外匯儲備。超過了包括前蘇聯時期15個加盟共和國的總和。目前人口不到2億,外匯儲備卻達8000億美元。“网易財經」介紹了以下數字﹔2007年,世界銀行發佈了二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一份關於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二份報告涉及中國,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的人口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

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讓俄羅斯人真正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分享到經濟增長成果。

俄羅斯財政部宣佈,根據俄羅斯2007~2009年三年預算計畫,未來三年間,實際工資還將提高50%.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報告預測,2012年前俄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準,2020年前,人均GDP可達29400美元。

俄羅斯和中國倒底’誰搞錯了輕重緩急和優先次序”?不要用別人的錯失,來証明自己的正确﹔更不能將別人的正确,說成是錯失,居然還用來証明自己的錯失是一种”正确’。

三十年改革的中國如今一片繁盛的萬家燈火,誠可喜可賀。但是,作為海外公共知識份子,看到的不應只是歌舞昇平,還應看到不足与錯誤缺失,看到風險与危機,利用走出專制社會身在海外的自由,誠懇而認真又毫不留情地批評与揭露,大膽建言与獻策,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与民主改革。這才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必由之路。

對萬家燈火下的黑暗,以及那些黑暗中苦難,我們沒有權利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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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贸总干事Mike Moore: 印度比中国更有投资吸引力

作者: 毛 芃

2008年11月30日,一个在阳光晴好的初夏,我同另外一名曾在BBC工作过的资深洋人记者到Mike Moore先生家位于一个美丽海湾的漏水宅子做客聊天。

Mike Moore 先生是前工党领袖,后来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Mike Moore 先生,他在任期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麦克·莫尔先生在谈话中几乎是说到中国就提印度, 我于是请他把这两个国家加以比较。莫尔先生几乎想都没有想,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浅显的话语说明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他说,如果他个人做投资,目前他会选择印度。主要原因一是印度人讲英文,沟通起来相对容易;二是印度在商业行为方面更接近国际惯例,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目前比中国做得好;三是在印度做生意不必走太多冗长的官僚程序。

麦克·莫尔先生送我一本他2003年出版的书  – 《没有墙壁的世界 – 自由、发展、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A World without Walls – Freedom, Development, 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他笑着对我说,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居然还出现了盗版。

 

于是话题转到了盗版和知识产权保护。

Mike Moore先生说,最近有国际机构对中国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后在履行承诺方面的表现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除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改进外总体表现良好。

Moore 先生说,中国人模仿能力和制造能力很强,国外的名牌汽车,中国人能做得跟真的一样。不过,Moore先生相信中国在未来15至20年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有所改善。他用印度做例子说,印度过去也存在有类似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随经济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增多、特别是IT专利技术的增多,印度人开始注重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产权意识的加深,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也开始给予相应的重视。

在大部分中国人或海外华人眼里,印度是贫穷的,乱糟糟的,印度的发展一定是不如中国的。最近读过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女士谈论访问印度的文章,主题是去了印度,才知道“中国人脱贫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相信杨澜的文章让许多国人对印度更加瞧不起,对自己生活在中国而不是印度更感庆幸。

然而,印度比中国更有投资吸引力,这不仅仅是麦克·莫尔先生的个人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008年)7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对于管理着上千亿欧元的渴望对外投资的欧洲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在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中排名第三,落后于中、东欧和印度。

印度为什么会比中国更有吸引力,这个话题,恐怕值得许多人认真思索。

(原文2013-4-1 12:54发表于新西兰同人网)

相关链接:


同人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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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白 2013-4-3 10:54

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是对内限制很大,对于外资相信无重大阻碍,中国相反,各种潜规则对内则容易被适应和理解,对外则形成巨大的障碍。另外印度在文化上被西方理解的更加透彻,语言有很大优势,体制上又相似,在软的环境上更容易让西方人适应,当然中国在各种硬件上有巨大优势。MOORE的意思我想也是在强调软实力。

fhjp 2013-4-2 23:02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 我最近跟一个斯里兰卡的移民聊了起来. 他是个医生兼墨尔本大学的讲师. 移民到墨尔本有一段时间了. 他的结论正好跟 Mike先生的结论相反. 他说印度的宗教和种姓问题是个死结. 这会极大地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还有印度对女性的尊重, 还处在个别政客在选举的时候喊口号啊的水平. 看看最近印度发生的强奸案就知道了. 他去过上海, 北京广州香港. 见识很广. 他觉得西方国家的所鼓吹的许多印度的”优势”并不适合印度的政治经济制度.

