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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毛 芃

前工党议员候选人、工党奥克兰中心区议员候选人陈耐锶 （Naisi Chen）对新西兰优先党近日推出修改选举法、取消永久居民/PR投票权的政策大为不满， 于2026年7月15日周三在新西兰天维网向华社发表“观点文章”，标题很耸动 – 《没有投票权，谁会重视你？”陈耐锶喊话华社：“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参与NZ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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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咋看标题，还以为新西兰优先党要取消的不是PR选举权，是所有新西兰华人的投票权。

然而，新西兰优先党的政策明明是取消永久居民（PR）的投票权；并不影响已是新西兰公民的华裔。

据2023年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新西兰共有279,039人自认为是华裔（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6%）；其中71.1%出生于海外（约198,400人），其余28.9%出生于新西兰。虽然官方没有按华裔身份公布入籍人数，但近六成海外出生华裔已在新西兰生活至少10年，他们当中入籍新西兰的恐怕不是少数。

因此，陈耐锶在文章标题中“喊话华社：“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参与NZ大选！” 这实属危言耸听、混淆概念！

PR只是华社的一部分；把”永久居民”与”华人”几乎画上等号，显然是在误导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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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陈耐锶在其“观点文章”中称：新西兰“存在着一个极其荒谬且刺眼的制度悖论： 根据现行法律，一个刚刚落地新西兰满一年的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来自库克群岛、纽埃的居民，无需放弃原本国籍，无需履行入籍宣誓，就能合法地在这里行使投票权。“

陈耐锶在天维网发表的文章中质问：”如果说‘效忠’是投票的前提，为什么澳洲人和太平洋盟友不需要通过‘入籍’ 来证明，而辛勤工作、遵纪守法的亚洲移民却必须接受这种苛刻的政治规训？“

作为前国会议员、陈耐锶难道不知道新西兰同库克群岛（Cook Islands）和纽埃（Niue）的特殊宪制关系（co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难道不知道他们的国王就是新西兰国王、而库克群岛和纽埃人出生时就已是新西兰公民？

众所周知，澳新两国有着特殊的紧密关系。因长期实行”Trans-Tasman Travel Arrangement“（跨塔斯曼旅行安排），两国公民可以相对自由地前往对方国家生活和工作。澳大利亚公民入境新西兰后，即可获得无限期居住的特殊类别居民身份，这就符合新西兰选举法的居民定义。当然澳大利亚公民若想在新西兰投票，同其他永久居民一样，必须符合其他资格条件并登记为选民。

新西兰优先党提出将国会选举投票权限定于新西兰公民；若该政策成为法律，居住在新西兰但尚未取得新西兰国籍的澳大利亚公民，也将失去国会选举投票权。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大选候选人，如果不知这些那是水平低；如果明知真相、却利用信息差来误导外来移民占多数的华人社区，那就是故意制造族群矛盾和政治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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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西兰优先党宣布政策，将投票权限制在公民范围内。

陈耐锶是工党候选人， 像其他人一样，她有权抨击和反对新西兰优先党将投票权限制在公民范围内的政策。但她将一项不分种族、以公民身份为标准的投票政策，与1881年明确针对华人的“人头税”直接挂钩，称这是“白人至上主义对人口结构变迁的恐惧”，是”白人至上主义在现代民主外衣下，对特定少数族裔进行的一次隐形隔离，“ 这明显是在煽动族群对立。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大选投票权限定于本国公民，包括新西兰的近邻澳大利亚，如果说只要求公民有全国大选投票权就是“白人至上”、是对特定少数族裔的”隐形隔离”，那大多数民主选举国家是不是都得面临同样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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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陈耐锶的整篇观点文章来看，她貌似攻击新西兰优先党只允许公民投票的政策，但真正的目标是总理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她在文章中对卢克森的攻击令人瞠目，她指总理是“冷战底色”、“权力欲望支撑的政治软骨”、“对华社一次又一次的背叛；还称卢克森总理将新西兰“强行推向了盲目跟从特朗普政府参与与自己主要贸易伙伴对抗的冷战阴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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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耐锶在天维网7月15日观点文章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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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耐锶5岁就移民新西兰，但这位年轻政客的中文功夫十分了得，看看她贬低Luxon总理的遣词造句，那可不是一般人的写作水平：

• “权力面前的犬儒”
• “会在内心深处为这种‘减少非盎格鲁选民’的政策拍手叫好。”
• “为了融入那个充满白人至上与冷战思维的国际政治核心圈，为了迎合地缘对抗的狂热，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新西兰的和平传统当做投名状。”

在陈耐锶眼里，卢克森比宣布取消PR选举权政策的新西兰优先党领袖、外交部长Winston Peters更危险、更值得警惕。。

因为，卢克森“急迫地要求新西兰打破传统，去向冷战同盟表达最绝对的效忠。”

陈耐锶断定，“Luxon绝非极右翼政策的被动妥协者，他甚至可能是这些排外与冷战政策背后最激进的暗推手。” “没有人关心华社在这一突然政策转向下面临的窘境和背叛。”

她告诫华社：“一个在外交上如此激进、甚至比彼得斯更渴望投身冷战阴云的总理，怎么可能在内政上真心去保护华社的权益？”

请问这位前国会议员，什么是华人利益？何谓”背叛华人“？何谓“突然政策转向”？新西兰早在 1956年就和澳大利亚加入了同美国、英国、加拿大的情报联盟，难道新西兰保持同传统盟友的紧密关系就是冷战、就是让华人面临窘境和背叛？难道华人利益同新西兰国家利益是冲突的？

