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观点与评论

作者： 毛 芃

自建立奥克兰大都市的计划提出后，John Key 领导的国家党政府就为是否要在未来的大都市议会中设立特别的专属毛利议席而左右为难。

国家党政府的两个执政伙伴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毛利党力主设立毛利议席，就像在国会中一向有毛利议席那样；行动党对此则坚决反对。行动党领袖Rodney Hide是政府地方部长，主导着将大奥克兰市重组计划草案引入国会的工作。

国家党政府内阁先前原则上是不同意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的。但今年（2009）6月3日，总理John Key似乎暗示会有这种可能性。而毛利党一直都在游说政府改变决定。

不过，Rodney Hide毫不动摇。他说：“在我看来, 设立专门的毛利议席从根本上违反了新西兰的文化，违反了行动党的原则，作为行动党领袖，我无法在良心上接受这种做法。”

今年（2009）6月，Hide向John Key表明了立场：如果允许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出现任何形式的毛利议席，他将辞去地方政府部长职务。

本周二，国家党资深议员 Tau Henare给国家党内阁成员发电子邮件，试图说服他们支持有关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设立毛利议席的法案，他还指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威胁国家党。

这封信本周三晚被国家党另一议员匿名发给电视3台，随后被公之于众，顿时举国哗然。

未来大奥克兰市议会是否应设毛利人议席再度成为国人讨论的焦点。

毛利党合作领袖Tariana Turia 指责Rodney Hide打种族牌。她说：“Rodney 需要明白毛利人同政府之间有怀唐依协定，从1840年起双方就是这种关系了。”

Hide否认威胁政府，他说只是表面明立场而已。

他在国会表示：“我们相信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的选票都是等价值的，政治权力中的职位应当在公平和自由的选举中对每一个人开放。”

国家党现在面临两种选择：既可以选择同行动党站一起，也可选择同毛利党站一起。

目前，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奥克兰就是否设立毛利议席征集各方意见，预计将在两周后向政府作出汇报，并为决策提供建议。

John Key 发言人说，国家党同行动党关系依然牢固，还说行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向众所周知。

有评论人士认为，国家党看来不会把保留毛利议席纳入超级大都市法案中。

主流社会对待毛利议席的意见也是截然相反。电视3台周三晚对1000名选民所做的民调结果是，45%的人赞同，44%的人反对。

有评论人士说，应该让奥克兰人来决定是否设立毛利议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决定。他说，政府建立大奥克兰市的初衷不就是想给这个城市更多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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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人士如何看待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专属毛利议席

王小选：

Rodney Hide的立场体现了行动党的一贯主张，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力，不该以肤色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华人是少数族群，对种族歧视很敏感。当被人用歧视性语言辱骂时，我们会感到冤屈。当别人争取自己的特权时，我们同样应该抱以不能容忍的心态。Rodney并不是在为白人争取利益，他是在为所有新西兰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包括我们亚裔人在内。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像反对种族歧视一样反对种族特权。

如果给一个种族以特权，那其实是对其他族群的歧视，这就像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简绍武：

按照新西兰的历史传统，是应该给毛利人以特殊照顾。新西兰国会中就保留有７个毛利议席。不过，历史在演变，时代在变化。华人100多年前就来新西兰了，以现在华人的数量和对国家经济上的贡献，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给华人两个议席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讲平等比较好。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Peter Lu：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国会如果立法规定大奥克兰市议会必须设毛利议席，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不这么做更好。

毛利问题一直是新西兰社会面临的难题。两个主要政党不断受这个问题困扰而裹足不前。毛利人国会里有毛利议席，还有毛利党，这已经给毛利人从立法到政治上足够的利益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再在地方政府中设立议席，就没必要了。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总理John Key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犹豫、暧昧，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赞成，这样做相当于把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伤口又撕裂了。

总体来说，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没有必要，但真要是设立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

毛利问题在新西兰还会长期存在。但我相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毛利族群会越来越走向进步。　

林爽：

毛利人是新西兰大地的主人，根据怀唐依條約，一定要給毛利人提供各种机会。我们生活在新西兰，就要面对毛利人的问题，了解历史，明白毛利人的處境及心態。華人移民千萬別先入為主，以白人觀點看待他們，必須有自己的主見，避免以耳當目，歧視毛利人。

Enya （2003年新西兰知识浪潮15名杰出青年之一）

我认为不应该专门为毛利人设议席。新西兰人的利益是一个整体，如果每个族群都要求特殊照顾，国家不就四分五裂了吗？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争取自己的权益，靠自己的能力来争取是最公平的，毛利人应该有这种自信，不要老是想着要照顾。

南太井蛙

新西兰现在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每个新西兰人，不管来自哪个族群，在珍惜、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都应该在心底里把自己当成新西兰人。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已经对毛利族群有许多照顾了。国会中有专门的毛利议席，政坛中还有毛利党。毛利人的权益应该是很有保障的。在市政府一级的选举上，就没必要再为毛利人设议席了。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是不是也要为岛人、华人、印度人设议席呢？我想各族群之间还是融为一体比较好。

洪老师 （Pakuranga华人协会）

我认为RodneyHide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公平地对待各个民族，就不应该给某个特定族群设专门席位。新西兰是个多元社会，没有必要硬性规定给哪个族群政治上的倾斜。少数族群不是不能出任大奥克兰市议员，关键要看有没有合适人选。我认为还是公平竞争最好，也最简单。给少数民族太多优惠政策，长期的社会效果并不一定好。