曾文治 2013-4-1 21:22
莫尔先生曾经身为WTO总干事,人在高处,有充分的资料,更有远大的眼光,比我们这些属于社会”基层“分子的看法可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印度有过一小小点接触的我只想发表一下我跟印度人来往十几年和曾经到访几次的一些个人浅见:

1 印度人的印度腔英文是顶呱呱那不用再说,不过印度人话特别多,个个能言善辩,大家对马来新加坡有研究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印度人只占人口的不到8%,可是当律师当政客的远远超出人口比例,什么事都有看法都有意见,到要行动时又一大堆理由,这个不行,那个不能。话多多,行动少。政府官员也是那么样。不像中国的官员,一心一意的想招商引资,政策分明,虽然个别的有”闭门打狗“的现象,那是另外的话题。

2 新德里(印度首都)中央政府机关里的档案还有大部分用最古老的方式,一页页的文书夹在一个大的套里头(那可是2009年我亲眼看到的)。文件存档没有现代化也无所谓,只要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没用电脑存档也问题不大,问题是印度的繁文缛节比中国90年代一个项目审批需要从县市省京盖160多个章还麻烦。中国有些地方老早就有一揽子新项目审批如苏州工业园。不可思议的是印度的每一个州(等于中国的省)税收还不一样。这个州生产的在另一州卖还得另外交税。课税混乱。谁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3 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穷人好像就甘甘心心的当他的种性制度下的最下层,安安心心的住平民窟。这些贫民可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刁“更”蛮“(记得网上看到过,有官员称中国老百姓为”刁民“),贫民窟占用了都是公家属地而且跟高尚住宅区比临而居,政党为了选票动都不敢动他们。印度的钉子户可多了,到过印度旅游的人时常可以看到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忽然的绕开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然后再拉回笔直往前走。可乐公司在印度设厂,在厂区内挖井抽地下水用于生产,周围老百姓就抗议说可乐把地下水用光了,后果怎么样不知道,没继续跟踪。

大家说说,有谁愿意到这种地方这种环境下投资呢,比中国有吸引力在那里呢。


注: Mike Moore 先生 (1949年1月28日 – 2020年2月2日)担任过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他在 1999 年至 2002年担任世界贸易组(WTO)总干事。生在随意聊天中提出的。 2010年至 2015年出任新西兰驻美国大使。2020年2月2日因病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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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先生,您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作者: (新西兰)不了情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发表于: 2008-11-30 19:35    作者: 不了情    来源: 资讯首页)

今天周末,仔细看了一看以前瞥过一眼的文扬先生以前的大作《斯皮尔伯格是谁?》,题目起的够气派,想象一下,如果在斯皮尔伯格那老小子旁边这样不屑地问:“斯皮尔伯格是谁?”他一定瞠目结舌,产生自卑心理。

可虽如此,总觉得文扬先生未免有点不自量力。


我决不是说文扬先生不配批评斯皮尔伯格。你可以从电影艺术上具体分析他的作品,如果你能把他的作品批得体无完肤,贬得一文不值,我们很佩服啊。可是你没有,因为作为“作家”的你也知道,斯皮尔伯格的《E.T.》《侏罗纪公园》《拯救大兵瑞恩》等无不是一流的杰作,《辛德勒名单》更使他跻身电影史一流导演的行列。这部片子里,他以深沉的激情拍出了影片的真实感、历史感与人道主义襟怀,显示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理性的世界,一个真正的电影艺术的世界。

文扬不敢也没能力从具体电影作品来贬斯皮尔伯格,就采取了笼而统之的办法,竟然说出这样的昏话:“斯先生是电影导演出身,制造戏剧效果、玩弄亿万人的心理活动于股掌之间、从大众的集体幻觉中大发利市是他的老本行。”

拜托了,文扬先生,护主心切也不至于这样丧失基本常识啊。所有电影不都是这样的吗?那个导演不希望自己能“制造戏剧效果、从大众的集体幻觉中大发利市?”推而广之,别的艺术不也都这样吗?即使语言艺术如小说,不也是作者想方设法制造戏剧效果、调动(你用“玩弄”一词)读者心理活动,使读者产生审美意象(你斥为“集体幻觉”)?文扬先生,你这不就否定了一切文学艺术的艺术手法和价值了吗,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文扬先生为了贬低斯皮尔伯格,就用“玩弄一万人的心理于股掌之中”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艺术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心理关系,未免也贬低了所有的读者观众。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拿起一本小说来读,就是被“玩弄”?文扬先生,你也太过火了吧?如果你说,观众看了《辛德勒名单》而为影片显示的惨绝人寰的人类苦难而泪流满面,是受了导演的“玩弄”,我只能说,文扬先生,您还有人性吗?