说实话，批评卢克森总理的新西兰人大有人在，但用如此激烈的煽动性和攻击性言辞对卢克森总理进行攻击，实属罕见。

有网友说：“把同新西兰传统盟友的亲近说成是冷战，她作为有可能是下届执政党的议员候选人，究竟在代表谁的利益？她的言论代表工党的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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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陈耐锶在天维网的观点文章中的一个明显错误是把新西兰政府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转换成对华人的集体威胁。

新西兰同中国的关系一向友好，贸易关系紧密，虽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同，特别是南太平洋事务上，但这是国与国关系的常态。新西兰曾反对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也曾在无法确认美国军舰是否有核动力装置的情况下，拒绝其访问新西兰。

陈耐锶当然可以提醒政府，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必须防止针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被转化为对新西兰华人的歧视和偏见。然而，她在文章中却写道：

“如果我们在下一个任期坐视右翼联盟彻底废除PR投票权，并在外交上将新西兰死死捆绑在对抗中国的战车上，地缘政治的恶果将迅速传导至国内。当中新关系跌入冰点，国内针对华人的集体审视与系统性排挤将避无可免。到那时，主流社会将用充满怀疑的冷战眼光打量每一张华人面孔。”

首先，陈耐锶难道不知道取消非公民投票资格只是新西兰优先党的政策主张、而非整个执政“右翼联盟”的共同政策？

其次，新西兰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新西兰政府批评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和行为，并不等同于新西兰社会敌视华人，两者必须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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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耐锶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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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陈耐锶在其观点文章中，把仍处于公众讨论阶段的一个政党的政策，写成几乎必然发生的政治危机、迫在眉睫的族群灾难。她危言耸听地断言：”我们正处于新西兰现代史上最危险的‘危急存亡之秋’；“风暴即将来临”；“民主大门可能永远关闭”；我们”已经被解除了武装。”

把新西兰优先党的公民投票政策描述成针对全体华人的权利剥夺，并将此形容为华人群体的生存危机，将投票权限制在公民范围内的政策直接等同于白人至上主义、断言中新关系恶化必然导致系统性排斥华人、还并进一步导致文化隔离、忠诚审查和系统性排挤，最后宣称这可能是华人的“最后一次投票”，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

这些说法不仅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也容易制造恐慌和敌意。这不是理性的公共政策讨论。

竞选是政治主张的竞争。作为一名希望代表多元社会进入国会的候选人，作为一个5岁就来新西兰、在新西兰接受完整教育、对新西兰民主政治比大部分外来华人移民更为了解的人，陈耐锶在华人社区进行大选政治动员的时候，有责任在华人社区促进理性的公共政策讨论，而不是轻率地把对手定性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利用历史上华人移民的创伤来煽动族群对立；更不应该把新西兰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同对新西兰华人的态度画等号，在关键问题上混淆概念、混淆基本界限，客观上制造恐慌，加深部分华人对新西兰主流社会的不信任，造成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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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耐锶1999年5岁时随父母移民新西兰。2020- 2023年担任工党国会议员。之后在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担任访问学者，并被聘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高级人才研修班“特邀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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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丽芳博士

2026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国庆日。我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美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始于大学期间英语专业的学习。当时英语系开设了“美国文化与历史”这门课，上这门课的老师正好又是研究美国的一位教授。这门课开启了我对美国政治制度与宪法和美国建国的历程之兴趣。后来，我便买了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并将之与美国宪法进行了比较。在我看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值得特别纪念的是1787年费城的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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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建构与当时第一批“清教徒”（puritans）移民和美国建国之父的巨大努力与付出是分不开的。1787年制宪会议确立了美国宪法和民主制度，使美国真正建立起不同于英国的一种新的民主制度 —— 人类历史上首次实践了三权分立和联邦制。

不仅如此，美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和“分权与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理论建立起来的现代民主国家。

从世界历史和现实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是按照英国政治学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建国而获得政府合法性的。后世所熟悉的三权分立或分权与制衡理论虽然为英国洛克和法国孟德斯鸠所提出，英国和法国却并未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

以英国为例，英国并没有严格的三权分立。行政部门是由议会产生，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议会制国家中，如果首相领导的政府得不到议会的信任，便可能频繁更换首相和政府。近年来英国和日本政坛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不仅如此，英国并非一蹴而就地实现了司法独立。直到2009年英国最高法院的正式成立和运作，才标志着英国的司法权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之独立。 2009年之前，英国最高法庭由上议院司法委员会（the House of Lords Judicial Committee）充当。这意味着高级法官同时也是上议院议员。立法权与司法权是关联在一起的，并未分离。为这一制度的改革做了重大铺垫的是2005年的《宪法改革法案》（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这一法案在法理层面，将英国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离，为英国最高法院的成立和独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建国层面和三权分立的实践层面，美国是真正地开创历史先河的国家。而这些创新都与1787年制宪会议和《联邦党人文集》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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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的制宪会议

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代表在费城正式通过了 《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誕生。美国独立后，最初实行的是邦联制（Confederation），美国建国之父起草了《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来处理美国各州和美国国家之间的关系。

《邦联条例》与我们今天看到的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不同。而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基础和美国宪政基础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1787年的制宪会议（也称 “费城会议”）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部宪法建立了今天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

代议民主制度：由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

联邦制（Federalism）：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权。

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立法、行政、司法相互制衡。

制衡原则（Checks and Balances）：防止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权力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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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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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会议的主席就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的乔治·华盛顿。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787年的制宪会议是世界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它完成了美国从邦联制（Confederation）向联邦制（Federation）的转变，为后来许多国家的宪法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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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邦联制到联邦制

