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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为写这篇文章，我采访了NZQA副总裁Tim Fowler先生和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教育领事高宇航。

2009年8月20日晚，TVNZ 2台的Illegal New Zealand 节目播放了一档揭露留学中介同华人私立教育培训机构 – API教育学院（AP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合作贩卖文凭的节目。节目一播出，社会震惊，NZQA（新西兰学历评估局）称正在对涉案私校的“欺诈行为”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新西兰警方报案。

在TVNZ的电视节目中，记者用隐藏的摄像机拍摄了一个一天课都未上的“华人学生（卧底记者）”如何花了12，000纽币从一家留学中介和私立学校手中得到由新西兰NZQA 发放的新西兰商科文凭（NZBD / New Zealand Diploma in Business）。

节目显示，通过某家中介机构买一个不需NZQA认可的文凭，一天就可交货，费用6000新币；但如需要一个由NZQA发放的文凭，那就要花1万元以上。交了钱，12门课的所有作业（每门两篇论文）、每门课的中考成绩、终考成绩都会给你做出来，所有学生资料、包括各学科成绩在NZQA网站上都可以查到。

从节目中可以看到，教育学家、AUT大学副校长 David Brook博士对在新西兰居然可以花钱买到由政府机构发放的教育文凭大为震惊。

David Brook博士说，如果记者所报道的情况完全属实，那说明NZQA的机制存在严重问题。

TVNZ Illegal New Zealand 节目组的记者Tony Wall表示，国际教育产业是新西兰的重要支柱产业，这种买卖文凭事件不仅严重损害新西兰私立学校声誉，整个新西兰出口教育的声誉都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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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QA副总裁接受采访

2009年8月28日本周五，本记者就电视2台的报道对NZQA进行了采访。NZQA副总裁Tim Fowler先生就我的提问通过电子邮件做了回复。

他在回复中说：“NZQA 对Illegal NZ节目揭露的问题非常重视，如被证实属实，NZQA可以选择的处理方式之一是取消这家私立学校的注册资格。（NZQA takes very seriously the allegations made in Illegal NZ programme and if proven, one of the options available to NZQA is the de-registration of the PTE. ）

Fowler先生还说：“所有付费的国际学生的费用都会得到保障”。

NZQA 全称是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 Authority，新西兰学历评估局。NZQA管理着全国700多所私立学校。任何人要开办私立学校，都须到NZQA注册，在进行注册并得到对所开课程的批准后，方能开业。NZQA还负责对注册者所提供的课程进行评审，对学校进行定期审核。

目前，NZQA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注册者的诚信，因为NZQA不大可能对700多所学校所输送的每个学生的资料进行调查。

电视2台报道播出的第二天，NZQA就在其网站发布公告，宣布正在对节目揭发出的私立学校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

公告说，NZQA已经从电视画面上辨别出涉案的学校和个人，并已通告警方。

公告说，NZQA规定，注册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NZQA的相关政策，并达到相关规定的标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注册资格有可能会被取消。

公告说，在对这个案子的正式调查结束后，NZQA将会采取适当行动。

NZQA还表示保护投诉人身份，不受理匿名举报。同时公布了联系电话：04 463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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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揭内情，什么都能买到

电视2台关于华人中介和学校联合贩卖假文凭的报道播出后。华社特别是留学生群体、留学中介和私立学校对此反映强烈。

本记者近日对一些国际学生、中介人员以及私立学校的市场人员做了采访。由于事件敏感，被采访者都要求不公布其身份。

中介A：买卖假文凭早已是行业中公开的秘密，大家不过都心照不宣罢了。

中介B：我相信NZQA早就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大概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好采取什么行动。但这一次，洋人记者抓住了确凿的证据。

中介Ｃ：我只能用“恶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种事情。这种行为的后果损害的不是某家私校和中介，整个私立学校和中介行业的声誉都会受影响。如果大家都对新西兰的文凭有怀疑，谁还愿意来这里读书？而且，这对整个华社的影响都很不好。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止一个被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有的学校卖文凭要比被媒体曝光的这家学校厉害得多”。

中介B：这家学校业务做的挺成功，学生有三、四百，完全不需要赚这个钱。但这种事，你做一件同做一百件的性质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做一百件违法，做一件就不违法。

中介Ａ：你知道有的学校营销人员如何到我们那里做推广吗？他们居然说学生不用出勤上课就可以提供文凭。

一位在一家私立学校做市场的经理告诉本记者：有中介到他们学校问是否能保证学生都能通过考试；如有保证，他们就会把他们招来的学生送到该学校。

这位市场经理说：“有些学生刚来新西兰的时候很单纯，可惜碰到一些不良中介，这些中介为了多拉生意，就告诉学生们一些歪门邪道。人都是有惰性的，一旦知道不努力也能包你通过考试、拿到文凭，有人就不肯好好努力了”。

学生A：在这里只要花钱，就能买到论文，都不用做作业。

学生Ｂ：不光是买论文和文凭，只要花钱，什么都买得到，包括学校录取通知书、三年成绩单、校长推荐信，甚至还能买到奥克兰总领事馆的证明、新西兰移民局的在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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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文凭现象的生存土壤

任何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土壤。买卖文凭现象能成为“公开的秘密”，原因何在？

学生A：买文凭的现象其实只是存在于一个特殊群体中。来新西兰留学的学生分为两拨。一拨是正儿八经好好学习的学生。他们从语言学校读起，过了语言关，再读大学预科，读本科，有些还读研究生甚至读博士，他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还有一拨是选择上私立学校，这些学生中也有很多很努力，他们是因为过不了大学要求的雅思成绩无法进入大学，他们中不少人学到一定阶段后，转学分进入公立大学。还有一些上私校的学生能是因为本身功课底子不好，或是本身就不喜欢读书。

中介A：要想进新西兰大学，雅思成绩平均分数必须达到６分，每门科目的最低成绩不得低于５.5 分。而进私校学一个学期也就是3个月，就可以转学分进入某大学。有人考不过，于是就买个商科文凭，这相当于走捷径。

学生B：我知道有的个别私校的学生，来了好四、五年了英文还说不成。天天沉湎于电脑游戏，还是同中国的网友一起玩，玩到夜里两三点才睡，第二天不起床上学。他生活在在新西兰，可身体的生物钟还是中国的。

中介A：我就有过早上打电话叫醒我的一个客户/学生起床的经历。那个孩子就是夜里玩电脑游戏，早上醒不来。

学生C：学生买文凭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里混了几年什么都没混出来，无脸见爹娘，于是就拿个文凭回去哄父母。另外留学生回国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如果没有文凭，怎么找工作呢？

中介B：我认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西兰对留学生生源要求不高。澳洲要求申请留学的国际学生必须达到５分雅思成绩。现在，对来学语言的学生不要求有雅思成绩了，但签证的通过率只有３０％，相比较起来，澳洲对留学生的要求要比新西兰严得多。

中介C：我觉得这是个挺复杂、涉及面挺广泛的问题。比如，有的中国家长对出国留学认识有误区，认为把孩子送出来孩子就能锻炼成长。事实上不是这回事。如果一个孩子在中国就天天玩电脑游戏、父母管不住，出了国，没有人管了，情况只能会更糟。

中介A：前两天，有位从中国来看儿子的母亲来我公司找我，想让我联系介绍给他儿子入读的那家学校，让她20岁的儿子通过考试。她说，她儿子早上起不了床去上学，所以功课没学好。我婉转拒绝她后，她居然问，为什么别的中介能做，你这里不能做，言外之意是嫌我们服务不好。你看，天下竟还有这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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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教训

中介C：咱们华人在海外不是树大根深，因此更要守法，对违法的事情，边儿都不要沾。

中介B：不要以为在新西兰有钱就能办到一切，造假在西方社会是极大的耻辱。耍小聪明、占小便宜最终吃大亏的还是自己。

学生A：与其指责中介或是学校卖假文凭，不如学生们严格自律，努力学习。那些想买假文凭的学生们，想想你们每年花父母那么多钱不去上课，难道不心疼父母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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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事高宇航：相信有关机构会妥善处理

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的教育领事高宇航先生就电视２台关于华人学校 – API教育学院（AP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卖文凭的报道接受了本记者的采访。他说：“我同中国留学生接触比较多，我认为绝大多数留学生都非常勤奋、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这起事件是宗个案，我相信新西兰的有关机构会妥善处理。”

高领事说：“我们的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是在正规大学学习。新西兰的教育机构为培养中国留学生做了很多工作。从2000年起到现在（2009年），光是Unitec就培养了8000到一万名中国留学生。最高年份的时候，奥克兰大学约有中国学生3000人，梅西大学约有4000人。

“新西兰的私立学校都在新西兰教育部注册。作为中国政府驻外机构，我们不会干涉新西兰政府对于教育系统所出现问题的处理。

”从学术上来讲，新西兰的教育体系是非常好的。我们希望来新留学的中国学生珍惜在这里学习的大好机会，认真努力，争取做到学有所长。不但要学好专业，还要学好语言，学好这里的文化、历史、民俗，成为今后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本文刊登于2009年8月29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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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API 教育学院被NZQA关闭 