看来,文扬先生很眼红斯皮尔伯格“凭着这套手法已经从全世界观众身上捞取了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想想也是,曾在奥克兰新春花市的摊位上看到你摆卖你的《文集》,我逛完东边一头回来,再逛了西边一头又回来了,却没见有人对您的大作感兴趣,哪怕蹲下来翻一翻的都没有,只见你和旁人好不尴尬地故作谈论,实在为你难过。你卖这些书多不容易,卖完了也就几十几百块钱,斯皮尔伯格的财富确实叫人不平啊。都是忽悠人的行当啊,凭什么他老小子挣那么多?!

不过,我听说一个人对跟自己差别太大的人是不会有嫉妒的,一个乞丐不会眼红皇帝。你生斯皮尔伯格那么大的气,是因为他辞去了奥运会艺术顾问,你于是愤愤不平了。原来斯皮尔伯格伤了主子的颜面啦。

斯皮尔伯格是为了达尔富尔问题辞职的。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做的很不好,世界有目共睹。中国政府一贯对本国民众的死活毫不在乎,怎么会理会万里之外的苏丹达尔富尔?斯皮尔伯格原以往中国当局会有所作为,但最后他像一切天真地对中国当局寄予希望的人一样,绝望了,于是他宣布不再担任顾问。

文扬先生,你不检讨中国当局在达尔富尔大屠杀上的责任,反而抨击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你是柿子捡软的捏吗?

你还说什么中国不愿意奥运政治化,这就是笑话了。在中国,奥运就是最大的政治!还有比奥运更大的政治吗?比如,为了奥运,派出所按上面要求的人数来抓人,人数不够,就找以前抓过的,抓进来凑数关起来再说。这样的侵犯人权,不是政治化?

而且,奥运会政治化在中国是有历史的。

1978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1979就派队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冬奥会,可却在1980年跟60个西方国家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这不是政治化?这抵制也获得了回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遭到苏东集团23国的抵制,没有了苏联和东德等强国的参加,中国一下子获得15枚金牌,从此打上了体育强国的鸡血,举国兴奋。

统治者获得了转移民众视线、忽悠民众的法宝:不断激发体育强国梦!你还在这扯什么反对奥运政治化。中国当局之所以祭起“反对政治化”的旗子,不就是因为在政治上做的太臭吗?!

文扬先生,你也不要动不动就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你也心知肚明,奥运会根本不是中华民族的盛会,而只是中国政府的盛会,权贵阶层的盛会。2007年中国义务教育总投资才2235亿元,而一个16天的运动会竟投资2850亿!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可以完全罔顾纳税人意愿而使用他们的血汗钱的国家才能有这样的疯狂。对那些血泪斑斑的被拆迁户,对广大农村里那些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草民,这个奥运会有什么意义?!甚至,奥运会跟北京市民也没多少关系,奥运期间,不是让老百姓呆在家里看电视吗?不是搞得紧张兮兮,草木皆兵吗?

您说斯皮尔伯格是“跟整个民族做对”,文扬先生,您怎么也来这种外交部发言人的腔调啊?动不动就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拜托,中国人个个是林黛玉,那么容易伤感情?真正“跟中华民族做对”的,恐怕还是短短三年就害死了三千万人、十年浩劫中把中国搞得到了崩溃边缘的那个集团吧。克拉玛依大火“让领导先走”,孙志刚因为暂住证被打死,山西黑窑工,这些惨剧何止伤害了整个民族的感情?这些您都装作不知道,一个斯皮尔伯格辞职而已,就是“跟整个民族做对”了,您也太会捏软柿子了吧。

最后你还来一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好像很气派。但我不知道是谁要去“诛”冒犯了您的颜面的家伙。您去吗?那倒令人佩服,也学荆轲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肯定有观众。不过直到今天也没有您出发的消息,未免令人遗憾。也是,您就一文弱书生,怎么可能跨过太平洋去要拿老小子项上人头呢。

看来您是指望“强汉”去诛杀那个不识相的冒犯者了。但这就有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制造“紅溪惨案”,杀了近两万华人,殖民者怕中国报复,就派专船专使携带“说帖”去北京,正当“康乾盛世”的北京当局怎么说?皇帝是这样说的:“被害汉人,久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你有什么感想?强汉?大清?

