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毛芃作品

作者：毛 芃

2009年6月17日，毛利事务部长、教育部副部长 Pita Sharples说，毛利学生应该不受入学资格要求限制自动进入大学，以改变毛利人受教育不足的状况。

Pita Sharples博士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表示，大学应该为毛利学生保留学习空间。他说，毛利学生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最低的。这位毛利党联合领袖认为是新西兰的教学体系妨碍了毛利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

Pita Sharples博士认为，如果毛利学生可以随意进入大学，毛利人将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巨大跃进”。

同白人学生相比，毛利学生的总体教育素质要低许多。据Sharples 博士说，毛利男学生离开中学时，有一半无法得到NCEA证书。他认为“这是愚蠢、荒谬、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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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les博士的提议惹争议

Pita Sharples博士关于让毛利学生自动升大学的提议一问世，立即引起争议。

Sharples博士6月18日说，他并不是要所有毛利学生不管成绩如何都进大学；他是建议大学给毛利学生提供足够的支持，使他们达到入学标准。比如，把他们送进由大学资助的学习中心读些课程，使他们不仅可以掌握读写知识，还能学到论文写作技巧等。他说，毛利人对大学文化很陌生，大学应该实施一种对毛利人友善的教学方法。

新西兰已经有一些大学为毛利学生在一些科目上特别保留名额，比如法律专业和医学专业。不过，大学对Sharples博士的提议反应普遍冷淡。大学副校长们称这个想法会起到“极端反作用（counterproductive in the extreme）。”

肯特伯雷大学副校长Rod Carr说，大学如果允许一个族裔的学生免资格入读，那会把其他学生挤出大学。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进入大学的能力，而是学生们进大学后的学习能力。他认为，那些无法在中学通过NCEA考核的学生，进大学学习可能会很吃力。

奥克兰大学副校长Stuart McCutcheon教授说，新西兰在教育问题上确实存在鸿沟，不仅毛利学生受教育程度不足，太平洋岛裔学生也是如此。但他认为这种差距要由高等学校和中学共同合作来缩小。

AUT历史教授 Paul Moon认为毛利学生需像其他学生一样，在达到统一的入学标准后才能入校学习。

AUT高级毛利老师Ella Henry说，不是每个毛利人都需要进大学读书。

AUT副校长Derek McCormack表示，国家对大学拨款封顶，限定了学生的入学数量，这对毛利学生进大学学习是不利的。

据报载， AUT毛利学生的比例占学生总数的10%，大致同毛利人口在该地区的的比例相同。AUT毛利学生的毕业率为77%，大学生的平均毕业率为81%。

不过肯特伯雷大学毛利和土著人研究院负责人Taonui说，让毛利人自动进大学对他们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有帮助。

这位负责人认为，随着毛利人口的增加，毛利人在学校的比例将会增长到30% ，因此，高校中毛利老师的比例也应相应增加。Taonui还说，应该要求所有的高校老师能讲毛利语，因为毛利语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

对于Sharples博士提议让毛利学生自动进入高校的建议，工党表示反对，认为让那些无法从中学毕业的学生直接上大学，将使问题更糟糕。

国家党政府也没有表现出要接纳这一建议的意愿。总理John Key 说，他更关注提高毛利儿童的读、写和算术能力。

他说：“如果毛利年轻人不能够达到NCEA要求，我们需要返回头解决同读、写和算术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把他们送进大学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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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毛利人要提高对子女的期待

NewsTalk ZB电台节目主持人Kerre Woodham说，许多毛利父母把大学看成是别人家孩子去的地方。她认为毛利家长们必须有所改变，要对自己的孩子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她说：于年轻毛利男子来说，关键问题也在于要对自己有所期待。

惠灵顿的 Dominion Post 为此发表社论。社论说：毛利事务部长Pita Sharples关注毛利年轻人的教育是正确的。然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对的，因为让某个特定人群享受特权同新西兰人人平等的原则相违背，而这种做法也不现实。

社论说，Sharples 博士自己是人类学博士和语言学博士，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一定知道教育的成功需要刻苦的训练、辛勤的努力、需要牺牲精神和良好的师资，同时，还要有一个支持他学习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些存在，一个学生就是进入了大学，也不会取得成功。

Dominion Post 认为没有必要为那些学习不良的毛利中学生建立学习中心，因为这个中心已经存在，这就是现有的中学。如果一些中学没有满足毛利学生的学习需要，那就应该作出改进，这正是Sharples博士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应该致力的工作。