黄伟雄

我不赞成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为毛利人设立专门议席。这种做法对毛利人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低估了毛利人的能力。按照怀唐依协定的精神，白人和毛利人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就不应该依据肤色来对谁特殊照顾。　

林慧曾

我认为在现阶段还是有必要为保留毛利议会。不管怎么样，毛利人是原居民，是第一批踏足新西兰土地的族群，有些特殊性，如果毛利人情绪太大，对社会的稳定是不是会有影响？我认为最终应该发展到所有议席都由选民直选，但是可以有个过渡期。目前可以保留毛利议席，但在数量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减少，比如由三个减到一个。

杨健博士

围绕着毛利议席的争斗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游戏。我一再强调“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利益是选举的基础，也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明争暗斗，或利益交换。

国家党原本不用毛利党的支持便可执政。但它要抢夺工党的票仓，蚕食工党的地盘，以便其长期执政。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党对毛利党的拉拢和利诱，将毛利事务部长的位子给了毛利党。

在大奥克兰市议会的毛利议席上，John Key摇摆不定，根本原因是他难以判断得与失。支持毛利议席自然能得到不少毛利选票，但也会引起部分国家党支持者的反弹，失去他们的支持，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决表态，也是出于政党利益的考量。行动党的支持者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Hide若态度不坚决，跟着国家党走，会让行动党的支持者失望；而毛利人也并不会领情，因为他们从内心里就不喜欢行动党。毛利人会因此感激国家党，因为是国家党说服了行动党。相反，Hide因为不放弃原则，不仅会得到其支持者的拥护，甚至有可能挖国家党的墙角，使国家党的支持者倒向行动党。

John Key必须认真对待 Rodney Hide的高调表态。民众在毛利议席问题上的态度是分裂的，其中，国家党的支持者估计大都反对。Hide的表态让矛盾尖锐化，可能削弱John Key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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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2009年8月22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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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毛 芃   

2009年8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接受《中国日报》采访，表示国务院主要部委要对外国媒体采取“零拒绝”的态度。郭卫民说，中国政府对新疆“75事件”、对青海鼠疫疫情都迅速发布了新闻，“从自然灾害到事故灾难，接着是公共卫生事件，从动物疫情到人的疫情，现在的中国完全是开放的”。

这条消息，让我感慨良多。

“现在的中国完全是开放的”，我对这一判断很有质疑，但我衷心希望中国是在向“完全开放”的方向发展。且不说“完全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益处、给世界带来多大益处，就是海外媒体想找借口“歪曲中国”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

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是因为不久前的一段亲身经历。

Danny Cancian

2009年8月12日，电视一台的时事新闻调查栏目Sunday播放了一个名为Banged up的节目。节目讲的是在中国佛山经商的新西兰人Danny Cancian去年11月在佛山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失手将对方一人打死被判刑的事情。节目讲述了事情发生的原委、讲述了法庭的判决，也采访了当事一方Danny Cancian 的妻子和家人。

这个节目的用意是提醒新西兰人去中国做生意、旅行时要非常警醒，避免陷入法律纠纷，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手头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15日发布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据判决书所述，2008年11月30日晚，Danny Cancian 同另一名新西兰人和两名中国同伴在佛山一个酒家宵夜，同时在该酒家用餐的还有当地罗姓先生及他的几位朋友。罗先生同Danny头天在当地一个饭店门口无意碰撞了一下，大概因为交流上的误会，罗先生对此很生气。这会儿在酒店冤家路窄碰上了，罗先生决定要教训Danny。他带着众人率先走到Danny座位处，掀掉对方帽子挥拳就打，冷不防受击的Danny于是站起身来把对方推到墙边，罗的朋友乐先生抄起椅子砸中Danny头部，受伤的Danny也抄起一把椅子砸向乐先生头部。乐倒地后，Danny 又朝他头部踢了两脚，乐先生因头部受重伤当场死亡。佛山警方当晚将Danny羁押，同日将其刑事拘留，12月2日将其正式逮捕。

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判Danny犯“故意伤害罪”，判其入狱5年，另外还判其赔偿乐家数十万元人民币。

当事双方都对判决很不满。乐家认为判得太轻。乐先生家在乡下，他一人在外打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乐家希望得到更多赔偿。Danny家人则认为判得太重，认为Danny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自卫反抗。判决书上也明确写有“被害人吴XX一方先挑衅并殴打被告人”，“对引发本案有重大过错”；验尸报告也说明吴体内有过量酒精。由于双方都对判决不满，案子现在已转至广东省高级法院，目前在等待高院判决。

为了做这个节目，Sunday节目组采访了Danny的家人，Danny家人含泪讲述了他们的想法。他的妻子说，Danny住在关押40多犯人的牢房里，她很为丈夫的处境担忧，从谈话中，可以感觉出他们对中国司法的陌生、不信任。

做新闻报道的要素之一是报道面要均衡。当事双方当然不能只采访一方。节目组希望去中国采访受害人吴家的家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7月中旬，我接受Sunday节目组的委托，几乎用了一周时间通过各种方式联络吴家和其他相关机构及人士，希望采访他们；同时，我也同广东省媒体和佛山媒体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当然，我首先联系的是广东省外事办。几乎所有的可能的方法都试了，结果一无所获。