我再问你,1965年,印尼当局以“清共”为名,制造“红碗事件”,屠杀至少30万华人。当时正是中国爆炸了原子弹不到一年,牛逼得很,据说中国的国际地位立马提高到珠峰的高度,可是你听到毛、周放一个屁了吗?


1998年,印尼又发生反华排华事件,1200华人被杀,几百华人妇女被强奸,暴徒提着华人的头颅耀武扬威。当时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吧,可是除了叫了几声“严重抗议”,还做了什么?驱逐大使了吗?撤回在印尼的投资了吗?冻结印尼在华资产了吗?扬言出兵了吗?“虽远必诛!”印尼在火星上吗?!

你寄予希望的这个“强汉”,不如小小越南。当年红色高棉杀害了2万越南侨民,越南就出兵把红色高棉灭了。而中国当局,竟然出兵越南,名为“自卫反击”,实为要帮红色高棉一把,全然不顾红色高棉杀害了21万柬埔寨华人!

你拿这样一个“强汉”来吓唬谁啊?我告诉你,如果哪天新西兰发生排华了,你那“强汉”多半也是做壁上观!

[本帖最后由 不了情 于 2008-12-3 22:09 编辑 ]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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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有个同事叫“紫色”

作者:(奥克兰)海昕

“紫色”是我公司里的一位同事,真名叫Jane,情有独钟的色彩偏好让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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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头发原本是栗黄色的,但永远染成紫色;除了裤子外,衣服紫色,背包紫色,鞋子紫色,连带的耳环、染的指甲也一概都是紫色的。她工作台上的尺子、笔筒和笔也都被她换成了紫色。渐渐地, 大家(连同客户)都习惯了称呼她为“紫色”,她拿起话筒接电话的时候总是一句:“哈罗,我是紫色”。

“紫色” 来自英国,但她从不讳言她不喜欢英国,抱怨那里的房价太高,气候阴涩,工作又难找。用她的话说,是“没有未来“。

“紫色” 胖胖的,个性很开朗,工作间有她在,即使再忙,也会有阵阵笑声。有时一休息,她会打开桌上的收音机,调到强节奏的摇滚,然后胖胖的身体尽情晃起来,有时还会突然停下来向我眨眨眼睛,问:“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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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忙不迭掩住耳朵如实说“不喜欢”时,她就哈哈大笑:“啊,Kathy,那你还算不上是真正的Kiwi哦!”

这个胖胖的、开朗的“紫色”是个素食主义者,奇怪的是她先生很瘦,倒并不只吃素,居然还是个有屠宰技术的卖肉师傅,他在奥克兰一家大型超市Pak’nSave肉食部上班,收入不错。

“紫色”得意地告诉我们,在家多半是老公做饭,一家“两制”,老公会永不嫌烦地专门替她做一份不带肉的素餐。

“紫色”夫妻来新西兰后,卖掉了原来在英国的五十几平米的小公寓房,换成了座落在奥克兰西区的一幢带花园的阳光三室一厅,觉得很自在、惬意。两口子又通过拍卖拍得了一辆好车,下决心要在新西兰长期住下来。

年初的一天,正在上班的她忽然接了个电话,讲完电话她就掩面抽泣起来,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她的移民申请批下来了!“紫色”竟然因此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天仍意犹未尽,“紫色”专门买来一个大蛋糕,兴致勃勃地与大家一起庆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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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均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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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2008:听澳洲人侃工会

作者: 毛 芃

一直觉得新西兰的工会很厉害,常常传来行业工会罢工的消息,不是教师工会罢工、就是护士工会罢工。

昨天(2008年8月2日),奥克兰天空城 (Skycity)的服务和食品工人工会的成员开始为时24小时的罢工,罢工者上街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天空城表示同意给员工增加薪水4%,但工会要求在未来两年薪金增加7.5% ,谈判陷入僵局。

工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满足,将每两周进行一次罢工,一直进行到明年。 

浏览今天(2008年8月3日)浏览澳洲媒体发表的社论,发现 《澳洲人报》( The Australian) 正好是讲罢工。 仔细一看,还挺有意思; 原来澳洲那边情况很不一样,工会势力已经是日薄西山,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社论说,澳洲工会运动过去30多年来一直处于衰落的势态,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澳洲,也出现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法国工会1968年的大罢工导致戴高乐政府下台,但今天,法国只有8%的工人参加工会。