上面提到，美国刚独立时实施的不是今天的联邦制，而是邦联制。从1781—1789年，13个州几乎就是13个国家，中央政府非常弱。那时的美国没有真正的总统、没有联邦法院，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下命令给各州。

后来大家发现邦联运作困难，13个州和建国之父围绕美国应该建立邦联制（confederation）还是联邦制 (federalism) 进行了辩论。，于是有了1787年制宪会议， 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得以建立。

邦联制和联邦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最核心的区别只有一句话：邦联是”国家组成联盟”，联邦是”联盟组成国家”。

邦联是几个已经独立的国家组成一个松散联盟，它们仍然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宪法。邦联机构只是协调合作。而联邦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只是这个国家内部把权力分给了中央和地方。

如今的美国有州长、有州议会、有州法院、有州法律；州权很大，但不是独立国家。（世界上的联邦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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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是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之后问世的。简单来说，它是为了说服纽约州民众批准新宪法而写的一系列政治评论文章。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起草了新宪法。但宪法要生效，必须得到各州批准。当时很多人反对新宪法，担心联邦政府权力太大，会威胁州权和个人自由。

于是，三位支持新宪法的人开始在纽约报纸上发表文章，为新宪法辩护。他们是：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和John Jay，他们使用同一个笔名 – Publius。

这些文章最初从1787年10月开始陆续发表在纽约报纸上，到1788年5月左右共发表了 85篇。后来这些文章被结集出版，成为《联邦党人文集》。

它的核心目的就是解释为什么美国需要一部新宪法，为什么需要更强但受限制的联邦政府，以及如何通过三权分立和制衡防止权力滥用。

今天，《联邦党人文集》被视为理解美国宪法、联邦制、三权分立和代议民主制度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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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党人文集》出版后，并非毫无争议。一些反对联邦制的州和美国人并未改变想法。然而，文集对宪法的系统性辩护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19世纪初，《联邦党人文集》因成为宪法的权威解读而声名鹊起。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诸如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和1819年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等里程碑式的案件中都引用了这些文章。

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宪法或美国政治制度的人而言，了解1787年制宪会议和阅读《联邦党人文集》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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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宪会议、《联邦党人文集》与《中华民国宪法》

另一方面，1787年制宪会议和《联邦党人文集》所代表的精神也被被民国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所熟知和赞赏，并受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者张君劢先生的推崇。

张君劢先生（1887年－1969年）

1945年至1946年间，张先生受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之邀请起草宪法。宪法草案完成之前，张君劢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了美国宪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过美国制宪会议和《联邦党人文集》，非常希望当时的政党和知识分子能像美国的联邦党人和开国元勋一样，举行一个中国的制宪会议，为中国政治之发展和宪政之建立奠定基础。

在处理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张君劢就参考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制度。考虑到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和中国的历史与条件，张君劢认为加拿大式的联邦制更适合中国。

张君劢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十讲》，对《中华民国宪法》做了十分详细的阐释和解读。《中华民国宪法十讲》与《联邦党人文集》的性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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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芃 编辑

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游行场面（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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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看到欢庆游行队伍中的自由女神像，心里由衷感动。

美国无疑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政治。在全球化、数字化的时代，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川普上台后，美国的国际形象世界范围内跌落了不少，最近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民调都显示了这一点。

今天的美国或者今天的西方，与250年前美国建国之父所期望的目标、梦想是否在同一个方向？它是你所期望的么？大家是应该更乐观、还是更悲观地去看待未来的几十年？在美国独立250年周年的特别日子里，对于美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民主自由之路的走向，毛传媒的一些网友们袒露了他们的心声。 —- 编辑

有梦人

人类蜗牛一样爬行数千上万年，因着一块新大陆上偶然生出的美利坚怪兽而神助般发达雄起，这故事会被后人记述万年。

最能让世人体认美国的，不是罗列千万条美国的功过是非，而是驻足此刻，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眼前的世界会是怎样的景象……
我个人的看法，夸张一点，美国之于世界，犹如太阳之于地球、阳光之于万物……

车车

美国之所以是美国，不仅仅是她的制度、她的宪法、她的选举，也是一个个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共同的认同，对民主、自由、法治的共有信念，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对真善美的共同价值判断。美国是由这样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组成的、有优点和缺点的、有生命力的国家。她当然不完美，也会犯错，也会生病，也会走弯路，但是，她还是那个地球上最伟大、最具生命力和最有创造力的国度，我要祝福她的250岁生日，并祝愿她变得更好！

千玫

美國人民倡導的自由為全世界渴望自由民主的人照亮了道路，世界盃賽場一曲“ Take Me Home”，場內數萬人齊唱，讓美國帶領全世界人民都回到自己想要的那個家⋯⋯愛妳，美國！

.Jason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以法治、契约与共识为立国根基，而非依靠天降伟人。它以制度而非个人为核心，为全球树立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现代国家范式。愿它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继续坚守这一立国之本。

七月博士

美国从来都是世界的美国。主观上愿不愿意都是如此。想来每一国家都是一场社会实验，大家互相守望。不得不说最近这几年充满了动荡和失望。否极泰来，希望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能够有幸见证美国民主和美国人民的resilience （韧性）。

自由人

美国建国先贤反复提醒后人：良好的民主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也需要有责任感、有公共德性的公民，二者缺一不可。多少年来，美国一直是全世界向往自由人士的灯塔国。现在的美国遇到了考验，唯有祝福。

小美

美国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制度试验场， 纠错能力是美国最大的能力。目前她还是我心中的灯塔！