据2010年4月4日新西兰英文媒体Stuff报道，2009年8月被TVNZ的Illegal New Zealand 节目揭露出的一所贩卖文凭的私立教育培训机构 – API教育学院（AP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已经被NZQA关闭。

NZQA 副总裁 Tim Fowler 表示，API 已于2010年 2 月份被注销。他说，截至2009年12 月的一年中，该校有148 名学生的成绩令人“严重关注”。另外按规定，国际留学生的学费都应该交到一个公共信托（Public Trust），但该校至少有8名学生的学费并没有交到公共信托。

在 API 教育学院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学校前商业项目负责人Sarah Cozens 描述了学校的留学中介“激增”，他们带着客户来到学校，但坚持与华人行政人员闭门会谈。

这份内部报告称，API向那些不在班级名单上、偶尔上课或是考核不及格的学生给与及格分数，并授予商科文凭。

据报，警方参与了对丑闻的调查，包括有关学生预先支付的学费不知踪影。

API学院是奥克兰最大的私人培训机构（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PTEs)之一，拥有200名学生和20多名员工，其中许多人被拖欠数千纽元的工资。 学校还提供管理、设计、幼儿教育、汽车工程和英语课程。

API教育学院的教师并没有受到事件的牵连，被牵连的是一小部分华人行政人员。

API教育学院的董事（director）分别是 Todd Xu 和 Alex Zhang (张云）。 Stuff网站记者联系到Todd Xu，但他拒绝置评，但记者没能联系到Alex Zhuang (张云）。

API的校长是吉尔·富兰克林 (Gill Franklin) ，她2009年向NZQA报告学校的违规行为之后，于12月辞职。

她表示整个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着类似的不当行为。

“我认为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一些学校 — 管理人员很聪明地掩盖它。由于语言不同，局外人很难了解。“

她说：“一些学生来到新西兰，指望不用上学就能获得资格。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富有、傲慢，满口谎言。”

在API教育学院被关闭前，新西兰还有两家学校因为因欺诈行为而被关闭，这两家学校分别是New Zealand Academy 和 City Language Academy。

政府高等教育部长Steven Joyce （史蒂文·乔伊斯）表示，尽管有三所学校被关闭，但他相信“绝大多数”私人培训机构（PTE）的运营“适当且有效”。 他表示，NZQA取消这些机构的注册资格表明“不适当的行为不会被容忍”。

不过， NZQA 对留学中介没有管辖权，因为他们与移民中介不同，无需注册就可以执业。不过，教育部张乔伊斯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教育机构有责任确保学校使用的中介遵守行为准则。

信息来源：Private school rorts revealed

（2010年4月5日）

作者： 毛 芃

自建立奥克兰大都市的计划提出后，John Key 领导的国家党政府就为是否要在未来的大都市议会中设立特别的专属毛利议席而左右为难。

国家党政府的两个执政伙伴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对立的。毛利党力主设立毛利议席，就像在国会中一向有毛利议席那样；行动党对此则坚决反对。行动党领袖Rodney Hide是政府地方部长，主导着将大奥克兰市重组计划草案引入国会的工作。

国家党政府内阁先前原则上是不同意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的。但今年（2009）6月3日，总理John Key似乎暗示会有这种可能性。而毛利党一直都在游说政府改变决定。

不过，Rodney Hide毫不动摇。他说：“在我看来, 设立专门的毛利议席从根本上违反了新西兰的文化，违反了行动党的原则，作为行动党领袖，我无法在良心上接受这种做法。”

今年（2009）6月，Hide向John Key表明了立场：如果允许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出现任何形式的毛利议席，他将辞去地方政府部长职务。

本周二，国家党资深议员 Tau Henare给国家党内阁成员发电子邮件，试图说服他们支持有关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设立毛利议席的法案，他还指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威胁国家党。

这封信本周三晚被国家党另一议员匿名发给电视3台，随后被公之于众，顿时举国哗然。

未来大奥克兰市议会是否应设毛利人议席再度成为国人讨论的焦点。

毛利党合作领袖Tariana Turia 指责Rodney Hide打种族牌。她说：“Rodney 需要明白毛利人同政府之间有怀唐依协定，从1840年起双方就是这种关系了。”

Hide否认威胁政府，他说只是表面明立场而已。

他在国会表示：“我们相信法律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一个公民的选票都是等价值的，政治权力中的职位应当在公平和自由的选举中对每一个人开放。”

国家党现在面临两种选择：既可以选择同行动党站一起，也可选择同毛利党站一起。

目前，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奥克兰就是否设立毛利议席征集各方意见，预计将在两周后向政府作出汇报，并为决策提供建议。

John Key 发言人说，国家党同行动党关系依然牢固，还说行动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向众所周知。

有评论人士认为，国家党看来不会把保留毛利议席纳入超级大都市法案中。

主流社会对待毛利议席的意见也是截然相反。电视3台周三晚对1000名选民所做的民调结果是，45%的人赞同，44%的人反对。

有评论人士说，应该让奥克兰人来决定是否设立毛利议席，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决定。他说，政府建立大奥克兰市的初衷不就是想给这个城市更多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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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人士如何看待奥克兰市议会设立专属毛利议席

王小选：

Rodney Hide的立场体现了行动党的一贯主张，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主社会里，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力，不该以肤色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华人是少数族群，对种族歧视很敏感。当被人用歧视性语言辱骂时，我们会感到冤屈。当别人争取自己的特权时，我们同样应该抱以不能容忍的心态。Rodney并不是在为白人争取利益，他是在为所有新西兰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包括我们亚裔人在内。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像反对种族歧视一样反对种族特权。

如果给一个种族以特权，那其实是对其他族群的歧视，这就像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简绍武：

按照新西兰的历史传统，是应该给毛利人以特殊照顾。新西兰国会中就保留有７个毛利议席。不过，历史在演变，时代在变化。华人100多年前就来新西兰了，以现在华人的数量和对国家经济上的贡献，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中给华人两个议席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讲平等比较好。

对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毛利人那种团结一致，为自己的权益奋力争取的精神。

Peter Lu：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国会如果立法规定大奥克兰市议会必须设毛利议席，这是可以谅解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不这么做更好。

毛利问题一直是新西兰社会面临的难题。两个主要政党不断受这个问题困扰而裹足不前。毛利人国会里有毛利议席，还有毛利党，这已经给毛利人从立法到政治上足够的利益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再在地方政府中设立议席，就没必要了。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总理John Key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犹豫、暧昧，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赞成，这样做相当于把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伤口又撕裂了。

总体来说，在大奥克兰市议会设立毛利议席没有必要，但真要是设立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

毛利问题在新西兰还会长期存在。但我相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毛利族群会越来越走向进步。　

林爽：

毛利人是新西兰大地的主人，根据怀唐依條約，一定要給毛利人提供各种机会。我们生活在新西兰，就要面对毛利人的问题，了解历史，明白毛利人的處境及心態。華人移民千萬別先入為主，以白人觀點看待他們，必須有自己的主見，避免以耳當目，歧視毛利人。

Enya （2003年新西兰知识浪潮15名杰出青年之一）

我认为不应该专门为毛利人设议席。新西兰人的利益是一个整体，如果每个族群都要求特殊照顾，国家不就四分五裂了吗？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争取自己的权益，靠自己的能力来争取是最公平的，毛利人应该有这种自信，不要老是想着要照顾。

南太井蛙

新西兰现在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每个新西兰人，不管来自哪个族群，在珍惜、保留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都应该在心底里把自己当成新西兰人。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已经对毛利族群有许多照顾了。国会中有专门的毛利议席，政坛中还有毛利党。毛利人的权益应该是很有保障的。在市政府一级的选举上，就没必要再为毛利人设议席了。如果设立毛利人议席，是不是也要为岛人、华人、印度人设议席呢？我想各族群之间还是融为一体比较好。

洪老师 （Pakuranga华人协会）

我认为RodneyHide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公平地对待各个民族，就不应该给某个特定族群设专门席位。新西兰是个多元社会，没有必要硬性规定给哪个族群政治上的倾斜。少数族群不是不能出任大奥克兰市议员，关键要看有没有合适人选。我认为还是公平竞争最好，也最简单。给少数民族太多优惠政策，长期的社会效果并不一定好。

黄伟雄

我不赞成在大奥克兰市议会为毛利人设立专门议席。这种做法对毛利人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为低估了毛利人的能力。按照怀唐依协定的精神，白人和毛利人是一家人，既是一家人，就不应该依据肤色来对谁特殊照顾。　

林慧曾

我认为在现阶段还是有必要为保留毛利议会。不管怎么样，毛利人是原居民，是第一批踏足新西兰土地的族群，有些特殊性，如果毛利人情绪太大，对社会的稳定是不是会有影响？我认为最终应该发展到所有议席都由选民直选，但是可以有个过渡期。目前可以保留毛利议席，但在数量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减少，比如由三个减到一个。