另外，家长、老师和学生要在教育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家长要提供一个支持孩子学习的环境，给孩子们灌输要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意识，老师们要确保他们的教学工作很有成效，孩子们则要利用好各方面给他们提供的机会。

怀卡托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研究发现，毛利人和教育机构在毛利人教育问题上有不同的认知。

毛利学生、家长和校长相信，最影响毛利学生表现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质量。而大部分老师则相信最影响毛利学生表现的是学生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环境。

换句话说，许多教师对毛利学生的期待比较低，因为他们相信影响毛利人受教育的因素不在他们的控制之内。研究还发现，毛利人可能通过老师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在表现上有惊人的改进。

因此，Dominion Post社论建议，Sharples博士应该利用他的权力来推广一些有助于提高毛利人教育程度的教学经验，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新西兰的毛利人和非毛利人都将会对他心存感激。

Wanganui市长、电台主持人兼专栏作家Michael Laws在评论Pita Sharples博士关于让毛利学生自动进入大学的提议时，用亚裔移民在子女教育上的成功做例子，说明毛利人在教育上的失败并不像Sharples博士所说的那样该归咎于新西兰的教育体制。

Ｍichael Laws说，那些亚裔新移民的孩子来自陌生的文化背景，英文也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来新西兰生活的时间并不很长，在学业上就能超过白人学生。如果说新西兰的主流教育因为没有照顾到毛利人而导致毛利人在教育上失败，那面对同样的教育体系，为何亚裔移民的子女会成功呢？

Michael Laws说，亚洲移民在教育上的成就倒是能给Sharple博士提供解决毛利人教育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在于家庭和文化。

他说，亚裔父母通常对他们的孩子有很高期待，亚裔文化看重教育，把教育的成功看成孩子通往今后人生成功之路的通行证。而这两种因素是毛利文化中没有的。

Michael Laws认为，毛利人学业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看重教育的家庭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在于毛利人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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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的教育素质影响新西兰的未来

根据新西兰2006年人口统计，新西兰有56万毛利人，毛利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16%。

根据史料，1769年第一批欧洲人来到新西兰时候，新西兰大约生活着10万毛利人，目前，毛利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欧裔白人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西兰统计局对人口的增长预测，到2021年，欧裔人口将会增长5%, 毛利人口将增加29%，从59万增加到76万。届时，新西兰欧裔人口年龄老化，更多人进入退休年龄段，欧裔人口年龄中间值为44.3岁，而毛利人年龄中间值为26.4 岁。

未来20年，新西兰的劳动力将变得年轻，更加多元化。如果国家今天不能确保年轻的毛利劳动力有良好的教育和较高的技能，新西兰的经济增长今后将会非常脆弱。

如果今天的大部分毛利孩子在几乎不能读、写的情况下就离校，加上太平洋岛民在教育水平上的同样低下，新西兰在第一世界的地位届时将受到严重威胁。

《国家商业评论》（National Business Review）本周二发表社论说：“高等教育是造就掌握更多资讯和更多能力的人口”；社论对大学教育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做了肯定，并说有证据显示，国家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刺激GDP增长6个百分点。

因此，正如Dominion Post社论所言：“所有的新西兰人都应该关注毛利人的教育水准低下问题，当毛利学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没有获得任何教育资格就离开学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损失。”

（原文发表于新西兰2009年6月23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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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5月14日起, 韩国电影《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The Good, The Bad, The Weird）在奥克兰Sky City 影院上映。这部电影的最大特色在于，这是韩国第一部西部片。

西部片像文艺片、科幻片一样，属于电影的一个类型。说起西部片，人们会联想到美国西部辽阔的荒原、峡谷、苍凉的落日、孤独的小镇、还有那些充满冒险和侠义精神的牛仔以及风尘仆仆的拓荒者，当然，还有那激烈的马上追逐和枪战。

19世纪下半叶，大批美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涌向西部拓荒。在这片法律和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土地上，要想保卫自己的财产，暴力往往成为人们被迫采用的手段。有关牛仔、警长、强盗、印第安人的种种传奇，成为西部片的永恒主题。

上世纪30年代是美国西部片的黄金时期，70年代开始呈衰落势态。90年代又出现一抹辉煌。先是1990年，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与狼共舞》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随后是1993年，以扮演西部牛仔而著名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和主演的《不可饶恕》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没有想到，在西部片几乎不见踪迹的2008年，韩国导演金知云以西部牛仔的冒险精神，在中国西部敦煌戈壁和嘉峪关铁路沿线拍摄了韩国首部西部片-《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三个家伙分别由韩国顶级明星宋康昊、郑宇成和李秉宪扮演，号称梦幻组合。