没有人愿意接受外国媒体采访采访，没有机构愿意同外国媒体合作。

其实，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不牵涉敏感政治话题、不牵涉国家机密。

我记得几年前，广东省曾主动邀请新西兰主流媒体到广东参观，本地有华人媒体曾对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过。

如今，新西兰主流媒体主动找上门了，却没人愿意搭理了。

中国中央政府去年奥运之前作出革命性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不需要通过批准就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然而，普通民众和地方机构对外国媒体还是避之不及。

一位在中国某外事部门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政府在外事政策上已经很开放了，但老百姓同政府在认知上有鸿沟。”

一位在广东媒体行业的朋友对我解释说：“中国人被管制太狠了，一般都还是怕跟老外们有赚钱之外的合作和交流。”

我同Danny的律师通过电话，同审理Danny一案的法官、同法庭的庭长都通过电话。感觉他们说话彬彬有礼、言之有物、恳切自然。我多么希望他们对我说的内容能通过电视画面让新西兰观众听到，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一案子的审判上中国司法机构表现出的透明度。

然而，Sunday节目组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我为Sunday节目组遗憾，也为中国方面丧失一个利用外国媒体表现自己的机会而遗憾。

就效果而言，利用好这样的机会要比花大钱请外国媒体到中国看那些安排好的表面风光作用大得多。西方媒体人可不傻，凭什么会相信中国政府安排给他们看的东西？话说回来，就是中国民众对官方话语的信任又有几成？

在中国日益受到世界重视的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只会越来越多。因此，用透明的政策、合作的态度对待境外媒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当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是非自然容易明辨。谁想歪曲什么，也没那么容易。

作为一个同时为中文媒体和英文媒体工作的记者，我衷心希望中国早日“完全开放”，虽然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能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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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20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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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商人CANCIAN在东莞监狱，“四年没见过太阳和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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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克兰）必胜客

記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江蘇、安徽成立了革委會，支持者贊”好得很”，反對者罵”好個屁”，故成對立的”好派”与’’屁派”，革命群眾分成兩派後，從普通工人、學生到一些有一官半職的幹部，都面對一個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經常在街上、單位里和家中，被人詰問﹕”你是好派還是屁派？”兩派之中任何一派，都具備從省市廳局直至中央文革的後臺，一個不小心站到那一邊去，而那一邊的後臺偏偏倒了，你就”站錯隊”了！當然你也可以”反戈一擊”，与原先哪邊的划清界线。

       當時亂是亂到天下大亂了，但亂中仍見人心其真，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兩夫妻或父子兄弟姐妹，有時各擁一派，飯桌上吵起來，認定對方不忠於毛主席而反目甚至斷絕關系的，大有人在。好派就是好派，屁派就是屁派，鮮見”好個屁’的人，跑到”好得很’那邊去，戴上好派的紅袖章，拿著好派的大喇叭，再回過頭罵﹕”好得很”的。這叫做”不站錯隊”！

      當今世上有人認為西方民主”好得很”，也有人認為西方民主”好個屁”。在制度認同擁戴方面的”好派”与”屁派”，有時也爭論得很激烈。撇開研究政治、社會科學的學者專家不說，一般民眾只識”用腳投票”，不喜歡這地方了就走。就象當年台灣海峽上空飛來飛去的那幾架戰鬥機，從台灣飛到大陸的是”棄暗投明”，從大陸飛往台灣的是”投奔自由”，你不樂意待下去才想方設法跑。跑到哪一邊是你個人的選擇！現在大陸民眾不再偷渡港臺投奔自由了，反見台商屁顛屁顛跑回大陸，也是個人選擇。

      間中也有人悔得腸子都青了的，站錯隊之后又回頭，有什么不可以，這也是個人的選擇嘛！一隻隻”海龜（歸）”不都越過大西洋回神州了嗎？

      移民也是一種選擇，離鄉別井去另一地從頭開始求發展，肯定有個人的打算和目的，或喜歡那里的自然環境、氣候、社會制度、教育、工作和福利。天涯誰非客，安身便是家。初期難免有許多不習慣甚至文化衝突、思想動搖，但既來之則安之，日久他鄉變故鄉，慢慢就會安定下來。

      必勝客也是移民的過來人，對移民的苦樂也冷暖自知，令必胜客不解的是”好個屁”的人，前赴後繼跑來”好得很”這邊了，卻一口一個”好個屁”地罵不絕口。看著新西蘭与西方國家這不順眼那也不合理。正如洋人所說的沒有Point，沒有理念的支撐，端起機關槍”突突突”掃它一通，殺個屍橫遍野才痛快。不過，子彈打出去了，兩邊的種種福利，還是象張藝謀那部電影 -《一個不能少》！大陸的退休金要拿，房子要保留﹔新西蘭的福利也決不放過，必勝客在新西蘭住了近二十年，也是到了這幾年才聽說，新西蘭有這樣那樣的福利，名目之多，范圍之廣，教人吃驚。這都要拜那些精明的同胞對本國有關法例鍥而不舍的鑽研所賜。