川普是制度的破坏者、还是矫枉过正的纠错者， 历史会给出答案。总统不必是道德模范。

太阳林

美国的独立不是要建立新的王国，而是为了建立No King（不能让任何个人或集团成为新的君主）的国家。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就必须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所以才有了有限政府和三权分立制度。

厚道人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侵略过中国一寸土地，是对中国人民最友好、对中国进步帮助最大的国家。这个民主灯塔之国虽然近年出现了各种问题，但我依然认为美国会通过民主机制自行纠错，先贤们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是能够保证美国不会滑向独裁集权的。

老川作为一个商人，很难保证他能摒弃逐利的本性，但他又貌似有想成就一番伟业的理想。希望他接下来的总统任内多做有利于西方民主社会的事，少犯一些愚蠢错误。

弗兰克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塑造者，大多数国家都在这一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发展机遇，包括中国。

美国仍然是全球自由秩序最重要的支柱。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某一位美国总统，也无论美国由哪个政党执政，我们都应当支持美国宪政体制、自由民主价值，以及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Lucy

漂亮国的250年发展和进步，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可匹敌的。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漂亮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飞雪

现在川普治下的美国，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天天都在刷下限。

鹦鹉先生（美国）

美国社会是西方国家里保守势力最强的，川普上台不是偶然。即便川普“倒行逆施”，其支持率依然可观。 这是海外民众难以理解的。

相当部分美国人愿意国家继续以每年1.8万亿赤字拜登经济学堕落下去，对未来不久的悬崖无意识，这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帝国的选择。 而力挽狂澜对帝国改造以图中兴的改革者往往是悲剧收场。 所以我能够容忍川普、马斯克对美国的破坏性再造，对其努力依然谨慎乐观。

我不同意川普对乌克兰和欧盟的做法；但如果结果是欧盟最终独立起来，振作起来，能够处理自己的安全事务，取得这样的客观结果所使用的令人不齿的方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Betty 博士

我的一对美国朋友为庆祝250年国庆，决定把对母校芝加哥大学的巨额捐款，从身后事提前到现在，在本科生院设立了一笔奖学金基金，算是欢度国庆的另类方式。

这让我很是感慨，有250年历史的美国精神底色之一，就是相信个体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意义。国家提供框架，但如何书写、何时表达、如何回馈，是每个人自己的答卷。这对朋友将一枚未来的种子，种在象征知识自由的大学里，既是对这个国家契约精神的认可，也是用行动为“自由”加注——自由若不与责任和给予同行，便只是空壳。这一点，他们比现任的美国总统做得更好！

这一举动，既是私人叙事，也是公共注脚。当个人敢于在时代的坐标上标记自己的步伐，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生命交汇出的回响。这大概是这事最有意义的地方：最优雅的庆祝不是焰火，而是让下一代能踩着自己的肩膀，看见更远的风景。

Jimmy （英国）

从Trump上台以来，美国与欧洲、英国几十年的盟友开始吵架、疏离。无非是知晓自己有病了，但都无法真正找到治病的药方。于是，问题归咎于外因。

1、 地理性的反叛：繁荣、人才、决策集中于大都会、大城市，外围被边缘化，失去了活力。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美国的内陆铁锈地带与沿海的差异、英国的伦敦与北方工业革命历史遗迹的差异；法德也一样存在的边缘的法国、边缘的东德。现实就是区域繁荣 ，其它地方萧条、失业高企，而看不到希望，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2、财政的枯竭。这几个国家的债务/GDP已逼近或超过100%，至于国防、福利、投资、绿色经济转型…理想太多，没钱根本无法应付。现实就会是内政的各种争论。

3、欧洲与美英在俄乌战争、中东伊朗战争以来的争论，欧美同盟看来难以回到从前，未来至少是亲兄弟明算帐。而欧洲及英国才发现自身国防的萎缩，国家能力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Trump有Trump的问题，虽然他的很多方面让人讨厌，但我更希望是在面对一个国家、社会的现实和传统的前提下，去分析他的药方是好、是坏或者无法理解。

7V

美国总统是美国人的总统，美国是全世界的美国。愿灯塔长明！隧道有光！Happy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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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游行场面（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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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郑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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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7月4日，美国诞生。那时，它只是大西洋沿岸13个殖民地，总人口约250万。

如果当时有人预测：未来的飞机、互联网、芯片、登月计划、人工智能、现代资本市场、好莱坞电影，甚至今天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大部分都会诞生在这里，恐怕没人会相信。

然而2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人类近代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过去250年推动世界进步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正是美国。

美国最厉害的，是能不断创造新的东西。

纵观人类历史，大多数伟大的国家都曾经强盛过。罗马靠军团征服世界；西班牙依靠殖民扩张；英国依靠海军建立日不落帝国。但美国与众不同，美国真正影响世界的，不是征服了多少土地，而是创造了多少新的可能。它不断重新定义人类社会运行的方式。

它让地球变小了。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飞机飞上天空，第一次飞行只有12秒。但从那12秒开始，
人类进入航空时代。从纽约到伦敦，不再需要几周；从中国到美国，不再需要漂洋过海。飞机把地球从一个遥远而分散的世界，变成一个紧密连接的世界，开启了全球化进程。

它让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1969年，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阿姆斯特朗迈出那一步时，整个人类文明仿佛同时向前迈出一步。直到今天，仍有无数人记得那句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为了完成登月计划，美国创造了大量新技术。后来这些技术进入普通人的生活：GPS导航；卫星通信；天气预报；遥感监测；现代电子工业。

很多人以为登月只是一次政治竞赛。事实上，它改变了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发展方向。