历史上，曾有意大利导演在西班牙南部荒漠拍过口碑不错的美国西部片。但是，对于一个亚洲国家导演在亚洲国家拍摄西部类型片，人们总会觉得有些另类。

在去年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问导演金知云“为何要拍摄西部片？”

金知云导演的回答是：“因为这很酷（because it is cool …）”。

对于一名导演来说，能拍摄一部有各种大场面的西部片的确很酷。

《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的影片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朝鲜被日本侵占后，许多朝鲜人逃忙到中国，在满洲里这片辽阔、贫瘠、匪帮出没的荒野上艰难求生和追逐梦想。

影片故事围绕一张藏宝图展开。“怪家伙”宋康昊是个火车抢劫犯。在影片开场的列车抢劫战中，他从一群日本军官那里抢到一张藏宝图。据说这张图标注着清王朝埋在满洲的宝藏，因此不少人对这张图虎视眈眈，这其中有 “坏家伙”冷血杀手李秉宪。

“坏家伙”和“怪家伙”在列车上遭遇并展开激战。此时，以赏金谋生的捕快-“好家伙”郑宇成也登上列车，因为怪家伙、列车劫犯宋康昊是他的追踪目标。

怪家伙在混战中逃脱。很快，他发现对他那张宝图感兴趣的还有流亡的朝鲜爱国者、讲中文的蒙古匪帮，还有矢志要夺回宝图的日本军人。

于是，在小镇里和荒漠上，为了抢夺宝图，一场又一场追逐战和枪战在几股势力间展开。不过，不必担心这部电影只是单纯表现暴力，影片除了精彩的枪战、追逐和动作场面外，还交织着不少幽默和喜剧元素。

三个家伙中，怪家伙宋康昊承担了搞笑任务。他虽然因为身藏宝图而成为众矢之的，且总是处在各种麻烦中，但他总能带着一脸的无辜和憨厚在各种惊险场景中安然脱险。

《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有三段主要枪战场面。开场的火车劫案对于故事内容的展开很有必要，同时，在奔驰的火车上枪战也是西部片的特色之一。第二段枪战场面是村庄枪战，影片的结尾又有一段出彩的追逐战。怪家伙骑着摩托在戈壁滩上疾驰，坏家伙带着匪帮在后面骑马追赶，同时，一拨蒙古土匪也加入了追赶队伍。一路追踪怪家伙的好家伙也骑马挥枪赶来，不停地射杀也赶来添乱的骑着马、开着车的日本军人。几帮人马浩浩荡荡地在戈壁滩展开最后的追逐。枪战、爆炸自然少不了，大炮当然也要派上用场。

最后，藏宝地点找到了，荒野上就剩下三个家伙。他们三人呈三角形站立着，相互间隔几十步远，每人都用枪指着另外一个人，相互凝视良久，然后几乎同时扣动扳机。

与好莱坞西部片的经典结尾不同，韩国西部片中没有胜利者把左轮手枪在手中呼呼转上几圈后插回枪套，然后潇洒转身上马奔向远方的一轮夕阳。这部韩国西部片中，“呯”“呯”几声枪响后，三个家伙都摇摇晃晃倒在地上，然后继续相互射击，直到最后每个人都举不动枪，睁着一双不甘心的眼睛仰望蓝天，听着不远处怪家伙刚刚挖过宝藏的地方嗖嗖冒出的冲天原油。原来，宝图上标注的地方实则是日本人发现的大油田。

影片的结尾处还有韩式电影结尾的黑色幽默。影片演员和工作人员字幕出来时，银幕一侧的画面上，原以为已经长眠的怪家伙和好家伙突然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各路人等汇集的集市上，观看墙上贴着的追缉要犯名单和画像。这是否是导演在以“惊人”手段暗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整体来看，《好家伙、坏家伙、怪家伙》观赏性、娱乐性很强。虽然情节薄弱、难以经得住推敲，但是，就像导演金知云所解释的，对于一部呈现很多精彩场面的西部片而言，故事情节弱些也“情有可原”。

这是一部男人戏，没有温柔可人的女主角。不过，坏家伙李秉宪和好家伙郑宇成的扮帅和摆酷表现得很到位，很吸引人眼球。

这部造价为韩国电影之最的影片获得2008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同时，还获得2009年第三届亚洲电影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八项提名。

没有西部环境的韩国电影人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充满娱乐精神的西部片，号称所有场面均为真实拍摄，没有动用电脑特技，有兴趣的观众不妨一看。 