      你或者可以講我又沒有領福利，相反我還在納稅，不過閣下又有沒有想過，你子女享受的免費初級中級教育、你的言論自由与生命財產安全、包括你呼吸的純凈空氣，都与當年英國移民的拓荒努力有關，与英國的文化、政治、經濟的影響有關。你不接受本地文化和價值觀，又如何生活在新西蘭呢？

      這等人，忽然”愛國”﹔忽然”寬大得可以起來”，原諒殺人的害人的勾當，忘卻血寫的記憶﹔忽然”清醒”地洞悉了西方的不是之種種。他醒了，卻不愿離去﹔愛國了，卻賴在洋人的地頭……”自己是早已佈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 魯迅當年損的，正是這類人！

      釣魚時問過一下旁邊的老廣漁友，這種人似曾相識在哪兒見過，老廣把手中釣竿一甩，那鉛墜帶著魚絲划出漂亮的弧線落到水中央。”似邊個？似江青，黐線婆一個！”

      趁暫時不見魚兒咬鉤，我繼續讀索爾仁尼琴的書，為那些至今仍然自我放逐在精神古拉格群島的人，嘆一口氣，老友陶杰講得對﹕”你只能贏得我深深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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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裝飾藝術之都內皮爾，發生本國有史以來最嚴重槍擊案。五十一歲的退役軍人莫林納 （Molennaar），射殺一名正在執勤的高級警員，同時擊傷兩名警員及一名途人。紐西蘭舉國上下，度過了驚心動魄的幾十個小時。

整個事件中，警方封鎖了內皮爾部份地區，疏散了數百平民。又請來軍方輕型裝甲車，搶回被擊斃警員的遺體，与凶徒對峙數五十一小時，終於發現槍手莫林納死於自己住宅之中，才結束了這場噩夢。

莫林納酷愛健身，背景复雜，其弟早年已自殺，在警方例行臨檢大麻之時，突然發難襲擊警員，有人猜測可能是吸毒後失控所致。整件事的前因後果、警方在處理案件中的功過得失，恐怕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厘清定論。但直至目前為止，公眾與論對殉職警員Len Snee的哀悼是一致的，許多人致函送花給他的遺屬，犧牲的Len Snee警員以及負傷的Bruce Miller与Grant Diver兩位警員，是維護社會安全的英雄，受到紐西蘭民眾的尊敬与愛戴。

至於退役軍人莫林納（Molennaar），不論他有什么個人理由或怨愤，無牌私藏軍火有罪在先，開槍襲警拒捕更罪加一等。他犯下反社會彌天大罪，國法不容，死有餘辜，連其親生老母，都不見諒他，代向受害者頻頻致歉！

政府与民眾，必從這一慘重事件記取教訓，吸收經驗，在處理類似突發惡性事件時，能採取更及時得當的應對之策，避免或減少傷亡。喚起全社會對治安、教育等問題的重視。

令必勝客大吃一驚的是，在莫林納伏尸宅中後僅僅數小時，本地某中文网站上駭然出現一個「 向我們紐西蘭新出的英雄敬禮 ( 熱血青年原著, 必讀巨作)」的帖子，該網友在帖子中鼓吹﹕「在我們平靜的國家裏,也出現了一位英雄,就是那個槍殺員警,那位被炸死的英雄, 一位敢和政府做對的人,一位感和員警對抗的人,……在這個國家,最強的人就是員警了,他們代表著政府,代表著法律, 有誰不怕哪, 這個國家的法律,是保護那些有錢人的, 保護那些白人的, 這裏的員警,給罰單,找小毛病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強, 但真正殺人了,出事了, 都躲得遠遠的了,這個英雄殺的好,殺得為我們解氣, 給我們腐敗的政府一個打擊,為我們這些弱者發言,……那些員警,大多數,看到我們亞洲人,就開始找毛病,我沒看他們幹過什麼正經事,就知道欺負比他們弱小的人,在這裏,我為那位敢於和政府做對的毛利英雄敬禮,他永遠會活在我的心中!」

這真是「一個莫林納倒下去了，又一個莫林納站起來！」對這种極度危險的反社會言論，竟然沒有人站出來駁斥，這更是咄咄怪事。

美國知名哲學家 L.羅恩. 賀伯特先生，經過多年觀察和研究人類的行為，發現世界上可分為兩種人，社會人格者與反社會人格者，每一種具有其特別的行為屬性。反社會人格者也稱「壓抑者」，因為有某些特性和心理態度，使他們極力反對任何改進的行動或團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反社會(Anti-social behaviour)。這些有反建制思想或行為的人物，通常被稱為不合群的人物、仇視現有法律及執法人員的人物，他們特別仇視警察及保安等制服人員。

如果具有反社會傾向的人受到重用，例如在國家的立法機關、政府組織、企業團體里任職，那將會帶來極大的破壞。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常常看到，尤其是引發戰爭的人物，讓許許多多無辜的民眾，被迫打仗或犧牲，這也就解釋了歷史往往會重演的根本原因。

莫林納在內皮爾射出的子彈，划破了我們這個和平國家的美景﹔然而那些隱藏在常人衣冠后面眾多的莫林納，對我們的社會存有如此仇恨歹毒之心，禍患無窮，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如何防范与清除這類反社會的潛在危險，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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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必胜客