杨健博士

围绕着毛利议席的争斗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游戏。我一再强调“利益”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利益是选举的基础，也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各政党为了自身的利益明争暗斗，或利益交换。

国家党原本不用毛利党的支持便可执政。但它要抢夺工党的票仓，蚕食工党的地盘，以便其长期执政。于是我们看到国家党对毛利党的拉拢和利诱，将毛利事务部长的位子给了毛利党。

在大奥克兰市议会的毛利议席上，John Key摇摆不定，根本原因是他难以判断得与失。支持毛利议席自然能得到不少毛利选票，但也会引起部分国家党支持者的反弹，失去他们的支持，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Rodney Hide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决表态，也是出于政党利益的考量。行动党的支持者是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Hide若态度不坚决，跟着国家党走，会让行动党的支持者失望；而毛利人也并不会领情，因为他们从内心里就不喜欢行动党。毛利人会因此感激国家党，因为是国家党说服了行动党。相反，Hide因为不放弃原则，不仅会得到其支持者的拥护，甚至有可能挖国家党的墙角，使国家党的支持者倒向行动党。

John Key必须认真对待 Rodney Hide的高调表态。民众在毛利议席问题上的态度是分裂的，其中，国家党的支持者估计大都反对。Hide的表态让矛盾尖锐化，可能削弱John Key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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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2009年8月22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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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今年7月31日本周五，奥克兰高等法院对薛乃印杀害妻子刘安安一案进行宣判：薛乃印被判终身监禁，至少12年不能获得假释。    

薛乃印听到判决结果后面无表情，不像上个月在听到陪审团裁决他杀妻罪成立时，在法庭上挥拳咆哮：“我反对”、“我没有罪”。

不过，为薛乃印做辩护的著名律师Chris Comesky在判决宣布后对媒体表示，薛乃印仍堅持沒有殺死妻子，很快会对判决结果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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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案件回顾

薛乃印案件大概是新西兰发生的最具国际轰动性的案件了。一个新西兰华人在奥克兰杀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弃女、在美国亚特兰大被捕，从2007年案发到2009年宣判，薛乃印案件一直吸引着国际媒体的关注。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奥克兰警方相信薛乃印是在2007年9月11日用领带勒死了比他年轻25岁的妻子，然后弃尸于自己的汽车后尾箱中。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薛乃印持新西兰护照带着3岁女儿薛千寻在傍晚抵达墨尔本。

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薛乃印购买了飞往美国洛杉矶的飞机票。据法庭调查，薛乃印急于离开澳洲，当得知无法买到当晚飞往洛杉矶的机票时，居然在地图上查看，要求买任何一张能马上离开澳洲的机票，去哪儿都行。

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薛乃印一早就带千寻去墨尔本南十字火车站。车站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拍到的画面显示，薛在早上约八点时一手牵着小南瓜，一手拉着手提箱进入车站。随后，他将千寻留在一个手扶电梯旁。

15分钟后，保安人员发现了独自一人的小千寻。千寻被遗弃后孤单无助的神情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薛乃印当日从墨尔本火车站直奔飞机场，登上开往洛杉矶的航班。

2007年9月16日星期日，小千寻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能够证明她的身份。澳大利亚方面因为千寻身上衣服的标识而把她称为“小南瓜”。多亏闭路电视画面提供的线索，澳洲警方了解到了薛乃印的去处和来处，立即将案情通告新西兰和美国警方。

2007年9月17日星期一：小南瓜被墨尔本公共事业部收留两天后，第一次开口要找妈妈。奥克兰警方在奥克兰寻找薛千寻母亲刘安安未果。

9月18日星期二：警方在奥克兰国际机场发现刘安安的汽车，但不认为她已经离开新西兰。

警方证实薛乃印对妻子有家暴行为，对刘安安的安危表示“极度关注”。

电视3台播放了Unitec一位学生制作的有关薛乃印的录像节目。薛乃印与前妻的女儿Grace Xue 看到电视报道后，即同警方取得联系。

据知Grace Xue与生父关系不好，很久没有往来。她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同父异母妹妹后，非常吃惊。

9月19日星期三：薛乃印一案在奥克兰华社引发轩然大波。警方请求华社知情者同警方联系，而不是在华人电台上讨论案情。

妇女庇护中心证实，刘安安曾向该机构求助；曾于2006年9月在庇护中心住过一个月。

当天下午，警方对停放在薛乃印住家外的一辆汽车进行检查时，在后尾箱中发现一具亚裔女尸。

9月20日星期四：警方证实在汽车后尾箱中发现的女尸正是薛乃印的妻子、27岁的刘安安。警方尸检结果显示，刘安安死于暴力。警方发出对薛乃印的逮捕令。

至此，一桩对于弃女案的调查变成了对于谋杀案的调查。

同时，奥克兰警方因未能及时发现刘安安尸体而饱受批评。

9月21日星期五：美国警方开始追查薛乃印下落。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网，洛杉矶时报，美国广播公司和CNN都对薛乃印涉嫌杀妻、弃女案进行了报道。

小南瓜即将返回新西兰，同从中国来看望她的外婆刘晓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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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在美国就擒

薛乃印在殺害妻子劉安安和在墨爾本拋棄女兒薛千尋後逃往美國。他到达洛杉矶机场后，乘机场巴士躲入当地唐人街。

国际刑警组织参与了对于薛乃印的追捕行动。薛乃印的照片上了美国著名的追击罪犯电视节目 – America’s Most Wanted.

2008年2月23日，美國华文報紙《世界日報》对薛乃印一案进行了报道，同时刊发了薛的照片。這篇報道直接導致薛乃印亡命生涯的结束。

曾经同薛乃印居住在一个家庭旅馆的几位当地华人在阅读报纸时，认出照片上的人很像几天前在那里住过的老唐，于是设计把已经搬走的“老唐”请到一个地方，将其控制住，然后通知了警方。

2月29日（新西兰時間），薛乃印在美國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附近一个小鎮被捕。

美國通緝要犯在这个約一萬人口的Chamblee小镇被捉，當地警方非常興奮。他們視之為“一生難得的經歷”。

薛乃印是持90天有效簽證進入美國，簽證早已到期。美國移民和海關執行署以薛逾期滯留為名將其驅逐出境。

2008年3月10日早上，薛乃印在美國移民和海關執行署四名官員的押解下，從美國洛杉磯搭乘飛機返回奧克蘭。

看上去还挺健康的薛乃印戴著手銬和腳鐐踏上奧克蘭的土地后，旋即被新西兰警方宣佈逮捕，他被控謀殺妻子和非法將女兒從奧克蘭帶往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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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薛乃印的审判

2008年3月10日在被押解回奥克兰的当天下午，薛乃印在奧克蘭地區法院出庭。他没有就自己涉嫌谋杀妻子劉安安进行辯解。

警方後來撤銷了對薛乃印非法把女兒帶到墨爾本的指控。

今年（2009）6月2日，奥克兰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薛乃印杀妻案。在持续3周的审判中，有90多名证人出庭或通过录像作证，其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证人。被害人刘安安的母亲刘晓萍通过现场录像在中国作证。

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陪审团于6月20日作出裁定，薛乃印谋杀妻子刘安安罪名成立。

7月31日本周五，奥克兰高等法院对薛乃印杀妻案进行宣判。

薛乃印一案一直受到新西兰媒体的强烈关注。7月31日一大早，奥克兰高等法院外就聚集了不少新闻采访车和陆续赶来的各路记者。上午9点法庭开庭，旁听席上坐的几乎都是新闻从业人员。

55岁的薛乃印由两名警察带上法庭，他坐在这两名警察中间，翻译坐在他的身后。身穿白色衬衣的薛乃印在法官宣判期间表现得平静，期间法官工作人员还递给他一杯水喝。

法官Hugh Williams表示，薛乃印把妻子勒死，劉安安在被死前一定遭遇巨大恐惧和痛苦。

按照新西兰法规，被判终生监禁的罪犯可在服刑10年时申请假释。法官Hugh Williams说，薛乃印曾對劉安安施行过其他暴力行為，包括拿一把斧子前往威靈頓寻找劉安安。考虑到薛乃印在犯案时所行使的暴力和表现出的残忍、考虑到他的罪行给被害人刘安安的母亲一家带来的巨大伤痛和给他女儿薛千寻造成的伤害和困扰，也考虑到薛的暴力犯罪行为给社区带来的危害，法庭决定将薛乃印不得假释的期限提高到12年。

宣判结束后，薛乃印从法庭的一侧小门离开法庭，他离开时的面部表情是轻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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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瓜基金会和小南瓜

薛乃印一案发生不久，薛与前任妻子的女儿Grace Xue在公关顾问Tony Edmonds的建议下成立了小南瓜基金会。新西兰著名经济家和政治家道格拉斯爵士应邀担任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基金会的其他几位信托人也都是有社会名望人士。建立基金会不仅是为了帮助千寻，也是为了帮助新、澳两国其他遭遇家庭不幸的孩子。据统计，两国每年有120到200位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