200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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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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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5年底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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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小D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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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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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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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4月20日本周一出版的《新西兰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剥夺新西兰出生儿童的国籍》 （China strips NZ-born children of citizenship）的文章。这篇由该报记者Lincoln Tan 撰写的文章引用案例说明一些逾期滞留的中国人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虽然有新西兰国籍，但孩子返回中国后，其国籍被中国政府剥夺。

 

据政府劳工部提供的信息，新西兰大约有15,500人非法滞留者。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为人父母者、有多少人的孩子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这些有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当中有多少已经离开新西兰也是未知数。

 

两国国籍法不同导致尴尬出现

在国籍问题上遭遇麻烦的孩子多半出生在2006年1月1日之前。因为在这之前出生在新西兰的孩子，不论父母是何国籍，孩子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国籍。

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新西兰出生的婴儿须在父母双方有一方为新西兰公民的情况下才可取得新西兰国籍。

而根据中国国籍法，逾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籍父母即便其子女出生在国外并拥有外国国籍，这些孩子仍被视为中国公民。

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同时，中国国籍法“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上述《新西兰先驱报》文章提到了两户中国逾期滞留人士的孩子。从这两家孩子的遭遇可以看到新、中两国因国籍法的不同给逾期滞留者家庭造成的困境。

 

Eason Diao：可能随父母被遣返的NZ小公民

 

今年２月份，移民局官员强行闯入一户逾期滞留者家庭并强行给这家５岁孩子Eason Diao 拍照，此事想必还有读者记得。

Eason Diao

 

Eason Diao 的父母亲都是逾期滞留者。他的父亲, Chuanjin Diao和母亲Xianglan Hao 2001年从中国进入新西兰，他们的签证过期后都没有续签。

 

新西兰移民局指Chuanjin Diao用虚假文件得到商务签证。移民局认为Eason的父母都在现行政策下并不符合在新西兰的居留许可标准。1月15日，Eason的父亲因为逾期滞留被关入奥克兰Mt Eden 监狱。

 

Eason 出生在2006年之前，他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移民局官员被指是在遭到Easong母亲拒绝的情况下强行进入Eason家， 把Eason推到墙边给他照了像，以便为他准备去中国的旅行文件，好让他同将被遣返的父母一同回中国。

 

移民局官员还被指让Eason的母亲在一封信上签字，信的内容是说她想带Eason回中国学习3个月的中文。

 

Eason是新西兰公民，他本可以用新西兰护照申请中国签证。但因其父母为逾期滞留者，他的新西兰国籍因此不被中国承认。Eason要去中国，必须得到中方驻外使馆或领馆发放的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他对新西兰移民官的做法感到不快。于是向警方提交一个报告，指控移民局官员“非法闯入、进行突袭和欺诈性行动”。

 

新西兰移民局负责人Andrew Annakin对此事表态说：“外国人的孩子有了新西兰国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给其父母带来在新西兰停留或是居住的权力。”但是承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的发言人说，部长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责成属下对此事做出全面报告。

 

本周一，这个案子在奥克兰高级法院开庭审理，四个星期后才会有结果。

 

本记者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采访了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领事官员解释说：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五条，如果父母双方或者有一方是中国公民，其出生在海外的子女被视为中国公民。但是如果在新西兰定居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有PR（新西兰永久居民权），孩子一出生时就有新西兰国籍，中国承认其新西兰身份。

 

该官员说，在新西兰逾期滞留的中国公民如果想回国，领事馆可为其发放返回中国的旅行证件。逾期滞留者的孩子若回中国，领事馆也是按照中国国籍法的规定来办理。

 

Eric Wu：被阻沈阳机场无法持NZ护照返回

 

Eric Xibo Wu的父母也是逾期滞留人士。5岁的Eric很小的时候被送回中国同他的爷爷奶奶生活，那时他还没有新西兰护照，是用中国方面颁发的旅行证件去中国的。他去年得到了新西兰护照，因其旅行证件已过期，他在离境时使用了新西兰护照，结果在沈阳机场受阻。

 

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对此解释说：Eric是使用中国旅行文件进入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Eric必须持有效的中国旅行证件离开中国，不能用新西兰护照。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也是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Delamere先生去年12月3日向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写信，表达他对新西兰小公民无法持新西兰护照离开中国一事的关注。

 

2009年1月19日，Delamere先生接到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的回信。Delamere先生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出示了部长先生的回信全文。

 

McCully部长在信中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中国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就Eric事件进行了联系。”

 