它创造了数字时代，计算机诞生于美国；互联网诞生于美国；芯片产业诞生于美国；云计算诞生于美国；人工智能革命依然首先发生在美国。

今天的世界，本质上运行在由美国创造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上。你用手机导航；你网上购物；你远程办公；你使用AI；背后都能追溯到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科技创新。

有人说：石油定义了20世纪，而芯片定义了21世纪。美国同时参与了这两个时代。

它把想象力变成产业。如果说硅谷改变了世界如何工作，那么好莱坞改变了世界如何做梦。过去100年里，几乎所有国家的人，都看过美国电影。从《乱世佳人》到《教父》；从《星球大战》到《泰坦尼克号》；从《阿凡达》到《复仇者联盟》。美国不仅输出电影，它输出的是一种想象未来的能力。

今天很多科技发明，最早都出现在美国科幻作品里。视频通话、智能助手、自动驾驶、虚拟现实、太空旅行…

很多工程师小时候看的并不是教科书，而是好莱坞电影。先有想象力，然后才有创造力。某种意义上，好莱坞是美国最大的“未来实验室”。它塑造的不只是票房，而是全球几代人的梦想，它孕育了世界最强大的创新动力。

飞机重要，互联网重要，人工智能重要，但这些都只是结果。美国真正伟大的地方，是建立了一套能够持续产生创新的机制。这里允许失败，这里鼓励质疑权威，这里尊重知识，这里奖励创造。一个年轻人带着想法走进投资人办公室，获得资金支持，然后改变整个行业。这样的故事，在美国不断发生。

苹果从车库起步；谷歌从大学宿舍起步；Facebook从校园起步；英伟达最初只是几个工程师的梦想。这些传奇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力量：让创新有机会成长！

美国历史只有250年，但美国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土地，而是人才。过去100年，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投资人不断来到这里。爱因斯坦来自德国；谷歌创始人之一出生于俄罗斯；英伟达创始人出生于台湾；特斯拉创始团队来自多个国家。

美国最强大的地方，不是拥有最多天才，而是能够把全世界的天才聚集在一起。这里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最有梦想的人。

世界一直批评美国，也一直学习美国。法国人说美国太商业化，德国人说美国太浮躁，英国人说美国太自信，日本人说美国太直接，中国人说美国太霸道，拉美国家批评美国长期干预地区事务… 这些批评很多都有道理，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有趣的是，几乎所有批评美国的国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美国 —— 学习它的大学；学习它的科技；学习它的资本市场；学习它的创新体系；学习它的人才机制。

因为世界最终尊重的，不是一个国家说了什么，而是它创造了什么。

为什么美国总能站在时代前沿？因为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从来不是资源，不是人口，甚至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一种相信未来的创新文化。

欧洲拥有历史的厚度，中国拥有文明的长度，而美国拥有创新的速度。

250年前，美国只是13个殖民地。150年前，美国还是农业国家。100年前，美国成为工业中心。50年前，美国引领信息革命。

今天，美国仍然站在人工智能、芯片、航天、生物科技的最前沿。美国最大的贡献，不是某一项发明，而是在过去250年里，不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从飞机到登月，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从硅谷到好莱坞，美国一次又一次证明：真正推动人类前进的力量，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创造未来。

250年來，美國經歷了戰爭、危機、繁榮與挑戰，也不斷推動科技創新、商業發展和全球經濟合作。無論立場如何，都很難否認它對現代世界的深遠影響。今天，我們紀念的不只是一個國家的生日，更是那些推動現代文明不斷前進的思想與價值。

这也是为什么，走过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之后，我依然选择生活在这里。不是因为这里完美，而是因为这里始终相信：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

而这种对未来的信心，恰恰是过去250年美国送给世界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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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章）

作者：凹凸

在华盛顿之前不是没有打天下、让天下的,但是唯有华盛顿给美国定下了政党政治、定期选举、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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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哥伦布们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了不起, 但其乘数效应远没有华盛顿伟大。

华盛顿的这个打天下、让天下、民主化、制度化天下, 则彻底恢复并完善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民主制, 而且是建立在一个联邦制基础上的, 而不是城邦制。

迄今为止, 政治上的普选+选举人票制度=信息对称 X 效率效益均衡 X 公平正义和谐 X 真理信仰一致=三级政府各司其职的最优化帕累托改进（指一种资源分配的变化）, 舍此别无他途。或许这个模式也有对外扩张或主导的三百年一周期 ，但这绝不是打天下、坐天下模式的三百年周期之帕累托改退。

很多读书人要么认知不够，要么良心不够，鼓吹自上而下的模式如何如何，或许不排除其也有短而窄的手段式的三权分离 X 三权分置之中兴，但最终方向还是自上而下的帕累托改退。

打、坐来的天下运行逻辑只能是“忠诚不绝对即绝对不忠诚”。而华盛顿的民主化模式自下而上，有限制条件的精英代理，始终是开源开放的、自下而上的信本天下；它与权本天下、权本一切相反。

（2026年7月5日）

【注释】帕累托改进 – 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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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飞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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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一到，绿茵场上还没怎么着，互联网上的戏台子倒先搭起来了。

6月下旬，日本队在赛场上踢出了一脚好球，上海某家酒吧里，几位中国球迷身穿蓝色球衣，灌了几口马尿，便跟着屏幕瞎欢呼了起来。有人说自己打小看《足球小将》长大，就图个情怀；有人说瞧瞧人家的青训打法，确实成熟。这原本是一幕再寻常不过的“精神股东观赛图”，但在有些人的眼里，这分明是一场“潜伏”多年的敌特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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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场面顶上热搜的，是复旦大学网红教授沈逸的言论。沈教授在网络节目里一拍惊堂木，登时吐出了两个重千钧的字眼，“汉奸”。不仅如此，沈教授还顺藤摸瓜，将《足球小将》这类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看过的动漫，一把揪住，升华成了“系统性传播军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套路”。