基金会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一家网络公司免费为基金会设计了网页。到目前为止，基金会已收到约4万新币的捐款。不过，这笔钱还未有动用。

据了解，基金会和千寻外婆还没有就如何使用这笔基金进行过沟通。

小南瓜薛千寻目前生活在中国湖南长沙，由外婆刘晓萍女士抚养。小南瓜现在长大、长高了不少，非常聪明、伶俐、可爱。她不仅学英语、学弹钢琴、学唱歌、还学跳拉丁舞。千寻从来不提起父亲，偶尔看到母亲的照片，还会说“我的妈妈好漂亮”。

刘安安的母亲刘晓萍女士对本记者表示，知道审判结果后她心里踏实了，感到新西兰的法律还是公正的，刘安安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安息了。刘女士说，千寻今年就要上小学，她会尽全力把千寻培养成为一个善良、正直、有爱心、身心都健康的孩子。她也向所有关心千寻的新西兰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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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6月17日，毛利事务部长、教育部副部长 Pita Sharples说，毛利学生应该不受入学资格要求限制自动进入大学，以改变毛利人受教育不足的状况。

Pita Sharples博士在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表示，大学应该为毛利学生保留学习空间。他说，毛利学生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最低的。这位毛利党联合领袖认为是新西兰的教学体系妨碍了毛利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

Pita Sharples博士认为，如果毛利学生可以随意进入大学，毛利人将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巨大跃进”。

同白人学生相比，毛利学生的总体教育素质要低许多。据Sharples 博士说，毛利男学生离开中学时，有一半无法得到NCEA证书。他认为“这是愚蠢、荒谬、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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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les博士的提议惹争议

Pita Sharples博士关于让毛利学生自动升大学的提议一问世，立即引起争议。

Sharples博士6月18日说，他并不是要所有毛利学生不管成绩如何都进大学；他是建议大学给毛利学生提供足够的支持，使他们达到入学标准。比如，把他们送进由大学资助的学习中心读些课程，使他们不仅可以掌握读写知识，还能学到论文写作技巧等。他说，毛利人对大学文化很陌生，大学应该实施一种对毛利人友善的教学方法。

新西兰已经有一些大学为毛利学生在一些科目上特别保留名额，比如法律专业和医学专业。不过，大学对Sharples博士的提议反应普遍冷淡。大学副校长们称这个想法会起到“极端反作用（counterproductive in the extreme）。”

肯特伯雷大学副校长Rod Carr说，大学如果允许一个族裔的学生免资格入读，那会把其他学生挤出大学。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进入大学的能力，而是学生们进大学后的学习能力。他认为，那些无法在中学通过NCEA考核的学生，进大学学习可能会很吃力。

奥克兰大学副校长Stuart McCutcheon教授说，新西兰在教育问题上确实存在鸿沟，不仅毛利学生受教育程度不足，太平洋岛裔学生也是如此。但他认为这种差距要由高等学校和中学共同合作来缩小。

AUT历史教授 Paul Moon认为毛利学生需像其他学生一样，在达到统一的入学标准后才能入校学习。

AUT高级毛利老师Ella Henry说，不是每个毛利人都需要进大学读书。

AUT副校长Derek McCormack表示，国家对大学拨款封顶，限定了学生的入学数量，这对毛利学生进大学学习是不利的。

据报载， AUT毛利学生的比例占学生总数的10%，大致同毛利人口在该地区的的比例相同。AUT毛利学生的毕业率为77%，大学生的平均毕业率为81%。

不过肯特伯雷大学毛利和土著人研究院负责人Taonui说，让毛利人自动进大学对他们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有帮助。

这位负责人认为，随着毛利人口的增加，毛利人在学校的比例将会增长到30% ，因此，高校中毛利老师的比例也应相应增加。Taonui还说，应该要求所有的高校老师能讲毛利语，因为毛利语是新西兰的官方语言。

对于Sharples博士提议让毛利学生自动进入高校的建议，工党表示反对，认为让那些无法从中学毕业的学生直接上大学，将使问题更糟糕。

国家党政府也没有表现出要接纳这一建议的意愿。总理John Key 说，他更关注提高毛利儿童的读、写和算术能力。

他说：“如果毛利年轻人不能够达到NCEA要求，我们需要返回头解决同读、写和算术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把他们送进大学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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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毛利人要提高对子女的期待

NewsTalk ZB电台节目主持人Kerre Woodham说，许多毛利父母把大学看成是别人家孩子去的地方。她认为毛利家长们必须有所改变，要对自己的孩子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她说：于年轻毛利男子来说，关键问题也在于要对自己有所期待。

惠灵顿的 Dominion Post 为此发表社论。社论说：毛利事务部长Pita Sharples关注毛利年轻人的教育是正确的。然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对的，因为让某个特定人群享受特权同新西兰人人平等的原则相违背，而这种做法也不现实。

社论说，Sharples 博士自己是人类学博士和语言学博士，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一定知道教育的成功需要刻苦的训练、辛勤的努力、需要牺牲精神和良好的师资，同时，还要有一个支持他学习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些存在，一个学生就是进入了大学，也不会取得成功。

Dominion Post 认为没有必要为那些学习不良的毛利中学生建立学习中心，因为这个中心已经存在，这就是现有的中学。如果一些中学没有满足毛利学生的学习需要，那就应该作出改进，这正是Sharples博士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应该致力的工作。

另外，家长、老师和学生要在教育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家长要提供一个支持孩子学习的环境，给孩子们灌输要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意识，老师们要确保他们的教学工作很有成效，孩子们则要利用好各方面给他们提供的机会。

怀卡托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研究发现，毛利人和教育机构在毛利人教育问题上有不同的认知。

毛利学生、家长和校长相信，最影响毛利学生表现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质量。而大部分老师则相信最影响毛利学生表现的是学生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环境。

换句话说，许多教师对毛利学生的期待比较低，因为他们相信影响毛利人受教育的因素不在他们的控制之内。研究还发现，毛利人可能通过老师教学方法的改变而在表现上有惊人的改进。

因此，Dominion Post社论建议，Sharples博士应该利用他的权力来推广一些有助于提高毛利人教育程度的教学经验，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新西兰的毛利人和非毛利人都将会对他心存感激。

Wanganui市长、电台主持人兼专栏作家Michael Laws在评论Pita Sharples博士关于让毛利学生自动进入大学的提议时，用亚裔移民在子女教育上的成功做例子，说明毛利人在教育上的失败并不像Sharples博士所说的那样该归咎于新西兰的教育体制。

Ｍichael Laws说，那些亚裔新移民的孩子来自陌生的文化背景，英文也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来新西兰生活的时间并不很长，在学业上就能超过白人学生。如果说新西兰的主流教育因为没有照顾到毛利人而导致毛利人在教育上失败，那面对同样的教育体系，为何亚裔移民的子女会成功呢？

Michael Laws说，亚洲移民在教育上的成就倒是能给Sharple博士提供解决毛利人教育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在于家庭和文化。

他说，亚裔父母通常对他们的孩子有很高期待，亚裔文化看重教育，把教育的成功看成孩子通往今后人生成功之路的通行证。而这两种因素是毛利文化中没有的。

Michael Laws认为，毛利人学业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看重教育的家庭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在于毛利人文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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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人的教育素质影响新西兰的未来

根据新西兰2006年人口统计，新西兰有56万毛利人，毛利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16%。

根据史料，1769年第一批欧洲人来到新西兰时候，新西兰大约生活着10万毛利人，目前，毛利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欧裔白人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西兰统计局对人口的增长预测，到2021年，欧裔人口将会增长5%, 毛利人口将增加29%，从59万增加到76万。届时，新西兰欧裔人口年龄老化，更多人进入退休年龄段，欧裔人口年龄中间值为44.3岁，而毛利人年龄中间值为26.4 岁。

未来20年，新西兰的劳动力将变得年轻，更加多元化。如果国家今天不能确保年轻的毛利劳动力有良好的教育和较高的技能，新西兰的经济增长今后将会非常脆弱。

如果今天的大部分毛利孩子在几乎不能读、写的情况下就离校，加上太平洋岛民在教育水平上的同样低下，新西兰在第一世界的地位届时将受到严重威胁。

《国家商业评论》（National Business Review）本周二发表社论说：“高等教育是造就掌握更多资讯和更多能力的人口”；社论对大学教育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做了肯定，并说有证据显示，国家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刺激GDP增长6个百分点。

因此，正如Dominion Post社论所言：“所有的新西兰人都应该关注毛利人的教育水准低下问题，当毛利学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没有获得任何教育资格就离开学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损失。”

（原文发表于新西兰2009年6月23日《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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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毛 芃 