在報端拜讀一篇長文，提及新西蘭與唐人街之種種歷史因由、現況及遠景。對新西蘭至今沒有唐人街的原因，除了歷史上白紐政策和主流排外的因素，作者忽略了兩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新西蘭華人人口遞增的變化以及華僑歷史的文化傳承。

必勝客認為，華人的人口遞增，在新西蘭華僑歷史上，一直沒有明顯的上升，只是到了九十年代才跳躍式猛增，其後再隨著大陸移民的湧入，才達到當今這個人口規模。這導致唐人街缺乏出現與形成的根本條件。

唐人街，顧名思義，必得有唐人，而且是很多的唐人，才可以成行成市也成街。

《初使泰西記》中記有：“金山為各國貿易總匯之區，中國廣東人來此貿易者，不下數萬。行店房宇，悉租自洋人。因而外國人呼之為‘唐人街’。建立會館六處。”1887年，王詠霓在《歸國日記》中也使用了“唐人街”：“金山為太平洋貿易總匯之區，華人來此者六七萬人，租屋設肆，洋人呼為唐人街。”

在十九世紀，美國舊金山的華人就多達六七萬人，而當時的美國政府的排華政策正相當苛嚴。由於華人聚居的人口規模实在龐大，唐人街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必然的了。

新西蘭國土面積和英國一般大，白人人口都那麼稀少，當年來這裏的唐人就可想而知更少了。在如此廣闊的土地上，華人在南島淘金，北島事農，千辛萬苦留下來做生意，散居在南北兩島各地。華人人口之所以一直比較少，与新西蘭的生存与發展大環境有直接關係，其次才是白紐政策与排外思潮的影響。而今天聚居奧克蘭的十多萬華人，是受奧克蘭經濟文化發達、宜人氣候的吸引，並無華僑歷史的沿襲因素，由於無先僑祖上留下的根柢，也沒有鄉梓親朋的人際網絡。所以即使富可敵国，來了這里之后也是單打獨斗，各自為戰，缺乏凝聚与靠攏，這也是唐人街在華人人口大幅增加后仍然無法出現的主要原因。

遠的且不說，就說近鄰的澳洲悉尼，澳洲的白澳政策是舉世臭名昭著的，但去澳洲的華人在清代咸豐年間已逾數萬，這麼多的華人初時是因言語不通為求相互依靠，比鄰而居，以老僑的店鋪果欄作聯絡聚集地點，在該聚居點又不斷置業，遂漸漸形成一個有文化特質異國風情的商業街區。

沒有百年僑史的積澱，沒有世代交迭僑商的苦心經營，現今的悉尼德信街，即使在街口立了牌坊，里面的內涵也是空洞無物的，只是假中國城而已。

所以新西蘭之所以沒有唐人街，移民政策、主流排外都并非決定性因素，華人未能在一百多年前增至一個可觀的人口規模，是根本原因。

其次，華人人口太少的另一個原因，也同中國大陸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未閉關鎖国限制公民出境有關，這導致本來人丁單薄的新西蘭華人社會，缺少新血補充。一些回國的老僑如楊湯城，在當時的大陸政治氣候里備受摧殘，許多土生華人因此卻步無法回鄉接受中華文化而全盤西化。這也是唐人街一直未能形成的另一個原因。

指望當地政府打造一個唐人街，很美妙但始終是空想，因為新西蘭的經濟規模決定了人氣不足，人流不夠。我們不妨看看他国的經驗，德國柏林以北一個叫奧哈尼恩堡的小鎮准備建起一座大型中國城，如果計划通過，到2010年前後，這裏將建成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國城：有中國式的住宅樓、高級酒店和商鋪，計划中還將建起一座中醫治療中心，提供包括針灸、按摩、氣功在內的治療服務。

奧哈尼恩堡鎮人口僅有41199人，盡管建造大型中國城這個計划很宏大美麗，但當地人擔心的還是，在德國的華人是否願意遷入中國城，畢竟如此巨大的建設規模，如果居民數量不夠的話，中國城將落得個慘澹收場的結果。這也是小城政府的擔憂，如果招商和入住規模沒有達到預期的話，德國唐人街同樣有可能“無疾而終”。

唐人街的賣點，不光是中國古玩字畫、美食和針灸，還帶有一種古老的況味、歷史的滄桑。在今天來講，興建唐人街百分之九十都是出於商業動機，其他理由無論多堂而皇之，都只是口號而巳。具體在唐人街運營的還要靠華人，還要看有無永續經營的發展前景。新西蘭既然缺少形成唐人街的各方面條件，我們就不要去強求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提出這些并無多大多迫切的社會意義。

說到奥塔哥的帝皇酒店，在那里建唐人街更是天方夜譚，還不如集資修建一個歷史遺跡博物館，搶救与保存正在湮沒失散的新西蘭華僑歷史，讓人們記住新西蘭今天的發達繁榮，其中也有華人的血汗淚水。這比建一條前景未明的唐人街，意義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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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奥克兰的中国城永远都做不起来？

作者: 必胜客   

很少聽華文廣播，這幾天裝修工來草廬幹活，開著帶來的小收音機，必勝客叨光聽了几個時段的節目。有趣的是，主持人似乎滿喜歡’卡线”，在一位女聽眾打電話進去時，話題不對主持人所訂口徑，立刻被挂斷電話。她再撥，主持人警告了，妳若再打，我便可以通知電話局你為不受歡迎的電話號碼。夠性格，但不夠民主。