这一手帽子戏法，玩得是真漂亮。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互联网流量的，可沈教授的博学与敏锐，还是结结实实地震精了我一下。合着这几代年轻人小时候看的不是动画片，看的是“大东亚共荣圈指南”？那些年为大空翼和日向小次郎流过的眼泪，都是在给军国主义递刀子？

按照这个逻辑，隔壁王二大爷天天在路边下象棋，嘴里嚷嚷着“拱卒”、“杀马”，是不是也涉嫌组织非法武装割据？

老实说，沈教授这些年是越来越活明白了。他早已褪去了书斋里那层知识分子的寒酸与穷酸，摇身一变，成了最懂互联网算法的弄潮儿。

互联网的密码是什么？王朔早就解构过了，别跟人玩深刻，深刻招人烦；得玩情绪，得玩站队。逻辑这东西太重，讲清楚得花二十分钟，听的人早就滑走了；而扣一顶帽子只需要两秒钟，还自带扩音器效果。只要高喊一声“汉奸”，哪怕你其实是在讨论韭菜饺子该不该蘸醋，也能瞬间把公共讨论变成一场政治纯洁性的大考。沈教授坐在镜头前，面色凝重，情绪拉满，流量就像黄浦江的水一样哗哗地流进兜里。你看，知识分子一旦放下身段做买卖，往往比街头卖大力丸的还要精明三分。

但我心里总归有点不大舒服。倒不是反对沈教授表达他的宏大叙事与爱国情操，这年头，做正能量买卖又不犯法。我纳闷的是，一位堂堂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在面对足球、动漫和青年亚文化这种本可以细细切片、温柔解剖的课题时，怎么也沦落到了用最廉价、最省事的词汇去“横扫千军”的地步？

“汉奸”这俩字，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有血腥味的。那是连着汪精卫的投敌、陈公博的卖国，是三十万冤魂和无数烈士的鲜血浸透过、凝固住的历史。这词太沉重，重到每一次提起，都该是一次历史的审判。可如今，这么一件浸透了民族血泪的刑具，竟被当成了路边批发的大平价帽子，谁看球鼓个掌，就随手往谁头上扣。

可现在呢？这顶历史沉重代价打制的黑帽子，居然被沈教授拿去批发，随手扣在了几个看球喝啤酒的倒霉蛋、愣头青的头上。

语言也是会通货膨胀的。今天支持日本足球是“汉奸”，明天看日剧是不是就是“预备役汉奸”？后天开日系车、吃日料三文鱼，是不是得直接扭送派出所？再往后，倘若哪位倒霉催的学者去研究了川端康成或者夏目漱石，是不是也得在肚皮上贴个“重点怀疑对象”的标签？

鲁迅先生当年说，做人的尊严是靠自己挣来的，不是靠打巴掌在别人脸上留下的印子。当一个宏大的历史词汇被无限稀释、四处乱扔的时候，它非但不能捍卫尊严，反而会变成一种滑稽的时代杂耍。概念的边界一旦被网红们踩踏得稀烂，公共讨论的质量就直接跌进了臭水沟。

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盘盘逻辑。欣赏日本队的传控配合，难不成等于支持靖国神社？承认中国男足踢得像面条，难不成等于背叛了祖国母亲？如果穿什么球衣就代表效忠哪个国家，那中国球迷几十年如一日地身穿巴西、阿根廷、德国、英格兰的球衣，家里得挂多少面外国国旗？国际刑警组织是不是得专门成立个“中国球迷专案组”？

把体育比赛变成忠诚度测试，这不叫严肃，这叫荒唐得让人发笑。就像一个缺乏自信的汉子，走在街上，总觉得路人看他媳妇的眼神不纯洁，恨不得把所有路人的眼珠子都抠下来才觉得安全。

真正有底气的文明，胸襟大得能装下太平洋。当年美苏冷战时，也没见好莱坞把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列为禁歌；英国人就算再瞧不上法国人，也没听说过谁去抗议莫里哀的戏剧是“法兰西文化毒素”。竞技水平就是竞技水平，国家认同就是国家认同。如果一个民族的尊严虚弱到连别人家足球踢得好都不敢承认，那这种尊严，未免也太像纸糊的糊墙纸了，风一吹就破。

教授的价值，本来应该是在所有人都在老鼠般乱窜、狂热喧嚣的时候，他还能像个大夫一样，冷静地给你把把脉，告诉你，别慌，这只是感冒，死不了人。但现在的某些网红教授，似乎更喜欢跟巫医抢饭碗，他们不需要论证，只需要立场；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刀子。

沈教授当然有权在网络上唾沫横飞，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也是他的生财之道。但作为观众，我们也有权在台下啐上一口，然后说一句，戏演得不错，就是吃相难看了点。

当“汉奸”可以随手送人，当帽子可以满天乱飞，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足球的讨论。我们失去的，将是那点所剩无几的、体面的理性，以及对历史最起码的敬畏。

沈教授，还是请您高抬贵手，把“汉奸”这个词还给历史吧。至于足球，就留给那些熬夜掉头发的球迷。毕竟，人活一世，能让人纯粹高兴一回的国际比赛真不多了，您就别坐在导师椅上，非逼着大家在看球的时候，还要写一份八千字的《思想汇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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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中国很火的电影《阿嬷的情书》在新西兰上映了。潮属总会昨日举办了首映式，还请到艺术文化和遗产部长Paul Goldsmith发祝贺视频，祝贺的还有国家党议员陆楠，还有一工党女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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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毛传媒网友们就这部电影进行了讨论，其中有真实的生活回忆。