在新西兰从事新闻报道的五、六年里，有不少值得回忆的采访经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2008年10月初随TVNZ新闻调查栏目“Sunday”工作人员到中国做同恒天然、三鹿奶粉有关的一段电视采访报道，这是我所有采访中压力最大、困难最大、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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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恒天然集团主席van der Heyden 先生同总理John Key一道访华、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看到中国政府表态三鹿事件“已经过去”，看到恒天然走出三鹿事件阴影继续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大手笔捐款启动在中国乡村进行母婴健康中心的建设项目；最让人释怀的是，上周得知我们在中国的采访对象、三鹿奶粉受害人之一的小D家已收到新西兰民众的捐款； 这一切，让我曾经因为那一段采访而沉重的的心放松了许多，觉得是时候把那段“往事”公之于众了。

2009年9月底，TVNZ的Sunday节目组总负责人Hunter Wells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一个节目制作组到中国做同三鹿奶粉有关的采访。制作组有制片人、记者和摄影师三人，他们都没去过中国，不会讲中文。对西方记者来说，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中国去采访让政府尴尬的敏感事件，难度可想而知。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采访，一口答应了。

Hunter Wells先生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是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父母的名单和他们的联系电话，他要我先同这些人进行联系，争取他们接受采访。名单中一位叫王远平，是最先公开提出三鹿奶粉有质量问题的人，他2007年11月在个人博客中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三鹿集团经销商给他免费赠送了几箱奶粉，换取他删除了相关博客文章。

打了不少电话，终于敲定了几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士，但王远平始终没有联系上。

出发前，TVNZ负责时事新闻事务的一位高层来听取我们的工作计划，我记得在Hunter的办公室，记者John举着一幅大大的中国地图站在办公室中央，Hunter先生用铅笔在地图上上比比划划，向高层汇报我们的计划和行程安排。那架势，就好像电影上看到的行军打仗前作战指挥人员在决定作战策略。

记得TVNZ那位高层先生话不多，只问了几个问题，要我们做好应付各种困难的充分准备。

除了摄影师带有专业摄影器材外，他们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巴掌大的高档小型摄像机。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临行的哪个晚上在机场候机，收到Hunter先生的手机短信，他说很“羡慕”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冒险”，要我“照顾”好那几位大男人。虽似玩笑话，但我掂量得出其中的份量。

TVNZ关注三鹿事件事出有因。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是新西兰乳制品业巨人恒天然公司。作为世界乳品业的最大贸易商，恒天然2005年底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入股三鹿集团，持有其43%的股份。当得知三鹿婴儿奶粉因含三聚氰胺导致许多中国婴儿患肾结石甚至死亡的消息后，恒天然立即要求三鹿集团将奶粉下架。但三鹿方面迟迟未有行动，知道事件严重后果的恒天然公司于是报告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知会中国政府，这才使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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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电台网站2008年9月24日的报道。报道中说，恒天然公司因为三鹿奶粉丑闻导致1.39亿纽元的经济损失。 

恒天然的股东主要是新西兰的奶农，三鹿奶粉丑闻牵涉到恒天然，新西兰民众自然关心这一事件的解决。同时，善良的新西兰人也关心那些无辜受害的可怜婴幼儿。

我们一行四人先来到上海，安顿下后我立即给先前一直没有联系上的王远平打电话。他是捅出三鹿奶粉问题的第一人，能采访到他非常重要。时间电话通了，但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朋友Z先生接听的电话。Z说现在要采访王远平的媒体太多，王不敢接电话，就把电话给了他，让他代接。我于是请Z转达我们希望采访的请求，Z要我稍后再打电话。

我随后联系早先已答应接受采访的J先生，他的孩子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认的四个死于三鹿奶粉的孩子之一。商定好去他家的采访时间后。我们决定第二天奔赴南京某医院，那里有两户已经答应接受采访的病孩家长。

可是，在我同其中一个家长电话约见明时间时，这位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已出院且已离开南京。而另一位家长-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亲则说他已去南方打工，他让我直接去找他的太太和老母亲，她们都在医院照顾孩子。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南京某医院后，我提着两罐新西兰奶粉直奔病房。病孩睡在床上，他的祖母坐在床边。病房有六张床，看家长的样子，都像是乡下的农民。

见到有陌生人进入，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围拢过来，还没等我说几句话，立即有人报告了护士长。原来有人看我拿着印有外国字的奶粉，以为我是来推销奶粉的。后来得知，那阵子，确实是有人上医院给病孩家长推销奶粉，护士长下令见到后立即报告。

我向护士长表明身份，说明来意，表示已征得孩子父亲的同意。大概医院近期来过不少媒体，护士长说她很明白国家政策，知道任何人都去权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但必须是在自愿的情况下。

此时，一大群怀抱婴儿的家长围在我和护士长身边。护士长大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接受采访，但是出什么问题的话，后果自负。中年护士长的声音原本就很嘹亮，此时这番话，更是掷地有声。我原计划采访的病孩母亲紧紧地抱着她的孩子，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连声对我说她“不要接受采访”。我于是给她先生打电话，希望他的先生能说服他，毕竟他已经曾经答应过我。这位年轻的乡下母亲同她先生在电话上讲了很久，等我再接听电话时，对方说他妻子不肯接受采访，他也没办法。

话说着，护士长居然叫来保安下逐客令。

在停车场焦急地等候我消息的几个Kiwi同事，见我怏怏不乐地回来，知道出师不利。听我叙述了事情经过，他们拍着我的肩膀安慰说：“Well done（做得不错！）”

没有办法找到拍摄对象，我们于是同南京电视台联系，看是否能买到医院治疗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新闻素材，结果被电视台一口回绝。

那边厢，王远平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最糟糕的是，已安排好接受采访的J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愿被采访了。 我于是忙请最初帮助联系他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出马，指望着男人与男人之间也许好说话。朋友回话了，说J先生担心当地政府日后找他麻烦，他希望采访的时候有当地官员在场。可当时适逢十一国庆假日，政府里没人上班。

在朋友的劝说下，J先生又答应接受采访。等我们预定好行程并预定好当地酒店后，J先生又变卦了，还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采访工作似乎陷入僵局，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该是那个小摄像机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于是我们又奔向医院，Kiwi同事们在车上等我。我提着装有小摄像机的提包，直奔某间病房，事先已打探到这里住着一位患肾结石的三鹿奶粉受害婴儿。

这是一个小病房，可巧就这孩子一家在。孩子被爸爸抱着，胳膊上挂着吊针，孩子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吃饭。还没等我说完来意，孩子的母亲就大声讲起孩子的病情。那个长着一对大眼睛的精灵可爱的孩子还冲我的镜头微笑，当镜头从孩子小手背上掠过时，手背上密密的的针眼让人看着心疼。

孩子的母亲讲现在治疗费用是国家负担，但担心孩子日后会落下后病根。

在病区外等候电梯的大厅里，看到五、六个一两岁的孩子被妈妈或是奶奶、外婆领着玩，一问，全是三鹿奶粉受害婴儿。而且，都是乡下来的。一个外婆指着怀里的孩子告诉我，小外孙疼得厉害，又不会说话，就在床上打滚哭闹，还拼命抓自己的头发和脸，脸上都抓出了血痕。她停顿了一下，愤愤地说：“三鹿奶粉真是害死人！”。

在儿童医院的大院里，我还拍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吃力地抱着一个孩子，我同她聊了几句，得知这孩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更可怜的是他还是个孤儿。孩子好像有四、五岁的样子，头垂着，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没有一丁点神采。

这些，我都摄入了镜头。

（因为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孩子在接受治疗， 网络图片） 

我们还没有离开医院，J先生又打来了电话，说他决定接受采访。他告诉了我们到他家的具体路线，颇有豁出去的味道。

J先生住在浙江山区，交通不便。我们于是重新安排行程，订车票、酒店。忙活了好一阵。可是几个小时后，J先生通过朋友打来电话，说他考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能接受采访。他说他为此感到非常抱歉，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我们能理解。

几个Kiwi同事都傻眼了，估计在他们多年的采访经历中，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反反复复的被采访者。

J 先生的反复让我们很被动，但我心中对他没有任何不满，他的反复，说明了他的内心有多痛苦、多挣扎。

J先生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09天，孩子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痛，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然而，出于恐惧，怕接受外媒采访后被地方政府找麻烦、他只能是欲言又止。

J先生的境遇让我心中好一阵酸楚和悲凉。

（因吃三鹿奶粉而成大头娃娃的孩子，网络照片）

我们原计划尽量在东部地区采访受害婴儿家长，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只好选用计划B，联系中国西部的受害人家庭。

我于是给西安的阿兰打电话。阿兰的侄子小D因吃三鹿奶粉患肾结石身亡。因为是在三鹿事件公开前去医院看的病，医院也不清楚为何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肾结石。治疗没有起色，费用又高，小D家高息贷款看病经济难以支撑，小D后来出院，死在家中。最可怜的是，一家人在小D病重期间，还一直在给他喂三鹿奶粉。