本地華文報紙，也很少批評政府，批評華人政客与僑領，批評華人社區不良現象，揭露抨擊弊端，更不見主筆撰寫社評＇，相反不斷有些歌功頌德、嘩眾取寵的大作出現。必勝客還在本地華文網站上，發現吹捧華人議員的文章，這種”馬屁文化”的存在，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疑問﹕倒底本地華文媒體是在揭露還是掩蓋？是批評監督還是評功擺好？是忠於事实敢說直言還是報喜不報憂？

《獨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遜說過：”如果讓我來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應該有一個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必勝客在中国大陸內地接触過不少報紙、廣播和電視媒體，其言論觀點都遠比本地華文媒體要獨特犀利和開放大膽，這豈非咄咄怪事？

椐必勝客孤陋寡聞的粗淺暸解，新西蘭的言論自由度是全球排名前列的，媒體曝光政治人物，剖析公共政策決策過程，包括對政治、經濟、環保、社會等重大問題的討論，都是十分開放与自由的。為什麼我們的華文媒體在自由的天地里反而”自律”了呢？

言論自由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媒體作為一個特殊的組織同樣被賦予了”不得剝奪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權利。媒體就應善用自己這种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鼎足而立’笫四權”。媒體直面的是公眾，如果依附或屈從某種經濟利益或政治勢力，那麼其代表的立場就會發生轉變，報道的內容也會斷章取義，具有某種政治傾向性和預設立場，失去其公正、透明、直言的特點。也失去了自己的公信力与監督功能。

媒體從業人員所做的是一項對良知与正義要求極高的神聖使命，民國年代”申報”創始人史量才，曾經面斥蔣介石的威脅﹕「你有百萬軍隊，我有百萬讀者！」一個報人的風骨情操，永留人間。

必勝客緬怀史前輩之餘，不覺想對某些人說，你們的”自律”其实是一種”自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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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必胜客

劉再複回到闊別十九年的中國，擲下的第一個炸彈就是”貴族精神”！《中文先驅報》前主編文揚，可能因為是人在北京市，近距離感受到氣浪的沖擊，幾乎同步作出反應，越洋在新西蘭中文報紙和網站上發表文章，本地有一些作者也作出回應，必勝客通通拜讀了。

無巧不成書，必勝客移民來新西蘭，也是剛好十九年，向來只喜歡讀，不敢寫。十九年的光蔭能把人變成什么模樣，思想感情會起什么變化，必勝客倒還是有一點心得的。

在必胜客看來，劉再複是個和高行健相同類型的文人，不同之處只是放下政治話語的高行健，’禪”味重了一些。在海外的這些歲月裏，劉先生寫了九部《漂流手記》，還有其他學術著作，高行健稱贊他”在流亡的逆境中，寧可孤獨，寧可寂寞，寧可丟失一切外在榮耀，也要守持做人的尊嚴，守持生命本真，守持真人品、真性情。”不是沒有理由的。

但對於一個遠离中國躲在”象牙之塔”中的文人來說，要對當下中國人精神世界來作一番挖掘，甚至還要作指點迷津，問題就出來了。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加拿大發生警員使用電擊槍擊斃新移民齊康斯基事件，不同意見反響非常之對立。在事情發生後，人們看著錄像，斟字酌句審度各方證詞，以旁觀者清的立場，挑剔每個細節，推演這可以防止，那可以避免。不過大家都忘記了結論應該從整體來看，而不要孤立地截取事件的某個片段、場景下結論。而且當事人在當時當地身處的境況，也只有自己知道，還沒有辦法還原。

劉再复可能就像一個旁觀者，試圖在三十年改革熱潮席卷中國之后，找出中国人精神歸宿的錨地。他忘記了，中國人有太多的歷史遺痛，他們已經變得只愿意向前看，而不愿意回頭看，活在今天沒有精神理性的重負，只享受感官的樂趣，對於他們會更輕松。跟現在的中國人講貴族精神，他會愕然地用老廣的話反問你﹕「乜東東來架，有冇搞錯？」

一個拜”孔方兄”的社會，什么都有了個價，又能上互聯网解構全世界，痞子蔑視君子，壞人欺負好人。有些事，老子就是這樣幹了﹔有些話，老子就是這樣說了！老子是流氓誰怕誰！再不行老子滅了你，當下的中國人已經認定自己無所不能。十多億同胞不”貴族”了，劉先生倒在流亡中成了”貴族”，怀著一顆善良高貴的心來歸，他的話卻沒人能聽懂，也沒有人愛聽了。

從哪里來還回哪里去吧，該干嘛就干嘛去，只是拜托劉先生別再”貴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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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百度百科对于”贵族精神“的定义

贵族精神”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搜狐上有一篇文章，说贵族精神有三大支柱：文化教养，社会担当，自由灵魂。

作者：（新西兰）必胜客 

周未在家欣賞了一部四十年代的經典電影，沈浮導演的《萬家燈火》。描寫主人公胡智清的老母親和弟弟從農村投靠到上海胡家，胡家立即陷入了窘境，房子狹小，物價高昂，三餐不繼。電影的視角完全站在都市的市民的一邊，農村的來人，變成了面臨困境的都市生活最後沉重壓力的一部分。當時有評論家指出：“故事雖簡單而卻非常真實，有如你我一樣，假如一旦有同樣的事情臨到我們頭上，也馬上會變成劇中人。”