“公安局的说法是Eric家需要给Eric申报户口或是居留许可，然后申请中国护照。一旦Eric有了中国护照，他就可以向新西兰移民局申请签证，这样他就能返回新西兰。”

 

外交部长在信上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同Eric的爷爷奶奶保持固定的接触，并告诉他们需要办理哪些事情。 ”

 

Delamere先生对此批评说， 要求一个新西兰公民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荒谬可笑的” 。他质疑新西兰政府为何不能为帮助像Eric这样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他说：“根据1977年国籍法，任何人采取任何步骤否认或是取消一个像Eric这样新西兰小公民的国籍是非法的。”

 

不过，负责移民事务的劳工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新西兰法律不妨碍新西兰公民使用新西兰护照返回新西兰。 但新西兰移民局无法对其他国家对出境法律条文的规定做评论。”

 

前移民部长：是NZ政府剥夺这些孩子的国籍

 

前移民部长、移民顾问Tuariki Delamere先生因为正好是Eason Diao家和Eric Xibo Wu家的移民顾问，本记者对他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进行了采访。

 

Delamere先生他表示对Lincoln Tan 文章的标题“完全不能接受”。他说，“剥夺新西兰人国籍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新西兰政府”。

 

Delamere先生说：新西兰移民局明明知道Eason Diao有新西兰护照，却要通过中国方面给他办理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他说：“一旦这些孩子返回中国，他们的新西兰护照不会被中国承认，如果他们想要返回新西兰，他们会被要求申请中国护照。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新西兰国籍，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Delamere先生指出， Lincoln Tan文章给人的印象是逾期滞留人士孩子的国籍问题只是影响到了中国的逾期滞留者，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萨摩、汤加、南韩、印尼、斐济等国的逾期滞留人士。

 

“悲哀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大声抗议、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做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

 

Delamere先生对本记者说：他并非是要为那些逾期滞留者争取权益，他是为了那些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新西兰人，他们值得享有他们作为新西兰人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被父母抚养长大，接受与新西兰水平相称的教育的和健康医疗，享有安全和社会福利保障，当然，还包括在新西兰被抚养长大的权力。

 

他说，他无意批评中国的国籍法，也不认为中国国籍法有什么错。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籍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有两套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权利体系。 毫无疑问新西兰移民局有权把那些身为父母的逾期滞留者驱逐出境。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那些身为新西兰公民的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权利。这些孩子生活在新西兰的权力同移民局要把他们的父母驱逐出境的的权力相冲突， 这导致这些家庭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Delamere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一方向另一方让步。是新西兰移民局让步还是让这些孩子在新西兰成为孤儿？或是把这些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道送回原居地？Delamere先生说他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把孩子们的权益和福祉放在首位。

 

因为新西兰中国两国国籍制度的不同，一些逾期滞留者的孩子在身份问题上遭遇的尴尬事件显然还会增加。 Tuariki Delamere先生说他手头现在有20多个这类案例。 按他的说法，被迫放弃新西兰国籍的华人儿童 “可能有数千个（could be in the thousands）”。

 

（原文发表于2009年新西兰《华页》）

 

作者： 毛芃

前两天，一位朋友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我2009年写的采访西崎崇子的文章，他剪下来，保留到现在（下图）。作为记者，多年前写的文章还被读者保留、被人记得，这是最高兴不过的事情。当年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朋友圈。我于是从电脑外接硬盘中找到这篇文章，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新闻从业多年来，我采访过不少政治人物，也采访过一些音乐家，最喜欢同音乐家倾谈。   – 毛 芃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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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西崎崇子谈《梁祝》和爱情 

说起西崎崇子，也许不少人感到陌生，但说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恐怕华人世界无人不知，而西崎崇子就是把《梁祝》推向世界的第一人。这位多年生活在香港、后来移居新西兰的小提琴家，前后共录制过七个不同版本的《梁祝》，为这首中国乐曲蜚声世界乐坛立下汗马功劳，把西崎崇子誉为《梁祝》的国际代言人一点不为过。

2009年，《梁祝》诞生50周年。这一年的4月7日，我在奥克兰Remuera 西崎崇子的家中采访了西崎崇子和她的先生海曼。 西崎崇子一家是上世纪90年代移居奥克兰的。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还是生活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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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崎崇子与《梁祝》

西崎崇子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音乐家，如何同《梁祝 》结缘了呢？

那要先说到1959年。那一年，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和陈钢联袂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8岁的同校学生俞丽拿和学校交响乐团登台首演，结果“一鸣惊人”，优美深情的旋律很快响遍中国大江南北。本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在中国家喻户晓。 