因为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明书，当地政府不承认小D是死于三鹿奶粉。在西安打工的阿兰要给小侄子讨说法，她成了哥嫂的代言人。在新西兰同她联系时，她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在南京同阿兰通话时间是傍晚，阿兰说会安排她哥嫂第二天一早离家，中午到西安。我于是立即订飞往西安的机票和酒店。几位Kiwi同事见总算联系到肯接受采访的受害婴儿家长，很是欢喜。

临睡前，我给阿兰通电话，可电话无人接。我拨了无数遍都无人接听。担心发生在J身上的事情在阿兰身上重演，我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给阿兰的电话还是没人接。看几个Kiwi几天来难得兴致挺高，我也不好说什么，一路上只祈求老天保佑到我们到西安后阿兰会接电话。

到达咸阳机场的时间是9点多，在机场等行李时，电话响了，是阿兰打来的，我欣喜若狂。她说头天晚上收到我的电话，但她用的小灵通手机信号不好，一直联系不上我。她还说她哥嫂去了西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拿三鹿奶粉的质检报告，他们家正好还剩有一袋三鹿婴儿奶粉，希望检验结果能证明小D是死于吃三鹿奶粉。

阿兰的电话让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坐上往西安市开的商务车，外面秋雨连绵。我坐在车前座同年轻司机并排坐着，三个Kiwi同事在后排坐着。车中的音响播送着著名的陕西民歌手阿宝的歌声，听到阿宝满含深情地唱“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时，几天来的种种感受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泪水一下涌入眼眶。

后面几个同事为即将到来的采访感到高兴，他们向我打听问题，我擦去泪水扭过头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难受。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知道不论怎么解释，他们都难以理解我内心的感受。 于是说，是刚才播放的歌曲让我伤感， 他们问是什么歌，我说是爱情歌曲。他们于是不再追问。

在西安一家酒店安顿下，所有摄影、采访准备工作就绪。当晚离开西安的机票也预订好了，可是，阿兰又没了消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下午四点，原本一直滔滔不绝的几个Kiwi同事也沉默不语了。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心，别又是临时变卦了？

四点多，终于接到阿兰的电话，说他们一直在质检局等着拿检验报告，检验结果出来了，但是没有领导敢签字，他们只好等。

我担心阿兰会再次消失，决定去质检局找他们。顶着风雨出门时，摄影师追出来把小摄像机递给我，说这个也许用得上。

这个小摄像机果真派上用场，我用它拍下阿兰哥、嫂拿着质检报告从质检局出来后在暮色的、下着大雨的西安街头仓皇无助的神情， 他们在雨中紧张地东张西望、躲避车流，这些镜头，被编辑用在了节目的开头。

到了酒店，才明白为何阿兰说没人敢在检验报告上签字。检验结论是，被测奶粉每千克中三聚氰胺含量竟是1748毫克。

这是什么概念呢？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供述，2008年8月13日，三鹿决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出售三聚氰胺含量在20毫克/千克左右的产品，换回那些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也就是说，按三鹿集团的标准，每千克奶粉可以含有20毫克的三聚氰胺。

可怜的小D吃的是什么奶粉？他吃的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过了标准的700多倍，那还能是奶粉？那简直是毒药！难怪小D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这帮做毒奶粉的人“不是人”！

小D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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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已是晚上10点。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计划流产，我们改为第二天飞北京。节目组请阿兰和她哥嫂在酒店住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阿兰的嫂子把小D所有的医院治疗纪录、所有购买三鹿婴儿奶粉的发票和奶粉检验报告副本给我，要我到北京一定找人替他们说话。

“好好的一个娃就这么没了，没有人负责任，我们不甘心！”她的眼中含满泪水。

在北京，节目组采访了一家牛奶场，采访了恒天然高层，还采访了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新西兰乳制品行业专家。他们都说了自己该说的话。我联系上北京一家律师行，把所有小D母亲给我的材料交给一位律师。这家律师行设有专门帮助儿童受害人的基金，他们正动用这笔基金，为一些三鹿奶粉受害婴儿免费打官司。

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周，可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和起伏太多，感觉比一个月还长。从北京回来经过一周的后期制作，这档节目在电视上播放时，许多好朋友到我家来一起观看。这一节目显然打动了许多人，节目播放后，许多观众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如何给小D家捐款。

善良的新西兰人捐了近4000新元，这笔钱2008年底汇往中国。小D家收到了这笔捐款，小D父亲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我，他年迈的父母为新西兰人的慷慨善良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认小D死于三鹿奶粉，小D家因此可以得到约20万人民币的补偿。

2010年，我收到小D父亲的来信，信上他告诉我，他年轻的媳妇又怀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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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2009年4月25日《华页》

修改于201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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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 芃 

2009年4月20日本周一出版的《新西兰先驱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剥夺新西兰出生儿童的国籍》 （China strips NZ-born children of citizenship）的文章。这篇由该报记者Lincoln Tan 撰写的文章引用案例说明一些逾期滞留的中国人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虽然有新西兰国籍，但孩子返回中国后，其国籍被中国政府剥夺。

 

据政府劳工部提供的信息，新西兰大约有15,500人非法滞留者。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为人父母者、有多少人的孩子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这些有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当中有多少已经离开新西兰也是未知数。

 

两国国籍法不同导致尴尬出现

在国籍问题上遭遇麻烦的孩子多半出生在2006年1月1日之前。因为在这之前出生在新西兰的孩子，不论父母是何国籍，孩子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国籍。

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新西兰出生的婴儿须在父母双方有一方为新西兰公民的情况下才可取得新西兰国籍。

而根据中国国籍法，逾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籍父母即便其子女出生在国外并拥有外国国籍，这些孩子仍被视为中国公民。

198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

同时，中国国籍法“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上述《新西兰先驱报》文章提到了两户中国逾期滞留人士的孩子。从这两家孩子的遭遇可以看到新、中两国因国籍法的不同给逾期滞留者家庭造成的困境。

 

Eason Diao：可能随父母被遣返的NZ小公民

 

今年２月份，移民局官员强行闯入一户逾期滞留者家庭并强行给这家５岁孩子Eason Diao 拍照，此事想必还有读者记得。

Eason Diao

 

Eason Diao 的父母亲都是逾期滞留者。他的父亲, Chuanjin Diao和母亲Xianglan Hao 2001年从中国进入新西兰，他们的签证过期后都没有续签。

 

新西兰移民局指Chuanjin Diao用虚假文件得到商务签证。移民局认为Eason的父母都在现行政策下并不符合在新西兰的居留许可标准。1月15日，Eason的父亲因为逾期滞留被关入奥克兰Mt Eden 监狱。

 

Eason 出生在2006年之前，他一出生就自动获得新西兰公民身份。

 

移民局官员被指是在遭到Easong母亲拒绝的情况下强行进入Eason家， 把Eason推到墙边给他照了像，以便为他准备去中国的旅行文件，好让他同将被遣返的父母一同回中国。

 

移民局官员还被指让Eason的母亲在一封信上签字，信的内容是说她想带Eason回中国学习3个月的中文。

 

Eason是新西兰公民，他本可以用新西兰护照申请中国签证。但因其父母为逾期滞留者，他的新西兰国籍因此不被中国承认。Eason要去中国，必须得到中方驻外使馆或领馆发放的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他对新西兰移民官的做法感到不快。于是向警方提交一个报告，指控移民局官员“非法闯入、进行突袭和欺诈性行动”。

 

新西兰移民局负责人Andrew Annakin对此事表态说：“外国人的孩子有了新西兰国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给其父母带来在新西兰停留或是居住的权力。”但是承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移民部长Jonathan Coleman的发言人说，部长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责成属下对此事做出全面报告。

 

本周一，这个案子在奥克兰高级法院开庭审理，四个星期后才会有结果。

 

本记者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采访了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领事官员解释说：根据中国国籍法第五条，如果父母双方或者有一方是中国公民，其出生在海外的子女被视为中国公民。但是如果在新西兰定居的父母双方或一方有PR（新西兰永久居民权），孩子一出生时就有新西兰国籍，中国承认其新西兰身份。

 

该官员说，在新西兰逾期滞留的中国公民如果想回国，领事馆可为其发放返回中国的旅行证件。逾期滞留者的孩子若回中国，领事馆也是按照中国国籍法的规定来办理。

 

Eric Wu：被阻沈阳机场无法持NZ护照返回

 

Eric Xibo Wu的父母也是逾期滞留人士。5岁的Eric很小的时候被送回中国同他的爷爷奶奶生活，那时他还没有新西兰护照，是用中国方面颁发的旅行证件去中国的。他去年得到了新西兰护照，因其旅行证件已过期，他在离境时使用了新西兰护照，结果在沈阳机场受阻。

 

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官员对此解释说：Eric是使用中国旅行文件进入中国的，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Eric必须持有效的中国旅行证件离开中国，不能用新西兰护照。

 

Eason Diao家的移民顾问也是是前移民部长Tuariki Delamere先生。Delamere先生去年12月3日向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写信，表达他对新西兰小公民无法持新西兰护照离开中国一事的关注。