在十里洋場、夜色迷人的大上海，萬家燈火下的人間悲劇，充滿淚水与哀傷，只有用良知与社會責任感去觀察、剖析和批判，才能抓住焦點，找到根源。公共知識份子的責任，從來如此。古今中外的千古文章，之所以不朽，正在於這一種風骨和情懷的體現。

有人認為知識分子是一種精神，而公共知識分子卻是一種現代職業。

      美國當代法學家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定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一群關心政治、社會以及意識形態問題的知識分子，並經常地在公眾媒體發表議論，如發表文章、參與電視及電台的廣播和演說等。

      曾有人指出，也某些知識分子故意扭曲事實以迎合大眾市場，而在評論/知識生產的市場運作下，建立一種聽起來合理而又動聽的論述并推出市場，企圖及時造成輿論，對公眾產生影響。於是采取簡化或扭曲問題、將事件’典型化”(stereotyping)、製造口號式評論、硬套錯套文化理論等表演技倆，其目的都只是讓大眾欣賞到一場精采易明的應時演出。

讀過了先驅報前主編文揚的文章”中國人的信心從何而來”，覺得有可商榷之處，先不講那個” 中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度和對領導人的信任度常常會高達80%–90%”的荒謬數椐。單單就是文揚先生講的﹕”近三十年來，從最大的前蘇聯算起，全世界慘遭忽悠搞錯了本國的輕重緩急和優先次序的新生 “民主國家”不下三十個。雖然目前不幸的狀況各有各的輕重，但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在30年裏經濟增長了10倍並大幅度地改善了民生的國家則是可以肯定的事實。”這段話就不太准确。

前蘇聯的俄羅斯現在怎樣了？和中國相比怎樣了？

俄羅斯實施了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憲法和《俄羅斯聯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團體法》的保障。

在俄羅斯實施了多黨制度，實現了自由選舉。包括總統大選和議會大選。自1991年以來，俄羅斯選舉頻繁。從1991年到2004年，全民公決就有7次：4次議會大選，4次總統大選。自由選舉由俄羅斯聯邦憲法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選舉法》《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選舉法》。

在俄羅斯人民獲得了新聞自由，發行少於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進行任何登記。言論自由受到憲法和《俄羅斯聯邦大眾傳媒法》的保障。在俄羅斯聯邦根據這部法律成立了數千家私有的大眾媒體，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

俄羅斯確立了自由的市場經濟，企業按照需求生產，企業效率得到了恢復。歐盟和美國已經承認俄羅斯為市場經濟國家。

俄羅斯實現了政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任何政府成員在就職前必須申報個人和家屬的財產。並且要每年月1日前申報上個會計年度的收入和財產變化情況。這些申報可以通過媒體公佈，以便公民監督和舉報。由俄羅斯聯邦憲法性法律政府法規定和保障。

俄羅斯提前償還了前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所有1150億美金的債務。其中提前償還了巴黎俱樂部的債務近500億美金。免除了伊拉克的90億債務。

俄羅斯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前蘇聯時期的外匯儲備。超過了包括前蘇聯時期15個加盟共和國的總和。目前人口不到2億，外匯儲備卻達8000億美元。“网易財經」介紹了以下數字﹔2007年，世界銀行發佈了二份極具震撼力的報告。第一份關於俄羅斯經濟狀況的報告指出，俄羅斯經濟增長是符合窮人利益的經濟增長。第二份報告涉及中國，中國在2001年至2005年間，中國經濟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但13億人口中最貧窮的10%的人口實際收入卻下降了2.4%。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然而，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卻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後，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了200％。

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俄羅斯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下，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10800盧布，約合人民幣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資最高，目前人均約2萬盧布，折合人民幣6700元；與中國接壤的遠東地區最低，月均工資在9500至10000盧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間。實際工資增長大大超過GDP的增長速度，讓俄羅斯人真正分享經濟增長成果。

      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從而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分享到經濟增長成果。

俄羅斯財政部宣佈，根據俄羅斯2007～2009年三年預算計畫，未來三年間，實際工資還將提高50%.俄羅斯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俄羅斯經濟長期趨勢》報告預測，2012年前俄將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趕上韓國、西班牙、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水準，2020年前，人均GDP可達29400美元。

俄羅斯和中國倒底’誰搞錯了輕重緩急和優先次序”？不要用別人的錯失，來証明自己的正确﹔更不能將別人的正确，說成是錯失，居然還用來証明自己的錯失是一种”正确’。

三十年改革的中國如今一片繁盛的萬家燈火，誠可喜可賀。但是，作為海外公共知識份子，看到的不應只是歌舞昇平，還應看到不足与錯誤缺失，看到風險与危機，利用走出專制社會身在海外的自由，誠懇而認真又毫不留情地批評与揭露，大膽建言与獻策，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与民主改革。這才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必由之路。

對萬家燈火下的黑暗，以及那些黑暗中苦難，我們沒有權利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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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2008年11月30日，一个在阳光晴好的初夏，我同另外一名曾在BBC工作过的资深洋人记者到Mike Moore先生家位于一个美丽海湾的漏水宅子做客聊天。