工会在如今世界范围内失去吸引力,是因为工会的服务不再被人需要。澳洲总工会老式的对阶级斗争的迷恋和同资方集体谈判的做法已经过时,把资方视为工薪阶层的敌人的错误做法是工会运动长期的结构上的弱点,

《澳大利人报》的社论说,澳洲统计局2008年7月下旬公布的数字显示,2006年澳洲每10个25岁以下的雇员中只有一名是工会成员,而在1986年,25岁以下的雇员中有36%都是工会成员。从1986年到2006年,年龄在25到34岁的雇员中,工会成员比例从48%下降到15%.。如果按这一趋势发展下去,10年以后澳洲工会中将不再有35岁以下的成员。

《澳大利人报》的社论指出,澳洲年轻的一代雇员对工会不感兴趣,答案不在于前霍华德政府对工会的施压,而是因为过去17年的经济增长意味着35岁以下的工人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如今大部分工薪人士的工作安全有保障,工作时间灵活,精明的雇主也会想办法改善工作环境以留住雇员。

社论分析说,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哲学是在煤矿工人工作一周才有一先令收入的年代发展起来的,如今澳洲煤矿工人的收入有6位数,而且可以随时辞职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社论最后还要澳洲工会领导人好好想想该如何回答如今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参加工会有意义吗?如果有,是什么?”

显然,澳洲的工会对年轻人已经不再有号召力,他们的权益不再需要工会来争取和保障。

(2008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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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电视3台《六十分钟时事》节目有感

作者:陈炳玉

2008年5月5日本周一晚上7点30分,电视3台在其颇受欢迎的《六十分钟时事》节目中,播出了几位华人朋友帮助一位有关犯罪记录想从新做人的KIWI青年Dave Gilmore的故事。 作为帮助Dave 学习中国盆景艺术的当事人,我和我的先生扬学源在看节目时想了很多。

陈炳玉女士(中国盆景协会会长)和她的先生扬学源 (毛芃摄影)

首先想到的是,电视3台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是有创见的,我们对此很敬佩,在我们的印象中,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大事件,而且揭短的多,扬长的少,对于我们这个小故事的正面介绍,说明这个栏目的记者有远见,能通过这个故事让人感受人性的关爱、善良,感受到人性光辉的一面。 

其次想到的是报导这个不同种族间发生的事, 会对不同种族间的相互了解起到正面作用。新西兰是移民国家,很多人来自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风俗各异,现在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这就需要相互了解,相互关怀,我们有责任关心这个国家,关心生活在这儿的人。

Dave Gilmore夫妇和陈炳玉夫妇

第三使我想到的是,对像Dave Gilmore 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诚然他们的过去不怎么光彩,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他们,就会发现对于他们不能片面概之,不能只看他犯错的果,还要看他犯错的因。我们认为Dave过去虽然犯了错,但他的遭遇值得同情,而现在想悔改更生更值得鼓励。

第四, 通过这个故事的报导,我们感到对Dave 的帮助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 Dave 在盆景技艺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和他的接触中,我们感到他爱学习,聪明,喜欢劳动,尊重长者,关心别人,我们也发现他想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坚持帮助他。

作为华人,我们帮助Dave,其实是做了件该做的事。我们感谢电视3台的《六十分钟时事》节目对这个故事的报道。

(作者陈炳玉女士为中国盆景协会会长)


【职业生涯】2008:这个故事终于引起了TV3“60 MINUTES”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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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2008:这个故事终于引起了TV3“60 Minutes”的注意

作者:毛 芃

2008年1月29日,我在《中文先驱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能让他们失望!”的报道。报道讲述了华人社会几个热心人士关心帮助洋人回头浪子Dave Gilmore、教他学习中国盆景艺术的故事。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积极反馈。

几年做记者的经验告诉我,象这样表现华人社会同主流社会积极互助的故事是个难得的好故事。于是便有心把这个故事推荐给主流媒体。但是几番努力都没有结果。后来承蒙一位曾在TV3 工作过的洋人朋友把我和这个故事推荐给该台的《60分钟时事》(60 Minutes) 栏目组,结果对方很感兴趣。3月下旬,该栏目组采访了这个故事的相关人员,并将这个节目制作完成。在协助该节目制作期间,我不止一次听到洋人同行们说这个故事会“touch people’s hearts” (打动人心)。