 

2009年1月19日，Delamere先生接到外交部长Murray McCully的回信。Delamere先生在接受本记者采访时出示了部长先生的回信全文。

 

McCully部长在信中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中国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就Eric事件进行了联系。”

 

“公安局的说法是Eric家需要给Eric申报户口或是居留许可，然后申请中国护照。一旦Eric有了中国护照，他就可以向新西兰移民局申请签证，这样他就能返回新西兰。”

 

外交部长在信上说：“新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同Eric的爷爷奶奶保持固定的接触，并告诉他们需要办理哪些事情。 ”

 

Delamere先生对此批评说， 要求一个新西兰公民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荒谬可笑的” 。他质疑新西兰政府为何不能为帮助像Eric这样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他说：“根据1977年国籍法，任何人采取任何步骤否认或是取消一个像Eric这样新西兰小公民的国籍是非法的。”

 

不过，负责移民事务的劳工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新西兰法律不妨碍新西兰公民使用新西兰护照返回新西兰。 但新西兰移民局无法对其他国家对出境法律条文的规定做评论。”

 

前移民部长：是NZ政府剥夺这些孩子的国籍

 

前移民部长、移民顾问Tuariki Delamere先生因为正好是Eason Diao家和Eric Xibo Wu家的移民顾问，本记者对他就《新西兰先驱报》的报道进行了采访。

 

Delamere先生他表示对Lincoln Tan 文章的标题“完全不能接受”。他说，“剥夺新西兰人国籍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新西兰政府”。

 

Delamere先生说：新西兰移民局明明知道Eason Diao有新西兰护照，却要通过中国方面给他办理去中国的旅行证件。

 

他说：“一旦这些孩子返回中国，他们的新西兰护照不会被中国承认，如果他们想要返回新西兰，他们会被要求申请中国护照。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新西兰国籍，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Delamere先生指出， Lincoln Tan文章给人的印象是逾期滞留人士孩子的国籍问题只是影响到了中国的逾期滞留者，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萨摩、汤加、南韩、印尼、斐济等国的逾期滞留人士。

 

“悲哀的是我们这里没有大声抗议、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做什么来帮助这些孩子。”

 

Delamere先生对本记者说：他并非是要为那些逾期滞留者争取权益，他是为了那些已经取得新西兰国籍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新西兰人，他们值得享有他们作为新西兰人拥有的一切权利，包括被父母抚养长大，接受与新西兰水平相称的教育的和健康医疗，享有安全和社会福利保障，当然，还包括在新西兰被抚养长大的权力。

 

他说，他无意批评中国的国籍法，也不认为中国国籍法有什么错。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籍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有两套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权利体系。 毫无疑问新西兰移民局有权把那些身为父母的逾期滞留者驱逐出境。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那些身为新西兰公民的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权利。这些孩子生活在新西兰的权力同移民局要把他们的父母驱逐出境的的权力相冲突， 这导致这些家庭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Delamere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办法是一方向另一方让步。是新西兰移民局让步还是让这些孩子在新西兰成为孤儿？或是把这些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道送回原居地？Delamere先生说他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把孩子们的权益和福祉放在首位。

 

因为新西兰中国两国国籍制度的不同，一些逾期滞留者的孩子在身份问题上遭遇的尴尬事件显然还会增加。 Tuariki Delamere先生说他手头现在有20多个这类案例。 按他的说法，被迫放弃新西兰国籍的华人儿童 “可能有数千个（could be in the thousands）”。

 

（原文发表于2009年新西兰《华页》）

 

作者：毛 芃

2008年3月，中国三鹿奶粉厂生产的婴儿奶粉，被发现导致多位食用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止2008年12月底，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共29.6万人。

（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9月16日，是应约为当时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写的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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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8年9月16日，中国官媒说三鹿奶粉已经致使两名婴儿死亡。三鹿毒奶粉事件让南半球的新西兰大为震惊，事缘新西兰乳制品巨人、世界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商恒天然公司是三鹿奶粉厂的股东，恒天然在2005年以1.07亿美元（8.6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三鹿公司43%的股份，三鹿公司董事会中的7名股东有3位是恒天然公司的代表。

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爆发，立即让恒天然公司成为新西兰社会关注的对象，人们想知道恒天然在三鹿奶粉事件负有什么责任。

恒天然公司总裁安德鲁·费里尔先生（Andrew Ferrier）2008年9月15日本周一公开表示，恒天然在这次毒奶粉危机的处理上是负责任的；他的说法得到了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的赞同。海伦·克拉克总理说，在三鹿奶粉事件上，新西兰是吹哨人，是新西兰政府通告了北京，才得以将三鹿毒奶粉事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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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然公司总裁安德鲁·费里尔先生说，中国方面的调查排除了三鹿婴儿配方奶粉在生产、储藏和销售环节出现污染，看来是三鹿公司购买的生鲜牛奶有问题。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一对姓耿的两兄弟在河北省经营一家牛奶收集中心，他们被控在收购的牛奶里添加了大量的三聚氰胺，好让牛奶蛋白质的含量达到测试标准。

这是因为牛奶收集中心在牛奶里里加了很多水，为了不使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因此减少、达不到验收标准，于是就在牛奶中添加了大量三聚氰胺。

据New Zealand Herald 报道，三聚氰胺是一种工业用化学品，用于塑料、化肥和清洁产品中。

而耿氏兄弟每天售出约三吨被三聚氰胺污染的牛奶给三鹿牛奶公司，耿氏兄弟已经被中国警方逮捕。

恒天然公司总裁安德鲁·费里尔先生说，三鹿公司承认从2008年3月份开始收到消费者投诉，知道公司奶源被污染，但公司董事会是在今年8月2日才被告知此事。 董事会成员于是同三鹿公司所在地的地方官员会面，要求赶紧回收婴儿奶粉。但中国地方当局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让他感到无奈、沮丧。

情急之下，恒天然公司把毒奶粉事件通告了总理海伦·克拉克和几位政府部长。

克拉克总理说，她是9月5日得知三鹿公司婴儿配方奶粉有问题。她和其他几位官员决定要新西兰驻华大使Tony Brown先生尽快将这一问题尽可能地反映到北京最高层。Tony Brown大使是在先生上周初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了中国政府部长，这才有了中央对这一事件处理的曝光和对三鹿奶粉的回收。

克拉克总理说，她相信恒天然公司从一开始就想立即招收所有奶粉，但这一想法遭到了中国地方领导的阻挠。她说，是新西兰政府向中国政府吹响了警哨之后，中国官方才正式宣布回收三鹿奶粉。

三鹿奶粉事件是否会损害恒天然这个新西兰的民族品牌呢？克拉克总理相信不会。

新西兰的品牌公司专家James Bickford先生认为这一事件不会对恒天然的品牌声望有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恒天然在国际上的业务发展。他说，长期以来恒天然在业界已经树立非常扎实可信的形象。他认为毒奶粉事件主要出现在中国市场，这会让三鹿公司品牌受重创，而三鹿想恢复公众对其品牌的信任不是短期、中期可以完成的任务。

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副总管达理女士说，新西兰没有从中国进口过任何婴儿奶粉。为了要父母们放心，食品安全局已经测试过72种不同的婴儿奶粉，初步测试结果显示这些奶粉都是安全的。

食品安全局已经扩大了对可能会包含奶制品的中国进口食品的检测，比如咖啡伴侣、巧克力和运动饮料等，测试结果将在食品卫生局网页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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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对留学生的帮助

论文作弊情况不容乐观

作者：毛 芃

2008年4月27日，奧克蘭市中心的Aotea廣場成為了紅旗的海洋，成為眾多新西兰華人、華侨和留学生為中國祝福、為奧運祝福的激情宣洩地。

據組織者估計，冒著陣雨聚集在Aotea廣場舉行這個主題為「新西蘭華人支持2008北京奧運」集會的各界華人有五千人之多。以中國留學生為主體的數千華人揮舞著中國國旗、紐西蘭國旗和奧運旗幟，高呼著「支持奧運」、「中國加油」、「北京加油」的口號，高唱著《我的中國心》、《龍的傳人》、《大中國》等帶有濃烈中華民族情感的歌曲。

集會由奧克蘭大學大二學生孫朕邦主持。紐西蘭中華團體聯合會會長、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黃偉璋先生首先做了發言。然後是Waitakere市市長Bob Harvey先生发表了演講。對本次集會的組織和舉辦給予很大幫助的Skykiwi網站的負責人Sarah 現場為與會者介紹了將代表紐西蘭射擊隊參加今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華人運動員汪暘，汪暘本人也作了發言。