William

这几个星期，我看到很多人在谈论这个电影，几乎清一色的在赞美这部电影，这篇评论是我看到的唯一批评这部电影的评论，我觉得它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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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一个拥有海外关系的妇女，在四清和文革年代，会经历怎样的审查和折磨，电影只讲两个女性跨国之间的温情，却刻意回避那个时代的荒谬和残酷，在我看来是这部电影的致命伤，让这个温情故事显得很假。

当然，我知道制片方和导演有他们的难处，那是他们的求生密码，如果不刻意抽干那些历史的真实，这部电影就不可能在电影院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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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林：

我想在60年代的侨批是几乎中断的，而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60年代却是重点刻画，笔墨最重、情感最浓、戏剧冲突最强烈的部分。电影手法本来可以虚化，可以跳跃，可以浓缩。但却选择了最不诚实的路径。故事的情节、艺术的表达可以虚构，但虚构不是虚伪。即使能够戳中观众的泪点，达到情感高潮的共鸣，这高潮却是因着虚伪而摧生。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即使到了1995，1996年，我哥从基督城往家里寄的信，都有被拆过的痕迹，就因为落款是”Christchurch“。更离谱的是后来连装模作样都免了，拆封后直接用钉书机钉上。

我哥后来将落款改成CHCH才免遭其难。

Bernny

我90年在大学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发信人我不认识，对方只是跟我的一个在国外的朋友同寝室，听了我的歌，然后就来信推荐我听一些她喜欢的音乐。也可能是因为89才过，那封台湾来信直接被扣在系里。然后系党委书记叫我去收信，明明白白告诉我说，他们看过这封信，说信“没什么问题，你可以拿回去。”

凌风

旧时代大家有归土之思，故有时代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故土是祖上及族人世代所居、自有物权、文化传承、宗祠香火……但是，现在的政府早已把这一切连根拔起、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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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泽玮 （新加坡联合早报）

统战工作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软处，用情去完成攻心。

周末去看了中国当下最受追捧、总票房预计破16亿人民币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万种思绪被电影情节搅动不止的一秒钟空隙里，我突然回过神，热烫的脑袋闪过冰冷两字——统战？ 

从情感中抽离地看，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统战片，即便导演未必有这个初衷。统战对象不是平日新闻中常见的台湾人，而是全球华人，更多聚焦东南亚华人。没有宣传口号，没有宏大叙事，唯有“情义”两字贯穿全片，牵起一个女人写给另一个女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情义文书。

剧中演员全讲潮汕话，演员据说也都是素人。潮汕话既非潮州话，也非福建话，听不太懂，但借助字幕就能完全看懂。

影片讲述上世纪40年代，一个叫郑木生的潮汕青年在战乱中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过番”下南洋，留下妻子叶淑柔在老家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他先到马来亚，再到暹罗（今泰国）。在暹罗结识华人女子谢南枝，两人相互扶持，建立起情义相挺的真挚情谊。

郑木生在跑船时与歹徒搏斗落水身亡。谢南枝帮忙办后事，还继续以郑木生名义，寄送侨批给素未谋面的叶淑柔，汇款也没少，甚至连咸猪肉和脚踏车都寄上，为相隔江海万里的另一个家庭守护长达18年的美丽谎言。 

谢南枝和叶淑柔在垂垂老矣之时，终于在泰国见上一面。此时谢南枝已患上老人痴呆，恍惚中，她脱口而出：“你是淑柔姐吗？我给你寄的咸猪肉好吃吗？” 一句老人之间关于吃的寻常问候，承载谢南枝对叶淑柔一辈子的情义羁绊，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散场后，坐我后头、说着标准普通话的中国北方观众在讨论侨批。似乎在走进电影院之前，他们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肯定也不像中国南方人那样，有亲戚在东南亚。侨批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海外华人寄回中国家乡，集家书与汇款凭证于一体的信件，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乡愁印记。

身为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我不禁在想，当这部影片在东南亚国家放映时，当地华人群体，尤其是经历侨批时代的老一辈，如果还健在并能走进影院看电影，那些纸短情长的悲欢离合，会在他们内心产生多大的触动？他们当年可能只是个孩子，如今两鬓斑白回看历史，侨批记录的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喜愁悲欢虽早远去，却始终是他们人生剪影的一部分。

年轻一代的东南亚华人，他们的观后感又是什么？以第三者的视角看着别人的故事时，是否也会产生“那是我曾祖父祖母的故事”的共鸣？我出世的那个年代，侨批已走进历史，但仍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过，要寄东西“回唐山”。 

《给阿嬷的情书》是部好片，至少在人工智能全包揽就能整出短视频的“预制菜智能时代”，导演证明了有克制、有温度的人文电影，终究还是要人来做。

说片子具备某种统战效果 ，因为它做到真正的润物细无声。不同于生硬、容易引发警惕、仿佛只差没把“统战”二字刻在额头上的表达方式，这部电影以质朴的影像语言和情感真挚的叙事结构直抵人心，让人不自觉对“唐山”产生亲近，进而形成跨地域的华人情感共振。

影片更是让人思索，非中国籍、不在中国出世长大的华人，他们与中国的连接是什么？那些不理解中国社会运作，甚至不谙中文，却被中国崛起所吸引的华人，他们与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又是何种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和统战工作不断扩展，这种连接会否不断加深？若是，这会给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华人和他们所属国家的治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当下虽没了侨批，却有小红书、TikTok、微信、淘宝等各式各样的现代应用，它们正以更便捷方式，将世界编织入同一张由中国构建的信息网络之中。 