同TV3 《60分钟时事》节目组

2018年5月5日本周一晚7点半,TV3 《60分钟时事》播出这个名为“Shaping Up”的节目。 我当晚因赶着给报社做稿子,并没有看到该节目。但是星期二上午打开电脑,除了收到一位华人朋友谈他和太太看了这个节目的感受,不断收到的是“60 Minutes”制片人转发给我的洋人观众们写来的电子邮件。这个故事看来确实是打动了不少观众的心。从听众们发电子邮件的时间来看,一些人是当晚八点半看完节目后就立即写来他们的观后感。

写信的人中有认识Dave Gilmore多年的老朋友,有从前管教过Dave的警察,有跟Dave有类似经历的人;有热心人士知道Dave 受教育程度不高,想送他一些提高阅读水平的材料;还有人想知道教中国盆景艺术的杨老先生家的住址,想去参观一下中国盆景。最让人感慨的是MIT(Manukau 理工学院)的老师们因为“深受感动”而打算给Dave 一些实际的帮助。

Dave Gilmore和教授Dave 盆景艺术的杨老先生 (毛芃摄影)

 第二天星期三,MIT告知”60 Minutes”该校决定为Dave Gilmore提供奖学金,让他免费学习园艺课程。考虑到Dave 受教育程度不高,MIT决定先请老师提高Dave 的识字和阅读水平。

在我看来,Dave目前很需要一份工作,需要一份能让他从经济窘境中摆脱出来的工作。他的太太生产在即,可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他们住在一所房子的小地下室内,我在新西兰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住在那么狭窄的地方,没有厨房,进入卧室的过道上摆了桌子、单人座旧沙发和一台微波炉就算是客厅兼厨房,卧室里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 不过,Dave家倒是摆放了不少小毛绒玩具,Dave告诉我说都是别人丢弃他捡来洗干净的。不知道是否是准备给即将出生的小BB。

令人感慨的是,Dave的住处虽小,但收拾得很是干净、整齐,墙上和桌子上有很多“艺术”点缀品,都是Dave从外面捡来后稍微收拾一下摆放出来、或是花一、两元在一些慈善机构买的。从他拥挤的小家的布置,看得出他是个有艺术感的人。

另外要说的是,也是媒体报道没有提及的是,Dave还经常去老人院帮助一个患癌症的老人家,推着轮椅带老人家出去转转。

希望这次“60 Minutes”的电视报道能给 Dave Gilmore他带来工作机会,给他的生活带来转机。

观众对这个电视节目的热烈反响让“60 Minutes”节目组很是高兴。听说他们还会做后续报道。我自然也非常欣慰,因为这个故事从见报到在制成电视节目播放,中间经过了很多、很长的过程。

整个故事让我想到,如果我们的社区多有一些这样热心助人的故事发生,主流社会是会看得到,会感受得到,会对华人产生更积极的看法,因为新西兰人总体来说是公平的、善良的,而这是由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决定的。 

60分钟时事节目组在拍摄(毛芃摄影)

Kiwi观众来信摘要

1. What a wonderful tale. Great to see the courage of the Chinese family, and the struggle  and courage of the guy himself, and his new wife.

   It was an inspiring story . (not what I expect on a Monday night!!) Thanks.   

2. Could you let me know the name of the Chinese gentleman in your story on Monday

   05-05-08, and if it is possible to visit to look at his bonsai collection. Thank You.

3. My husband and I, both former police officers, have arrested Dave on numerous separate occasions when we worked in Auckland. We always found that he was not a bad bloke – just a bit of a nuisance when on the paint or glue.

   The story about him touched us both. It gives me hope to think that, not only can a man like Dave find a better way of life, but that members of our communities can come together in such a positive way. Good on those who have given him this chance – I really hope he continues to make them proud.

4. I have known David since i was about 7 years old and his family.  He has always had his ups and downs with drug abuse and being arrested but it is good to se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out there that David has been offered or found to make him realize that there is better out there for him. 

It was so good to see him well and doing awesomely, although I haven’t seen David for about 3 or 4 years.

5. I heard him (Dave)  mention the fact he could not read well. I would like to donate a book to him which will help him on his journey to changing his life. It does not need a specialist tutor to work with him but if his partner is willing that would be great. It is used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 students struggling to read, a gift many of us take for granted. He is obviously trying to change his life and I am sure this book/ reading program, Toe by Toe, will be an immense help to him.

6. Great reporting 60 minutes. Deep down most people want to do well,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Like the add they are only asking for understanding not sympathy.

 It’s like the add ‘know them before you judge them.’ The Chinese man had it right. We need to help more people, full stop!