在集會上演講發言的還有移民留學顧問Mark和三位來自北岸市的華人高中生。這幾位高中生說他們代表的是他們周圍70多名華人中學生。 

發言的人士都由衷地表示了對中國成功舉辦奧運的祝福。汪暘在發言中更是表示將在賽場發揚奧運精神，賽出最好成績，為紐西蘭爭光，同時也回饋那些熱情支持他的廣大華人朋友。

據悉，Skykiwi網站已經決定贈送汪暘一支價值2,000多紐幣的比賽用槍。 

來參加這次活動的主要是奧克蘭一些大學的留學生，有些是已經畢業並在本地工作的華裔青年，還有部分與會人士是由本地一些華人社團統一組織來參加的，更有相當一部分中、老年人士是從報紙、網絡或是其他途徑獲聽消息後自發趕來參加集會的。

 本地著名的華人電聲樂隊PB樂隊為集會活動提供了音響，並現場演奏了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PB樂隊主唱霍光先生和多位華人知名歌手還為大家演唱了《我愛你中國》、《歌唱祖國》等歌曲。當歌聲或是樂聲響起來的時候，全場數千人和著樂聲共同高歌，聲勢很是浩大。 

活動開始沒多久，幾位本地的藏獨支持人士在奥克兰市政厅附近展開雪山獅子旗，但很快就被手持紅旗的人士所包圍。推搡中，出現了少許肢體衝突。集會組織者很快將雙方分開，藏獨支持者隨後也離開了現場。

集會下午兩點結束後，許多與會者還捨不得離去。不少駕車人士在市中心街道上一遍遍地兜圈子，一遍遍地在皇后大街上通過，乘車的人士則從車輛中揮舞出中國國旗或是奧運旗幟，每當車輛從Aotea廣場前的皇后大街路段通過時，這些汽車都不停地鳴笛，路兩側的華人們則大聲喝彩歡呼。

最後，約有兩百名參加集會的人士從Aotea廣場沿著皇后大道集體步行了一段距離，大約3點多，整個活動結束。

我隨機採訪了幾位參加集會的人士，他們中有青年學生，有中年移民。所有的人都說他們來參加集會是為了表示自己支持奧運，支持北京，認為中國舉辦一次奧運不容易，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海外華人的驕傲。

 我還採訪了一位年僅17歲的興奮地揮舞中國國旗的Kiwi小伙子James。James告訴記者說，他熱愛中國，去過中國好幾次，還去過北京。但可惜沒有足夠的錢，無法今年八月去北京看奧運。

在Town Hall的一角，一群華人學生在圍著一個對西藏問題有不同看法的本地洋人，同他就西藏問題進行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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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集會的組織工作

為了本次集會的順利舉辦，以梅西大學畢業生小王為代表的一批年輕人事先做了大量辛勤的組織工作。同時，華人社區的僑領黃偉璋、胡崇寶、李農生、和志耘和Peter Lu等都給以了大力支持和積極協助。

Peter Lu 先生介紹說，3月下旬，華社中就有人醞釀舉行一次聲援北京奧運的活動，但因為各方面條件不夠成熟，就先放下了。後來，以小王為中心的一批年輕人表達了組織這樣一個活動的強烈願望，並希望在人力和財力上得到華社領袖們的支持。雙方經過多次溝通，達成了合作組織此次集會的協議。

小王告訴我，他就Aotea Center場地的租賃問題、集會音效控制問題和集會安全問題分別同Edge娛樂公司、奧克蘭市議會和奧克蘭警察局進行了溝通和咨詢。除了向社團領袖們尋求幫助外，他還得到了奧克蘭大學、梅西大學、Regent私立大專的華人學生會的幫助。學生會不但幫忙把集會信息傳遞給更多的華人學生，同時還把綠色奧運的概念傳遞出去，號召學生們盡可能乘坐公共交通車輛、或是幾個人同搭一輛車前來參加集會，並且不要在集會現場丟棄垃圾等。

值得一提的是，Peter Lu 先生一份關於4·27「新西蘭華人支持2008北京奧運大會」的建議獲得了集會組織者們的讚賞和採納。

Peter Lu 建議本次集會應堅持「支持北京奧運」的宗旨。他說：會場中「除有中國國旗、奧運五環旗，還應有一些紐西蘭國旗，畢竟我們之中很多人已是紐西蘭籍華人，從中體現我們對現居地的熱愛是十分重要的。

同時，他還建議集會應當「平和，有節制，多一些對美好願望的追求，少一些對不平對待的叱責，減少會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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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300面旗帜

4·27集會現場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片旗幟的海洋。據組織者估算，現場至少有500面以上的各種旗幟。這些旗幟，除了一些熱心人士自己從國內購買、或是自己手工縫製、或是當天畫在臉上的，大部分是由組織者事先在中國浙江金華和義烏的工廠專門定做的。定做的旗幟除中國國旗外，還有紐西蘭國旗和奧運旗幟。

 這些各色旗幟無疑壯大了當天的聲勢。不过這些在中國定做的旗幟能夠在集會開始前運送到奧克蘭并不容易.

据小王讲，集会活動開始前幾天，他突然發現按照當初的合約，這批旗幟應該是在4月25日星期五到達奧克蘭。

可他事先沒有考慮到星期五是Anzac日（澳紐軍團日），是法定假日，快遞公司沒人上班，旗幟無法送上門, 也無從領取。而此時已是4月21日星期一傍晚，距星期四最后一个工作日隻有三天時間。

经过多方联系，最終承擔了運送旗幟重任的是纽航空勤人员秦毅先生，他当时正好在国内。為了確保行李符合空運規定，他在機場臨時給旗幟重新打包。由於秦毅個人的行李加上20公斤重的旗幟大大超過了紐航規定的個人乘機攜帶重量。經過秦毅的耐心解釋，紐航表示對奧克蘭華人集會活動給以支持，免收了超重費用。

就這樣，這批旗幟終於在週三一早安抵奧克蘭。不但沒有耽擱集會，還給組織者節約了一大筆開支。

難怪小王在接受採訪時說，沒有眾人的群策群力，組織這樣的活動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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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2008年《中文先驱报》）

另有网友爆料说：”该次活动申请的游行路线没有得到批准，只被允许在奥克兰市中心皇后大 街（Queen Street)的Aotea Square 里面喊口号。“

作者： 毛 芃

2008年3月10日星期一早上7點20分，薛乃印在美國移民和海關執行署四名官員的押解下，從美國洛杉磯搭乘飛機返回奧克蘭。

戴著手銬和腳鐐的薛乃印一踏上奧克蘭土地，即被紐西蘭警方宣佈逮捕，他被控謀殺妻子劉安安和非法將女兒薛千尋從奧克蘭帶往墨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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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在涉嫌殺害劉安安和在墨爾本拋棄三歲女兒薛千尋後逃往美國。2008年2月29日（紐西蘭時間），薛乃印在美國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市附近的Chamblee小鎮被幾位華人抓獲。

負責調查薛乃印案件的紐西蘭高級警官Simon Scott週一早上對媒體說，警方會考慮在未來對薛乃印提出其他指控。

Scott先生興奮地說：”今天是 ’Operation Patch‘行動的一個了不起的日子。

Operation Patch行動是紐西蘭警方針對劉安安被害案所展開的調查行動。

Scott先生讚揚了紐西蘭和美國官員為盡快遣返薛乃印所進行的通力合作。

據知，薛乃印持90天有效簽證進入美國，簽證去年12月到期。美國移民和海關署以薛逾期滯留為名將其驅逐出境。

紐西蘭警方在薛乃印被美國驅逐前對他進行了探訪。據Scott先生說，薛乃印看起來挺健康。

與薛乃印搭乘同一航班的Gabi Fredericks女士說，她看到有四名官員陪同薛乃印坐在經濟艙的最後一排。

她說，薛穿一件大號的藍色長袖夾克，看樣子是為了遮蓋手銬。在下飛機時，看到有數名警察在機艙門外等候。

有一名坐在薛乃印前一排座位的乘客說，薛一路上很安靜。

機上一名坐頭等艙的乘客Susan Edwards女士說，她沒有看到薛乃印。但是，飛機上乘客都在傳說「機上有人需要採取特別保安措施」。

Edwards女士說，薛乃印沒有通過正常的海關通道入境，而是被警方從海關的一個後門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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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被押回奥克兰当天下午即出庭

本週一下午，穿著寬大白色T恤衫的薛乃印在奧克蘭地區法院短暫出庭。

法官Eddie Paul告訴薛他被控以謀殺妻子劉安安，雙手背在後面的薛乃印沒有為自己做辯解。

警方後來撤銷了對他把女兒帶到墨爾本的指控。

站在法庭受審席上的薛乃印身邊各站一位警官。

薛乃印的辯護律師Chris Comesky先生告訴在法院等候的媒體記者說，薛乃印對能夠回到紐西蘭感到高興，雖然他很疲乏。

Chris Comesky律師本週一下午同薛乃印會面，以瞭解更多的情況。估計這一過程得花10多天時間。

有記者問律師薛乃印是否詢問過其女兒薛千尋的下落，律師不予置評。

Comesky律師說，由於媒體對薛乃印案件的強烈興趣，對薛進行公正的審判今後可能會成為一件需要面對的問題。

薛乃印下一次出庭時間會是在今年（200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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