影片的“过番”落脚处设定在泰国，中泰友好是个自然卖点。再延伸开来，有华人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潜在市场。上网查了一下，中国媒体报道，影片发行方确实将重点放在东南亚市场，“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潮汕侨胞聚居地区”。也果不其然，媒体报道称，中国全国多地统战部门及侨联组织，如汕头、福州、马鞍山等地，将电影作为重点文化项目，“纷纷组织统战成员、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集中观影”。

我想起跟台媒朋友聊起祖籍话题时的一段对话。大家都是祖籍福建，她快速反应说，祖辈上了哪艘船，就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她祖辈那艘去了台湾，我祖辈那艘漂到了新加坡。

极富画面感的一句话，我听出些许宿命感和难以言说的历史分岔感。台海两岸关系千丝万缕，盼最终能以水到渠成方式和平处理。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作为位于东南亚的多元种族国家，虽以华人为多数，但并非华人国家。国语为马来语，国歌亦然。经历数代人落地生根后，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早已清晰不过。就个人而言，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祖籍福建东山，是明确的身份排序；与中国，是祖籍连接，而非祖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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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吉 米

从香港移民英国后，认识了一位朋友的母亲；她一生的经历，足以写一本有温度更有历史厚度的书。

朋友母亲祖籍福建，上世纪50年代响应陈嘉庚的号召，从马来回国，被安排到北京。她说当时带回的东西如电器、缝纫机之类的东西被政府“没收了”，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国内还很罕见。

她在中国内地一直生活到80年代，其经历只一个“惨”字可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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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她有幸获批，移民香港。

2020年因香港变故，她带着儿孙一大家移民英伦；三年前长眠于此。

她的家族故事，有如齐邦缓《巨流河》故事的一个更普遍人的版本。

朋友母亲的这一生——从马来西亚到北京，再到香港，最终长眠于英国——是20世纪华裔命运不折不扣的缩影；她比《巨流河》还要多了一层身份错位带来的撕裂感， 一个更有痛感的普通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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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响应陈嘉庚号召回国的华侨（史称“老归侨”），绝大多数都怀着极其纯粹的赤子之心。他们变卖资产、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带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国内极度匮乏的物资（比如她的电器、缝纫机）回来。但他们遭遇的，是历史最残酷的黑色幽默：

资产被“收归”： 在当时的公私合营和全面公有化浪潮中，个人财产权被迅速消解，他们带回来的私产成了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

“海外关系”成紧箍咒： 到了50年代末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原本代表着爱国和奉献的“海外关系”，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政治特务嫌疑和“黑五类”标签。他们因为有海外亲戚、能收到境外汇款（也就是侨批），反而遭到了无休止的审查、抄家和批斗。

从50年代到80年代，那三十年的日子，对许多满腔热血回国的归侨来说，真正活成了一个“惨”字。那种被自己深爱的土地排斥、怀疑的痛苦，比物质的匮乏更摧残人心。

她一生3次重大迁移，每次都涉及中国当代历史重大变迁下的选择，她一生都在历史的夹缝中奔波，寻找一个可以被称作“家”、能够让个体生命安全落脚的地方。

南洋的暖风：那是她无忧无虑的童年与少年，是陈嘉庚号召下的满腔热血。

北京的寒冬：那是她青年到中年的理想幻灭。三十年的“惨”字，是把一生最黄金的岁月，献祭给了时代的荒诞。

香港的烟火：那是她后半生的避风港，是在九死一生后终于抓到的一张安稳餐桌。

英伦的落叶：那是她暮年的最后一站，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再度漂泊，最终在异国他乡闭上双眼。

她没有死在她年少时热血回归的北京，也没有死在她生活了四十年、儿孙满堂的香港，而是长眠于父辈当年“下南洋”时那个殖民母国的土地上。 这种终局，是对所有宏大政治口号最无声、也最彻底的讽刺。

前日在她的坟前，不敢停太久，总会有一种酸楚欲泪的感觉。

看到网友们谈《阿嬷的情书》，心生感慨，电影是拍给活人看的止痛药，朋友母亲的故事，才是写在墓碑上的真实史诗。

每一个在银幕前被“侨批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的观众，其实都应该去听听这些真正的历史幸存者在餐桌上的叹息。因为只有看清了那些被碾碎的个体感受，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什么是真正的代价，什么是真正的个体……而这又是一生最重要的。

生命如此匆匆又短暂，总不应该被梦幻所遮蔽。

当在聚光灯下看那些被筛选、被提炼的“情书”和“家国情怀”时，真实历史中个体所承受的重压，往往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了。

国内意识形态喜欢宏大叙事，然而这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要求个人对宏大概念付出绝对的忠诚，却在个人需要保护和尊严时，极其冷酷地转过身去。

当朋友的母亲带回来的缝纫机等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时候，当她因为大洋彼岸的亲人而抬不起头的时候，那种“家国情怀”就变成了一场单相思的苦恋。最终，逼得一个在传统文化里浸润一生的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带着子孙决绝地离开这片她曾热烈拥抱过的土地。

宏大叙事的背后，最冰冷，也最真实。

所有历史的痕迹，其背面才是更值得去反思、记忆的。

如果不是看到朋友讨论《阿嬷的情书》，我也不会想起说出朋友母亲的故事。随着她的长眠，这段长达七十年的、惊心动魄的家族流亡史，可能就永远消散在英伦潮湿的空气中了。这种“不为人知的消逝”，才是最让人堵得慌、最让人流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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