遗憾的是，《梁祝》这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小提琴协奏曲诞生未满10年，便随着“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而销声匿迹。

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西崎崇子。

1978年，定居在香港的西崎崇子在她先生海曼的鼓励下，同来自日本故乡的名古屋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梁祝》， 结果获得巨大成功。这一唱片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港、澳、台和东南亚国家受到乐迷们的热烈欢迎，唱片不但赢得了香港金唱片奖，还在1986、1994和2001年多次翻版发行，风靡中国两岸三地。　

1982年，西崎崇子录制了第二个版本。说起这个版本，中间还有一段故事。 

1981年，《梁祝》协奏曲作者之一的陈钢先生到美国访问，偶尔听到了西崎崇子演奏的这首《梁祝》。几个月后，陈钢在香港与西崎崇子会面，他惊讶地发现西崎崇子只知道《梁祝》表现的是个爱情故事，但对故事情节如“楼台相会”、“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一无所知。而且，她本人也从未听到过这首协奏曲的演出，完全是凭借个人对音乐的独特理解来诠释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古典爱情故事。

也许是因为日本女性天性温柔、细腻，西崎崇子的第一版本演绎得深情、舒缓，26分钟的曲子，她拉足了30分。

听了陈刚先生讲解《梁祝》后，西崎崇子于1982年同日本群马交响乐团合作录制了《梁祝》的第二版本。这一次，西崎崇子在演奏上加强了乐曲的戏剧表现力，缩短了演奏时间。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第二版本出来后，一些乐迷和音乐评论人士表示他们更喜欢第一版本，认为第二版本“雕琢过度”。 

西崎崇子一共录制了七个《梁祝》版本。配合她演奏的交响乐团有捷克电台交响乐团（1990年）、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1992年）、新加坡中国民乐团等。这第七版本是2003年同新西兰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西崎崇子说，这是她最后的《梁祝》版本。

截止到2009年，西崎崇子的各种《梁祝》版本唱片在全球发行了300多万张，是所有灌录《梁祝》唱片的小提琴家中发行量最大的。　

难怪有音乐评论人士说：“在当今具有国际声望的小提琴演奏家中，可能没有哪一位象西崎崇子那样对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爱得如此执着。”

2009年是《梁祝》诞生50周年，西崎崇子在采访中高兴地告诉我，中国已邀请她去北京参加纪念庆祝活动并进行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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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崎崇子的爱情和家庭

采访西崎崇子时，她的先生海曼就坐在她的旁边，我于是问到了她的恋爱和她的家庭。

西崎崇子相信1975年她同德国人海曼在香港机场的首次相遇绝不是偶然。那一次，她去香港演出，同香港交响乐团有工作关系的海曼先生去机场接她。　

西崎崇子说，她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只身到处旅行，她不习惯独自在餐厅用餐，总是要服务员把饭送到房间。

西崎崇子回忆说，她那天用餐后，海曼先生敲门约她去吃饭，她回答说已经吃过。海曼于是请她喝点什么，西崎崇子说她不喝酒。海曼说：“那你总能喝茶吧？”架不住海曼的诚意，西崎崇子于是同他一起去喝茶。

结果，两人喝茶谈天谈得很投机。师出名门、曾在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并获得过许多大奖的西崎崇子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德国小伙子谈起古典音乐来如数家珍；而且还居然开玩笑地“质疑”她是否真是从朱丽亚音乐学院学出来的。

原来，在美国驻香港一家报馆工作的海曼先生出生于德国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母在音乐方面都很有造诣。海曼在音乐的熏陶中长大，到香港后，因为酷爱音乐而自告奋勇为香港交响乐团做义工，为这个当时还是由非专业音乐家组成的乐团筹措资金、使其管理逐渐走上正轨，最终成为一个专业交响乐团。

一顿茶让两人喝出了感情。西崎崇子回日本不久，海曼先生追到日本向她求婚。西崎崇子的父亲答应了这门婚事，但要求海曼承诺天天督促西崎崇子练琴。西崎崇子4岁起，她的父亲就开始就教她学琴了。

海曼远远超过了日本岳父对他的期待。他不仅督促西琦崇子练琴，还向西琦崇子推荐了中国小提琴曲《梁祝》。这个建议绝对意义深远，这使西琦崇子开始与《梁祝》结下不解之缘，使这首曲子插上翅膀飞向世界，还使这位一向只演奏西洋古典音乐的日本小提琴家爱上了中国音乐。