7. It’s great to see a story that demonstrates that even the most seemingly “hopeless cases”    can change for the better given the right interventions & support.

8. Well Now ! A story with a positive outlook.  I would like to applaud and congratulate     “60 Minutes” for their story. It showed a number of positive issues, rather than negative things.


注:关于60 Minutes 节目

60 Minutes (《60分钟时事》)每周一晚7.30播出。由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Mike McRoberts先生主持。

Mike McRoberts

60 Minutes 是美国的一个新闻杂志节目,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968年开始制作播出。由于节目制作品质精良,口碑上佳,成为美国知名的电视节目,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葡萄牙、法国和台湾、香港的电视机构都先后获得授权制作同名节目。

新西兰TV3是在1989年开始播出节目,随后开始制作60 Minutes, 一个深度和综合性的时事报道节目,也是TV3的旗舰节目。1992年,新西兰国有电视台TVNZ从CBS那里获得制作同名节目的授权,从1993年到2002年,新西兰版的60 Minutes一直在TV1 播出。不过这之后,TVNZ不打算再更新节目冠名权,TV3于是重新获得制作这一节目的授权。

2007年,60 Miuntes 获得新西兰Qantas媒体大奖中的“最佳时事系列(Best Current Affairs Series)奖项”。


观看电视3台《六十分钟时事》节目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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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tea 广场人山人海,数千奥克兰华人为2008北京奥运祝福

作者:毛 芃

2008年4月27日,奧克蘭市中心的Aotea廣場成為了紅旗的海洋,成為眾多新西兰華人、華侨和留学生為中國祝福、為奧運祝福的激情宣洩地。

毛芃摄影


據組織者估計,冒著陣雨聚集在Aotea廣場舉行這個主題為「新西蘭華人支持2008北京奧運」集會的各界華人有五千人之多。以中國留學生為主體的數千華人揮舞著中國國旗、紐西蘭國旗和奧運旗幟,高呼著「支持奧運」、「中國加油」、「北京加油」的口號,高唱著《我的中國心》、《龍的傳人》、《大中國》等帶有濃烈中華民族情感的歌曲。

毛芃摄影

集會由奧克蘭大學大二學生孫朕邦主持。紐西蘭中華團體聯合會會長、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黃偉璋先生首先做了發言。然後是Waitakere市市長Bob Harvey先生发表了演講。對本次集會的組織和舉辦給予很大幫助的Skykiwi網站的負責人Sarah 現場為與會者介紹了將代表紐西蘭射擊隊參加今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華人運動員汪暘,汪暘本人也作了發言。

在集會上演講發言的還有移民留學顧問Mark和三位來自北岸市的華人高中生。這幾位高中生說他們代表的是他們周圍70多名華人中學生。 

發言的人士都由衷地表示了對中國成功舉辦奧運的祝福。汪暘在發言中更是表示將在賽場發揚奧運精神,賽出最好成績,為紐西蘭爭光,同時也回饋那些熱情支持他的廣大華人朋友。

據悉,Skykiwi網站已經決定贈送汪暘一支價值2,000多紐幣的比賽用槍。 

來參加這次活動的主要是奧克蘭一些大學的留學生,有些是已經畢業並在本地工作的華裔青年,還有部分與會人士是由本地一些華人社團統一組織來參加的,更有相當一部分中、老年人士是從報紙、網絡或是其他途徑獲聽消息後自發趕來參加集會的。

 本地著名的華人電聲樂隊PB樂隊為集會活動提供了音響,並現場演奏了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PB樂隊主唱霍光先生和多位華人知名歌手還為大家演唱了《我愛你中國》、《歌唱祖國》等歌曲。當歌聲或是樂聲響起來的時候,全場數千人和著樂聲共同高歌,聲勢很是浩大。 

活動開始沒多久,幾位本地的藏獨支持人士在奥克兰市政厅附近展開雪山獅子旗,但很快就被手持紅旗的人士所包圍。推搡中,出現了少許肢體衝突。集會組織者很快將雙方分開,藏獨支持者隨後也離開了現場。

集會下午兩點結束後,許多與會者還捨不得離去。不少駕車人士在市中心街道上一遍遍地兜圈子,一遍遍地在皇后大街上通過,乘車的人士則從車輛中揮舞出中國國旗或是奧運旗幟,每當車輛從Aotea廣場前的皇后大街路段通過時,這些汽車都不停地鳴笛,路兩側的華人們則大聲喝彩歡呼。