Mike Moore 先生是前工党领袖，后来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Mike Moore 先生，他在任期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麦克·莫尔先生在谈话中几乎是说到中国就提印度， 我于是请他把这两个国家加以比较。莫尔先生几乎想都没有想，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浅显的话语说明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他说，如果他个人做投资，目前他会选择印度。主要原因一是印度人讲英文，沟通起来相对容易；二是印度在商业行为方面更接近国际惯例，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目前比中国做得好；三是在印度做生意不必走太多冗长的官僚程序。

麦克·莫尔先生送我一本他2003年出版的书  – 《没有墙壁的世界 – 自由、发展、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A World without Walls – Freedom, Development, 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他笑着对我说，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居然还出现了盗版。

 

于是话题转到了盗版和知识产权保护。

Mike Moore先生说，最近有国际机构对中国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后在履行承诺方面的表现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除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改进外总体表现良好。

Moore 先生说，中国人模仿能力和制造能力很强，国外的名牌汽车，中国人能做得跟真的一样。不过，Moore先生相信中国在未来15至20年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有所改善。他用印度做例子说，印度过去也存在有类似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随经济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增多、特别是IT专利技术的增多，印度人开始注重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产权意识的加深，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也开始给予相应的重视。

在大部分中国人或海外华人眼里，印度是贫穷的，乱糟糟的，印度的发展一定是不如中国的。最近读过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女士谈论访问印度的文章，主题是去了印度，才知道“中国人脱贫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相信杨澜的文章让许多国人对印度更加瞧不起，对自己生活在中国而不是印度更感庆幸。

然而，印度比中国更有投资吸引力，这不仅仅是麦克·莫尔先生的个人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008年）7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对于管理着上千亿欧元的渴望对外投资的欧洲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在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中排名第三，落后于中、东欧和印度。

印度为什么会比中国更有吸引力，这个话题，恐怕值得许多人认真思索。

（原文2013-4-1 12:54发表于新西兰同人网）

相关链接：

• [毛芃]前世贸总干事麦克·穆尔家竟然住的也是漏水房
•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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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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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白 2013-4-3 10:54

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是对内限制很大，对于外资相信无重大阻碍，中国相反，各种潜规则对内则容易被适应和理解，对外则形成巨大的障碍。另外印度在文化上被西方理解的更加透彻，语言有很大优势，体制上又相似，在软的环境上更容易让西方人适应，当然中国在各种硬件上有巨大优势。MOORE的意思我想也是在强调软实力。

fhjp 2013-4-2 23:02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 我最近跟一个斯里兰卡的移民聊了起来. 他是个医生兼墨尔本大学的讲师. 移民到墨尔本有一段时间了. 他的结论正好跟 Mike先生的结论相反. 他说印度的宗教和种姓问题是个死结. 这会极大地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还有印度对女性的尊重, 还处在个别政客在选举的时候喊口号啊的水平. 看看最近印度发生的强奸案就知道了. 他去过上海, 北京广州香港. 见识很广. 他觉得西方国家的所鼓吹的许多印度的”优势”并不适合印度的政治经济制度.

曾文治 2013-4-1 21:22
莫尔先生曾经身为WTO总干事，人在高处，有充分的资料，更有远大的眼光，比我们这些属于社会”基层“分子的看法可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印度有过一小小点接触的我只想发表一下我跟印度人来往十几年和曾经到访几次的一些个人浅见：

1 印度人的印度腔英文是顶呱呱那不用再说，不过印度人话特别多，个个能言善辩，大家对马来新加坡有研究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印度人只占人口的不到8%，可是当律师当政客的远远超出人口比例，什么事都有看法都有意见，到要行动时又一大堆理由，这个不行，那个不能。话多多，行动少。政府官员也是那么样。不像中国的官员，一心一意的想招商引资，政策分明，虽然个别的有”闭门打狗“的现象，那是另外的话题。

2 新德里（印度首都）中央政府机关里的档案还有大部分用最古老的方式，一页页的文书夹在一个大的套里头（那可是2009年我亲眼看到的）。文件存档没有现代化也无所谓，只要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没用电脑存档也问题不大，问题是印度的繁文缛节比中国90年代一个项目审批需要从县市省京盖160多个章还麻烦。中国有些地方老早就有一揽子新项目审批如苏州工业园。不可思议的是印度的每一个州（等于中国的省）税收还不一样。这个州生产的在另一州卖还得另外交税。课税混乱。谁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3 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穷人好像就甘甘心心的当他的种性制度下的最下层，安安心心的住平民窟。这些贫民可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刁“更”蛮“（记得网上看到过，有官员称中国老百姓为”刁民“），贫民窟占用了都是公家属地而且跟高尚住宅区比临而居，政党为了选票动都不敢动他们。印度的钉子户可多了，到过印度旅游的人时常可以看到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忽然的绕开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然后再拉回笔直往前走。可乐公司在印度设厂，在厂区内挖井抽地下水用于生产，周围老百姓就抗议说可乐把地下水用光了，后果怎么样不知道，没继续跟踪。

大家说说，有谁愿意到这种地方这种环境下投资呢，比中国有吸引力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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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ike Moore 先生 （1949年1月28日 – 2020年2月2日）担任过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他在 1999 年至 2002年担任世界贸易组（WTO）总干事。生在随意聊天中提出的。 2010年至 2015年出任新西兰驻美国大使。2020年2月2日因病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