采访中，西崎崇子说，中国的乐曲真是很优美，但有一些“太悲伤了”；她举的例子是《二泉映月》，还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西崎崇子的先生海曼经营着庞大的古典唱片公司－西曼国际唱片（HNH）。HNH这三个字母是西崎崇子、海曼和他们的儿子亨利三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拿索斯” （NAXOS）和“马可勃罗” （MARCO POLO）是旗下两大品牌。

在即懂音乐又有做生意天才的海曼先生经营下，马可勃罗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唱片名牌之一 ；拿索斯系列更成为全球最畅销的三大古典名牌之一，在欧、美及泛太平洋多个地区市场的占有率达百分之五十。优质的录音、演绎加上低廉的售价，“拿索斯” 十年间征服全球古典唱片业。

西崎崇子和海曼先生长期定居香港，两人都是香港居民，儿子亨利就出生在香港。由于西崎崇子长期致力推广古典音乐及慈善活动，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她颁发了铜紫荆星章。

说起为何把第二个家安在奥克兰，西崎崇子笑说这同“9·7”香港回归有关。 

她说，1995年的一天，亨利放学回来对她说，班上的同学越来越少，很多人都随爸爸妈妈出国定居了。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对前景的疑虑让不少香港人移居他国。从前到访过新西兰并对这个小国家有很好印象的西崎崇子夫妇也选择了成为新西兰永久居民，他们在奥克兰的富人区Remuera买了一所漂亮的大房子。

不过即便移民到新西兰，他们的工作重心依然在香港。亨利在奥克兰大学读了一年后转到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唱片公司在香港的生意。

西崎崇子说，亨利对回香港工作很高兴，因为他从前的许多小伙伴也从海外返回香港发展了。

海曼先生在接受采访时笑意盈盈地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他说，西崎崇子给他在事业上很大帮助，他开始做生意时有时赚钱、有时赔钱，但太太总能靠音乐赚钱，并给他足够的支持，这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先生经营着大唱片公司，这可能也是西崎崇子比其他小提琴家出唱片都多的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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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崎崇子谈中国音乐

除了《梁祝》，西崎崇子还演奏了大量中国民歌。从三十年代的电影歌曲《天涯歌女》到陕北民歌《兰花花》、从新疆民歌《半个月亮》到台湾民歌《采槟榔》，这些曲目风格多种多样。西崎崇子说，这多亏来自捷克的音乐制作人为她挑选这些动听的歌曲，并在配器和改编上给这些曲目注入一些现代元素。她说，音乐无国界， 她虽然不知道这些歌曲在唱什么，但作为一个音乐家，她能从乐曲本身理解这些歌曲的情感和意境。

西崎崇子由衷地说：“中国音乐太美妙、太动听了。有日本朋友对我抱怨说为什么演奏那么多中国音乐、却几乎没演过什么日本音乐。可我真的是喜爱中国音乐远远胜过日本音乐。”

采访中，西崎崇子说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中国的乐曲很优美，但有一些太悲伤了”，她举的例子是《二泉映月》，还问为什么会这样。

西崎崇子虽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举办过音乐会，但还从未在新西兰举办过音乐会。话说到这儿，先生海曼插话说，如果西崎崇子愿意举办音乐会，他负责找交响乐队。 

如果西崎崇子哪天肯举办音乐会，那新西兰的华人乐迷可是有耳福了。 

（原文写于2009年4月17日，发表于《华页》）

相关链接： 【读者来信】也说西崎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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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毛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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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2008年11月30日，一个在阳光晴好的初夏，我同另外一名曾在BBC工作过的资深洋人记者到Mike Moore先生家位于一个美丽海湾的漏水宅子做客聊天。

Mike Moore 先生是前工党领袖，后来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Mike Moore 先生，他在任期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麦克·莫尔先生在谈话中几乎是说到中国就提印度， 我于是请他把这两个国家加以比较。莫尔先生几乎想都没有想，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浅显的话语说明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他说，如果他个人做投资，目前他会选择印度。主要原因一是印度人讲英文，沟通起来相对容易；二是印度在商业行为方面更接近国际惯例，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目前比中国做得好；三是在印度做生意不必走太多冗长的官僚程序。

麦克·莫尔先生送我一本他2003年出版的书  – 《没有墙壁的世界 – 自由、发展、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A World without Walls – Freedom, Development, Free Trade and Global Governance ）。他笑着对我说，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居然还出现了盗版。

 

于是话题转到了盗版和知识产权保护。

Mike Moore先生说，最近有国际机构对中国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后在履行承诺方面的表现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除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待改进外总体表现良好。