毛芃摄影

最後,約有兩百名參加集會的人士從Aotea廣場沿著皇后大道集體步行了一段距離,大約3點多,整個活動結束。

我隨機採訪了幾位參加集會的人士,他們中有青年學生,有中年移民。所有的人都說他們來參加集會是為了表示自己支持奧運,支持北京,認為中國舉辦一次奧運不容易,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海外華人的驕傲。

毛芃摄影

 我還採訪了一位年僅17歲的興奮地揮舞中國國旗的Kiwi小伙子James。James告訴記者說,他熱愛中國,去過中國好幾次,還去過北京。但可惜沒有足夠的錢,無法今年八月去北京看奧運。

毛芃摄影

在Town Hall的一角,一群華人學生在圍著一個對西藏問題有不同看法的本地洋人,同他就西藏問題進行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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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集會的組織工作

為了本次集會的順利舉辦,以梅西大學畢業生小王為代表的一批年輕人事先做了大量辛勤的組織工作。同時,華人社區的僑領黃偉璋、胡崇寶、李農生、和志耘和Peter Lu等都給以了大力支持和積極協助。

黃偉璋接受One News采访(毛芃摄影)

Peter Lu 先生介紹說,3月下旬,華社中就有人醞釀舉行一次聲援北京奧運的活動,但因為各方面條件不夠成熟,就先放下了。後來,以小王為中心的一批年輕人表達了組織這樣一個活動的強烈願望,並希望在人力和財力上得到華社領袖們的支持。雙方經過多次溝通,達成了合作組織此次集會的協議。

小王告訴我,他就Aotea Center場地的租賃問題、集會音效控制問題和集會安全問題分別同Edge娛樂公司、奧克蘭市議會和奧克蘭警察局進行了溝通和咨詢。除了向社團領袖們尋求幫助外,他還得到了奧克蘭大學、梅西大學、Regent私立大專的華人學生會的幫助。學生會不但幫忙把集會信息傳遞給更多的華人學生,同時還把綠色奧運的概念傳遞出去,號召學生們盡可能乘坐公共交通車輛、或是幾個人同搭一輛車前來參加集會,並且不要在集會現場丟棄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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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Peter Lu 先生一份關於4·27「新西蘭華人支持2008北京奧運大會」的建議獲得了集會組織者們的讚賞和採納。

Peter Lu 建議本次集會應堅持「支持北京奧運」的宗旨。他說:會場中「除有中國國旗、奧運五環旗,還應有一些紐西蘭國旗,畢竟我們之中很多人已是紐西蘭籍華人,從中體現我們對現居地的熱愛是十分重要的。

同時,他還建議集會應當「平和,有節制,多一些對美好願望的追求,少一些對不平對待的叱責,減少會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


关于那300面旗帜

4·27集會現場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片旗幟的海洋。據組織者估算,現場至少有500面以上的各種旗幟。這些旗幟,除了一些熱心人士自己從國內購買、或是自己手工縫製、或是當天畫在臉上的,大部分是由組織者事先在中國浙江金華和義烏的工廠專門定做的。定做的旗幟除中國國旗外,還有紐西蘭國旗和奧運旗幟。

 這些各色旗幟無疑壯大了當天的聲勢。不过這些在中國定做的旗幟能夠在集會開始前運送到奧克蘭并不容易.

据小王讲,集会活動開始前幾天,他突然發現按照當初的合約,這批旗幟應該是在4月25日星期五到達奧克蘭。

可他事先沒有考慮到星期五是Anzac日(澳紐軍團日),是法定假日,快遞公司沒人上班,旗幟無法送上門, 也無從領取。而此時已是4月21日星期一傍晚,距星期四最后一个工作日隻有三天時間。

经过多方联系,最終承擔了運送旗幟重任的是纽航空勤人员秦毅先生,他当时正好在国内。為了確保行李符合空運規定,他在機場臨時給旗幟重新打包。由於秦毅個人的行李加上20公斤重的旗幟大大超過了紐航規定的個人乘機攜帶重量。經過秦毅的耐心解釋,紐航表示對奧克蘭華人集會活動給以支持,免收了超重費用。

就這樣,這批旗幟終於在週三一早安抵奧克蘭。不但沒有耽擱集會,還給組織者節約了一大筆開支。

難怪小王在接受採訪時說,沒有眾人的群策群力,組織這樣的活動難以想像。


(原文发表于2008年《中文先驱报》)

另有网友爆料说:”该次活动申请的游行路线没有得到批准,只被允许在奥克兰市中心皇后大 街(Queen Street)的Aotea Square 里面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