Moore 先生说，中国人模仿能力和制造能力很强，国外的名牌汽车，中国人能做得跟真的一样。不过，Moore先生相信中国在未来15至20年内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会有所改善。他用印度做例子说，印度过去也存在有类似不尊重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随经济的进步、发明创造的增多、特别是IT专利技术的增多，印度人开始注重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产权意识的加深，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也开始给予相应的重视。

在大部分中国人或海外华人眼里，印度是贫穷的，乱糟糟的，印度的发展一定是不如中国的。最近读过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女士谈论访问印度的文章，主题是去了印度，才知道“中国人脱贫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相信杨澜的文章让许多国人对印度更加瞧不起，对自己生活在中国而不是印度更感庆幸。

然而，印度比中国更有投资吸引力，这不仅仅是麦克·莫尔先生的个人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008年）7月25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对于管理着上千亿欧元的渴望对外投资的欧洲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在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中排名第三，落后于中、东欧和印度。

印度为什么会比中国更有吸引力，这个话题，恐怕值得许多人认真思索。

（原文2013-4-1 12:54发表于新西兰同人网）

相关链接：

• [毛芃]前世贸总干事麦克·穆尔家竟然住的也是漏水房
•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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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网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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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白 2013-4-3 10:54

印度的种姓制度主要是对内限制很大，对于外资相信无重大阻碍，中国相反，各种潜规则对内则容易被适应和理解，对外则形成巨大的障碍。另外印度在文化上被西方理解的更加透彻，语言有很大优势，体制上又相似，在软的环境上更容易让西方人适应，当然中国在各种硬件上有巨大优势。MOORE的意思我想也是在强调软实力。

fhjp 2013-4-2 23:02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 我最近跟一个斯里兰卡的移民聊了起来. 他是个医生兼墨尔本大学的讲师. 移民到墨尔本有一段时间了. 他的结论正好跟 Mike先生的结论相反. 他说印度的宗教和种姓问题是个死结. 这会极大地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 还有印度对女性的尊重, 还处在个别政客在选举的时候喊口号啊的水平. 看看最近印度发生的强奸案就知道了. 他去过上海, 北京广州香港. 见识很广. 他觉得西方国家的所鼓吹的许多印度的”优势”并不适合印度的政治经济制度.

曾文治 2013-4-1 21:22
莫尔先生曾经身为WTO总干事，人在高处，有充分的资料，更有远大的眼光，比我们这些属于社会”基层“分子的看法可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印度有过一小小点接触的我只想发表一下我跟印度人来往十几年和曾经到访几次的一些个人浅见：

1 印度人的印度腔英文是顶呱呱那不用再说，不过印度人话特别多，个个能言善辩，大家对马来新加坡有研究就可以发现那里的印度人只占人口的不到8%，可是当律师当政客的远远超出人口比例，什么事都有看法都有意见，到要行动时又一大堆理由，这个不行，那个不能。话多多，行动少。政府官员也是那么样。不像中国的官员，一心一意的想招商引资，政策分明，虽然个别的有”闭门打狗“的现象，那是另外的话题。

2 新德里（印度首都）中央政府机关里的档案还有大部分用最古老的方式，一页页的文书夹在一个大的套里头（那可是2009年我亲眼看到的）。文件存档没有现代化也无所谓，只要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没用电脑存档也问题不大，问题是印度的繁文缛节比中国90年代一个项目审批需要从县市省京盖160多个章还麻烦。中国有些地方老早就有一揽子新项目审批如苏州工业园。不可思议的是印度的每一个州（等于中国的省）税收还不一样。这个州生产的在另一州卖还得另外交税。课税混乱。谁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3 印度的贫富差距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穷人好像就甘甘心心的当他的种性制度下的最下层，安安心心的住平民窟。这些贫民可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刁“更”蛮“（记得网上看到过，有官员称中国老百姓为”刁民“），贫民窟占用了都是公家属地而且跟高尚住宅区比临而居，政党为了选票动都不敢动他们。印度的钉子户可多了，到过印度旅游的人时常可以看到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忽然的绕开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然后再拉回笔直往前走。可乐公司在印度设厂，在厂区内挖井抽地下水用于生产，周围老百姓就抗议说可乐把地下水用光了，后果怎么样不知道，没继续跟踪。

大家说说，有谁愿意到这种地方这种环境下投资呢，比中国有吸引力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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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ike Moore 先生 （1949年1月28日 – 2020年2月2日）担任过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他在 1999 年至 2002年担任世界贸易组（WTO）总干事。生在随意聊天中提出的。 2010年至 2015年出任新西兰驻美国大使。2020年2月2日因病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